11/17/2017

參考莫干山會議招青年人才 (雷鼎鳴)


上周開了個土地供應專責小組連續4小時的會議後,走出政府總部,原來天色已黑,但隱約仍可見到總部門外有個臨時接待處,似是為中央政策組招聘年輕人員而設的。林鄭多次提出,希望招納多些青年才俊加入政府或是諮詢架構,這取向是對的,問題是怎麼樣發掘人才、培養人才。這不由使我想起1984年9月3日至9月10日在杭州附近以干將莫邪為名的莫干山所舉行的一個「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學術討論會」。這個史稱「莫干山會議」的聚會,影響深遠,為中國以後30多年的經濟發展發掘了大量的人才,而且從歷史眼光觀之,這次的選才極為成功,特區政府在選拔年輕人時,應參考一下別人是怎樣做到的。

徵文比賽挑選代表

為甚麼說「莫干山會議」十分成功呢?這次會議正式代表124人,來自全國,從1,300篇應徵論文的作者中挑選出來,還有一些是會議發起人或是已有一定成就的中青年學者,也有些是在政府工作的。非正式代表有183人,有來自學界、政界、報界等等的,最年輕的參與者是當年只得24歲的西北大學研究生張維迎。張是我老朋友,是內地頂尖經濟學家,曾任北大光華經濟管理學院院長。但就在這批人中,我們竟可以找到大量後來都成了經濟領域中撑起了國家的棟樑人物。

今天中國的經濟名人有誰參加過當年的「莫干山會議」?很多!只提一小部分。上面已提過了張維迎,最著名的恐怕是剛退下政治局常委的反貪腐大將王岐山;清華大學出身的周小川今天已是人民銀行行長,他也是會議中人;馬凱當上了國務院副總理;郭樹清、樓繼偉、李劍閣都曾在中央財金官員系統中擔任領導職位;周其仁是全國知名的北大教授;華生當過大學校長;吳曉靈當過人民銀行副行長等等,不能盡錄。

這個會議憑甚麼發掘到這麼多優秀的人才?上述提到的徵文比賽是一個重要方法,參與者要各憑本事把自己的觀點有系統、有尖銳性地寫出來。入選者已是精英,但這還未夠。主辦者為幾個傳媒與高等教育機構,他們把與會者送上山,一星期內在山上大辯論,我估計也許像我們常搞的研討營、退修營之類的。幾百名思想活躍的精英放開思想一同論劍,遙想起來也使人神往。據說當時上山的台階上,站了不少沒有入選的青年,他們一直在等待着、懇求着,就算不給他們發言時間,也希望能到會議廳中聽聽別人真知灼見的一麟半爪。經過文革的折騰,中國的青年特別的求知若渴。

送上莫干山 論劍一星期

辯論本身不但有助進一步的發掘人才,而且亦是培養人才的有效方法。參與者名單中我見到陳一諮的名字,記得在80年代,他已是趙紫陽的重要謀臣,我在美國教書時,他曾在我家住過一晚,印象中他十分聰敏老練,他是否在莫干山中負有挑選人才的責任,我不知道,但他應有這能力。

會議結束後,總理趙紫陽會見了包括王岐山在內的「四君子」,這是第一次的老青對話,後來又有了第二次。「莫干山會議」中有討論過當年十分熱門的價格改革問題,趙紫陽便讚討論「很開腦筋」。會後,參與者開風氣之先,寫了7份政策研究報告,各地亦成立了不少青年經濟學會,這批人應是中國公共經濟政策研究的先行者,對日後中國決策層的影響不容低估,他們中的一部分人更直接被招入各政府部門辦事,其後有些還扶搖直上。

香港政府可參考甚麼?最簡單便是先邀請幾位當年的與會者來講解情況。但從上所述,有些做法比面試更有效。可以先搞徵文比賽或在報章上的文章物色有識人士,但這未夠,要組織一些研討營讓他們進行尖銳的辯論,並找高人從旁觀察着,一方面可搞清誰是龍誰是蟲,亦可使參與者接觸到不同觀點的人。這些對他們將來在政府的工作應十分有用。特區政府當然也會有自己的一套觀人術,但在處理深層次的矛盾及吸納青年精英的觀點上,成績未見突出,參考「莫干山會議」的一套,應有好處。

(Sky Post 2017-11-17)

誰會為私隱拒電子支付 (雷鼎鳴)


  如果八達通未來沒有重大的技術革新,微信及支付寶瓜分香港的電子支付市場將是早晚之事。

 

  只要對內地這兩個電子支付系統稍有認識,便不難察覺它們的科技水平是高了一個層次。有些評論員以為它們只是使我們生活方便一點而已,沒有甚麼大不了。這是太疏忽的觀點了,世上眾多影響深遠的科技,在剛出現時也只是使我們稍為方便一點,但後來卻改變了世界。舉個例子,facebook最初不也只是方便大學生聊天吹水嗎?但它出現後沒幾年,便已對世界政治及社會心理造成無人能事先預料到的衝擊。也許有一天,沒有用過電子支付系統的人,在大數據時代銀行找不到他們的信貸及消費數據,因而拒絕貸款給他們創業或買樓。在外國,若要借錢,銀行總會找公司查一查你的信貸歷史。有了更先進的電子支付系統後,此種情況只會更加普遍。有一點更加重要:當使用支付系統的人以十億計時,必可提供到足夠誘因吸引人以支付系統為核心,研發出更多的科技應用出來。

 

  電子支付系統的應用已經做到鉅細無遺的境界,我上周說聽聞有人在「叫雞」時也用這些系統,並說要檢驗系統應用的廣泛性,不應把注意力光是放在主流社會中,邊緣社會中人的行為更有參考價值。有些評論人誤以為我十分關心這些邊緣人士的狀況,這倒是高估了我的道德情操了。我不是社工,選「叫雞」作例子,最重要的原因正是其包含隱私性及違法性。若此兩種特性都阻不了有些人堅持用電子支付系統,這便足以說明它的普及性到甚麼程度了。我習慣了在「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痴」的環境中生活,朋友多是舉一反三之輩,不用說太多他們也會明白,但社會中人也許並非人人都有此水平。

 

  不過,香港總也有人很快便把支付系統與私隱或違法連繫上,他們是我非完全的知音人。有些評論人推斷,因為使用支付系統會留下痕跡,所以有常識的嫖客絕不會用支付寶或微信。我不同意這看法。史諾登爆料後,我們應該知道,我們所發的電郵、所打的電話,通通都被美帝記錄下來,隨時可用。林釘書機王一案中,我們又驚覺原來香港到處都有天眼,監視著我們一舉一動。但我們是否會因此不發電郵,不在電話中談私事,沒有人敢從街上踏入娛樂場所?有一些人的確很重視私隱,對監視十分顧忌,但大部份人不會,他們反而會認為,自己一介小民,沒有行差踏錯,誰會浪費資源監視自己。同理,在內地使用微信或支付寶的以十億人計,就算是利用這些系統做了見不得光的事,怎會偏偏被公安選中來調查?當然,國際大盜、特務、或知名的政客,若用支付系統叫雞,的確是十分不智,因為公安可能一早已盯上他們,其出事的概率太高了。

 

  本報老總對這些支付系統很感興趣,他如我一樣,深信電子支付叫雞的現象一定存在。他還提出一點我沒有想過的,便是妓女常遭人搶劫,用電子支付系統會使她們更有安全感。傳媒老總都是些見慣光怪陸離的多聞之人,他說得有道理,我自然信心更大。

 

  內地的科技確是變得很快,我常到內地開會,也覺得有些跟不上。我欣賞的資深傳媒人周顯自稱是到娛樂場所的半專業人士,卻認為電子支付系統用不了,原因是妓女不會帶著一具讀卡機之類的設備才來服務。周先生有所不知,只要手上有部電話或只是一張印有二維碼的紙便足可進行交易。周顯也是多聞之人,一樣如我般跟不上內地的科技發展,我們應怎樣應付這必然到來的機會與挑戰?

 

  (完稿後得悉孫柏文在八月也有刊登一篇文章,認為八達通要被鳳姐普遍接納才有得打,觀點跟本文一致,失敬!)

 

(Headline Daily 2017-11-17)

11/16/2017

中國模式與經濟增長 (雷鼎鳴)


如無重大意外,今年中國經濟增長率應可錄得6.9%左右的增長。硬著陸沒有發生,中國GDP增長的幅度,若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等於澳洲一整年的GDP。從增長時間之長、規模之大、滅貧的速度與人民生活改善之快,世界歷史上從未出現過中國的現象,這也是我為什麼一直認為解釋為什麼中國的經濟增長能夠這麼快,以及她的增長是否可以持續,是當今經濟學中最重要的問題,答案有助於啟發世界各發展中國家思考未來的發展方向。事實上,已有不少這樣的國家正在複製「中國模式」,並取得很好的成績,埃塞俄比亞、盧旺達等便是例子。這便難怪《時代雜誌》也會以「中國贏了」為封面主題。

 

中國人懂得居安思危

 

中國人是居安思危的民族,成功愈是卓越,愈是需要謹慎,不時的檢驗成功的動力及它能否維持,是永恒的責任。我的資深讀者都會知道,20多年前,當中國GDP只是今天的八分之一時,我已是中國經濟的樂觀者,至今的事實仍未能改變我這個取態。究竟她成功的秘訣是什麼?這可以有不同角度,不同層次及不同細緻程度的分析。

 

從單純技術層面的角度看,增長動力不外來自勞動力的增減,資本積累的速度及生產效率或科技(即全要素生產力)進步的快慢。我們若加入一些定量分析,可發現勞動力的變化已漸趨停頓,不再是增長動力,但中國儲蓄率極高,所以資本能高速積累,中國GDP增長的動力七成以上已是靠資本積累去推動,另外的兩三成是靠全要素生產力的進步。

 

不過,我們若再想一想,當會發現「人」的因素才是最重要。為什麼中國人民肯犧牲今天的消費而成就這麼高的儲蓄率及隨之而來的高投資?這必然與投資的平均回報率不錯有關,否則他們沒有誘因這樣做。生產效率為什麼有不錯的進步?這與人力資本或教育有莫大關係。若人人懶散,得過且過,科技及管理如何能不斷提升?因此,我相信觀察中國經濟,不能脫離對人的行為及能改變他們行為的相關制度的分析。在此問題上,已故經濟學大師奧爾遜(Mancur Olson)的理論十分有啟發性,能使我們從一個側面看到中國的成功之道。

 

奧爾遜有數本名著,影響最大的可能是他的《國家興衰》(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一書。他的理論頗為簡單,一個成熟的國家往往阻擋不了以保護自己利益為目標的利益集團的出現,一旦它們影響力坐大,這個國家的生產效率便會日漸衰退。為什麼它們容易坐大?這是因為保護主義的得益者人數通常較少,但他們利益集中,有強大誘因在政治上施壓以求達到目的。反

觀受害者,人數眾多,但每人的損失不大,所以他們並無誘因組織起來反對扭曲性的保護主義。舉個例子,美國的棉花農民是經典的利益集團,他們得到美國政府財政的大量補貼,大棉花農產出佔比例很大,所以得到的補貼也較多。

 

排除拖住增長後腿的障礙

 

2010年,最大的5%的棉花農得到的補貼超過總補貼的一半,最大的1%,每個農莊每年更平均可得到17.5萬美元的補貼。這些補貼要納稅人承擔,公平當然談不上,但為什麼納稅人不去爭取取銷這些補貼?原因是納稅人人數眾多,平均每人只需為此多付6美元,數目太少,他們無誘因組織來去反對。反觀棉花商,他們利益集中,人數雖少,卻有絕大的動力向政府施壓。最後的結果是,這一類的保護主義在各行各業充斥,資源配置被扭曲掉,經濟增長也就被遏抑。要注意,民主制度並不能解決這困難,可能問題還更糟,政客對強大的游說集團怎會不討好?

