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2017

曾蔭權案與七警案 (雷鼎鳴)


最近兩宗法庭的裁決牽動了不少香港人的心。先說曾蔭權的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

我認識曾蔭權二十多年,對他的政策不見得完全認同,也知道他多多少少帶有「醒目仔」的性格,不為某些人所喜,但若說他涉貪,我卻從不相信。他為人正直,對規章條例熟悉,一般也十分小心。對一個人的人格判斷,我相信要經長期交往觀察才可作出,否則容易造成不公。今次陪審團並未能對他有無收受利益達至一致的看法,曾被定罪的只是舉證門檻低得多的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

對陪審團這個觀點,我頗為疑惑。曾付出了市價租金租住東海花園(幾年前我問過也住在東海花園的張五常,曾蔭權所付的是否市價?他說是),這需不需要在行會申報?我覺得這是一灰色地帶,設身處地去想,我若在同一處境,恐怕也不知申報是否必須。

按法例而言,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立法原意雖好,但有時容易矯枉過正。這次法庭雖事前對陪審團作合理的指引,但最後仍需靠投票去判斷曾是否有違誠信。但事實的真假往往與投票無甚關係。大約十年前,我有一位認識數十年,在電台擔任公職的朋友因為看不過眼所在機構的低效率,不完全按既定條例去處理一些雞毛蒜皮的事,中間絕無涉及個人利益,但在法庭倒也被定罪,幸得緩刑,整件事使我大開眼界,不能不問這條例是否過於嚴苛。反觀近年在扶貧委員會中,雖然人人都一早簽了保密協議,但洩密依然頻仍,對我們開會造成頗大不便,但倒未見有洩密者被檢控,這又是否另外的一種不公?

條例似有過嚴 小心矯枉過正

另一個更牽動人心的案件,應是七警案。若孤立地問七警打人是否有過失並且違法,我相信答案是肯定的。若問兩年牢獄是否有根據,答案或許也是肯定的。但佔中及旺角暴動的涉案者不少仍未被檢控,就算有告上法庭,絕大多數也被輕判,不用坐牢。孤立地看這些判決,也許它們也有法理依據。但很多市民的困惑來自將兩種判決作比較︰為甚麼對執行任務維持治安時,被挑釁侮辱的警察要嚴刑峻法,但對掟磚暴徒卻心存仁厚,輕輕放過,只判社會服務令之類的?每件案件法官多多少少都有酌情權,可以手重可以手輕,法官中當然有很多都十分公正,但市民得到的印象卻是某些人似乎得到系統性手軟的對待,有些人卻剛好相反,香港的司法當局實有責任要作出交代。

李國能多年前曾說過,法庭不但要判決公正,而且要被大眾感知其為公正,否則公義很難彰顯。現在的情況是有不少市民將兩類案件的判決作出比較後,認為反差太大,對司法制度是否公正,有點失去信心,這對香港的法治權威性無疑是有損害的,其嚴重後果不應低估。

我從來都反對對別人作出侮辱性的言詞,也厭惡粗口,更不認同對個別法官辱罵。但現實是,很多市民,包括警隊在內都有司法制度未能彰顯公義的觀感,這應如何處理?

法庭或許不會把不同案件的判決作比較,但律政司應該把所有與近年佔中與旺暴相關案件的裁決結果及其理據作一系統性的比較,並公諸於世,方便市民查閱。這或可挽回市民對司法制度的部分信心,但也有可能更顯露出某些判決的系統性不公平,若是如此,有關當局應想辦法改進,而不是要處罰市民。

莫忽視背後危機

任何一個地方,倘若警察普遍地感到他們受不公平的對待,那麼整個社會都要面對嚴重的後果。劉進圖說法官不能被侮辱,因為他們沒法自辯,這種說法是對的,但同理,警察要服從啞忍的命令,一樣無法自辯,不引入辱警法便難以化解這問題。如果警察覺得忍無可忍,抱着少做少錯、不做不錯的心態,香港的治安會立現危機,受害的是整體市民,香港的執法、立法、司法當局不可對此後知後覺,光是下些指令要警隊變成聖人,恐怕有反效果。

話說回來,警隊也要警惕一事。我前些日子寫了幾篇有關美國社運煽動大師阿連斯基的反建制戰術,其核心要旨便是要激怒對手,使其失去冷靜作出錯誤判斷,從而向煽動者提供了攻擊的藉口。法庭早已判定曾健超侮辱警察,作為資深社工的曾建超似乎頗懂阿達斯基的戰術。警察的回應最好是用更多的資源去搜證檢控這些人,而不是留下把柄。

(Sky Post 2017-2-24)

2/17/2017

政策篩選與林鄭的財策 (雷鼎鳴)


我多年來都持有一種觀點,學者應盡量不直接參與制定公共政策,但對別人或政府提出的政策,卻大可評論批判。此種取態絕非是說學者可坐在一旁說風涼話,而是基於社會分工與對認識論的尊重。


任何重大的公共政策是否可行,大都涉及社會中不同的制約及不同的專業知識,而各領域的學者對這些制約與知識的敏感度可以有重大差異,某政策在政治上可行,經濟學家卻可能指出這會造成經濟災難,另一些政策在經濟學上沒問題,但法律上卻可能是違法亂紀之舉。一項政策就算從某種學術領域看是可行,只要它是違反另外一種專業所熟悉的社會規律,政策的成功機會便很微。因此,我認為學者的主要功能是要做一個過濾器,據自己的專業知識,篩走一些行不通的政策,但要注意,過得了自己一關的,不等於一定可以過得了別的專業的篩選。


舉些例子。政府開倉派米,大放福利,社工界或認為可行,沒有甚麼行不通,但經濟學家卻會認為今天過量地用錢會造成財困,使到未來的窮人得不到救濟的機會。又例如,不少經濟學家會認為在選舉時容許買票賣票是天大好事,符合社會利益。假如我認為選出誰人當特首對我無關重要,但對你卻是生死攸關,那麼你出錢把我的票買走,符合物盡其用的資源有效配置原則。當然,我們也知道,從法律的角度看,賄選是可以坐牢的。


政策制定要平衡多種因素


由此看見,政策制定是考慮多種因素,並要作出平衡,只懂偏重一種因素而不及其餘的,往往是不成熟的表現。例如年前社會受到一些思想極端的人所騎劫,用民粹式口號「我要真普選」否定能使到數百萬市民都有選舉權的政改,不但連不少民主國家的有識之士都感錯愕,今天我們若是不滿僅約1,200人的選委才能投票,應同時也明白否定政改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特首參選人陸續提出政綱,當中包括其財經政策,我相信對這些政策,我們一樣要用上多角度的思維去篩選及評估。香港的財政政策一定要面對兩個制約,一是人口老化無可避免地在將來會帶來極為沉重的財政壓力,二是《基本法》〉107條規定政府量入為出,開支增長要與GDP增長相適應,這便確立了在開支上政府只可當小政府的原則。


在這兩種制約下,我們不能以為政府現在有九千多億儲備便可大肆用錢。這好比我們銀行戶口中有100萬,但卻明知明年有一筆200萬的必要開支,那麼我們自誇自己有多少存款豈不荒謬短視?


但這並不意味政府甚麼錢也不應用。政府開支有兩大類,一是消費性的開支,錢用了便沒有了,例如今天增加了福利開支,將來便沒有錢這樣幹了。二是投資性的開支,現在用了的錢可以帶來回報,對社會有好處,但要注意,政府也不一定可以因經濟增長而全部收回到對社會投資所作出的開支,因此政府時會選擇購買外國的債券等項目,因這些投資雖對本地社會無即時用處,但卻可為政府保本及增加收入,其進帳也可支持未來開支。


林鄭的教育政綱裏有一項是增加50億開支。對社會來說,這是一項好事,但對政府的預算,卻仍是一種壓力。在發達國家中,教育的公共開支佔GDP的比例一般在4%以上,若套入香港,政府的教育開支應每年千億才達標,但201617年的教育經常性開支卻只得747億,所以增加了50億,其實仍未達標。但從此中我們已可見林鄭團隊的平衡之術︰增加教育開支對社會有利,但在人口老化會引致未來財赤壓力及《基本法》的制約下,先增加不算是大數目的50億可算是一種折衷,對社會有好處又不至於帶來財政災難。


減利得稅 8成納稅公司受惠


同理,減稅也對社會有好處,但對政府的財政一樣可帶來壓力。林鄭提出的對年利潤200萬元以下的企業只徵收10%的利得稅,而不是其他企業的16.5%,一樣是一種平衡。此點我們要算一算帳。



據政府公布的數字,香港共有1,149,000間註冊公司,其中只有9%有交稅,共交稅1381,而有交稅的公司中,79.1%的公司利潤在200萬元或以下,但這79.1%的公司所繳付的稅款,只佔利得稅總稅款的3.3%,即45.6億元左右(74.4%的利得稅由賺錢最多的1.8%的公司所繳付)。這79.1%的公司若稅率跌至10%,政府每年收入直接減少約18億元,也不是很大的一個數。評論政府理財的得失,除了看其利弊外,尚要看其規模的大小,18億不及政府收入的0.4%,但卻可使79.1%的有納稅公司得益,算是有規範的減稅方案了。至於這會否導致公司拆細,以求實現10%的優惠稅率,這倒非不可能,但規模或許不大
 

(Sky Post 2017-2-17)

2/10/2017

林鄭與鬍鬚的異同 (雷鼎鳴)


如無重大意外,本屆特首選舉應是林鄭與鬍鬚之爭,而又以林鄭佔了極大優勢。二人各有支持者,雙方或都有意誇大二人的不同,此點尤以鬍鬚的網民支持者為甚,他們要把林鄭妖魔化,用詞刻毒,但內容空洞,十分無聊,鬍鬚是君子,見此恐怕也會感到尷尬無奈。


我認識兩人都超過十年,吃過多少頓飯、開過多少次會,已記不清,我並不覺得二人有太大的差別,部分網民的態度,基於無知的發洩絕對大過基於理性。
當然世上沒有兩個完全相同的人,選特首最重要的是看他們的政策及執行能力,性格、形象等等的重要性是低得多的。


在背景上,二人都可算是精英。鬍鬚在曼哈頓的史岱文森高中就讀過,此校是美國理工科的頂尖名校,且學生眾多,每年送入麻省理工或長春藤等名校的起碼有一、二百人,鬍鬚據說在班中屬於最高的10%,是高材生了,能進入麻省理工的當然是精英。但他見慣叻人,不易變成自戀,但對一些胡說八道的庸人意見,或許心中也會不耐煩。


政策思維接近 同屬公務員精英


林鄭就讀本港的聖方濟各,也是名校,我中學時便常到此女校蹓躂,識人無數。林鄭不但是Head Girl,而且年年考第一,會考據說是3A5B,當年只得極少數人能拿AB,其成績大約等於近年分數寬鬆得多的十優狀元,其分析能力不容置疑,我在會議中見過她的戰鬥格,其對問題與理據的掌握,容易使對手潰不成軍,引起某些人的忌恨倒是必然。


二人性格上雖有不同,但都做過三十多年的公務員,近年更是共同的主要決策官員,意識形態與認知分別不可能太大。


就政治任務而言,兩人都知道未來政改脫離不了8.31框架,而且23條要立法,二人都算是務實主義者,差別又大得到哪裏去?


在工作態度上,林鄭顯然是工作狂,或許還睡眠不足,與人多吹水一分鐘等於要睡少一分鐘,再加上其判斷力不錯,所以很少議而不決。此種傑出女性我認識不少,但近十年來世界各地都有反精英情緒滋長,女子精英更易引起別人眼紅。至於鬍鬚,有人說他很Hea,這個批評並不公道。他或許不如林鄭般拼搏,而他相信無為而治,有些事他不認為應該政府插手,看起來便是很多事都不願做,似乎懶散。


在經濟政策的取向上,我也看不到二人有甚麼根本性區別。二人都曾表明過相信自由經濟。在理財上,按照往績,鬍鬚有「守財奴」之稱,其實是等於他重視審慎理財。林鄭如何?公務員重視規則,她也視《基本法》107條為必須恪守的天條,我曾聽過她一次演說,核心內容是把政府開支控制在GDP20%以內,這與鬍鬚又會有多大差別?


經濟理念相似 均信奉自由主義


林鄭的經濟理念仍未詳細公布,鬍鬚則已有政綱。後者與歷年的財政預算案頗有相同之處。若按較新的部分,主要有三。第一,可推行負入息稅,即收入低的不但不用交稅,而且政府有錢派。此建議的好處是可鼓勵人民工作,不工作便拿不到這些補貼,缺點是政府財政壓力會增大,而且僱主可乘機減薪也不愁請不到人,因為減了的薪水最終可靠政府補回。這建議也新不到哪裏去,經濟大師佛利民多年前便提出過,林鄭當主席的扶貧委員會也推出過性質相同的低收入家庭在職津貼,二人的分別又大得到哪裏去?


第二,鬍鬚建議利得稅搞累進制。其效果如何?要看累進的程度。但我不認為稅制能夠有大改動。香港近七成有交稅的企業,利潤不足100萬,它們所付的利得稅只佔利得稅總額四十分之一左右,微不足道,但1%的大企業卻負擔了近三份二的利得稅。小企業目前要付的利得稅本就不多,減免了它們,對大事無助益多少。增加了大企業的稅率,它們可將公司分拆為多個小公司,以求減低稅率,亦可以遠赴他鄉投資,不留香港。林鄭對此政策似是不置可否,只說過去討論多年也做不到。


獲得泛民捧場 令中央有了戒心


第三,林鄭提過政府可考慮善用儲備,投資在教育等對社會有利的項目上。按照經濟學準則,只要投資總成本的折現值低於預期社會效益的折現值,投資便是值得的。問題是政府找尋這些投資機會並不容易,成效較大的多是基建項目或教育。我相信鬍鬚對此也不會有重大的反對意見。


既然如此,為何不同人等對二人的態度又涇渭分別呢?中央過去對鬍鬚應信任,但泛民要捧他,而他又未有對此死亡之吻保持適當距離,所以中央便起戒心。中央顯然更信任林鄭,這從傳聞中政治局支持她已經清楚可見,亦印證了泛民圈子流傳的習近平另有人選的傳言是鬼話連篇。但從激進泛民的角度看,這也是一個死亡之吻。不過,既然泛民推翻了政改,中央對特首候選人的信任當然遠比泛民的信任來得重要,最後選舉結局已可預科

 

(Sky Post 2017-2-10)

2/07/2017

煽動家激化香港矛盾的戰術 (雷鼎鳴)


近年香港政治頗為動盪,社會撕裂,經濟發展很易因此而停滯不前。造成此種局面的根源,當然與社會中存在已久的深層次矛盾有關,不少評論人過去對這些矛盾亦早有分析,但我們若細看情由,倒也不難發現,除此以外,部分政客及媒體,往往也喜歡激化矛盾,無事變小事,小事則化大,使社會不得安寧。社會事態,仿似背後有一雙無形之手在操弄著,往往著一定的套路進行。

 

我不喜歡用陰謀論去分析事情,也相信絕大部分港人都不願看到香港陷入困局。但世界大事多變,我們也不是沒有看到過外國常有顛覆活動出現,弄至民不聊生。香港尚遠未發展至有如敘利亞、利比亞般地步,但我們也不應對一些近年常見的現象缺乏戒心。從現象推斷出潛在對手的策略,並加以提防,才是合理的做法。

 

社會運動的老手很多,但能夠將各種策略有系統地總結起來,並將之變為放諸四海皆可應用的法則之人,並不多見。在美國倒是曾有這樣的一個人物,他叫阿連斯基(Saul Alinsky,1909-1972),此人曾是希拉里大學畢業論文研究的題材,亦是奧巴馬在芝大法學院教書時的教材,也有人研究過奧巴馬在爭取上台時所用的戰術,發現他深受阿連斯基的影響。阿連斯基所著《激進派的法則:給現實主義激進派的務實入門手冊》(Rules for Radicals: A Pragmatic Primer for Realistic Radicals)及其他書籍,早已被國際上社會活動的組織者視為天書。由此可知,阿連斯基雖已去世多年,但他的思想是美國朝野中的「圈內」人士十分熟悉的。香港社會運動的煽動者就算不認識阿連斯基其人,亦應早已掌握其套路。

 

阿連斯基搞社會運動的目的是顛覆建制,其道德標準亦與常人不一樣:任何手段,只要是有利於達到顛覆建制目標的,便合乎道德。換言之,他是徹頭徹尾的馬基維利(Niccolo Machiavelli)的信徒,認為目的足可合理化手段(The end justifies the means )。若要與他或他的信徒講仁義道德,或勸其不要不擇手段,是浪費時間之舉。

 

阿連斯基共列出十三條法則,法則以外,尚有總綱:進行煽動活動時,成敗準則應該用敵人的反應來量度,若敵人受到挑釁,深受刺激,從而失去冷靜,犯上錯誤,該次煽動任務便算成功。反之,若對手無動於衷,行動便算失敗。十三條法則比總綱來得具體,確有將政府從強變弱,甚至將其推翻掉的能力。

 

第一條法則開宗明義指出,鬥爭時你有多大的影響力,並不取決於你真正有多大的力量,而在於對手認為你的力量有多大。換言之,對手自己的反應才是根本性的。對付懂得阿連斯基心法的激進分子,招數也簡單,千萬不要被激怒,不要按照煽動者所希冀的路線圖作反應,這樣他們便只能徒呼奈何。

 

第二個法則是行動時,不要把自己的支持者置於陌生的經驗當中。若支持者發現形勢並非如過去設想般,很易會混亂起來,兵敗如山倒。例如去年兩名小學雞宣誓時的辱華事件,主事者脫離了社會大眾的價值觀,殊不知,出事時他們對社會的憤怒十分驚訝,不知如何應對,這正是他們犯了第二法則之忌。

 

第三是製造條件,使對手處於他們不熟悉的環境中。此法則與第二法則同一道理,混亂要施之於別人,而不是自己。

 

第四法則是要敵人完全按照其過去訂定的規章制度行事,稍有偏差便要吹毛求疵,小事化大攻擊對方。例如林鄭在街上給予了行乞者五百元,立時便有人上綱上線說其鼓勵違法,但我們大可預期,若林鄭對行乞者視而不見,她便會被說成是冷酷無情。在各種規章制度中找出攻擊借口實是容易不過之事,就算是宗教人士中的聖人,也要每天不斷為小過失而懺悔告解。對敵人可抱著酷吏般的挑剔態度,但對己方當然是寬容萬分。

 

第五法則可能被用得最多:最有力的武器是不斷嘲笑奚落對手。嘲笑的內容是否公平根本無關宏旨,煽動者的目的只是要激怒對方,從而使他們犯錯,攻擊的口實越不公平,越易引致對方動怒,符合策略。若是對方無犯錯誤,也可扭曲他們的言論,從而達到羞辱他們的目的。此種策略在網上極易找到,已不用舉例。

 

第六法則是所用戰術應是己方支持者樂於執行的,這樣有助提升士氣。大多數人對必會失敗的任務都不會有太大的興趣去執行,所以為了鼓動自己群眾的士氣,須把行動說成是成功在望。例如,「佔中」前的民調早已表明,大多數港人根本不相信「佔中」能使中央政府讓步,但「佔中」的主事者卻仍自欺欺人宣稱「佔中」是核彈,中央不能不讓步。他們的胡說是必須的,若不如此,可能開始時已潰不成軍。

 

第七是任何行動都不要拖得太久,否則反而成為累贅。我們回想一下,可記得「佔中」共拖了79天,到後期參與者的士氣幾已消耗殆盡,士無鬥志。不是主事者不明白此法則,而是參與者各有山頭,未必肯聽指揮。

 

第八是要用盡各種戰術與選項,千方百計找尋新借口去製造事端,使對手恆常地感到壓力。就算抗壓力高的人在不斷受攻擊的環境下,亦可能失去平衡冷靜,這便可成為被利用的機會。我們在香港可見到攻訐行動無日無之,但若以為大家都想休養生息,可能會是一大誤會。樹欲靜而風不息,就算大多數人想社會和諧,但不斷製造事端正是少數社會煽動家的重要法則,他們不會停止,否則他們便無存在的價值。

 

第九是尚未發生的潛在威脅比已發生的更有威嚇力。有時這些煽動者會虛張聲勢,例如他們會自吹「港獨」可與廣東廣西結盟,一起各自「獨立」,但當然牛皮吹得太大也會沒人相信,反成笑柄。

 

第十是設計具體行動時要審視其能否起到不斷向對手施壓的效用。

 

第十一是表面負面的行動若推動得宜,有時可得正面效果。有時扮弱勢宣稱自己是受害者,以博取同情也可能是有效的招數。所謂「和平佔中」,口號上的確比「暴力佔中」來得動聽,但其損害港人利益的本質卻未有改變。去年旺角的暴動,更顯露出有些人的本心究竟是什麼。推動「港獨」的人做事過了火,不懂執行此法則,未必為更有經驗的煽動者所喜。

 

第十二是煽動者在攻擊別人時也應準備一些後備方案,否則對方若提議「你們既有這麼多意見,怎麼不提出一個可行方案來考慮」,煽動一方便會陷於被動。不過,煽動者提的方案根本不需要有可行性,提出來是為延長施壓時間。例如,在退休保障方案上,反對派所提的方案在財政上完全經不起考驗,政府難以接受,遑論推行,但有行不通的方案提出已可拖延施壓的時間,目的已達。