 

用上述理論推導,若要經濟開足馬力增長,便必須排除拖住增長後腿的障礙,而障礙正是利益集團。這些集團的形成是自然的,所以每過一段時間便應想法把它們打散。中國近數十年的歷史中,有無瓦解不同利益集團的事實?顯然是有的,但不同時期效果不太一樣。

 

在一段很長的時期內,中國政府喜歡推動政治運動,其意圖與經濟可能關係不大,但客觀上卻有打擊某些利益集團的作用。「三反五反」是較早期的政治運動,當中以反對貪污賄賂為主線,1951年底開始,有些幹部落了馬,貪污現象也受到遏制,致使一直到六十年代中期,中國在國際上有被視為最廉潔的國家之一,建國初期中國的經濟及建設也確有不少成就。

 

不過,我相信當時的經濟增長主要還是靠數十年的軍閥割據及戰亂的終止所帶來的相對穩定而造成,國民黨剛敗走,奧爾遜式的利益集團恐怕仍未有時間形成。其後的大躍進與文革,對經濟的直接破壞太大,人才沒被好好利用,中國經濟只能亂作一團。

 

事物總有兩面,文革破壞之大雖史無前例,但建國後20多年所積累起來的黨內外利益集團也同樣被打得七零八落。我常會問,若無文革,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是否會遇上大得多的阻力?八十年代當然不是風平浪靜,例如有人要搞搞「反精神污染」運動,但人心思變,都成不了氣候。反而當時知識界百家爭鳴思想極為活躍,例如1984年,中青年經濟精英舉行了一次「莫干山會議」便不但幫趙紫陽激活了思想,並發掘及造就了大批各領風騷的經濟人才,他們不少在今天仍身居要位,影響中國極深。使人驚訝的是,直接走上市場經濟第一線的創業家也紛紛湧現,擋也擋不住。若無八十年代建立的市場主導思想與操作基礎,中國的資源配置效率不會進步得這麼快。

 

1989年六四後中國的改革有點迷失方向,是否繼續開放心存疑慮的人很多。但1992年鄧小平南巡改變了這局面,已經形成的改革派利用這機會大力主張繼續開放所帶來的國際競爭市場,迫使中國的企業選擇了符合本身相對優勢的勞動密集生產模式,經濟得到強大的動力。開放政策自然也動搖不少人的利益,尤其是資本密集的國企便容易虧蝕,但他們都未能有效阻止一步步走下去的開放政策。

 

「中國模式」似逐漸浮現

 

下一步的開放來自加入世貿組織WTO。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加入WTO,貿易額接大幅度上升,致使今天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一大貿易大國。但加入WTO前,中國便先要滿足一系列條件,這反而給中央政府提供了正當的理由預先推動更多的開放改革。不能說這沒有阻力,但中國仍是幸運的,執行這些改革的是意志堅定的朱鎔基。朱的名言是「準備好100口棺材,也有我的一口」,無非是個同歸於盡。有人要與你同歸於盡,你敢不退避三舍嗎?

 

成功掃走了「入世」的障礙,中國經濟體制更趨自由化,這為經濟提供了極強的增長動力,今天的中國還在享用這些改革帶來的成果。本來到了2008年5月四川地震前,改革成果已有減弱的趨勢,但國難當頭,也就顧不上進行什麼新的改革了。改革既無新的進展,後患便易出現。

 

前幾年說經濟有下行壓力,來源之一正有可能是因為缺乏新的改革動力。此一情況在習近平執政後又有改變。他大力反貪腐,「打虎、拍蠅、獵狐」一手抓了起來,貪腐高官聞風喪膽。貪腐的出現源自貪官手上的權力,當資源配置是依靠完全的自由市場競爭時,貪腐不可能出現,因為沒有人再有誘因付錢給貪官。

 

我們可以看到,貪官往往是最堅決反對改革的利益集團,除非改革的某些條文走錯方向,反而給予他們更多的不利社會的權力。在反貪的過程中,也許經濟會受到暫時性的拖累,有些官員惟恐被波及,明哲保身,不做事便不會犯錯,這當然會帶來消極的影響,但長遠而言,擊散了這些利益集團,才可使經濟制度繼續優化,使增長更能持續。

 

從上述可知,「中國模式」似已逐漸浮現。它的主要特點是政治權力高度集中,某項政策不論是政治精英深思熟慮所制訂,或是領導人拍拍腦袋而決定,又或是搜羅民間智慧而來,在推行時都強而有力,反對者望風披靡。此種權力令只顧小圈子利益的奧爾遜式利益團體面對很大的風險,不易生根,因此它們也並不能持久地拖住經濟發展的後腿。

 

不過,權力集中顯然會帶來另一些問題,中央政府若判斷錯誤,推動了一些根本不利經濟的政策或運動,例如文革,帶來的傷害也十分巨大,但縱使如此,文革10年浩劫過後,奧爾遜式利益集團也無多大力量,這便給鄧小平留下足夠的空間推動改革開放。

 

領導人選拔十分重要

 

假如中央權力要推動的政策合乎經濟發展規律,加上政府的執行力很強,經濟的增長會是驚人的,但奧爾遜的洞見又頗為真實,利益團體的滋生是自然而來的,每過一段時間,例如七八年,新的利益團體又有可能集結力量,需要有為的中央力量向其衝擊。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八十年代利用世界市場的競爭去迫使自己的企業提高效率,鄧小平南巡把開放政策延續下去,加入世貿前所作的改革及入世後的更直接與外國競爭,甚至是今天的反貪腐運動都因為大方向正確,而又能排除利益集團的干擾,總的來說十分成功,經濟的增長也是驚人的。在過程中有時也會走漏眼,出現錯誤,文革不用再說,加入世貿後幾年中國便實施了新的《勞動法》,此法對經濟大大不利,這也是近年經濟增長不及從前的一個因素。

 

由此可見,若要使增長持續,位高權重的領導人的選拔十分重要,他們必須要有卓越的判斷力與能力,自己的利益能與人民的利益一致,對他們的監管制度也要加倍地嚴格。

 

中國的模式與新加坡模式似乎較為接近,大家都是政治權力集中,經濟上則模擬自由市場的開放性與競爭性,但在可見的將來,中國並無誘因採納新加坡或西方社會的民主選舉。

 

也許從前中央決策人曾經想過可否加入西方民主選舉的某些元素,但近年西方社會及可以作為試點的香港,民粹主義肆虐,政客視公眾利益為無物,優質民主制度幾近失傳,民主在不少內地精英眼中成為反面教材,中國政治離民主選舉更是遙遠,但經濟的高速增長卻大有可能持續一段很長的時間。在此形勢下,經濟上的成功卻也有可能令中國的政治經濟精英能充滿自信地重新檢閱世界其他地方的制度,若有重大優點的,吸收回來也是無妨。

 

(HKEJ 2017-11-15)

11/10/2017

中國崩潰論站不住腳 (雷鼎鳴)


十九大過後,習近平主席大權在握,更可把精力放在經濟發展,我們也是時候再展望中國經濟前景。

前一兩年,中國經濟要進行一些結構性改革,遇到下行壓力,這本是任何經濟體都要經歷的商業周期,但有些人卻一口咬定中國經濟會硬着陸,甚至崩潰,政府亦會倒台,從現在的數據看來,此等判斷確有些可笑。今年頭3季的GDP增長率是6.9%,高於去年全年的6.7%增長。今年年終時,我估計中國GDP很有可能會錄得6.9%甚至是7%的增長。所慮者是中央政府眼見經濟勢頭不錯,可以有較大空間承受更多的調整,例如加快去掉過剩產能,這便會形成失業壓力,抑制了經濟增長。

我估計未來這兩三年內,此種格局不會有太大變動,明年的增長與今年或許大致相同,要等到中國的經濟轉型有更大的進展後,高增長率才會重現。不過,就算是現時的增長率,若用購買力平價計算,每年光是新增的產值,已是等於澳洲一整個國家的GDP了。這便難怪為甚麼皮尤(Pew)研究中心所制定的人民經濟滿意指數,中國是名列世界第一了。

新增產值等於澳洲GDP

上述枯燥的數字,已證明了中國經濟活力之強,雖然我們也清楚知道中國經濟所要面對的各種挑戰,但已足以推翻國際上不時出現的中國崩潰論。持此論者最有名的恐怕是一個叫章家敦(Gordon Chang)的美國律師與新聞評論人。此君在2001年出了一本暢銷書名為《即將崩潰的中國》(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內中臚列「數據」,力陳中國經濟在5年內應崩潰,就算遲了,10年內也會出現。到了2012年,他又在雜誌上發表文章,說他的預測只出現了一年的誤差,2011年雖未見崩潰,但2012年卻是躲不過了。甚至在去年他在電視訪問上,又老調重彈。我對此位仁兄十分佩服,不知其為何仍被西方社會的部分媒體視為中國專家,我估量着,這或許是西方社會中有一些人很需要此等與事實離天隔九州的言論來慰藉其容易破碎的玻璃心吧。

在章家敦言論初現時,我也曾一度大吃一驚,史丹福大學有位著作等身的歷史教授叫張少書(Gordon Chang),因英文名字相同,我誤以為上述的崩潰論出於這位名重學林的大家之手,分量自然不同。但原來這位張教授也深受章律師的困擾,張教授的觀點與章律師南轅北轍,竟也常被誤會為同一人。據他所說,曾有位疑似是英國軍情六處的職員給他電話,邀請他免費到英國一遊,只需向英國的軍方將領講講中國將如何崩潰便可,他才知道是別人搞錯了對象。不知為何,我讀到這段經歷後,總是替張教授的名聲無辜受累不值。

港人應同心搞好經濟

回到香港,有些見解獨特的網民亦有提出過他們口中帶有侮辱性的「支爆」論,這本不須理會,但奇便奇在香港的一些對經濟認識近乎零的「有識之士」也在推銷此難以守得住的觀點。這些人一直難以解釋,為何可以在港搞港獨有任何成功的機會?如日中天的中國社會,怎可能容忍港獨的存在?在思想沒有出路的情況下,他們惟有把整個政治議程建築在一個幻想出來的假設︰中國經濟快不行了,政府也會因而垮台,那麼港獨的最大障礙便消失了。他們既有此心靈慰藉的需求,那麼你叫他們看看事實,搞清形勢,也是對牛彈琴的。

我一向支持言論及思想自由,但卻希望香港明天會更好。如何做到?這需要不同觀點的人都一起為香港建設,並充分利用香港得天獨厚的機遇。假設有兩種香港人,第一種愛國愛港,你要他們努力建設,他們不會反對;第二種是反中國但也許愛港,這些人口稱要爭取公義等等。他們應要明白,中國出現所謂的「支爆」機會近零,中國將會繼續存在,他們若要爭取甚麼東西,最有效的方法便是增加議價能力,而議價能力的基礎,在中央政府眼中,只可能是香港經濟會對中國有甚麼貢獻。如此一來,這些反中國的港人最應該做的一樣是搞好香港經濟,這才會避免香港變得可有可無。因此,不論哪一種港人,都應努力為香港經濟打拼,不是亂搞鬥爭。

(Sky Post 2017-10-10)

 

學者論「叫雞」有何不可 (雷鼎鳴)


  在一個研討會上,主持拋下一個問題,為何當今世代出現了這麼多自我中心兩極化胡搞蠻纏的年輕人?我對此問題思考過多時,寫過好幾篇文章分析,但限於台上發言時間,我當時只簡略地提及一個原因:互聯網社交媒體的出現,造成了不同意見群組各自物以類聚,意見相同的暢所欲言,互相鼓勵;不同意見的人加人,即被罵走,社交媒體變成「回音廊」,久而久之,容易失去對不同意見的包容性。

 

  月前美國知名評論人Bret Stephens在《紐約時報》發表長文,一樣地慨歎美國校園出現了大批的年輕極權者,他們不懂得與不同意見的人相處,行事只看立場,不理事實,只要意見不同便加上道德標籤,這是一種思想嬰兒化的行為,他認為是教育出了問題。

 

  教育出了甚麼問題?美國的父母及學校(其實香港的一樣)從小便對孩子呵護備至,他們犯了錯也不敢批評,日積月累,終發展成兩種貌似相反,但根源一樣的行為取向:一是對不同意見或立場的人充滿攻擊性,事事自我中心,二是心臟玻璃化,在校園或社會中要求保護,使他們所謂的「安全空間」,可以不用聽到他們不想聽到的語言用字或聲音。

 

  後者有多嚴重?在UCLA有位教授改正某黑人學生作業的文法與標點,竟被抗議為在校園中製造敵意;在威斯康辛大學一分校中,校方指定的避忌用語竟包括「美國是一個熔爐」;柏克萊加州大學有學生反對教授柏拉圖阿里士多德,原因是這會為帝國主義服務;華盛頓州立大學有教授聲明,誰用「非法移民」一詞便會被扣分。

 

  這些語言警察總會想出一些匪夷所思的邏輯來「淨化」其認可的語言。我對此種行徑一直都十分反感,可幸芝大校長年前也發表文告,批評此等思潮,近年在香港評論界聲明鵲起的盧安迪,也曾參加過一個「普林斯頓開放校園聯盟」,與芝大的文告互相呼應。我兩年前便撰文大讚之。

 

  在上述的同一個研討會,我在論述電子支付系統在大陸的普及程度時,提過付錢給乞丐及在朋友口中聽來的「叫雞」(我一直懷疑此詞的來源是在普通話上與「召妓」發音極為相近)也可以用電子支付,這在社會中掀起了一點微波,我倒是希望波浪能更大一點以刺激思考。在批評方面,主要有兩點:一是教授用此例子不當,應該羞恥;二是用字有歧視成份,應用典雅一點的字。兩點我都不認同。

 

  在諾貝爾得主貝卡爾(Gary Becker)的示範下,優秀的經濟學家都應懂得,研究人類行為,不能只看主流社會,若某理論或制度在邊緣社會中一樣適用,那麼理論或制度的可用性便可大大提高。因此之故,經濟學家的頂級殿堂中,有不少滿載數學方程式的關於娼妓、罪犯、黑幫等等邊緣人士的研究,經濟學界不會覺得分析他們有何不當,也不會帶有歧視地認為一用他(她)們作例便應羞恥。小兒當年在芝大修讀過等同諾貝爾獎的克拉克獎得主利維特(Steven Levitt)的經濟學課時,教授說會安排一個他不知何處找來的妓女與十名學生座談,但學生太多,人人踴躍,只能抽籤,小兒竟被抽中,我連連替他感到高興。有些不懂學術界的人說用上述例子要羞恥,不知者不罪,我不會怪責他們。

 

  至於教授可否用市井語言?我對各階層一視同仁,他們的語言我無禁忌。「陋室銘」中有云「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我只做到一半,我交友從不問階級,白丁充斥,我對「往來無白痴」倒是受落。我討厭粗口,因為當中有強烈的侵犯性。「叫雞」是市井語言,不是粗口,自命高雅的人不用,我不阻止,但「雞」一詞早已通過市場驗測,成為港人日常用語。若非如此,為何電影《金雞》這一片名,未聽過有人抗議它有歧視性?