 

第十三條法則十分重要。要先選擇一個攻擊對象,但這不能是抽象的觀念或組織,必須是一個人物。把一個人物妖魔化後更能動員支持者。梁振英不參選特首,反對派頓失重心,所以急速調整,把污水都潑向林鄭是必然之事。曾財爺不是反對派,他之所以被捧高,目的只是用以貶低林鄭,倘若曾財爺當選特首,也會迅速成為新的攻擊對象。

 

此十三項法則十分凌厲,在美國的社會運動中已被檢驗過,香港反對派或幕後高手也玩得成熟,但阿連斯基的法則卻絕非沒有破綻,美國亦有人著書闡述破解之法。對港人而言,冷靜不被激怒,便是最重要的回應。今次特首選舉最能保持君子之爭態度的,則更可能是真正愛國之人。
 
 
(TKP 2017-2-7)

2/03/2017

選戰中的退保爭議 (雷鼎鳴)


上周日林鄭在電視節目中被問到為何反對不論貧富的退保方案,回應說是基於有關的公共理財數據,而這些數據是「財政司司長那邊說給我們聽」。曾俊華隨即表示奇怪,說自己未計過這些數。


二人的隔空交鋒其實都涉及一個工作小組及一個委員會的工作。2013年時任財爺的曾俊華成立了一個「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負責評估未來三十年左右主要因人口老化而帶來的公共財政壓力,20143月出了第一份報告後,曾再命該小組根據第一份報告的結論研究方案,以紓緩此等壓力,林鄭所提到的數據,應主要是根據這份報告。至於委員會,當然是負責研究退休保障的「扶貧委員會」。


除了政府經濟顧問陳李藹倫外,我是香港唯一「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及「扶貧委員會」都有參與過的成員,所以我認為自己有資格評論此事。


長者人口續增 影響盈餘兼政府欠債


曾俊華並沒有說謊,但他的回應過於滑溜,不夠完整。沒錯,工作小組並沒有算過一旦採用不論貧富都有錢可領的退保福利,所會帶來的財政壓力,但即使沒有這額外開支,工作小組的報告已顯示出未來幾年政府雖仍會有盈餘,但當長者人口無可避免地繼續增長後,不但盈餘消失,連已儲起的財政儲備也會迅速消耗怠盡,政府進而欠下巨債。至於欠債多少,要視乎政府是否可以及早控制開支,倘若政府對此問題視若無睹,在最壞的情況下,到了2042年欠債可高達近11萬億港元,大約等於到時一年半的GDP,但若政府早作準備,控制開支,則欠債會大幅收減。這份報告在政府的網站容易找到。


既然有了這份報告的推算作基礎,而林鄭又曾是「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的主席(我也是這個委員會的成員),她當然明白人口老化及其帶來的財政壓力非同小可,若再加推一項龐大的不論貧富的退休福利計劃,怎可能不使政府的財政推向更深的困局?換言之,林鄭根據財政司司長成立的「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報告所推算的數字而得出,不能搞不論貧富的退保方案這一結論,合乎邏輯合乎理財常識,沒有理由要感到奇怪。


未來開支龐大 不加稅何來財政盈餘


嚴格來說,有兩個例外的情況可以使到搞不論貧富退保而又不用增加財政壓力。第一是政府加稅去抵銷退保所帶來的額外開支。但這樣,香港幾乎必然會觸犯《基本法》第107條量入為出及政府開支要與GDP增長互相適應,而不論貧富的退保將來每年開支近千億港元,若加稅的話,比例不在小數。


第二是不論貧富的退保可做到自給自足,不用增加政府的財政壓力。曾有一些以社工為主的學者弄出一個方案,說到了2064年其方案仍可有千餘億的結餘。但公共理財從來不是社工的專長,我去年531日在友報寫了篇長文「為何全民養老金學者方案不可行」,詳細分析此方案的假設根本不成立,若我們糾正了其假設,該方案到了2064年可能帶來3.4萬億的欠債(以2015年價格計算),而不是有甚麼盈餘。


既然這兩種情況都不存在,不論貧富的退保與人口老化帶來的醫療等等龐大開支若是雙劍合璧,則香港的財政困局不問可知。扶貧委員會開會時的討論內容,我們都簽了保密協議,所以我不能談及任何細節,但我仍可指出,有關不論貧富的退保方案,該委員會就各種細節作出過長時間的討論,政府的經濟顧問亦帶領過她的團隊作出過多項技術上的推算,這些專業推算雖由來自財政司司長辦公室的技術官員進行,但財政司司長本人沒有跟進他的下屬在扶貧委員會的工作,是沒有甚麼值得奇怪的。


曾俊華早已接納工作小組的分析,應深明香港的財政問題,連林鄭這被某些人(可能錯誤地)認為是福利主義者的人,也知不論貧富的退保不可行,我更不相信曾俊華會誠實地認同此方案。在選舉的競爭中大家為了爭選票,說話不太準確並不出奇,但若大家將選舉視為君子之爭,那麼可減低對社會及公務員的撕裂,有利香港長治久安

 

(Sky Post 2017-2-3)

2/02/2017

特首選情與阿連斯基法則 (雷鼎鳴)


特首選情雖尚未進人直路衝刺階段,但形勢已初步明朗。胡官就算夠票入閘,起的作用也只是𠝹走薯片的票,當選的機會低於千分之一。葉劉有實力,中央也信任,但時也命也,若有150票提名,或會分薄林鄭月娥的部分票源,特首之位恐也只是擦身而過。最後林鄭與薯片仍是真正的主角,但我相信林鄭勝出的機會大得多。非建制的300多票加上部分地產商的票不足以阻擋她的當選。

 

未來選舉的結果,不少人應已心裏有數,但選舉過程與香港能否長治久安,仍有不少變數。要分析與預示選情,我們要先確立幾點認知:

 

【認知一】

 

中央已闡明當特首的4個條件,即要愛國愛港、中央信任、管治能力、港人擁護。

 

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這4個條件十分合理,但世上無完人,哪一個條件的比重較高,卻值得我們留意。假若年多前的政改能夠通過,港人可以自行投票,那麼民間的認受性自然十分重要,但現時是1194名選委投票,中央的信任卻變成是成敗的關鍵,不搞通這點,選舉工程的成效也只是鏡花水月。

 

【認知二】

 

林鄭本來不願出選,後來改變主意,局面便完全不一樣。我完全相信林鄭在梁振英決定不參選前的確沒計劃出選。此說有何根據?

 

我認識林鄭,也曾直接問過她,但她的身份使她不便回答這問題。其實,就算她答「不會出選」,這也無甚參考價值,所以更好的方法是從我信任的而又是她的密友圈中探聽,我從前得到的印象是她不會出選。當特首顯然會使到她不能有正常人的家庭生活,犧牲甚大。我們要注意,十多年前為了與她家中的一個男人及兩個男孩在一起,她寧願在官階上降了一級也去了英國,可見她重視家庭。

 

更明顯的是,在宣布參選前她並無進行過為自己鋪路的參選工程,起步慢便會吃虧。在宣布參選後的開始階段,其選舉工程也使人有倉卒之感,林鄭在政府為官多年,若一早有打算,不會如此無規劃。不過,我亦深信,一直都有人向她勸進,所以她若有過猶豫,不用奇怪。

 

【認知三】

 

若梁振英參選,林鄭自然不出,局面會是梁振英、葉劉與薯片之爭。CY未必夠150票入閘,葉劉在選委中很可能有不少反對者,薯片勝出的機會很大。不少人懷疑中央會否信任薯片,我相信此種信任是存在的,但在不同時候其程度卻不一。薯片本非CY馬房中人,為何在2012年可連任財爺?這顯然是中央支持之故。從管治權術的角度看,財爺有理財經驗,中央則把香港視為經濟城市,留下他既可較能守護到特區的錢,又可起到人事平衡的作用,所以他留任順理成章。至於說他Hea,我不認為這是一個公平的批評。薯片傾向自由經濟,此種信念的最高境界是垂拱而治,無為而治,政府在可能的範圍內儘量讓市場自己解決問題,所以貌似Hea是必然的。但邏輯上而言,某人若是很Hea,卻不一定等於他有無為而治的理念(無為也先要建立到一些機制才可放心無為),可能某人是真正懶散的也說不定。

 

我估計中央對CY、葉劉、薯片3人相爭的局面並不喜歡,因這容易變成混戰,在建制派中也會造成分裂。但更大的問題或許是中央在後期對薯片的信任程度不及從前。何以見得?香港的非建制派在ABC的階段時(即集中火力反CY時),屢屢對薯片暗送秋波。這雖可被看成是「死亡之吻」,但本來也沒有什麼大不了,只要薯片肯與他們保持距離便可,反正薯片本人也很難歸類為泛民或非建制。不過,薯片可能也有苦自己知,若林鄭不出,他勝算較大時,不用靠非建制的票也可能勉強勝出,現時則難矣哉。這樣便迫使他墮入一困局,若肯簽名正式接受非建制的提名,他便會使中央對他的戒心大增,但若不接受,未必夠票入閘,遑論最後勝出。在利害關頭下,他接受的機會很大,所以最後是他與林鄭之爭,但容易輸掉。

 

【認知四】

 

林鄭與薯片之間的分別可能被誇大。我認識薯片與林鄭都有多年,交往也算不少,與薯片的多半是在飯局及預算案的諮詢中,與林鄭則多在長遠人口策略督導委員會及扶貧委員會的會議中,兩人誰當選,我個人都覺可以接受。其實兩人出身背景差別不大,長期都是公務員,意識形態與理財哲學不能說完全一致,但差別並非根本性,正如上文說過,薯片並非泛民或非建制,林鄭也絕非福利主義者,在一些會議中我見到她多次與一些免費午餐派對撼,印象深刻。她制定的貧窮線我不認同,但其應用之處主要在於量度有多少人脫貧,而非完全據此而派發福利,破壞力便大不到哪裏去。若然她的「新」理財哲學是根據《基本法》107條把政府開支佔GDP的比重限制在足夠低的百分比,那麼此種哲學與過去其實無大分別。當然兩人的風格與性格都大有不同,但我並不很重視這些。

 

【認知五】

 

CY的路線一直得到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央支持。我們不要忘記,在佔中後期,習近平會見過CY,並有「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兩句相贈,香港雖有人力圖貶低此兩句的含義,但習近平所表明的態度卻是清楚不過的,他也無必要誤導人民。林鄭與薯片都是CY任內政策的主要制訂者,與現任政府的路線都同樣脫不了關係。坊間對哪位領導人支持哪位競選者的種種傳說,我認為是一派胡言的居多。以現代資訊的發達,向習近平謊報軍情,是近乎不可能的任務。