 

  從上文所知,我對那些無聊的語言警察十分反感,希望他們不要把自己的玻璃心投射到別人身上,有很多有意義的事更值得做。話說回來,我們用字當然也要有分寸,粗口不要用,侮辱國家民族,損害別人自由的攻擊性言論,我強烈反對。讀者可自行思考自己用語自由的界線在那裏。

 

(Headline Daily 2018-11-10)

11/09/2017

「一帶一路」與香港優勢 (雷鼎鳴)


「一帶一路」在可見的將來,都很可能是國家重要國策的一環,當中會衍生出大量機遇,但也會把我們引入一些我們不一定熟悉的領域中。港人不但應摸索一下有什麼具體的事可以做,亦應在抽象的理論層面思考國策可能帶來的前景,否則我們容易又再錯失機遇,在此新一波的全球化經濟整合中被擯出局。

 

「一帶一路」是經濟全球化的一種延續,在整個構思所包含的六十多個國家中,有部分並未有深度融入世界經濟,其發展的空間也就受到較大局限。「一帶一路」卻有可能把這些國家連接起來,各國會更加互相倚存,經濟上可互通有無,產值也會增加。這裏有好幾個問題我們都應思考一下。

 

現代經濟學鼻祖亞當.史密在《原富論》中開宗明義提到市場的大小與生產分工程度的決定性因素。市場愈大,愈能容許更細緻的分工,生產力也會因高度的分工而有所提升。「一帶一路」的鴻圖大計若果成功,不但產品的世界市場可以大幅擴大,參與國際互相分工生產的工人也會大增,全球的GDP的增長也有新的動力。

 

創新科技的發展一樣需要市場規模的支持。為什麼內地環繞著手機的應用程式會發展得這麼快?透過手機,在日常生活中新出現的「方便」使人眼花繚亂,這顯然受惠於內地龐大的手機用戶,寫出了一個新程式,就算只有極低百分比的人使用,總人數也可以相當可觀,這便提供了一個重要的誘因使人肯花費精力去搞創新。倘若「一帶一路」的成員國經濟更緊密結合,中國領先世界的電子交易、電子商貿及大數據的應用可以有更大的用武之地,前途不可限量,科技的進步亦可因「一帶一路」而加快。

 

趨避「金度伯格陷阱」的啟示

 

第一次世界大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英國的國際影響力日趨衰落,但美國當時仍未完全願意積極參與國際事務,致使世界舞台上並無有力可以一言九鼎的「武林盟主」,這或多或少都使國際關係陷入亂局,繼而引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參戰後,卻又性情大變,不但充當了世界警察,而且還到處打仗,反而成為世界亂源之一。麻省理工大學曾有位著名的經濟教授叫金度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他是戰後美國援歐重建的馬歇爾計劃的主要人物,他據一、二次大戰之間的經驗而得出一個結論,在一個超級大國衰退而又未有新的「盟主」出現期間,世界會出現極大的不穩性,十分危險,他的論述後來被稱作「金度伯格陷阱」(Kindleberger Trap)。現時美國軍力依然強絕,但是否能以軍力維持其影響力漸成疑問,而且美國已提出「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這一漸趨內向的政策,這個權力真空誰來填補?中國素來內向,著重解決自身問題多於向外擴大影響力,但為求世界和平,不少國家都希望中國能在經濟等領域上多作領導,維持秩序,以免世界又陷入「金度伯格陷阱」中。「一帶一路」正可提供此一平台。

 

此種承擔「公共服務」的大國責任是要花費資源的,中國有無誘因這樣做?我看中國政府過去對此頗為猶豫,在國際事務上不願強出頭。我曾經聽過一位曾在中亞擔任過總理的大人物埋怨,中國分明已是大象,為何要扮作是老鼠?現在提出的「一帶一路」有可能改變這局面。「一帶一路」的策略涉及在相關國家搞基建搞工業,幫助它們發展起來,這不但對這些國家的經濟有利,對中國而言,亦可以主導書寫國際經濟新秩序規則,還可擴大中國的出口市場。中國的勞動力已比過去昂貴,本國的產業亦面臨轉型升級,把一部分勞動密集的產品讓予其他國家生產,可有助降低成本,壓低消費物價。

 

從長遠戰略來看,中國甚至香港特區,也不能不把未來的注意力多放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上。這些國家的總人口大約等於世界人口的六成,但GDP總產值卻只等於世界的三成。這意味著非「一帶一路」國家人均GDP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三點五倍,後者相對落後(雖然當中也有富國)。但暫時落後也有好處,所謂「後發優勢」可以發揮作用。落後國家科技與管理都不如人,但卻可以通過與別國合作生產或交流經驗而較快把它們的知識抄回來,不用從零開始,這意味著「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有潛力比發達國家將來增長得更快,在國際經濟版圖上所佔的比重會越來越高。從長遠利益看來,當然不能忽視這發展更快的經濟體。

 

但此等結果卻不會無條件出現,最關鍵的條件是使它們都融入世界市場經濟體中,而第一步的障礙便是這些地方需要碼頭、公路、鐵路、機場等基建,沒有這些,它們如何與別國打交道?亞洲發展銀行估計在二○三○年前這些國家每年需要起碼一點七萬億美元的基建投資才可維持增長。香港實應參與這龐大的融資活動。

 

香港的融資與商貿經驗

 

第二步應是在部分的國家中建立出口加工區。在這方面埃塞俄比亞的經驗頗值得參考。此國人口過億,從前是最窮的國家之一,但近年經濟增長神速,每年平均幾乎有近百分之十的增長,據皮尤(Pew)研究中心的調查,其人民對經濟的滿意指數在世界排名中僅次於中國屈居世界第二。二○一一年八月該國總理在時任世界銀行第一副總裁林毅夫教授的建議下,派了八十六人到東莞的華堅鞋業受訓,幾個月後,華堅便在埃塞開設工廠,先僱用六百人,並迅速擴至數千人,產品並向美國出口,其出口加工區亦因其他廠家相繼效法而急速發展。埃塞在過去十餘年亦加快投資基建。

 

這裏有兩點值得留意。第一,埃塞勞動力充裕,工資低,與中國當年在珠三角的工業相近,埃塞招商亦是選自己有優勢的勞動密集工業才去做。第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廠家不一定對其有足夠信心,未必肯向它下訂單。在珠三角發展初期,在國際上較得到信任的香港廠家到這些地方投資是其得到訂單的基礎,現在若要買家肯信任非洲的工廠,中國的投資或合作亦甚有幫助。因此,我們可以說,過去香港—珠三角加工區的模式已正被非洲複製,並已取得很大的成功。另一國盧旺達也正在複製同一模式。

 

港人是搞基建、金融與加工區的高手與先行者,在「一帶一路」計劃展開後,相關活動必陸續有來。假如港人不懂得擺脫那些不懂世情的民粹主義的羈絆,一向擁有的優勢便會發揮不出,香港也會失掉了這次機遇,港人都會是輸家,這便會是十分可惜了。

 

(TKP 2017-11-9)

11/04/2017

多想方法 減都市固體廢物 (雷鼎鳴)


自18世紀工業革命後,世界經濟在大多數的年份都有所增長,人民的消費水平也持續上升,但經濟增長或物質文明的進步也會帶來代價,消費的增加意味着更多的垃圾也會出現,對地球及自己所居城市都會構成壓力。據世界銀行估計,在2012年,全球的都市固體廢物(Municipal Solid Waste,或簡稱MSW)產出總共有13億公噸,人均每天約1.2公斤。不過,一些發達經濟體的MSW產出卻遠超此數,例如新西蘭平均為3.69公斤、愛爾蘭3.58公斤、美國2.58公斤,連風景如畫的瑞士也有2.61公斤,但一些窮國卻有低過0.1公斤的。

香港2015年的相關數字是1.39公斤,稍高於世界的平均,但香港地少人多,現在主要靠堆填區處理MSW。在2002年,當時負責環境與運輸的廖秀冬局長突然致電我,說再過幾年堆填區都要滿了,形勢險峻,要成立一個委員會研究用甚麼科技去處理MSW,並邀我加入該委員會,當經濟小組的組長。翻查資料,在2002年前後,建築廢料特別多,應該是與「八萬五建屋」有關,以此等數據推算,堆填區的確很快便難以應付,可幸房屋建築隨後減產,MSW的壓力得以紓緩。從2002至2009年間,香港的MSW年產量都在逐年下降,其後兩年也沒增加多少,這也難怪政府在2012年間有信心提出一個目標,把棄置在堆填區的MSW從2011年的每人每天1.27公斤減至2017年的1公斤或以下。這個目標顯然實現不了,最近幾年,棄置在堆填區的MSW不降反升,2015年已升至每天每人1.39公斤。

須研怎增加回收率

為甚麼這目標實現不了?其中一個原因我相信仍是經濟。從2011至2015年,在堆填區棄置的建築廢料上升了26%,這顯然是由於這幾年房屋建築加快所致;商業廢料則增加了18.8%,連家居廢物也上升了8.3%。不過從數量上來看,MSW的回收量從2011年的3.02百萬公噸降至2015年的2.03百萬公噸,恐怕才是堆填區壓力增加的主因。環保政策不能不研究如何增加回收率。

當然家居減廢也是必需要做的。3月時政府推出過一個「污者自付」計劃,主要是要在2019年開始,丟棄家居垃圾要用政府提供、並非免費的垃圾袋,及在過渡期住宅大廈的垃圾桶有一「按桶」制度。經過幾個月的諮詢,「按桶」制度會取消,垃圾袋收費則會保持,大型家用品如床褥、梳化等不能用垃圾袋,指定標籤費用劃一為11元。

垃圾袋收費是合理的做法,符合「污者自付」原則。香港人多數住在大廈的單位中,要交管理費,當中含垃圾費,但交了固定的管理費後,無論生產了多少家居垃圾,都不用額外交費。此種模式近似社會主義的「大鑊飯」,居民並無足夠誘因減廢。要打破此種局面,需要人人為自己的行為負起責任,製造垃圾愈多,便要付多些錢。這是極簡單的經濟學,但如何貫徹,卻要考慮怎樣降低交易成本,以求平衡。

利用科技締造多贏

美國的一些州份,例如最重視環保的加州,每月垃圾費多少,要看你租用的垃圾桶大小而定。家中人多的,便要租較大的垃圾桶(當中有載入不同類型廢物的垃圾桶),可載入較多的垃圾,但收費較貴,倘若租用了太小型的垃圾桶,廢物滿瀉,處理垃圾的公司會拒絕替你收垃圾。香港人煙稠密,這方法行不通,購買指定的垃圾袋已經算是較好的方法了。至於垃圾袋收費多少才算合理並能有效減少MSW,可能要經過一段摸着石頭過河的過程。現時建議的每一公升收費0.11元,一個普通家庭每月可能要交30至40元買袋,港人應可負擔得起,是否有效減少廢物,將來才知,若效果不足,費用可調整。不過,除了在大廈的垃圾桶附近安裝電眼,也不易防止有些人不用指定的收費垃圾袋去丟棄垃圾。