 

【認知六】

 

中央希望特首能高票當選。某政壇高人告訴我,董老曾兩次約見薯片,勸他退選。我不知此事真偽,但類似活動應該有出現過。為何如此?一是怕分散選票,致當選人難以得到高票,二是怕兩人之爭會分裂建制與公務員,不利將來的管治,所以中央希望票都盡量集中到更獲信任的林鄭身上。

 

去年9月,我與一些學術界朋友曾建議中央不要表態支持哪一位候選人,後來中央亦的確沒有明顯的表態支持誰,我們對此也頗感高興。但近月的一些動作應已暗含撐林鄭的成分,公布河套及故宮文化博物館事宜的時間,可以被視為某種隱晦的表態。

 

香港的非建制或反對派其實早已明白此點,所以在CY不再成為攻擊的標靶後,矛頭突然都集中在林鄭身上。其實若是薯片當選,不出3個月他也一定會成為新的標靶。為何如此,我們需要分析一下反對派近幾年來不斷使用的策略。以下所說,反對派的附和者不一定都懂,但背後發功的高人應是心知肚明的。

 

13項戰術

 

近日冒起的評論界新星盧安迪小友在本報的專欄中提到阿連斯基(Saul Alinsky, 1909-1972)其人其書,這的確是了解近年香港反對派套路的關鍵。阿連斯基是位馬克思主義者,是美國社區組織運動理論與實踐的大師,在芝加哥大學畢業,曾在芝加哥煽動過多次社區運動,亦曾將其經驗歸納為13項戰術法則,並出版了幾本書去討論這些戰術,其中最重要的是《激進者的法則》(Rules for Radicals)。希拉莉大學畢業時的畢業論文便是研究阿連斯基的模型,奧巴馬亦深受阿連斯基的影響,不但在芝大教書時教過他的理論,在競選總統時所用的策略亦多處有阿連斯基的影子,2012年有位叫Jeff Hedgpeth的作者寫了本書詳細列出奧巴馬與阿連斯基的關係。

 

阿連斯基的13項戰術十分厲害,他的著作早已被激進分子視為天書,奧巴馬贏得大選得益於此甚大。篇幅所限,我只能簡介其部分內容,讀者可自行找來他的書,並判斷香港的反對派受他或美國民主黨的戰術影響有多大。13項具体戰術以外,阿連斯基煽動激進運動的心法尚有兩條:一是為了目的,可以不擇手段,某種策略是否合乎道德,完全取決於它能否有助於打倒對方;二是任何行動的有效性,量度標準是敵方是否被刺激到失去冷靜,作出對其自身不利的反應。例如,他可以組織100名大漢,吃飽了焗豆後到音樂廳假裝聽古典音樂演奏,在音樂會中這100人不斷放屁,以騷擾其他在聽音樂的有產階級,從而沒有違法地激怒他們,使他們失去冷靜,犯上錯誤。你要講道理去說服這些人?浪費時間!他們的目的是鬥爭,要贏,但不是在口舌辯論中勝利。

 

13條法則其中一條是可用盡一切方法製造話題——哪怕都是無聊與胡搞的——去嘲諷、奚落對方。這些嘲諷是否公平完全不是問題,愈是不公愈容易激怒對方,使他們犯錯。記著:他們的目的是要引導對方作出某種他們預料中的反應,若某種嘲諷戰術不生效,對方反應平常,他們便要再找材料重玩此招。林鄭買不到廁紙,對日理萬機無暇顧及日常個人生活的人來說,本是使人欣賞的事,但當然落在要打倒林鄭的人手上,會被扭曲為另一回事,林鄭回應說自己對私事素來很「論盡」,算是破解了此招。

 

13項有一項是要使自己的群眾在參與運動的過程中很開心。要做到此點便要使自己的群眾,即被煽動者,相信自己的行動是有效的、成功的。在佔中前的民調早已說明,絕大多數港人並不相信佔中會使中央讓步,但佔中的主事人仍自欺欺人,大肆宣揚中央會受壓讓步;事後證明,大多數港人的判斷比這些人更準確。他們若不這樣做,會害怕自己的群眾失去士氣。

 

同理,今次選舉雖然林鄭贏面高得多,但某些人總會杜撰出種種論述,說林鄭是梁振英路線的延續(此點便已大有不盡不實之處),而且習近平另有打算,不支持這條路線云云。我不知道這些平日極端反共的人為何可突然視習近平為英明神武而臉不紅氣不喘,但卻可知從近日各建制選委的取向看來,此種以虛假論述為自己打氣使自己快樂的策咯已走到近盡頭了。

 

不要以為林鄭的公關團隊化解了一些攻擊後便沒事可幹。阿連斯基法則的一個重點是要持續施壓,使對方終於出錯。各種攻擊一定會繼續下去,直到林鄭選不上或離任為止。此點對薯片一樣適用,除非他對非建制言聽計從(這不可能),否則就算是他當特首,蜜月期斷過不了3個月。

 

阿連斯基13條中的最後一條是,攻擊的對象一定是一個個人,而不是一個團體、抽象的組織、或抽象的概念。攻擊時一旦鎖定了一個人,便不能放過他。攻擊梁振英路線容易引來多種使人分心的討論,不智,所以戰術上一定把路線化為梁振英本人。現在梁這個標靶已無效,所以全部火力要集中在林鄭身上。

 

阿連斯基的戰術其實與厚黑學無大分別,只要研究過其策略,反制之道也頗多,上述Hedgpeth的著作中便列有應對之道20條,但前提是他們去低,我們去高(They go low, we go high),不能不擇手段。在這裏對林鄭團隊及薯片團隊都作個簡單提醒:競選中擦出點火藥味在所難免,但雙方都應把此次選舉保持為君子之爭。任何動怒都會墮入某些幕後高手的算計之中,而且容易分化公務員隊伍,不利日後的管治。這些幕後高手也知道他們並無足夠能量改變選舉結果,他們要的只是及早弱化未來的特首,使其不能有效管治而已。

 
(HKEJ 2017-2-2)

1/27/2017

今屆達沃斯是歷史轉捩點 (雷鼎鳴)


每年一月在瑞士阿爾卑斯山一個叫達沃斯(Davos)的小鎮所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已成國際政經界的一件年度大事,上周所舉行的論壇將來更可能被歷史學家當作是21世紀國際實力變化的一個里程碑。這次美國沒有總統或候任總統參與,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卻出席發表了主題演講,內容視野恢宏,其主張正是主流經濟學界二百多年來的核心思想,我不可能不支持。


習近平的演說顯然是針對特朗普及部分歐洲國家所出現的保護主義思潮而來。他開宗明義引用狄更斯描述工業革命發生後的世界的名言「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經濟全球化曾被視為《一千零一夜》的阿里巴巴的山洞,現在則有人認為是潘多拉的盒子。他指出,世界經濟大海是迴避不了的,要退回到一個一個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中國當年加入WTO也有過忐忑,但中國敢於到大海中去經風浪,雖然嗆過水,遇過漩渦,但終於在游泳中學會游泳。中國勤勞的人民流血流汗數十年才換回今日傲視全球的成果,七億多人脫了貧,全球經濟30%的增長來自中國。


世界融合不可擋 全球化助脫貧


習的演講稿在網上容易找到,讀者找來一讀,當可用此第一手的資料自行判斷國家領導人的價值觀及其政策。習近平演說之大受歡迎,自然與曾領導世界的美國在經濟上開始退縮走向鎖國之路有關,世界的有識之士,大都明白經濟全球化及所謂第四次工業革命對人類帶來的好處;也會認同習所說的,人類已經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怎會不對特朗普等人的「美國優先」口號憂心如焚?論壇的主席施瓦布(Klaus Schwab)在演說後正確指出,世界正在轉向一個中國領袖,從他處得到信心、穩定及對世界貿易的捍衞。中國不但早已成為世上第一貿易大國,在特朗普孤立主義的陰影下,各國可能會逐漸放棄把美國視為精神領袖,起碼在貿易界,新一代的領袖已然冒起,中國是也!


經濟全球化無疑為世界帶來了巨大的好處,但正如我過去一再指出,得益者主要是世界中七成多的人口,在發達國家中的資本家也有不少獲得巨利,但不少人卻沒有得到多少好處。這個問題主要發生在發達地區,在中國絕大部分的人民收入都有急劇增長,正如上文所提到,脫貧的人起碼也有七億多。但我們若不解決發達地區的得益包容性問題,亦即未有使在這些地區大多數人得益的問題,那麼經濟全球化所要繼續走的道路,一定會滿途荊棘。


阿里巴巴的馬雲前些時見過特朗普,在達沃斯也接受了一次30分鐘的英語訪問,其錄影可在youtube找到。馬雲確是天才,他過去對中國經濟最重要的貢獻是用他創建的網購平台,重新塑造出一整套高效率的、公平的市場秩序,只要有公司賣假貨或行騙,就可能迅速地受到懲罰。馬雲現在把賣假貨視為犯罪,法律就算懲罰不了這些罪犯,阿里巴巴的平台卻有可能懲罰到,雖然罪惡不會完全消失。馬雲今次的演講卻觸及另一重要問題,即如何增強得益包容性,發人深省。


銷售網購平民化 中小企業受惠


他比較了亞馬遜與阿里巴巴兩種截然不同的營運模式,前者是建立一個帝國,它有能力售賣的,它都會自己賣,若它成功,它會造就多一名超級富豪。阿里巴巴卻是把銷售網平民化,幫助着千千萬萬的中小企成為高效的銷售者,讓這些小經營者慢慢地變為企業家。以成績而論,亞馬遜不少商品已可在幾小時之內送到購買者手中,阿里巴巴的淘寶網等也可在不少城市同樣做得到。但更重要的是,美國人在經濟全球化中只有少數人得益,沒有好好解決包容性問題,但馬雲的策略卻能更為有效。阿里巴巴成功,不但馬雲成為巨富,千千萬萬依附它而生存的中小企業家同樣賺到錢。難怪在內地的一些農村中,馬雲竟被一些人視為財神而拜!


今屆達沃斯會議中,除了陳繁昌校長外,科大經濟系尚有兩位舊同事林毅夫與李稻葵有參加。他們在科大多年,回到北大清華後發揮出巨大作用,可見我系在招聘時目光如炬,懂得辨識人才。對港人而言,達沃斯發表達出顯揚的精神,正是我們需要重視的,習近平引用紅十字會創辦人杜楠的名言值得我們記着︰「真正的敵人不是我們的鄰國,而是飢餓、貧窮、無知、迷信和偏見」。

 

(Sky Post 2017-1-27)

1/20/2017

自殺與民粹思維的關係 (雷鼎鳴)


去年並不是很好的一年。世界黑天鵝到處亂飛,經濟也不理想。社會環境不佳容易使一些人感到憂鬱,最嚴重的,還會使人結束生命。


多年前曾讀過一篇學術報告,知道在美國失業率每增加一個百分點並持續6年,要進精神病院的便增加4,000人,自殺或死亡個案則上升21,570人。生命何其可貴,搞好經濟的確不能忽視。


有位中學同學去年底自己結束了生命,朋友都同感可惜與難過。我翻查資料,在2011年,香港男性的自殺率是每10萬人有16.2人,女性的自殺率則約等於男性的一半。此種女低於男的現象普世皆然,也許是男的很多都不懂得哭,無以化解憂傷。若按上述數字,假設香港的男性平均生存80年,那麼每10萬人中,最終用自殺而結束一生的大約有1,296人,即約1.3%的香港男性人口結束生命的方法是自殺。


上述的計算是80乘以16.2,按照概率論這並不是正確的計算方法,但這個速算頗為準確,家中有孩子讀高中或大學,而數學不錯的,可自行用較正規的方法計算,驗證我以上的結果有多準確。


發現有異象 應及早協助


其實,哪怕是一個自殺個案,我們都嫌多。我同屆中學同學共有約150人,到現時為止,已有3人通過自殺而離開,等於自殺率是2%,高於上述的1.3%。同學自殺前已有異象,但因恐怕涉及別人的私隱,其他朋友干預得不夠積極。此事提醒我們,在生命攸關的時候,我們實不應太重視私隱。


最近讀到一篇2015年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迪頓(Angus Deaton)和他的夫人蓋斯(Anne Case)合作的研究,他們發現,美國中年男性,特別是沒上過大學的白人,壽命比前縮短。美國健康統計全國中心的數據也顯示,在2014年的男性人均預期壽命是76.5歲,到了2015年,竟跌至76.3歲,女性也由81.3歲跌至81.2歲。這是自1993年以來美國人首次變得更短命,美國的有識之士對此大震驚。


為甚麼美國人的壽命會減短?第一及第二號殺手仍是心血管病及癌,但迪頓與蓋斯卻再另有發現︰「絕望症」在美國正大幅上升!


所謂「絕望症」是指自殺、過度喝酒所帶來傷肝等的後遺症,及過量服用類鴉片藥物(Opioid,包括海洛英)等止痛及抗抑鬱藥物所帶來的影響,據近年的研究,後者有增加自殺的傾向。迪頓及蓋斯更發現,白人藍領及學歷較低的中年男性受影響最大。


工作不如意 產生絕望感


為何如此?我們大可提供一個經濟解釋。全球經濟一體化使到世界上七成左右的人口收入大幅上升(主要在中國、印度等新興國家),但在第一世界的低學歷工作人士收入卻無甚進步,甚至倒退,而且此事發生的時間很長,絕非一朝一夕。他們工作較前不如意,是因為自己做得到的,別國的廉價勞工也做得到,甚至做得更好,競爭力如何會不下跌?


特朗普為何可上台?他常常出言不遜,留下了不少把柄隨時可被別人清算,但他卻確實有頗巨大的支持。若果沒有說服了大批深感抑鬱,甚至要自殺的美國人,他上台就能帶來改變,他不可能贏得了這次的選舉。


特朗普在120日便要上任,我相信他必須討好這批支持者。搞搞貿易戰雖然對美國的總體利益有損,但可能對上述的低學歷人士有短暫利益,這場貿易戰他打的機會很大

 

(Sky Post 2017-1-20)

1/13/2017

故宮事件與程序公義 (雷鼎鳴)


香港不知是否被下了咒,一大批政客就像走了火入了魔,連故宮文化博物館這使人𦧲飯應的好事也要千方百計阻撓。若無他們,香港的產值一定高於現在。


故宮博物院肯長期借出一批又一批稀世珍寶來港展覽,若成事,立即便可把香港的文化品位提高幾個檔次,從此香港在世界的文化地圖中便可佔一席位,西九所有其他的項目恐怕都遠遠達不到這個身價。


旅遊業顯然會受惠,經濟也會因多了高文化水平的人來港消費而有所禆益。學生與年輕人有了實物觀賞,當可更能領略中國精緻文化的博大精深。記得中學時讀的歷史課本中有好些文物的圖片,大學剛畢業,到過洛陽的博物館,見到書本圖片的原物,興奮莫名。這些珍寶誰個城市不想要?中央政府把它們借給香港,顯然是送大禮,同時也是對香港博物館員工專業能力的肯定。我們應為他們感到驕傲!


濫用諮詢過程 延誤時機損失大


反對者也不大敢說這些文物不好,阻撓的藉口惟有說整件事缺乏諮詢,不符程序公義云云。這倒是莫須有的罪名。諮詢不是壞事,適當的諮詢可能誘發出有用的參考意見,或擺平各方的利益關係。不過,諮詢卻絕非一定對社會有利,與「公義」並無必然關係,無謂的諮詢不但會延誤戰機,蹉跎歲月,使我們一事無成。有時我們的確要行政主導,負責的官員說了算才合乎效率。


舉個例子,現代的優秀大學早已實行教授治校,校內很多重要的權力都掌於各種由教授或資深職員組成的委員會手中,政策往往是投票決定,十分民主,不是校長說了算。但某些事項,卻絕不用諮詢。


倘若有人要捐出巨款發展科研,校方高層當然不會告訴捐款人他們要經過諮詢各教授才會接受捐款,只要這些款項來路光明正大,捐款人也沒有附加校方不可接受的條件,校方怎會不第一時間答應?捐款人一旦認為校方不領情,怎會不把款項改捐至其他嗷嗷待哺的院校?這次故宮文物事件情況與此相若。


如果說沒有諮詢那些權力上腦的政客便有違公義,那麼我們便必需要問,無謂諮詢所帶來的延誤甚至是項目取消,其損失便都要市民承擔,特別是沒有錢可以到北京故宮參觀的文化人或年輕學子,他們的損失由誰補償?可以肯定,這些政客自己不會補償。損人牙眼而竟又自稱正義的,正如魯迅所說,我們不要跟他們成為朋友。


故宮文物,本來便是文化事項,應與政治無關,而且故宮前年便對長期借出文物作出建議,馬會亦以紀念回歸20周年為捐出35億巨款的理由,但有些人卻硬是要用政治私利凌駕大眾利益。


甚麼政治私利?這可有不同層次的答案。


最直接的私利市要影響特首的選舉。林鄭是熱門之一,當然會受到打擊。倘若林鄭突然說不選了,反對派對此事的興致會大減。如果主要推動這博物館的是財爺或葉劉,而他們又是大熱的話,反對派一樣會大張旗鼓。他們需要的,是一個被妖魔化了的特首,好使他們有一個可不斷使用的標靶,他們的存在價值,是建基於有敵人讓他們攻擊,誰當特首,都必要逐步妖魔化其人。


關乎特首選舉 致力攻訐抹黑


但為甚麼選故宮文化博物館,這一大眾叫好的項目作為切入點?這正是他們聰明之處。若攻擊的對象是對手的缺點,雖也有用,但效果便沒有這麼大。人民大可接受對這些缺點的批評,但隨後他們又發現被攻擊者同時也有不少優點,倘若這樣,被攻擊者的形象便不會受損太大。但如果能夠把對方的優點或強項硬是說得一無是處,成功地大肆抹黑,那麼對方的形象便會全面崩塌,政治攻訐便得到最高的效率。這當然也有風險,若人民明辨是非,看得通「為反而反」的手段,攻擊者也會遭到反噬,所以他們一旦開戰,便只能如過河卒子般,只能進,不能也不敢退。


這裏尚有一幽微的心理。某些反對派一直在編造一種有兩個要素的論述︰第一,中央不滿梁振英的路綫,所以把他炒魷。第二,林鄭的路綫是現任特首路綫的延續。此種論述的真偽是可被驗證的,若林鄭最後因得到中央祝福而當選,此論述便不攻自破,所以他們一定要用盡方法,使林鄭選不上特首,否則便太失面子了

(Sky Post 2017-1-13)

 

1/06/2017

河套的發展與工業政策 (雷鼎鳴)


前一陣子,內地兩位著名經濟學家林毅夫與張維迎展開了一場關於國家是否應實施工業政策的辯論。兩位教授都是我的好朋友,都是名重學林,二人的辦公室在北大朗潤園的四合院建築之內,隔着一個天井,學術界也習慣了大家各持己見,不用尋求共識,但這辯論仍十分轟動,不但成為全國性新聞,連香港的報章也有報道,除了看熱鬧的心態外,我們也由此可知工業政策這個命題的重要性。


所謂工業政策,簡而言之,是政府選擇性挑出一些它認為將來有很大發展空間的行業,並對這些獲垂青者補貼資源。


我對工業政策一向都懷有戒心,在多國歷史上,它失敗的例子極多,政府往往會浪費納稅人的資源,向一些扶不起的工業輸送利益。香港過去也搞過很多甚麼甚麼「港」的,但並無真正成功的例子。


港創科產業鏈薄弱 可借深圳硬件


為甚麼不少工業政策有問題?假如某某行業前途似錦,未來利潤十分豐厚,那麼企業家就算沒有補貼,也會有足夠誘因及早投資。會否政府的眼光比企業家更好?這偶然會發生,但更多的情況是剛剛相反。更有甚者,政府政策往往受「民意」所左右,而最積極表達「民意」的,是不同的利益團體,它們對某某政策是否對總體社會有利並不在意,它們所關注的是它們本身的利益。工業政策挑選出甚麼行業來,要看這些利益團體的相對力量,例如,台灣過去受到補貼最多的不是新興的電子工業,而是傳統勢力雄厚的夕陽工業紡織業。


但這是否表示政府在經濟發展中毫無角色可扮演?非也!政府最應該做的便是把營商創業的障礙掃除,在法規上提供方便,在金融市場中使到有潛質的創業者可以較易籌得資金,在人才市場中及早培養自己的人才及招納外地的優才。


最近香港與深圳政府達成協議,河套區的產權及管理權歸香港。這顯然是中央、廣東省及深圳市送給香港的大禮。我認為這有工業政策影子的舉措並不屬於傳統的工業政策,而且大有成功的可能,香港與深圳都會蒙受其利。


香港一直都想搞高科技產業,但過去條件並不成熟,政府就算支持數碼港等項目也是枉然,最後只變成地產項目,真正體現了High Tech揩嘢,Low Tech撈嘢。現在情況已變,香港的高校近二十多年發展迅速,實驗室已孕育出不少有潛質可產業化的成果,但可惜香港高新科技的產業鏈十分薄弱,甚至不存在,無法把新的科研成果轉為產業化。這樣的後果,是使到香港各院校畢業的科技人才無法找到合適的工作,紛紛變為推鎖員,浪費了人才。