我估計上述方法可以減少一些家居垃圾,但如何有效回收仍是個挑戰。最近有來自瑞士的友人到訪,他的公司掌握一種技術,可從MSW中抽取各種有價值可以賺錢的物質出來。現代科技不停進步,政府及社會都應多注意有甚麼新科技可在MSW處理上造成多贏結果。

(Sky Post 2017-11-3)

 

11/03/2017

一言可以興邦 (雷鼎鳴)


  上月有位我在美國教書時的博士學生到訪,相談甚歡。他現在是跨國企業的高層,常要到非洲處理業務。我因剛要為嶺南大學籌辦的一個「一帶一路」研討會作準備,連忙向這位學生查詢他在非洲的所見所聞,他特別點出,加蓬雖然較豐裕,但這只是因其天然資源豐富而已,本身經濟並無堅實基礎,但埃塞俄比亞不同,近年其經濟發展神速,而且把廣東出口加工區的模式整個地抄了過去,大有日漸走上工業化的態勢。

 

  我對埃塞俄比亞頗有印象,美國的皮優(Pew)研究中心近年的一次跨國調查顯示,人民對經濟的滿意指數,埃國全球排第二,僅次於得分九十的中國。為甚麼她的人民如此樂觀?我翻查了資料,發現埃塞不但大搞出口加工區,而且多方融資搞基建,中國、土耳其、印度等國都有投資。

 

  從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非洲很多國家的經濟不但沒有進步,人均收入大幅度地萎縮幾乎為常態,它們似跌入了一個貧窮陷阱中,無法自拔。埃塞人口過億,是有名的窮國,它是如何走出此陷阱?再查了些資料,發現它過去十年,以接近每年百分之十的經濟增長率不斷發展,人均壽命教育等等指標也都在進步。我的學生告訴我,它的現任總統是北京大學畢業,資料顯示,他在北大讀了近十年,大學畢業後還讀了國際關係博士,不過該國總統無實權,首相才有。

 

  在一帶一路的研討會中,剛巧科大舊同事、現時在北大的林毅夫也有參加,他是非洲通,我連忙貫徹數學大師華羅庚的名言,不要怕班門弄斧,弄斧必須在班門,以埃塞為例子,大談一帶一路。果如預期,毅夫十分熟悉此國,在二○一一年三月,他仍是世界銀行第一副行長時,便向埃塞首相梅萊斯(Meles Zenawi)介紹過中國的經驗,並建議他到中國招商。同年八月梅萊斯首相應約到東莞招商,十月東莞的華堅鞋業到埃塞訪問,並招募了八十六個工人到東莞受訓。次年一月,華堅在埃塞投資,僱用了六百個工人,五月份便開始向美國出口,十月份該廠工人已達二千人。華堅的迅速成功吸引了更多的投資者,埃塞政府新建的工業園亦不斷擴張。

 

  此種出口加工區模式成功有其原因。非洲是勞動力充裕的地方,適合生產勞動密集產品,在開始階段,買家信不過這些國家自身的工廠,先有國際經驗的中國廠商投資,較易使買家有信心;正如三十多年前港商在內地當開荒牛一樣。將來埃塞自會出現其本國的企業家。中國產業升級,勞動密集產品轉到別國生產,雙方都有利。

 

  埃塞的成功影響所及,別國紛紛想複製。曾聽聞有位非洲總統到北京訪問時,毅夫剛好不在,這位總統竟特意多留兩天等毅夫回來,請教他發展之道。我問毅夫這位總統是誰,答曰是盧旺達總統Paul Kagame,盧旺達在一九九四年時仍有一百萬人的種族大清洗,但近年卻一樣經濟進步神速,加工區亦已設立。正確的建議,確可一言興邦。

 

(Headline Daily 2017-11-3)

10/31/2017

和而不同的藝術漸失怎麼辦? (雷鼎鳴)


近年香港瀰漫一股歪風,部分港人似患上狂躁症,互聯網及社交媒體中的留言粗暴惡毒,大學生在眾目睽睽下對參加完會議的校董可以高呼「隊冧佢」(有打倒他殺了他之意),教育局副局長剛上任便痛失愛兒,竟有人在大學的民主牆上張貼冒犯性的涼薄標語。更使人感到失望的是,社會中總有一些人千方百計要為此等行徑找藉口開脫。有人說「我城」病了,沒錯是病了,但「我城」一詞還可能隱藏著多一種病。香港素來自許為開放社會,但「我城」卻露出一種要躲在城牆中自保甚至是排外的心態,與「本港」所包含的充滿開放外向的港口形象大相徑庭

上述的歪風也許在約八年前已經成形,當時有些人不懂進行專業的成本效益分析,只是基於情緒而反對建高鐵,他們行為的躁亂已是路人皆見。其時的樓價不及今天一半,比九七年時還低,政治環境及政府管治風格與今天也不盡相同。放眼世界,更可發現香港並非獨特例子,不少歐美國家一樣出現近似的情況。若要更深層次了解香港,外國的現象亦有重要的參考價

美國政治生態與港迥異,但在社會撕裂及人民行事情緒化方面,與香港比劣競賽卻未必會輸。據皮尤(Pew)研究中心的調查,二零零四年民主黨與共和黨人意識形態分歧並不大,雙方都是中間派佔多數。但到了二零一四年,民意的所謂「雙峰分布」(bimodal distribution)已經呈現,民主黨中的中間派比九成二的共和黨人更左,共和黨的中間派則比九成四的民主黨人更右。看他們對世事發表意見時,不同政治光譜的人有不同意見不在話下,但他們所用的「事實」也可以是南轅北轍。

美國校園近年是麻煩的重要源頭,粗暴事件層出不窮。擁有各種觀點的名人到校園演說,本是體現百川匯海有容乃大精神的學術活動,但近年一些政治活躍分子迫使主辦單位撤銷邀請講者,已成時尚。看看一些被disinvite的名單便可知其廣泛性﹕基辛格、哈佛前校長森馬斯、印度總理穆迪、諾獎得主發現DNA的沃生(James Watson)、電影人摩爾(Michael Moore)等。有些「漏網之魚」真的來到演講,則常有人集結要喝走(shout down)他們,進出講壇時還有學生及不知名人等組成的群眾大演肢體暴力的功架,往往要勞動大批警力維持秩序。更危險的是,高達五成一的學生認為趕跑講者並無不妥,兩成甚至相信用暴力妨礙別人演說也可以接受。我不知道香港的相關比例有沒有這麼高,但我們若嘲笑美國人對言論自由講一套做一套,恐怕底氣也不大足夠,因為香港自己也許不遑多讓

文革紅衛兵「敢把學閥拉下馬」的威風在港或許尚未普遍,但我也曾在校內目睹一些品性謙和的教師同事被一小撮人公開批鬥。美國有些學生認為教授的某些觀點不合心意,有損其玻璃心,會要求校方取消該等課程或學科,這也是所謂「安全空間」(safe space)的由來。有些人認為在校園中他們應受保護,有免於接觸不合自己觀點的權利,奇怪的是大學本應是百家爭鳴之地,竟也有些大學屈從學生的要求。芝加哥大學年前成立委員會研究校園中的言論自由問題,並由校長發表聲明,嚴詞反對設立安全空間,堅定捍衛言論自由,確是美國學界的清流。

今年九月二十四日,美國知名評論人、芝大校友史提芬斯(Bret Stephens)在《紐約時報》撰文報道及批判校園歪風,慨嘆美國出現了這麼多年輕極權者(junior totalitarians)是美國教育的失敗,和而不同的藝術(art of disagreement)日漸失傳,對美國的自由與民主制度威脅甚大。在史提芬斯眼中,真正懂得如何與別人意見相左的人都應深入思考過對手的理據,甚至比對手更了解其觀點,而不是膚淺地只看對方立場便下定論。至於一見別人有與己不同觀點便把對方扣上非忠必奸的道德標籤,更是嬰兒化的幼稚行為。

史提芬斯把問題癥結歸咎於教育,我並不反對。玻璃心是如何鍊成的?這應該是孩子從小便缺乏懂得和而不同藝術的模範所致,父母或教師若因害怕對小孩造成壓力而不敢責罵他們,或是自己本人不講事實只問立場,孩子耳濡目染,再加上網上的社交媒體早已成為回音廊,各人都只跟與自己意見相近的人集結一起,孩子長大後怎會不自以為是,不懂得以事實檢驗自己的觀點?

史提芬斯的討論其實還引出一個不易解答的難題。傳統的自由主義觀點大都認為在公眾空間中暴力行為不可接受,但言論自由卻應保障。這種看法當然很有道理,其理論基礎之一是暴力行動會傷及別人筋骨,言論卻不會。但近年出現了一個名詞「語言暴力」,顧名思義,若有人認為某些言論有暴力成份,便一定是假設了這些言論會使人心中不快或甚至心靈創傷,效果與暴力行為無大分別。我們很難否定此種情況的存在,法律上也有以言入罪的例子,誹謗便是一例。言論自由的界線在哪裏?我相信是越寬鬆越好,若是意見有理有據,縱使立場觀點與主流民意不同,使人不快,我們應該尊重,但若是違法的或是並無理據,只是辱罵的,這便與暴力行動不遑多讓,而且會減低人民對言論自由的支持,社會應對此等言論有所制約,這不算違反言論自由的原則,反而會因免除人民受胡亂攻擊的恐懼而更暢所欲言。

(Yazhou Zhoukan 2017-11-5)

 

 

10/29/2017

十九大經濟原則尚待貫徹 (雷鼎鳴)


中共十九大曲終人未散,我們大可在會議結束後看到未來5年中國領導層的人事安排並作出各種推斷,但若論幫助了解中國,開幕時習近平的「工作報告」卻具更大意義。

「報告」中對過去5年的回顧部分的確是並無虛言。在這5年中,中國有一、兩年要面對商業周期的下行壓力,再加上政府要推行不少結構性改革,經濟無可避免遇上一些困難。這本是正常之極的經濟現象,但正如澳洲前總理中國通陸克文(Kevin Rudd)所言,有些人幾十年來年年都一直預測中國經濟快將崩潰,雖然次次都被事實推翻,但他們錯誤的判斷卻使西方國家部分政策建築在幻想之上,因而失去了不少利益。今次習近平報告了中國的GDP在這5年內從54萬億人民幣上升至80萬億,城鎮化每年平均增加1.2個百分點,6,000萬人口脫了貧,卻是使中國崩潰論的支持者再次失望了。事實上,若用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GDP光是每年新增的部分,已經大過澳洲整年的全部生產,這等於其國力每年多增加一個澳洲,發展之勢已銳不可擋。

醫療服務供不應求

我們只要讀讀「報告」第五部分,便知其發展經濟的策略涉多個層面,其中的第五節更是與經濟原理若合符節︰「必須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實現產權有效激勵、要素自由流動、價格反應靈活、競爭公平有序、企業優勝劣汰。」這簡直是一段自由經濟的宣言了。但在實際運作上,這些原則有無被貫徹?只舉兩個例子說明「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醫療是中國一個老大難問題。政府開支中只有5.8%用於醫療,遠低於與中國同屬中高收入國家平均所用的11.5%。政府用錢這麼少,卻限制醫療收費,把收費訂得奇低,尚要醫院自負盈虧,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後果如何?答案是服務的供應量遠少於需求量,病人有病求醫困難。在內地,醫生收紅包,雖是犯法,但卻普遍。這麼多人排隊,不付紅包如何可打尖?據說有些病人若見到醫生不敢收紅包,便會懷疑他不會全力醫治,甚至要跑到別的醫院去治病。但付紅包是賄賂,只能神神秘秘的進行,若病醫不好,又付了錢,便容易懷疑主診醫生行為失當。投訴並不容易,因總不能揭穿自己賄賂過醫生,剩下的途徑便是打罵醫生一頓,甚至要其退款了,這便是內地常常發生的「醫鬧」事件的由來。從此可見,紅包及醫鬧的出現,正反映出醫療系統沒有貫徹到自由市場的經濟規律。