但香港之短正是深圳之長。深圳的產業鏈十分成熟,世界聞名。我校畢業生汪滔在科大研發出無人飛機的關鍵技術,但在港生產不了,要在深圳才有合適的產業鏈成就其稱雄世界的創業之舉。


深缺優質研究大學 可與港校互補


但深圳也有短處,便是缺乏如矽谷有斯坦福與柏克萊等頂尖學府,及北京中關村有北大清華在旁邊的優勢。我查過中國的官方統計,北京中關村高新技術企業總收入是4.08萬億人民幣,上海張江是1.36萬億,武漢東湖是1.01萬億,深圳的開發區是0.498萬億元,排行第四。上述的頭三個城市都有頂尖名校在附近,深圳在這方面較為不足,但若能與香港的科研結合,那麼研究能力與產業能力便可產生協同效應,為香港的年輕人及企業家找到出路,深圳當然也有所得益。


以地理位置論,河套區的確理想,在港深邊境,正好方便兩地力量充分被利用。有人嫌遠,港人不肯去上班。這是淺見。在美國矽谷工作的科技人員很多都喜歡住在有大城市生活的舊金山,每天早上一車車公司巴士便接載着員工從四十多英里以外的舊金山市區到公司工作,上下班時間塞車,一程要一個小時或以上,他們也習慣如常了。河套離開九龍近得多,為何嫌遠?年輕人前途重要也。


我相信香港政府尚應做一事,便是為河套區招納海外人才提供方便。我參與過多年的海外招聘工作,知道不少在內地長大但現時在美國工作的資深科技人員願意來港,為他們的子女提供足夠的優質教育學額是必要的政策,否則他們不會來

 

(Sky Post 2017-1-6)

1/03/2017

特朗普上台後的中美博弈 (雷鼎鳴)


特朗普120日將正式上任當美國總統。從他之前所發表的出位言論,及近日委任了幾位立場極端的人士進內閣看來,我們大有理由相信,美國社會今年將有大變。又因為現今世界各國互相依存的關係很強,此種變化亦容易使世界今年變得動盪。

 

特朗普之所以能靠出言不遜上台,自有其社會背景。過去幾十年,經濟及科技走向全球一體化,這對佔全球70%的中低收入人口非常有利,他們的實質收入急劇上升,中國與印度正是典型。但除了全球最高收入的1%人口外,其餘最高收入的20%左右人口的收入上升極為有限,美國不少白人藍領或普通中產不但事業與入息都難有寸進,甚至國內中年人的自殺率也大幅提高。在美國,全球化對美國總體有利的好處,基本上沒有被普通中產分享到。有一種估計認為,金融海嘯以後三年的復甦,91%的利益都集中到了1%的人口手上。

 

有了這個背景,我們大可推斷,捧特朗普上台的人不會很重視某某政策對國家是否有利,他們所關注的是,特朗普是否能保護他們的個人利益,哪怕這是狹窄的。因此,特朗普就算實施一些與外國兩敗俱傷的政策,也不會使人奇怪。

 

特朗普減稅與設置貿易障礙

 

未來一兩年內,特朗普會推出什麼政策?這不易預測,皆因他並無絲毫的從政往績可考,但就他大張旗鼓宣傳過的經濟政策看來,似乎有兩方面計劃:第一,大搞基建,同時減稅,以刺激經濟。對願意把資金從外地撤回,改為在美國僱用工人的投資者,可能有稅務優惠。第二,認為美國不少製造業職位的流失,是因為中國控制匯率,不肯讓人民幣升值,因此宣稱會對中國入口產品徵收高達45%的關稅。特朗普當然還提過其他政策,例如要在墨西哥邊境築牆阻止非法移民進入,及要審查伊斯蘭教移民等,但這些是否真能無風無浪地推行,使人懷疑,暫可不理。

 

美國經濟發展起步早,不少基建設施已呈老舊,不少機場與第三世界無甚分別,所以投資在基建項目上有其道理,應有一定的效益。但投資的資金從何而來?特朗普似乎希望減稅可刺激經濟,政府因而可衍生更多的收入。不過,此等供應學派理論早已在里根年代被證明言過其實,減了稅後經濟應有增長,但對政府而言,這仍不足以頂得住因減稅而引致的收入跌幅。既然如此,特朗普的刺激性財政政策仍會增加政府收支赤字。靠借錢應付,依然會是必然後果,除非是靠更不理想的開動印鈔機以支付開支。

 

但多靠借貸意味美國要多找債主,要吸引債主,自然要靠加息,這對國際社會便有影響。美國利率上升,對中國有有利的一面,這意味著美元會走強。中國是美國最大的債主,中國過去借了這麼多錢予美國,一直都有擔心在美元積弱的環境下,這一大筆美元債券的價值會否不斷縮水。但現在美國又要借更多的錢,又要表現出與中國過不去的姿態,這豈不送了一個博弈的對策予中國:不買你的國債,甚至賣出過去購入的,除非你改過自新!沒有中國的協助,特朗普的刺激經濟政策舉步維艱,更遑論能否把早已失去的工作職位移回本國。

 

設置貿易障礙,例如向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徵收45%的關稅,這有效嗎?美國消費者早已極為依賴中國廉價產品,只要到美國各大百貨公司一看便知,美國人的日常生活用品基本上都來自中國,就算連不少人的手機也是中國製造。設置關稅會使這些商品價格大幅上升,不利美國消費者,亦不利經濟增長。又因受打擊的主要是普通美國人,所以這會等同惡化美國的收入分布。這類政策有如「七傷拳」,是否能傷到別人是未知數,但首先受傷的卻是自己。

 

面對特朗普的新招,中國應如何博弈?美國加息美元轉強,對中國的影響複雜。正如上文提到,強美元對中國已擁有的美債較有保障。強美元也會增加中美貿易中中國的順差,從而增加中國的外匯儲備。2005年,人民幣幣值仍低,剛開始升值,中國對美出口是美國對中國出口的四倍。但到了2014年,人民幣幣值已高,美元快將開始升值時,中國對美出口相對於美國對中國出口的比例,已跌至二點五倍。

 

中國需控制匯價保住信心

 

但美元升值也會造成中國外匯的流失。過去兩年,美元相對於幾乎所有貨幣都大幅升值,中國所用的匯率政策,是使人民幣基本上與一籃子貨幣掛鈎,此政策在美元升值的大前提下,必然後果是人民幣兌美元會貶值,但兌其他貨幣會升值。這容易引發市場沽人民幣而買入美元,以作避險。2015年中國貿易順差破了紀錄,高達5930億美元,2016年頭11個月順差也有4721億美元,但仍未全部頂得住外匯的流失,中國的外匯儲備以美元作計算單位,在2016年頭11個月仍下降了2788億美元。此種流失會否因美元轉強而不能止血?不見得!人民幣若再貶值,有利出口及順差,最終貿易順差可抵銷民間的外匯流失,達至一個新的平衡,但是否到此平衡,需要一些條件。要知道,持有人民幣還是美元,信心十分重要。中國貿易盈餘巨大,已提供了建立信心的基礎,但仍需政府有明確的政策,讓市場相信政府有可能通過各種手段保住匯價。這正如一所銀行就算如何健康,也可因為有人在外大排長龍擠提而使人驚恐,進而倒閉。在此期間,保住存戶的信心是必要的策略。

 

美國若對中國商品大幅徵稅有什麼後果?表面上中國對美順差巨大,在2015年高達2614億美元,若雙方發生貿易戰,中國的損失會較大,但實際上這也不盡然。上文已說過,美國已高度依賴中國產品去降低物價,不買中國貨已構成損失。另有一點我們也要注意,中國的出口商品中,很大比例根本不全是在中國製造,中國只是進口元件,把它們組裝起來,再輸出到外國。

 

據劉遵義與鄭國漢等教授十多年前的研究,中國每1000元出口中,在中國的直接間接得益或附增值只是368元。而美國每1000元出口中,附增值卻高達873美元。假設這些比例穩定少變,我們可算出,在2015年,以附增值計中國對美出口是1579億美元,美國對中國出口則是1290億美元,中國的順差只是289億美元,遠低於上述帳面上的2614億元順差。

 

由此可見,就算中美展開全面極端的貿易戰,中國的損失相對於美國其實也大不了多少。當然,中國也可加快發展與其他國家的貿易及增加內需,大幅化解與美貿易戰的負面後果。

 

這些後果當然對中美都不利。正如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所言,美國是當世第一大國,中國也差不多是第一大國,沒有中國支持的美國,已經領導不了世界,中美合則雙方有利,分則雙方不利,美國搞小動作刺激中國十分不智。特朗普與蔡英文通話便屬例子。

 

對香港而言,未來一年充滿各種險情。特朗普為求取悅他的一些支持者,置美國總體利益於不顧並非不可能,設關稅則肯定不利香港的出入口與物流業,港人應繫上安全帶,沉著應對。

 

(TKP 2017-1-3)

12/30/2016

為何樓價仍高企? (雷鼎鳴)


本港樓價高企,大大影響了人民的生活質素,已是不爭的事實。據2011年人口普查的數據(今年也有人口普查,但數據未公布),36.1%的港人住在自置的私人物業,15.9%住在自置的居屋(或受津貼的可擁有的住宅),物業自置率大約52%,扣掉了住在公屋的30.4%人口後,有17.6%的港人要在私人市場交貴租,他們的多數恐怕對置業要望門興嘆。


政府意圖用作壓低樓價的辣招層出不窮,但效果顯然不彰,甚至有反作用。
今年12月中的中原地產樓價指數比起201210月底公布加辣招時,總共上升了28%左右。我們不能不再問,樓價高企的原因是甚麼?一些政府的辣招是否對症下藥,還是愈幫愈忙?


炒家非元兇 辣招下已絕迹


我六、七年前在友報寫過篇長文分析甚麼是高樓價的原因,甚麼不是原因,當時政府決策層似無甚注意,網上一些以情緒為主導的網民則破口大罵,但經過這幾年的實踐,足以證明我當時所言完全站得住腳,冷靜分析可比情緒主導有用得多。


對經濟學家而言,我所說的絕非是甚麼驚天動地的言論,更近乎「阿媽是女人」的看法,但可惜有些人往往連「阿媽是女人」也搞不清,所以我們無奈不能不提醒他們。我第一個看法是炒家絕非樓價高企的原因。


要知道,炒家只是傳遞信息的信差,他們判斷樓價將會上升時會入市買貨,這樣會推高樓價,但不要忘記,在價位高時他們便會出貨,市場供應增加,樓價便會受壓。


由此可見,他們起到的作用只是減低而不是擴大樓價的波幅。從實證角度看來,過去幾年各種辣招基本上已使炒家絕迹(其實從前炒家的買賣也只是交投量的2%左右而已),但樓價上升趨勢仍沒完沒了,可見埋怨炒家只是找代罪羔羊,焦點誤放,走漏真兇。


我第二個觀點是對「地產霸權」的指控不盡不實,同樣也使政策失焦。


地產商的確是有錢要賺盡,若他們有足夠大的市場力量(亦即壟斷能力),他們不會禮讓,將之棄而不用,但他們市場力量的大小,其實更多是來自政府的政策。


200720115年內,新建私人住宅數量是49,258個單位,但樓市交投量是554,838宗,換言之,一手市場由地產商控制,但只佔總交投量的8.9%,大部分的住宅都在二手市場交投,二手小業主把物業放出到市場的數量,是一手新盤的10.3倍!在此環境下,地產商就算要壟斷,也是無能為力,他們要面對市場中有10倍供應量的潛在對手,正是惡不出樣。


政策見反效果 造地產霸權


但此種情況近年有變。現屆政府與地產商不咬弦,已是公開的常識,「地產霸權」一詞近年流行程度已不及幾年前。世事弔詭,政府打壓樓價政策的副作用之一,卻已在靜悄悄地增強了地產商的市場壟斷力量。


原因何在?201210月公布的加辣招中,內含極高的印花稅,買入樓宇內3年內賣出,都要付出10%至20%的額外印花稅,如此一來,炒家固然幾近絕迹,但二手市場的供應亦必然大幅減少。供應減少不但有托高樓價的可能,而且二手市場萎縮,更可使地產商減少競爭對手。


按照官方的數字,在20142015年這2年中,二手樓市的交投量只是一手市場的2.56倍,大大低於上文提到的在20072011年的10.3倍。政府政策往往得到與意圖不符的後果,此又一例也。


土地未能盡用 政府有心無力


我第三個觀點是推高樓價的最根本動力,是社會沒法動用到大量存在着的土地。這個觀點雖然當年及現在都有人反對,但他們實在拿不出甚麼像樣的理據,而政府亦早已明白這點,只是有心無力而已。


有地而用不上有何後果?我上月在北京一輛巴士內,聽到一位權充「導遊」的大媽在分析北京樓市,倒也有趣。她認為能在北京定居的,都是「人中之人」,沒有本事的,都會被北京高昂的樓價趕走。此說不中聽,但恐怕是事實。市場力量不會尊重你的情緒或你對某地的戀棧,北京是政治、經濟、文化與高科技中心,樓價必定貴。


紐約是金融中心,波士頓是高科技中心,舊金山灣區是高科技中心,都是尺金寸土,沒有具備高科技或金融本事的人住在這些地方是錯配,賺不了錢卻要付出高昂樓價,被迫走毫不出奇。


香港有相同情況,但比起北京或美國的大都會卻要面對更大的局限,即不易遷徙到別的地方去。餘下的困境便是愈住愈小,或捱貴樓。阻礙增加土地供應的人要明白此點

 

(Sky Post 2016-12-30)

反精英思潮惡化全球經濟 (雷鼎鳴)


2016年是世界政治與經濟頗為動盪的一年。歷史上,歐洲諸國之間戰禍頻仍,兩次世界大戰更是人類自我摧殘的慘劇,歐盟成立的目的之一,正是希望可通過談判,建立制度去化解彼此的衝突,但英國脫歐卻顯示出英國不少人相信歐洲精英所設計出的制度並不能保護他們的利益。

 

美國特朗普一直利用白人民粹主打反建制精英,最終贏得總統寶座,反映出在相當一大批美國人中的反精英情緒也頗為高漲。在奧地利、意大利和法國,極右勢力甚至是接近納粹的思想也在浮現,未來甚或影響到這些國家的管治權力。

 

當然,極右民粹反精英的思潮也不見得是一面倒沒有反對者,英國公投後有脫歐支持者大感後悔;特朗普勝出後,不少知識分子和年輕人都如喪考妣,深憂美國的國運。在亞洲,南韓朴槿惠貴為一國總統,算是權力精英中的精英,本人似無貪污卻可受可能是邪教神棍的閨蜜控制,不能不使韓國人失去面子,對此等精英大感失望。至於香港,反管治精英、反財富精英,甚至是反知識精英,不但在網絡世界早已盛行,在主流媒體中亦容易見到。

 

反精英民粹四特徵

 

社會無論變好或變壞,在產生變化前,通常都會有與變化相適應的思潮出現。在香港生活的人或多或少都應感受到社會在變,但香港的變或某些人的不滿是否只是香港本身的孤立現象,還是世界性的問題?我們卻是不可不察,否則就算能把整個政府都推翻,也未必能改善人民的生活,減低他們的怨憤。

 

香港與西方世界近年的思潮有何共通點?這問題不易回答,我們對思潮也難以加上精準的定義。不過,從各國對此等思潮的大量討論中,我們仍大可說得出反精英、反建制的思潮有什麼特徵。

 

「精英」這一名詞本身便帶有高高在上的含意,容易使人反感。戴著精英帽子的人往往並不是他們自己想戴,而是因為在實際生活中,他們因財富、知識、能力、關係等等因素而能對社會有較大影響,他們當中運氣較好的會多一些人尊敬,運氣較差的則會被認定其權力或影響力是靠利用建制、靠不當手段奪回來的。反精英者所常用的手段便是貶低別人的卓越,並告訴世界,在建制中的都是墮落的壞人,建制外的則是正人君子。

 

要界定「反精英」的特徵,難處在於它與其他的思潮往往混在一起,有了A便會有B,不易分割,但為了方便起見,我們仍是用「反精英」作為統稱,以描述當今我們在世界各地見到的現象。

 

第一個特徵是反精英民粹通常都十分排外,甚至帶有種族歧視色彩。英國有些人要脫歐,動力之一便是害怕新移民搶走飯碗,他們不會理會歐盟同時也創造不少新的職位,並容許英國人到歐盟成員國工作;特朗普說要建一堵牆阻隔墨西哥的勞工到美國去,又說要向中國的商品徵收45%的關稅,軍事上要別國交納保護費,這些都是走向自閉之路的舉措,對美國的經濟十分不妙,消費者物價會上升,但若能減少軍費,則或會有好處;排外的引申是反對全球化,以及排斥新移民,並有過分的民族主義(其實也是本土主義)色彩。

 

第二個特徵是反知識和專業精英,這些人被視為權力或財富建制的一部分,所以不可信。英國雖被認為是崇尚法治的地方,但法官近年卻被當作是自私自利、維護本身行業利益之輩,早前英國法院判決脫歐還要得到國會的批准才可生效時,法官更被反精英者視作人民公敵。

 

脫歐推動者在宣傳脫歐期間,因遭到不少專家指出此舉對英國的禍害,乾脆便說:「我們有太多的專家了!」專家的專業意見與反精英者往往相左,所以後者需要一種策略,就是貶低知識,貶低卓越,任何精英就算擁有什麼成就,在反對者眼中也是不值一文。特朗普本人在長春藤名校畢業,是有錢有名氣的花花公子,他算不算精英見仁見智,但他的自閉主義觀點顯然不為美國主流精英認同。不過,以他喜歡自吹自己總會贏從來不會輸的性格,則肯定會把這些精英的意見視為垃圾,他的支持者也有同樣態度。

 

第三個特徵是反精英者一般不懂得政治妥協或平衡之道,他們或許有多種不滿,但每推出一個單一論題,都會把它看成純粹無比,不能有損分毫,不能用作交換。他們可以堅持同性婚姻合法化、反對煤炭業、永遠免費的醫保計劃、脫離歐盟等等,推出時不同人等對自己的議題都會十分執著;至於這些議題為何都那麼神聖,他們往往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就算要拿出論述,通常都把自己個人的執著看成是民意的化身。

 

此種態度是典型的民粹主義,他們相信社會有某些來源神秘的共有意志,正如我過去在本報多次撰文分析,連全民投票的結果也不能免除策略性投票干擾,我們也就不能從投票結果中得窺人民的真正意向。把自己意見看成是共有意志,很容易變為騎劫民意。

 

第四個特徵是敵我思維十分突出,誰不同意他們觀點的,便是十惡不赦的邪惡之人,要不站在他們一面,要不便是敵人。他們同時又認為建制是為了對付他們而設的,所以要報復建制;若有人批評他們不顧大局,不理別人死活,他們只會嗤之以鼻。「你們不想見到破壞嗎?我們便給你們破壞看看!」

 

香港特首總成箭靶

 

要注意,以上所說,皆非根據香港的事情而作出的描述,它們都是西方世界的評論人對發達經濟體反精英思潮所作的一些概括。但對於熟悉香港事務的人來說,上面種種豈會陌生?

 

香港一些極端本土派不斷在港趕客,港人已是耳熟能詳。他們視內地人為蝗蟲,自己則屬較高貴的香港民族,這與歐美民粹排外有何區別?在某些反對派支持者的網上言論可見,他們何曾對知識精英有什麼尊重?至於身為建制一部分的政府官員或管治精英,無論做好做壞,總會給人不分青紅皂白數落一番。

 

本土派雖然流派甚多,我們也無暇理會其大同小異的言行,但他們不懂世界有多元化的意見,不懂妥協,不懂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在他們自以為純粹正確的所謂「真普選」一役中充分暴露出來,致使幾百萬港人在今屆特首選舉的投票權遭剝奪了,香港的政制,將來也難以見得會比「8.31」所宣示的框架來得寬鬆,不尊重其他持份者的利益,強要為自己的意氣一步到位的做法,只會害己害人,原地踏步,一事無成。縱使諸事不順,他們會否自作檢討?不會的,他們敵我思維嚴重,錯的都是別人,而認為最邪惡的當然是中港兩地的政府,誰當特首,不出3個月,一定淪為箭靶。

 

由此可知,香港近年出現的反建制思潮,與西方世界的極右民粹反精英實在是一脈相承,起碼是大家都有共同的特徵。不過,香港的具體政治生態與西方世界顯然又無甚共通之處,例如,香港有梁振英,美國有奧巴馬,他們的背景才情理念俱不相同,但又都免不了淪為反精英民粹辱罵的對象。香港不少人把民主選舉當作是解決社會矛盾的單一萬應靈丹,歐美早已具備了這些制度,但人民的反精英民粹一樣強烈。我們不能不問,香港與歐美的社會矛盾,是否來自更深層次的問題?