自由競爭根絕貪污

另一個例子是反貪。現時用的方法是「報告」中所說的「打虎」、「拍蠅」、「獵狐」。這些方法沒有錯,但只觸及到「報告」中所提到的「不敢貪」原則,亦即通過堅決的執法去懲罰貪官。但「報告」提到的另外兩個反貪原則是否有貫徹卻有待商榷。其中一個是「不想腐」,要做到此點,需提高官員貪污的機會成本,有效的方法是高薪倡廉,官員不願失去高薪職位,腐敗的行為便會減少。另一個是「不能腐」,這倒需要消滅貪污的土壤。民主對減少腐敗沒有效,看看如印度如此重視民主與法治的國家卻貪污嚴重便可見一斑。真正能根絕貪污的是自由競爭市場,若資源由自由市場配置,官員的權力便會減少,售貨員或提供服務者就算想貪,也沒有人願付錢給他們,因為人民大可用市場價格在別的地方購得相關的貨品也。政府內部的資源配置很多時倚靠權力而不是靠市場,這是為甚麼腐敗多發生在官員身上的原因。若真正做到官員不能腐,市場應進一步自由化。

(Sky Post 2017-10-27)

10/27/2017

南南學院與中國模式 (雷鼎鳴)


幾十年前我仍是學生時,讀了篇一九七九年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舒爾茨(Theodore Schultz)的獲獎感言,題目叫「貧窮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Being Poor),當中一針見血指出,世上大多數人口是窮人,窮人的大多數是農民,因此我們若懂得有關農民的經濟學,我們便已掌握到大部份有意義的經濟學。我讀後深被觸動,連忙選修了幾門農業經濟課,我估計今天我仍是香港極少數有讀過農業經濟的人之一。

 

  上周中共十九大開幕後,有一則絕大多數港人都不會注意到的新聞,新華社發表了習近平早在十月十一日寫給北京大學「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首屆碩士畢業生的回信,鼓勵該學院來自世界不同發展中國家的留學生回國後「努力探索符合本國國情的可持續發展道路,成為各自國家改革發展的領導者。」

 

  這個南南學院是甚麼一回事,要勞煩習近平在準備十九大時忙中回信?在國際政經圈中,南是指發展中國家,北是指發達國家,南南學院正是一個以南南對話,學習適合發展中國家發展道路為目標的研究生學院,院長是我的科大舊同事、曾任世界銀行第一副行長的林毅夫教授擔任。

 

  上周林毅夫到港參加一個嶺南大學主辦的有關「一帶一路」的研討會,晚宴中述說了不少有關此學院的發展。幾年前美國黑石集團的董事長蘇世民(Stephen Schwarzman)個人捐了一億美元,另再多籌了二億美元款項,用來在清華大學成立一個近似牛津大學「羅德學者」的「蘇世民學者」項目,專門培訓未來的頂尖世界領袖,去年已正式開課,其院長也是科大舊同事,我的老拍檔李稻葵教授。北大有見及此,連忙也籌來相若的款項成立一個「燕京學堂」,也是以訓練世界領袖為己任,兩校競爭之烈可見一斑。清華吃了頭啖湯,北大稍為吃虧(毅夫可能不接受我這個說法),但北大絕不會接受失敗,又想出一個新方向,搞了個「南南學院」出來,其目的可能更有意義。

 

  毅夫告訴我,有人建議他以哈佛大學專門訓練國際領袖的甘迺迪學院(Kennedy School)為藍本,但他堅決反對。甘迺迪學院是以發達國家的經驗去訓練學生,但搞了幾十年,卻未見發展中國家有何得益,遑論擺脫貧窮,由此可見此種經驗對窮國並不太有用。毅夫相信中國本來便是窮國,其面對的各種制約與其他窮國十分接近,中國的經濟改革既然極為成功,窮國學其經驗,亦即中國模式,總比美國的更有用。

 

  南南學院去年開課,今年七月六日來自世界各地的二十六名碩士生在畢業禮中,朗讀了一封給習近平的情詞懇切的感謝信,這些學子應該是感到學到有用的東西了。林毅夫是舒爾茨的關門弟子,我們也就不難明白他為何如此堅持教授對窮人最適用的經濟學了。

 

  北大「南南學院」的經驗值得香港參考。香港的大學已經取錄了不少來自一帶一路國家的留學生,何不替他們度身訂造一些課程,使他們回國後可當上商業領袖?這對建立港人在一帶一路中的人脈會大有助益,十分划算。

 

(Headline Daily 2017-10-27)

10/21/2017

培育人才的路向 (雷鼎鳴)


今年施政報告有「培育人才」一節,提到會成立專責小組去探討「自資專上院校的角色和定位和副學位的未來路向」。此種探討是對的,但其實未來香港的人力資源需求可能會有重要的轉變,所以整個大專教育的路向也應檢討一下。

香港政府在教育上的投資所佔GDP的比例,依然遠低於發達經濟體的平均值,但因為教育向來都是政府最大的開支項目,所以不少市民都會質疑教育投資是否物有所值。據我自己的觀察,絕大部分學生都用功讀書肯思考,但大學生的形象也確有被一小部分激進分子的極端行徑所拖累,納稅人質疑,也屬合理。但按定量分析而言,香港過去大專教育的成績算是不錯。我曾用政府的人口普查原始數據多次估算過不同的因素對港人入息有多大影響,經濟學所用的標準方法是利用多元回歸估算出所謂的「入息函數」(earnings function),我估算結果的其中一個版本是,多讀4年大學,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條件下,平均收入會高出約98%,這結果顯示出社會投資在學生身上,讓他們多讀幾年書,是值得的,會有不錯的回報。

副學士課程實用價值成疑

但這結果需要小心解讀。第一,我所用的數據來自2011年人口普查,2016年普查的數據我尚未付款購買,遑論花上一、兩晚用電腦去整理計算,而數據包含2011年時不同年齡人士的資訊,有些人入讀大學可能已經是很多年前的往事了。第二,在不同年齡,有讀大專跟沒讀大專,差距可能都不同,例如剛畢業的大學生收入不一定高,但後來卻很可能會拋離沒讀過大專的。第三,近日所見,不少店舖貼出的招聘售貨員廣告,薪酬都有13,000元左右,比剛畢業的大學生已不遑多讓,大專教育所帶來的收入差距或許影響力已有變化。人口普查數據不一定能為我們找出最新的情況。

上述是指大專界的情況,十多年前才開始的副學士學位效果是否與整個大專差不多?我從前也曾通過「入息函數」的方法去估算副學士學位對就讀學生畢業後有無幫助,結果卻發現它對收入的影響似有若無,不算是好的投資。但這也許是副學士課程成立的年期太短,它的成績還未夠時間從數據中顯示出來。它的畢業生收入有限,也可提醒我們,副學士課程是否缺乏實用價值,以致僱主信心不夠?這倒是需要繼續留意的。

人工智能將取代大量工種

我們可再進一步分析人口普查的數據。在2016年,63.1%的21歲年輕人,都正在修讀課程,這個年齡絕大多數應是大專生了,香港年輕人能讀大專的,比例已頗高,跟30、40年前多了很多。但他們所讀的課程,會否並不完全配合到香港的需要?

這是有可能的,有些畢業生一畢業便7、8萬元月薪,有些則只稍過萬元,差別這麼大,當中部分原因與能力有關,但學非所用的情況應該存在。2016年,49.9%的學生選讀商科、文科或社會科學,但所有理科、工科、醫科、電腦等等加起來才是35.7%。我懷疑商科文科都訓練了太多學生,而讀理工科的人數偏低,不一定支持到香港成為科技中心的進程。

是否如此,目前還不能確定,但更重要的問題是,現在不同科目的比重及內容,是否能滿足到未來很可能會發生劇變的人才需求?為何會有劇變?我從前已提過,人工智能的進展及大數據的利用,會令大量今天的工種消失掉。科技的進步可使我們生產力更提高,但在過渡期,很多僱員都會被替代掉。甚麼樣的教育最能使年輕人適應新的人工智能環境?這是我們需要探究的。我相信人與人之間的服務業,例如護老業,不易被人工智能取代。此外,一帶一路計劃的展開,也需要新一批熟悉相關國家的人才,這也是今天大專院校所應預先培養的。

(Sky Post 2017-10-21)

 

 

 

 

10/20/2017

中史應成為高中必修科 (雷鼎鳴)


  上周林鄭發表的《施政報告》,指出由明年開始,中國歷史會落實為初中的必修科。這是十分重要及正確的決定,但尚未足夠。

 

  中學文憑試的高中課程已展開多年,我們不難見到它有三大誤失,學生難以修讀足夠數量的理科科目,對培養未來的科技人員十分不利;必修的通識科課程設計差勁,浪費學生時間,我當年負責科大商學院收生工作時,已發現此科成績並無多少參考價值;中國歷史不是高中的必修課,因不少學生只有兩個選修科,中史被擠壓,只得十分一左右的考生能考此科,嚴重影響學生的完整教育。這裏沒足夠篇幅,所以只說中史問題,其他的將來有機會才談。

 

  不同的年齡各有最適合學生學習的學科,例如語文愈早學習效率愈好,數學須要循序漸進,高中學生可以學懂牛頓力學等等。我從不認為中學有需要讀經濟或商科,歷史卻可視為社會科學之母,亦包含著學生應參詳的人文精神。歷史可深可淺,不同學習階段的人都可以從中學到一些有用的內容。

 

  從社會科學的角度看,歷史學包含了跨時空的大量資訊與教訓,對指引我們作出對世事的判斷極有幫助。中國人是幸運的,因為我們的祖宗很有歷史感,記下來的東西很多,不似有些國家般無記錄史實的習慣。況且中國歷史悠長,人口眾多,數千年的故事內容遠比其他國家豐富。先師歷史學大師何炳棣教授曾告訴我們,深入了解國史固然重要,但就算只是多讀多聽歷史故事,對我們掌握先人的智慧也極有幫助。當然,假如我們讀過正規的歷史課程,知道中國歷史的框架,讀故事時便更易知道時代背景,以及懂得將故事放在適當位置。

 

  我自小便愛讀歷史。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中,充滿智慧的例子俯拾皆是。讀《左傳》我們見到愛國商人弦高如何靠犒賞秦師而嚇退他們,年紀尚輕的王孫滿驚人的判斷力,看到秦軍路過時的輕浮不守禮,便知其「輕則寡誅,無禮則脫」,必敗無疑。讀《史記》可感受到荊軻刺秦王的悲壯,項羽設鴻門宴而不殺劉邦的不智。讀《唐史》可知李世民的勇於納諫因而造就大唐盛世。宋朝多種文獻使我們得知宋代科技文明之發達,宋朝人民如何因為需要而發明了紙幣這一種劃時代金融工具。晚清時政府如何腐敗,列強如何侵略中國,種種例子或故事數以萬計,不勝枚舉,讀幾世也讀不完,三年初中怎會足夠?讀史可使我們增加對自己國家的了解,培育基於事實的愛國精神,這也是中史成為必修科的價值。

 

  中國歷史這麼長,內容這麼豐富,光是初中是不夠的,最好的政策選項是它代替了通識科成為高中的必修科,反正在港英年代的不少時段內也是這樣做。若暫時做不到,大學既有弘揚中國文化的責任,應在取錄新生時把中史科成績計算的比重加大,這樣各中學自然有強大誘因加強中史科的教學,選讀的學生人數也會大增。

 

(Headline Daily 2017-10-20)

10/19/2017

塞勒與理性非理性行為之爭 (雷鼎鳴)


今屆經濟學諾獎由芝加哥大學商學院的塞勒(Richard Thaler)獲得,這是該校教員或校友的第90位諾獎得主,亦是芝大經濟學的第29位諾獎得主。為此事欣喜若狂的除了芝大校友外,尚有近年已形成龐大群體的行為經濟學研究者,不少在股壇中上下其手的基金經理也因誤會而成為拍手觀眾。

 

「行為經濟學」頗有語病

 

塞勒被視為近二三十年興起的行為經濟學之父。 其實這名稱頗有語病,經濟學本身的核心、任務便是解釋人類行為,何須在經濟學之前加上「行為」二字?有此名稱,可能是此道中人要顯示自己的創新性,突出此領域與傳統經濟學的不同之處。

 

在一些人眼中,經濟學的起點是假設人十分理性,亦即他們會找出在不同的制約下什麼決定才對他們最有利。行為經濟學者認為,並非人人都如此理性、如此聰敏,七情六慾會影響他們的行為和抉擇。怎樣把人性元素也引入經濟理論,使其洞察力更加精準,便是行為經濟學家希望做到的貢獻。換言之,他們要把「經濟人」還原為普通人。

 

塞勒的著作通俗易懂,本報同文亦早有介紹他的文章,因此我毋須逐一介紹塞勒眼中似乎是非理性行為的例子。簡而言之,他認為影響人類行為的因素,除了理性外,尚有感情用事,情緒往往蓋過理性,人的自控力有時不足,也頗受自己心中的公平尺度所影響,這些因素都應納入人類的行為模式當中。

 

把影響人類行為的各種因素都找出來並檢視其影響力,是十分合理的事,但這是否等於經濟學界過去都在否定心理因素?又或只要一加入這些因素,經濟學中「理性人」的行為基礎便要動搖嗎?我自中學開始便喜歡心理學,它的方法與經濟學不同,但其科學性有實驗作實證的基礎,不應低估。

 

我中學畢業後的那個暑假,因要賺錢買機票赴芝加哥留學,當上一名計算機推銷員。那時一台只懂加減乘除的計算機售價2450元,我在個半月中幾乎踏遍香港的工廠大廈。正式工作前,公司安排兩星期的特訓,早上要叫些打氣的口號,推銷時只談機器的優點,對缺點則輕輕略過等等。這些我現時認為只屬花巧的方法,倒也能捉到不少人的心理,我雖然生性懶散,每天外勤時都盡可能躲到戲院中嘆冷氣,但我第二個月仍成為公司的最佳推銷員,獲一枝金筆作獎勵。因此我不會低估心理學的實際功能。但心理因素足以改變以理性為本的經濟學嗎?

 

這裏有一個方法學的問題。首先,世界上任何理論,包括自然科學的,若要有用,便必須是虛假,不能完全真實。理論的目的是要突出重點,解釋世界,若不作簡化性的假設,理論必定複雜至完全無解釋力,亦即是完全沒有用處。所以優秀的理論的假設都應該簡單,但同時又能解釋到大量複雜的現象。

 

經濟學的理性人假設是刻意而求的簡單,它的成功之處亦在於它的解釋力特別成功。此點在貝卡爾(Gary Becker)示範下,早已深入經濟學家的腦袋,他有辦法把大量貌似非理性行為還原為理性。第二,經濟學的優點之一是它可證偽。一個典型的經濟理論是,假如我們觀察到一種制約發生變化(例如收入上升了),當事人的行為會有什麼可觀察到的改變?這些人心裏面在想什麼?有無受到情緒影響等等?因難以觀察和量度,在理論層面上便沒有那麼重要。

 

其實,要確立某些行為是非理性的,並不簡單。政府若要進一步插手改變這些所謂的非理性,更可能會把事情弄得更糟。以下舉幾個例子說明這個論斷。

 

數十年前的經濟發展理論中,常有指文化傳統等非經濟理性因素對傳統社會有很大影響。例如,印度人雖然貧窮,但他們往往會把一生積蓄盡用於婚嫁和葬禮中,因而沒有資金投資以改善生活,也因此跌入貧困陷阱中,無法自拔。

 

「理論」須突出重點

 

在表面觀察上,他們似乎十分不理性,「浪費」了資源,但同屬諾獎得主的舒爾茨(Theodore Schultz)在大半個世紀前已指出,這些農民不去投資並非他們不理性,而是他們沒有高回報的投資機會而已。舒爾茨並非無的放矢,當年稱為的「綠色革命」出現後,農業科技不時研發出新的種子,可有效吸收化肥和灌溉用水而使產量大增;農民知道後,立時改變行為,節衣縮食也要投資在這些新品種之上。由此觀之,他們初時不投資並非不理性,而是另有隱藏著但可驗證的其他原因。

 

第二個例子是退休儲蓄行為。塞勒發現,假如僱主於出糧時扣起僱員的部分薪金,將其注入僱主替僱員開設的一個儲蓄戶口,那麼僱員就算可自由把錢提走,他們也多半不會那樣做;反之,若沒有這個戶口,僱員卻不會自己開一個新的戶口增加儲蓄。本來在兩種情況下,僱員的儲蓄都應是一樣,但情況卻是,他們似乎要人推一把才肯儲蓄,這是否非理性的行為?有可能是,但我們也可說這是理性的,因為要僱員自己主動搞一個新的儲蓄戶口,多多少少都涉及一些時間成本,他們懶得這樣做。

 

第三個例子是「一拍兩散博弈」(Ultimatum Game)。假設博弈的遊戲規則如下:有100元供甲乙二人瓜分,甲有權先決定這100元自己佔多少,餘下的給乙;但如果乙不接受甲的建議,這100元便會被人收回,兩人分文也取不到。如果甲決定自己取99元,只給乙1元,乙應否接受?按理性分析,乙應接受,否則他連1元也沒有。但在實驗中,多數的乙都不會接受此不公平的分配,寧願一拍兩散。有人認為實驗結果顯示出人的不理性。不過,是否如此也可爭議,例如,乙可事先張揚,若甲不給他50元或以上,乙便一定否決這分配,一拍兩散。這倒可能是有效策略,不能算不理性。

 

第四個例子與理性預期有關。我們的決定往往會涉及我們對將來前景的評估,例如,假如我們預期將來有高通脹,物價升得快,那麼我們現在便應減持現金,早點買入實質資產以作保值。但前景如何評估?理性預期學派認為,這會基於現在人們掌握到的資訊而作的預測;但理性絕不等於不會犯錯,他們有時會高估、有時會低估,而且誤差可能很大。不過,他們若理性的話,便不應持續地高估或持續地低估,他們若發覺自己有系統性地高估(或低估)的話,自會調整預期。

 

EMH的核心觀點

 

我多年前第一篇在《政治經濟學報》(JPE)發表的論文是關於宋朝紙幣通脹的,通脹愈高,人民對紙幣的實質需求量便愈低。但我按照宋朝的數據發現,當時人民對通脹的預期並非是理性的,而是符合所謂的「適應性預期」(adaptive expectation),此種預期可以理解為沒有充分利用到資訊,有系統性偏差,所以是非理性的。不過,我們也同樣可以有符合理性的解讀,當時紙幣才剛發明,政府可隨意印鈔票,通脹是人民不大熟悉的新生事物,要經過一段長時間學習才會懂得如何決定持有多少鈔票。這並非他們行為缺乏理性,而是缺乏知識。

 

話說回來,有些人渴望經濟中理性人的假設不管用,原因可能是他們誤以為只要承認人有不理性的部分,家長式政府的有形之手便可介入,以政策糾正人的不理性行為。此種猜想,恐怕是對政府的期望過高了。除非政府是獨裁的,否則她的決策會很大程度受制於人民的意願和行為。如果人民是非理性的,我們又如何可肯定受人民影響的政府的決定是理性的?舉個例子,若以理性分析,英國脫歐或加泰羅尼亞搞獨立,後果對人民都十分不利,但投票結果卻由有損人民利益的選項勝出。

 

究竟塞勒相信市場還是更相信政府?答案是市場!去年他與其主要對手和同事、也是諾獎得主的法馬(Eugene Fama)有一錄影對話,當中他明確表示,人類尚未設計出一個比市場更好的配置資源機制。法馬是「效率市場假說」(EMH)的領軍人物,也是一個實證主義者,生平多次設計過嚴謹的驗證EMH的方法,並取得大量系統性證據支持EMH。

 

看法馬與塞勒兩位高手過招,是既使人興奮也使人沉悶的過程。興奮是因為兩人時有閃亮的觀點,沉悶是因為過招時兩人都不會把招式全部演示出來。兩人的觀點不盡相同,卻是老友,也是打高爾夫球的夥伴,大家互知對方的能耐,自己出招前大可預知對方有何方法可還招,若想不出可一劍封喉、置對方於死地的招數,還不如不出招好;就算出招時,也只是稍說一兩句,或動一動指頭、弄一種表情,對方便自然知道你的套路,不用再說下去。對內行人而言,看兩人「對決」可以十分有趣,但對外行人而言,卻或不知他們要說什麼。

 

塞勒說了什麼?他雖然提出那麼多人類非理性的異例,但他卻相信「效率市場假說」仍是分析股市的正規標準工具。至於行為經濟學可否推翻經濟學而另創一套不同範式的大理論?這個領域部分的研究者可能都有此願望,但身為此領域的最重要人物,塞勒卻是不作此想。

 

他相信行為經濟學只是為經濟學多引入一些行為模式,可以幫助豐富化或改良經濟理論,卻不會像哥白尼般推翻太陽繞著地球轉,從而帶來一個新的革命性大理論。

 

行為經濟學與傳統經濟學的關係,據塞勒所言,有如工程學與物理學的關係;只懂物理而不懂工程,便建不了橋,但工程師不懂物理也是不行的。

 

法馬提到一個有趣的典故,2002年取得經濟諾獎的康納曼(Daniel Kahneman)是一位心理學家,也相信有別於理性經濟人的行為模式。當他獲諾獎時有記者問他應如何投資,他的建議還是勸人買被動型的指數基金,因他也不相信基金經理可以持續地跑贏大市,所以選擇手續費較低、反映大市表現的指數基金最為上算。此種觀點正正是EMH的核心觀點。

 

(HKEJ 2017-10-18)

10/14/2017

論施政報告的理財部分 (雷鼎鳴)


林鄭發表第一份施政報告,共39,000字、275段,涉及的範圍頗多,一篇文章不能對所有細節都評論,這裏先只集中在理財問題上。

《基本法》107條規定政府用錢要量入為出,而且開支要與經濟增長相適應。因為香港一直實行小政府主義,《基本法》的條文便意味着政府開支佔GDP的比重不能太高。究竟這次施政報告有無違反107條,暫時仍不能斷定,某些開支將會增加,但大多數用度仍有節制,不算胡來,只是公務員編制要增加3%,是否值得,需要監察,將來有機會再談。

施政報告不同財政預算案,沒有足夠的數據可以分析,財爺說政府仍有能力支持其衍生的開支,是否如此,我不敢肯定。特首認為過去十多年政府都有盈餘,現在財政儲備過萬億,所以增加開支沒有問題。這不是足夠的論據,過去20年,政府開支增長的平均速度遠勝收入增加的速度,一個重要原因是香港人口日漸老化,需要支付的資助長者醫療、福利等開支節節上升,未來趨勢會更為明顯。根據年前我有參與的「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所推斷出的開支境況,未來幾年政府仍會有盈餘,但若不切實控制開支,不久便會出現龐大赤字。

減稅後應注意限制開支

在千禧初年,政府出現了好幾年的赤字,不少悲觀的評論認為香港已進入結構性赤字階段。我當時便不相信此等論述,我們不應把短綫的表現看作永恒,果其然,盈餘很快便出現。但同一原理,近年的盈餘一樣不能視之為結構性,將來情況如何要用更仔細的方法推敲,人口老化必然帶來的沉重壓力,不可輕忽。

施政報告宣布要減利得稅,企業頭200萬元的利潤稅率從16.5%減至8.25%,但一個財團所擁有的多個企業,只能有一個可得此優惠,原因應是防止大公司故意把自己分拆為多所小公司,以享用這稅務優惠,我相信這只能減少、但不能杜絕企業的策略性行為。

我一向支持低稅低開支,所以不會反對減稅建議,只是減稅後政府更應注意限制開支。

政府理財除了要注意收支平衡外,當然也要看看開支是否用得其所。政府開支可分兩大類︰政府的消費(如僱用公務員)與政府的投資,兩者性質頗不相同。我不相信政府的消費有甚麼乘數效應,用一元後可取回一元的效益便已算是萬幸。以2016年的數據為例,政府的消費佔GDP的比重是9.96%,以國際標準而言,不算高。問題是政府投資的部分是否恰當?