 

我在本報曾兩次撰文,討論經濟學者米蘭奴域(Branko Milanovic)發現、稱作「大象曲線」(Elephant's Curve)的現象(最近討論是今年9月22日拙著〈社會為何撕裂?〉)。此現象包含幾點內容:在全球經濟一體化後,過去二三十年來,世界上最窮的10%人口收入增幅很低,但以上的70%世界人口(主要來自中國、印度等中低收入國)收入上升卻巨大;更富裕的近20%收入停滯,但最頂尖的1%人口收入增幅卻是極高。港人與歐美人口大多都屬於世界最富裕的20%,從他們的角度看,他們雖然努力工作,但收入總是上不了;他們同時又觀察到朋友中有部分精英在社會中能扶搖直上,總是輪不到自己。

 

為什麼別人收入上升,自己卻不行?在全球化生產的市場大環境下,若你做得到的,在較窮國家的人民一樣也做得到,那麼,你的收入沒有理由會上升。假如你能想出某某新主意,利用到新科技及世界市場的規模效應,那麼你可能會大賺特賺,積累到大量的財富,若掌握不到新機遇,則難以發達。

 

文革成反精英惡例

 

這本來是簡單的經濟學,經濟學家不會認為難以明白,但對身處其中當局者迷的人而言,這卻不是一個受歡迎的解釋,儘管這是經得起考驗的;使他們舒服因而較易接受的解釋是,外國的競爭者或初到貴境而肯接受低薪的新移民在搶走他們的飯碗,本土的金權或知識精英不知用何許方法,也正在取走本來屬於普通民眾的資源。因此,外來人是敵人,本土精英也不可相信,他們的論述就算如何言之成理,有根有據,都應當作是陰謀。

 

本地人所要爭取的是,掌控社會配置資源的權力,因此他們也會在實踐中建立自己的政治能量,以便進行更有效率的尋租活動,儘管這些活動主要只是為了增加自己的政經利益,對社會財富的創造無甚貢獻。

 

反精英的尋租活動不會解決到問題,若太多人把精力都用在這方面,社會中有生產力的新意念與創造精神便會缺乏泉源,社會的生產力也會日漸枯竭,經濟更加窒步難行,人民收入難以上升。我們不應忘記,世界近代史中,最可怕的反精英運動便是中國的文革,大批管治精英與知識精英被下放至牛棚,公檢法給砸碎,資本家遭鬥垮鬥臭,而國家卻變成一窮二白。

 

 

鄧小平上台後採用開放政策前的第一步,便是重用精英,把科學家、知識分子及有經驗的幹部解放出來,再展開教育改革,重啟大學之門,培養新的精英,中國人民的實質平均收入接著上升超過20倍,與此豈無關係?包括香港在內的世界各地的發達經濟體,未來經濟的表現,當會與反精英思潮的強度成反比。

 

(HKEJ 2016-12-29)

12/23/2016

世界在變 (雷鼎鳴)


上月中央電視台與《大公報》合辦了一個財經節目,論述當前的經濟形勢,我是講者之一。近兩個小時的現場錄影快結束前,主持人要求我們每人寫下一個字,以概括當今天下大勢。這是不容易的題目,我憑直覺寫下了「變」字。


近閱柏克來加州大學一位朋友經濟史家艾根格達(Barry Eichengreen)在網上所發文章,他提到加爾布魯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1977年出版的名著《不確定的年代》(The Age of Uncertainty),並認為1977年世界雖有大變,社會充滿不確定性,但若與今天相比,當屬小巫見大巫。此言甚是,我們的確處於歷史大變的風眼中。


右翼思潮興起 排外情緒高漲


只算過去1年,我們見到的大變還不夠多嗎?英國脫歐預示着歐盟這一標榜區內自由貿易的國際體制有解體危機。法國、意大利與奧地利的極右排外勢力,甚至是納粹思想,都蠢蠢欲動,並以奪得政權為目標。美國的特朗普捕捉到了白人中產及藍領的不安與恐懼,宣稱要在墨西哥邊境建一圍牆,又不但要終止有利會員國之間自由貿易的TPP(跨太平洋夥伴合作,但刻意地要孤立中國),卻順利當選美國總統。他勝出後,美國不少地方的人民,尤其是年輕人,都如喪考妣,但我們卻不可否認,特朗普走向鎖國的道路,卻是得到足夠多的人支持。


至於香港,年初發生了近40年未見的暴動,排外意識亦一早已經出現,港獨思潮只是其更極端的體現而已。對香港這樣一個毫無天然資源的地方,自絕於中國無異是自殺的簡單現實,也有人視而不見,可見在世界巨變面前,有些人適應不了,是會選擇逃避現實的。


此等有明顯排外傾向,選擇封閉的變化其實並非在整個世界都出現,只是在世界最富裕的兩成人口中的國家才顯露出來,在中國與印度等新興經濟體,經濟與科技的全球化帶來了巨大的利益,這些地方擁抱開放還來不及,只有最笨的人才會排外。但推動世界大變的動力又來自何方?


科技發展迅速 生產力大提升


我相信自由經濟,不是馬列主義者,但年輕時讀過整套的《資本論》,對內中某些經典論述也深信有其道理。推動世界改變的根本動力,是生產力進步或變化,若現存制度、意識形態等上層建築與生產力或經濟基礎不相適應,那麼這些上層建築可能要被推翻掉(例如出現革命或戰爭),又或它們沒有被改變,那麼生產力的進步便會受到制約。


過去幾十年,生產力最突出的變化是資訊科技噴井式的進步。20年前打電話到歐美,等閒要數百元一次,現在費用卻低至無人理會。30年前電郵還未普及,更遑論WhatsAppfacebook了。此等科技進步,使國際生產上的分工變得非常微細,一部600美元的iPhone雖在中國安裝,但在前些年,在中國創造的附增值只佔10美元左右。物流業的現代管理使得分工變得更可行,通訊的發達又使到在不同國家的生產,如在同一工廠之內,世貿組織是一上層建築,它與國際分工(與必然帶來的貿易)相適應。國際分工與貿易使到不同地方的人民互相依存,這又同時誘發出新的通訊科技,使我們感到天涯若比鄰。


中國、印度等新興國家是全球化的大贏家,但對發達國家中部分的人民卻也可形成挑戰:以前你可以做到的,已非獨步天下的絕技,現在別處地方的人民一樣有能力做得到,你的收入為何可以比別人高出這麼多?他們回答不了這問題,對全球化適應不了,一條出路便是自閉,走向鎖國。但鎖得了嗎?減少國際分工意味着生產力更易停滯,更易被人超越。


中國自80年代起搞開放及部分市場化,但就是這尚未完善的市場化,已大大解放了中國人民的生產力及才智。據美國中情局在《世界事實書》的估計,以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在2015年的GDP已達19.7萬億美元,高於美國的18.04萬億,日本的4.843萬億連印度的近8萬億也比不上,更只是中國的零頭而已,就算美國、日本加在一起,也只比中國的GDP高出16.2%。以中國近年增長的速度,每年新增的GDP部分,已超過整個澳洲的GDP,此種急劇進步向世界向歷史提出挑戰:我們懂不懂得適應變化

 

(Sky Post 2016-12-23)

12/16/2016

點評特首候選人 (雷鼎鳴)


現任特首宣布不再角逐連任後,未來幾個月的選情當然有變。現在判斷誰會最後勝出,為時尚早,但我們仍可對局面作出分析。


任何分析都要基於假設。現時已浮出水面或是呼之欲出的有胡官、財爺(執筆時中央尚未批准其請辭,所以技術上財爺仍是財爺)、葉劉與林鄭,分析的假設亦始於以這四人為競逐者。有評論人認為明年630日陳馮富珍便會離開世衞辭官歸故里,她也是有實力的候選人,但我不太相信這說法。她離港10年,恐怕對港情早已脫節,中央與港人如何敢放心讓她擔此大任?況且她遠在它方,也難以進行甚麼選舉工程。


至於曾鈺成,人雖聰明絕頂,但他神態輕鬆,不似真的要加入戰團,況且中央也不希望太多人加入分薄票源,致使最後要多輪投票才可能有601票以上的人當選,所以我們大可暫且假設他不是候選人。


胡官財爺票源重疊 泛民受落


我同意馬時亨在電視所說,四名真實或疑似候選人各有千秋,我亦相信他們都有自己的支持者,但勝敗的機會率卻頗有不同。


年齡最長的是胡官,但他的政治、經濟及行政經驗幾乎為零。近日與他有一面之緣,覺得他也是位希望香港變好的人,但對公共政策的複雜性與難度的認識太過稚嫩,兩天前他公布政綱,予人的感覺是用政策建議作利誘,討好不同類型選民,但這些政策卻又往往未經足夠思考,效果成疑。他最後能當選的機會極低,但他的票源與財爺有重疊之處,某些泛民的選委會中人可以他作為與財爺談判的籌碼,財爺若對泛民遷就不足,泛民可要脅把票投給胡官。觀乎此,胡官並非一定得不到150票提名,四人角逐會更熱鬧。


財爺一早已擺明車馬要爭取泛民的支持,圈中亦廣泛流傳,他會得到部分商界,尤其是某些地產商的支持。但這些支持都可以是雙面刃,同時會引起中央及其他界別的戒心。若以能力經驗看,財爺長期在政府工作,有豐富行政經驗,有一套經濟信念,在一帶一路的國策之下,也較能起到貢獻,他的確是一個有實力的競爭者。


葉劉也是公務員出身,決斷明快,敢於迎難而上,有大將之風。她若能當特首,香港有機會出現新氣象。她支持者不少,我碰見的女士中,有些對她極度欣賞,有些則大罵,反應兩極化,使人不解。在政圈中,可能由於她作風硬朗,樹敵不少,我估計她最後不夠票勝出。中央雖信任她,但中央更想要票源集中,在某個階段,她可能要離場。當然,愈戰愈勇的情況也可能出現,但不容易。


CY競選,我相信林鄭的確不打算出來。她家人大部分時間似都不在港,在鋪天蓋地的政治壓力下,以天涯孤女之身在港頂着一些無理責難,豈是易事?又有誰人會對此感到享受?但此種環境又容易培養出爭強好勝之心,所以只要她相信能勝出,一改初衷也毫不奇怪。就能力而言,林鄭管過福利、發展、財政等等,算是多面手。我與她在一些委員中共事過,其判斷力也算不錯。中央對她的政治信任可能不比葉劉低,但葉劉的惹火程度卻高於林鄭,若二人都出,葉劉可能吸走了一部分本來射向林鄭的箭。


林鄭葉劉作風硬 辦事能力強


以牌面論,最後出現的結局較可能是財爺與林鄭之爭。二人背景接近,政治光譜甚至經濟光譜雖不盡相同,但差別也大不到哪裏,但在競爭過程中,出現一些意氣之爭,或甚至為顯示出自己的獨特,把二人之間信念的差別加以突出或誇大,在所難免。


二人誰的機會高一點?我相信是林鄭。原因是在政治上財爺擺出與泛民及地產商有較密切關係的姿態。這雖然是一種策略,但最終較為吃虧,而財爺若當上特首,也不可能與泛民長期融洽。後者生存之道是找對立面攻擊,他們若與特首一家親,他們便再無存在價值。誰當特首,蜜月期也不會很長

(Sky Post 2016-1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