我不反對政府投資,而投資是否有利,唯一標準是投資的社會回報率是否豐厚。假如回報率低,便不要作此投資,高則可以去馬。現時一個需要考慮的問題,是究竟應投資在本地還是投資在外地?兩者皆有優缺點,不能一概而論。

投資本地基建回報遞減

現時政府開支中的投資部分以本地基建為主,但財政儲備中的資產,則多用作購買外國的證券,尤其是美元債券。在本地投資的好處是有助香港自身的發展,製造新職業;缺點是風險不低,需小心防範大白象。近年的主要風險也許來自政治,過去有人無理司法覆核,致港珠澳大橋工程延誤,損失數十億,我們記憶猶新。立法會中也時有惡性拉布,很可能削弱政府的投資回報。有一點我們要注意,當香港積累的建設日漸增多後(基建已十分成熟),便會遇上報酬遞減律的影響,投資回報率會下降,除非科技或生產力不斷進步,抵銷這效應。新加坡的經驗值得注意,此邦儲蓄率高達GDP的52%,比中國還高,這便容易使報酬遞減出現,回報低企。但新加坡解決之道,是每年將接近GDP 25%的儲蓄投資到境外,不在本地。我沒有見過哪一個國家在海外的投資可以有這麼高的GDP比重。至於香港,整個社會的境外投資只是稍高於2%而已。

港府目前的境外投資主要是買外國政府證券,優點是風險低,回報率穩定,但它形成不了香港的GDP,收益是GNP的一部分,也可增加港人的財富。未來政府的一個重要考慮,是怎樣界定政府的投資組合應有多少是境外證券、境外直接投資及香港本地的投資。

(Sky Post 2017-10-13)

 

 

10/13/2017

大塞車解「大白象」疑惑 (雷鼎鳴)


  黃金周期間,內地多處公路塞車嚴重,原本兩三個小時車程的,等閒要在車上等十來個小時,行不得也哥哥。高鐵不會塞車,但人流洶湧,一票難求。

 

  塞車使人煩悶,就算是在平時,內地大城市人民也深受塞車之苦,而這也加重了空氣污染。塞車原因當然很多,道路設計及管理不好,我相信是原因之一,但所有原因也比不上道路上汽車密度驚人這麼重要,看看黃金周公路上汽車密麻麻的境況,我們會以為公路都已變作了停車場。

 

  為甚麼汽車密度這麼高?這只可能是兩個原因:第一是車多,第二是道路面積尚未足夠。中國早已是世界上汽車的最大市場,例如在北京,汽車數量已幾近香港的十倍。我們就算不看統計數字,只要在各處路上看看,也可知中國汽車之多。在長假日駕車到別的城市旅遊,這是典型的中產階級活動。三數十年前,內地汽車玻璃窗上都掛上白紗布,以防外人窺到車中人面孔,能坐小汽車的人,都帶有點神秘性,也許都位高權重,在今天,這局面已被徹底打破,中產愛自駕帶來的自由,塞車在所不惜。用世界銀行的標準,大約五年內中國的人均收入便要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中產人口現在已開始以數億計的規模湧現,有如萬馬奔騰,勢不可擋。這對我們這些親眼見證過中國一窮二白年代的人來說,真的難以相信歷史的巨輪滾動得這麼快。

 

  中國不但中產人數劇升,交通運輸基建發展同樣是異乎尋常地快速。二○一五年中國道路共四百五十七萬七千三百公里,世界排名第三,鐵路總長十二萬四千公里,世界第二。至於代表未來,把天涯變作比鄰的高鐵,總長度已從二○○八年的六百七十二公里,變成二○一七年八縱八橫的二萬二千公里,遠遠拋離世界所有其他國家!這還未足夠,二○二五年高鐵長度還要增至三萬八千公里。據麥肯錫公司的一份研究報告,從九二至二○一三年,中國的基建投資平均等於GDP的百分之八點六,現時每年中國的基建投資額,已超過北美洲與西歐的總和!

 

  這麼大的投資額,而且長期進行,新的公路、碼頭、鐵路、機場一一出現,難免使人疑惑會否有不少大白象項目。大白象肯定存在,我在一些小機場內便見到人蹤罕至,尤其是有些地區太倚賴計劃經濟不理市場規律,但我相信情況並不嚴重。這麼多人逼爆高鐵車站,機場內大排長龍,公路大塞車,意味基建尚未足夠,怎會是大白象?在基建策略上,中國與西方頗有不同,搞基建時短線可刺激到GDP的增長,基建初成後,往往使用率也不足,但中國快速的城鎮化及經濟增長,卻往往使到少人使用的大白象短時間內變得丁財兩旺,這是經濟發展緩慢的國家所做不到的。反過來說,高質素的基建也能把城鎮連結起來,使到它們發展更快,這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策略,將來還可能在一帶一路國家複製。

 

(Headline Daily 2017-10-13)

10/12/2017

重啟政改前要想通的問題 (雷鼎鳴)


林鄭曾表示,本屆政府無意重啟政改,我相信這是實話;港人於頗長的一段時間內,能普選特首的機會很低。非建制派中有些人真心希望普選能早日出現,但他們過去太受錯誤的民粹主義思潮影響,恐怕已斷送機會;有些非建制派人物倒不一定樂於見到特首能夠普選出來,因一旦如此,他們依賴多年跟政府對著幹的策略便會大失功效,民選特首所得的票一定遠多於任何一位立法會議員,後者的民意牌便會很難打。

 

中央習慣 必須了解

 

幾年前,有多位學界朋友曾組成一個鬆散的論政團體,並推出一個叫「13學者方案」的特首選舉建議,該方案經過縝密的推敲,走中間路線,當中雖無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陷,但是可以把香港的民主進程推進一大步。

 

據我聽聞,中央政府研究並明白此方案後,曾有級別很高的國家領導人寫了封信,打算問問非建制派對此是否接受;可惜當時「佔中」出現,社會更撕裂,此等中間方案便只能擱置。後來政府推出的方案,也一如所料,不夠票通過,香港惟有原地踏步。

 

政改若要成功,必須解決3個問題,否則繼續討論也只會是浪費時間,一事無成。

 

第一個問題是,中央對港的主權如何可體現在特首的人選身上;第二是實施普選方案所帶來的後果,是否真正有利香港、有利中國;第三是改變能否依靠摸著石頭過河的思路,循序漸進,以便減低不測風險。

 

中央絕不可能放棄對香港的主權,這必然意味對特首的任免權是實質性的,中央不會接受當橡皮圖章。不過,正如曾蔭權在一個私人飯局指出,中央有一習慣,假如她認為你是可以信任的,她幾乎可以有求必應;但假如她認為某些人心存不軌,那麼便會對他們事事掣肘,不會寬鬆對待。

 

中央把港獨視為敵我矛盾,非建制派有些人不但不願跟港獨切割,言行中有時還頗有支持之態。這是最愚蠢的取向,中央政府不會信任這些人,對他們提出的方案也只會存有戒心。

 

若特首是通過普選而得到權力,這對香港的政治經濟有何長遠的具體影響,我倒是未見過有系統、有證據的論述。西方世界,或更準確一點,美國所支持的模式可歸納為所謂的「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威廉遜(John Williamson)是此模式的代表人物;我1995年在華盛頓一個學術會議中,見他極受當地國際機構人士的尊崇。

 

該「共識」又可更簡化為兩點:政治上搞民主制度,經濟上搞自由市場。不過,近年西方社會出了不少問題,民主政制阻不住民粹主義,美國選了個有惡意自戀傾向的特朗普、英國公投脫歐的嚴重經濟自殘後果已開始出現,好幾個歐洲國家差點選出有法西斯思想的人當領導人。

 

摸石過河 治國方針

 

民主作為一種意識形態,近年已失去不少光彩,爭取民主的人不能迴避兩個問題,從「此岸」到所謂「真普選」的「彼岸」是否值得?有什麼潛在的民主制度的缺陷需要化解?此等問題絕非一句「我要真普選」的口號所能回應。事實上,什麼才是「真普選」也是言人人殊,隨時可被人策略性地搬龍門。

 

摸著石頭過河是近30多年來中國形成治國方針所採用的主要方法學。社會中或學術界盡可對各種政策的後果預先作出沙盤推演,但中國走的改革道路沒人走過,理論的指引性並不可靠。要避免犯大錯,可依據兩個方法:一是用一個村落或一個特區搞試點,成功的便推廣,失敗的也可減低受損範圍;二是循序漸進,把一件改革分解為多個步驟,逐一實施,而不是搞震盪治療,一步到位。

 

這兩種互為呼應的改革方法取得巨大成功,九十年代前蘇聯經濟體瓦解後,受到美國「華盛頓共識」派的影響,大搞震盪治療,結果經濟一團糟,大量企業失去生產能力。林毅夫教授對此早有多種著作詳細分析之,不贅。

 

其實,中國搞試點或循序漸進,並不意味她推動改革慢吞吞,我們只要回顧一下,過去30多年中國的多項改革,先是把私有產權與自由市場交還到農村,糧產因而大幅上升而令人民免去饑荒之災;隨搞雙軌制,容許部分國企繼續存在,又同時鼓勵民營企業出現,以吸納失業人口;大量派遣留學生以提高科研水平;急速城鎮化使其成為經濟增長的火車頭等等,漸進中的每一步都是大動作。

 

1995年我在東京參加一個學術會議,當時國際貨幣基金副總裁費沙(Stanley Fischer,也是我初讀宏觀經濟課的老師)對我這觀點大表贊同。中國既然按此思想套路取得成功,中央政府對不按循序漸進(儘管每一步可以很大)的改變必會存有戒心,她不會接受香港政改中出現的「要一步到位」的口號。

 

其實,在中國歷史上也有不少案例可供參考,它們有助我們判斷香港政改之路應如何避免錯誤。近日偶看內地電視劇集孫儷的《那年花開月正圓》,便頗有驚喜。此劇據說是真人真事改編而成,最初我感興趣的是,劇中主角的商業決策充滿民間機智,與經濟學原理若合符節;但後來卻感到它有關清末「戊戌變法」、「百日維新」的時代背景很有啟發性,連忙翻書重溫這段歷史。

 

維新失敗 可予借鑑

 

1898年是戊戌年,明年是它的兩個甲子紀念。那年的6月11日至9月21日,頗有憂鬱小生型格、但了無見識才幹的光緒得到慈禧默許,推行過一系列的急劇改革,但100天後,慈禧改變主意,把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斬了頭,變法全面瓦解,康有為、梁啟超事先得到風聲,流亡海外。當中的失敗原因很多,每一樣均足以致命,值得港人注意。

 

一、它是典型的震盪治療。1895年的甲午戰爭中國的北洋水師敗給日本,全軍覆沒,要賠款2億3千萬兩白銀,並割讓台灣澎湖;國人群情洶湧,致有1895年的「公車上書」(舉人乘公車赴京受考,公車泛指舉人),康有為等1000多人聯署要求變法。在此情緒下,想出來的改革容易激進急躁。

 

康有為等人後來獲光緒破格接見,光緒亦對他們言聽計從。他們建議的變法以君主立憲為目的,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官僚架構等等多個層面,有些建議極為激進,光緒可以一天內連下幾十個詔書,不少變法項目都是限令沒幾天便要完成,整個官僚系統根本無法承受。做不到的官員有一大批,給維新派革掉的官員也是一大批。

 

康有為、譚嗣同甚至認為流點血,「殺幾個一品大員,法即變矣」,這些官員怎會不跑去慈禧處哭訴?凡事欲速則不達,維新運動如此,香港非建制派要求的「真普選」也可作如是觀。

 

二、主權是一個敏感問題。維新派建議穿西服,剪掉辮子,這被視作等同否定滿清的統治。更嚴重的是,康有為等人竟毫無政治敏感度,極力推薦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當光緒的顧問;又上書光緒,支持伊藤與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Richard Timothy)所建議的「中美英日合邦」,即容許列強管治中國;譚嗣同又建議把西藏賣給英吉利、新疆賣給俄羅斯,蒙古、青海也可賣,所得金錢可作變法之用,康有為也有相同想法。

 

此等言論隨即坐實對他們私通敵國、巧奪政權的批評。香港也有些人對國家主權觀念淡薄,有些人甚至是港獨支持者,正如上文所述非建制中有人同情港獨,不肯與他們切割,他們的「國際主義」自然使人懷疑「變法欺人語也」,在帝國主義橫行、列強爭相欺凌中國的年代去勾結敵國,哪會有好下場?香港的非建制派中,也有很多人不懂避忌,挾洋以自重,這不但毫無用處,還會加深猜疑。

 

三、維新派實力單薄,卻不自量力,硬要與政敵對撼。康有為是主要領袖,但他的官階只是總理事務衙門章京行走,是六品芝麻官;光緒則一生命運完全受制於慈禧,無權無才。錢穆在《國史大綱》中早有指出,他權力不足,性格軟弱,根本便成不了事。香港的非建制派也是實力單薄,但叫價甚高,犯上維新派同一種毛病。

 

百日維新與今天香港的政改當然相異處也甚多,一個明顯的差別是,滿清那時已腐敗透頂,戰爭又失敗,正處於日薄西山的狀態,但今天的中國卻正處歷史上罕見的盛世,經濟、科技和軍力的進步一日千里,人民對經濟前景的樂觀程度,世界排名僅在越南之後。

 

百日維新面對如此差勁低效的社會尚且一敗塗地,香港有些非建制派卻在幻想,只要中國經濟一旦崩潰,所謂真普選或港獨便可出現。靠幻想去推斷香港前途,是在開港人的玩笑了。

 

(HKEJ 2017-10-11)

 

10/06/2017

香港是否受威權管治? (雷鼎鳴)


國慶日有幾千人遊行示威,他們以反威權管治為主題。此事緣起於有多名非建制派因違法而被法庭裁定有罪要坐牢,亦有議員因小學雞言行失去議席,所以有人不滿。但以反威權為藉口,橫看豎看,都有點不倫不類。不過,所謂威權主義的概念,本身亦頗為有趣,思考一下或許可加深我們對人性及社會的了解。

立法會屢與政府不合作

威權主義可拆分為心理學中的威權性格及政治學中的威權管治,二者相關但卻不是同一種概念。年輕時修過社會心理學,記得在上世紀30年代有人研究納粹黨信徒的人格特徵,漸漸衍生出威權性格此一名稱,1950年加州大學的團隊出了本集大成的著作,書名便是《威權性格》。本文無篇幅討論威權性格特徵的各種研究或指標,但可極為簡略地以幾點歸納︰性格較強硬、排外、犬儒、較易受心中的權威人物影響而決定自己立場。法西斯主義者有很高的權威性格指數,但沒有足夠證據說共產主義者也是這樣。很多課本都有討論他們的特徵,不贅。

管治上的威權主義者也許在性格上也有這些特徵,但在管治上威權主義有另外的重點。威權政府會坐擁更多的中央權力,政治多元化程度較低,鎮壓政敵時較強硬,自身的領袖不一定有個人魅力,也不需要特定的意識形態。它與極權管治不同,後者一般有魅力領袖及很強的意識形態推動。

香港政府是否威權主義的政府?理論上,根據《基本法》,香港是行政主導,特首有很大的行政權力。但香港的司法獨立,在世界排名榜上依然高企,立法會與政府不合作等例子多不勝數,政府是否真的做到行政主導、權力集中,極為可疑。不少市民反會認為政府軟弱,權力應用不用,看看警察常在執勤中被人羞辱而罵不還口,我們很難把香港說成是威權管治下的社會。

港個人自由排名勝美國

威權管治與自由不一定必然排斥,但若說在一個政府喜歡鎮壓人民的社會中人民自由度仍能高企的話,便十分奇怪。根據Cato的「人類自由指數」(Human Freedom Index)排名,香港高踞世界第一,「個人自由」方面,香港的排名也高於美國,更遠勝新加坡。香港的「經濟自由指數」當然一直都是世界最高。如果有兩派人,一派說香港太過放任了,另一派卻說威權政府太壓制自由了,我雖崇尚自由,但在香港自由當世排名第一這個事實下,也不能不認為第一派比第二派更有根據。

說香港現在是威權管治,顯然牛頭不對馬嘴,但會否威權主義剛剛才浮現,將來情況會不同?《老子》十八章有言︰「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考慈;國家昏亂,有忠臣。」同一道理,若說香港需要更多的威權,有可能便是有些人太過不理社會秩序,把法治視為違法以達他們自己的義所致。有人犯罪後,視法庭威嚴為無物,並毫無悔意,這便難免使到港人思考是否更嚴厲的執法才可保護港人合法的自由。

放任容易使到人民的自由受到一些不負責任的人的胡搞所侵害,威權思想有可能成為放任的雙胞胎,一同出現。假如大家都守法,社會和諧,威權主義反會變得無足輕重。從此角度看,若將來香港變為威權社會的話,誘發者正是今天那些不懂得珍惜自由、不肯為自己行為負起責任的人。

(Sky Post 2017-10-6)

 

為郊野公園建屋計一計數 (雷鼎鳴)


  政府根據《香港2030+》估算,未來香港需要四千八百公頃土地以應付工商業、道路、房屋等等的需求,但政府暫時只找到約三千六百公頃可用土地,仍缺一千二百公頃。兩周前我在本欄指出,政府的初步推斷實屬低估,原因是香港的房屋又貴又細,港人要住得平宜一點及大一點,是合理訴求,假如在未來三十年計劃中興建的一百萬個單位面積都要大三成,並且要保證樓價有顯著下降,現時的短缺起碼有二千公頃。

 

  資深傳媒人周顯先生連續寫了幾篇很有見地的文章,與我討論土地問題,他認為政府的確低估土地需求,而且並不反對發展部份郊野公園。不過,他似乎並不同意,土地的短缺只是二千公頃,因為工商業等各種項目著著都需要更多的地。

 

  我對周顯這個論斷並無異議,但要稍作補充。我所說的二千公頃土地短缺,的確只是針對住宅房屋太小太貴的問題,並無解決工商業用地也是很貴的困境,原因是有事有輕重緩急,居住用地引發的問題太過尖銳,但如果政府能下到決心發展更多的地,當然是極值得支持的;不過,對於政府能否有足夠的意志力去排除萬般阻力,現在仍言之尚早。在此局限下,住宅用地應有優先。

 

  周顯在另一篇文章十分正確地指出,只有小部份人用郊野公園,是等於要捱貴屋的大多數香港人津貼郊野公園常客了。此種津貼是否物有所值,我們需要算一算帳。

 

  到郊野公園訪問的遊客,去年是一千三百萬人次,等於每名港人每年到訪一點七六次,郊野公園對港人的價值有多大,理論上可量度出來。假設郊野公園要收費,例如每次每人收一百元,那麼總會有人因此而不去了,對於這些人而言,去郊野公園所能帶給他們的效益,便必定低於一百元(加上時間及交通費用),否則他們便不會因一百元而不去了。郊野公園對不同人有不同的價值或效益,有人高一些有人低一些,我用自己作例子,若入場費是五百元或以上,我是不會再去的了,在此我可假設對一個訪客來說,平均的效益是五百元一次。這個假設不一定對,但就算有幾倍的誤差也絲毫影響不了以下的結論。

 

多了等於郊野公園約百分之二的土地(見兩周前拙文),不但可建更大的更多的房子,樓價也可下跌,跌一成是很保守的估計。香港的居屋及私人樓宇約有一百九十萬個單位,我們可用租金來量度住屋的機會成本,假設一個單位的平均月租是一萬五千元,那麼一成的減租等於港人每月共可省回約二十八點五億元。

  整個郊野公園為一千三百萬人次遊客提供多少價值?若每人是五百元,每年總值便是六十五億元,每月五點四億元,又因為不是抹走了整個郊野公園,只是取走百分之二的地,合理的按比例計算,效益損失是每月一千零八十萬元左右。每月付出了一千多萬元而每月省回二十八點五億元房屋成本,成本效益比例是二百六十三倍!如此大的差別,不發展部份郊野公園完全說不過去。當然,政府也應多植樹(成本很低)以補償生態的損失。

 

 (Headline Daily 2017-10-6)

10/03/2017

論「佔中」者的四大錯誤 (雷鼎鳴)


「佔中」鬧劇已過去三年。

 

這是一個非法的活動,它的失敗,可證之於在「佔中」(嚴格來說,應是「佔鐘」及「佔旺」)79天的後期,絕大部分港人已心生厭惡,多種民意調查都顯示,多數人都認為「佔中」者應退場,連主要參與者也承認失敗。「佔中」剛過去一年時,雖也有人要在金鐘搞搞「紀念」,但到場的支持「佔中」者加上反對「佔中」者總共才一千一百人。原因是當時將有區議會選舉, 「佔中」恐怕已成選舉時的負資產,政黨中人能避則避。

 

除了支持度下降外, 「佔中」也沒有為香港帶來實質性的正面變化。普選特首是「佔中者」的主要訴求,但普選在今天比沒有「佔中」前更遙遙無期。若說「佔中」毫無影響也非事實, 「佔中」形成社會大規模的撕裂,甚至是家庭內部的撕裂。支持「佔中」者雖不願承認2014年已有180多萬人簽名反對,但他們應不難印證這個數字的可信性,只要廣泛地問問家人及朋友有多少人反對「佔中」便可,若港人一面倒地支持「佔中」,香港社會怎會如此撕裂?

 

對社會形勢的錯誤認識

 

「佔中」背後所謂的理論,有幾種無可彌補的對社會的錯誤認識。

 

第一, 「佔中」發起人自稱是從「愛與和平」出發,但他們佔路多天,不少商戶無辜地遭受巨大損失,市民因交通延誤浪費了大量時間,的士司機怨聲載道,這些在在都顯出「愛與和平」口號的虛偽性。若真的是「愛與和平」,為什麼「佔中」者不去積極籌款,用以補償不認同「佔中」的人期間遭受的損失?又或者不搞「佔鐘」或「佔旺」,只「佔維園」以求減輕社會的損失?但主事者沒有這樣做也絕不會這樣做,因為其核心策略正是要以港人及社會利益為人質,以脅迫政府讓步。挾持者怎可能對人質有「愛與和平」?

 

第二,其理論推斷完全與事實不符。「佔中」發起人有一個理論,把「佔中」比為核彈,以為其威力足以使中央政府不敢不就範,會應允其要求云云。早在「佔中」前,中大便有民意調查,其結果顯示大部分港人都不相信「佔中」可迫使中央讓步。以後的事態發展亦使人清楚,中央政府不可能向威脅讓步。由此可見, 「佔中」發起人的政治判斷力還比不上大多數普通市民。

 

在方法學上,假如一套理論的主要推論與事實相矛盾,這套理論便無甚價值,可以推翻。不過,我有時也會懷疑, 「佔中」的策動者是否真的愚蠢至相信其目標可以達到。也許他們心裏也知道會失敗,但為求鼓動群眾,唯有說些違反常識的話去騙人。

 

第三,主事者似乎對「廣場定律」無知無識。發動參與者並非最困難,反而是如何「退場」,什麼時候「退場」才是考功夫的所在。參與者當中會出現權力,年輕人面對新得到的權力極容易陶醉其中,為求不用放棄手中權力,他們往往做出極端的事情。既然佔據著大台,意味著掌握話語權, 「佔中」者怎肯退場?他們就算知道不妙, 「佔中」拖得越久越會失去支持,但同時也知道有些蠢蠢欲動的人正巴不得他們早日離開大台,好讓後來者搶走權力。此種人性的醜惡,在經典小說《蒼蠅王》中已有描述。在2016年初的旺角暴動中,亦有人以更極端暴烈的手法去爭取及宣示自己的權力, 「愛與和平」在「廣場定律」面前,時間一久便必被衝擊得七零八落。

 

第四,錯在「佔中」者所宣揚的所謂「違法達義」。很多港人不見得認同他們爭取的是什麼「義」,但人各有自己的價值觀,我們也不用糾纏此點,反倒是「違法」一節便與港人的核心價值相悖。我並不認為人人都必須做循規蹈矩的乖孩子,在道德上,你犯的法若是無受害者的(victimless crime),社會也許會採取原宥的態度,但「佔中」運動導致港人損失嚴重,不屬此例。現在法律界的頭面人物紛紛表態指出「違法達義」的錯亂,但一些人被洗腦幾年,要他們重新學懂真正的批判精神,不是易事。

 

「有識之士」應負最大責任

 

「佔中」的策動者最不敢面對的,便是它為社會帶來的經濟損失。其實經濟損失絕不止於79天內商業活動受阻,及市民要多浪費寶貴的時間上班下班,更為嚴重的是受「佔中」影響的年輕人,會白白失去了他們事業上的一些重要機遇。

 

當今世界是科技出現重要革命的年代,而創新者及最具潛力的市場主要在內地,一定會衍生出大量財富與機會,大大增加人類的自由。但要利用此種歷史上罕見的機遇,不全心全力投身進去是不會成功的。大部分香港的年輕人都十分理性,也希望能建立自己的事業,但我很難想像,某些政治上腦、主張「港獨」、受極端思潮影響的年輕人,如何可以集中精神在這創新科技浪潮中?反觀內地,每年理工科的大專畢業生便有兩三百萬人,超過歐洲與美國的總和,而且他們的創業精神強大。「佔中」則在思想上、精神上拖了香港不少年輕人的後腿,長遠而言,香港經濟被人超過已將是不易否定的事實了。

 

是什麼原因使香港犯上「佔中」此等歷史性的錯誤?馬丁·路德·金曾有名言金句:「世上沒有比真誠的無知更危險的事了。」(Nothing in the world is more dangerous than sincere ignorance)年輕人滿腔熱血,我不懷疑他們大部分人的真誠,但觀乎其中部分人把上述的錯誤都犯透了,顯然他們對真實世界的政治、經濟與人類行為規律的認知嚴重缺乏,所以他們的行為也是危險的。

 

本來社會中的「有識之士」,尤其是教育界中人有責任去幫助他們看懂世界,但很可惜,某些所謂「有識之士」不但自己愚昧,犯上一大堆判斷錯誤,還大呼小叫鼓動年輕人往錯誤的、對香港有害的方向奔跑,直至他們受到重傷。這些站在道旁為年輕人的錯誤喝彩的人,應為香港受到的傷害負上最大責任。

 

(TKP 2017-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