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2018

為何明朝大賺「外匯」卻滅亡? (雷鼎鳴)


  「一帶一路」由來已久,歷史上中國曾是全球貿易中極為重要的參與者,今天我們可以用現代經濟學的角度重新檢視過去「一帶一路」發展的成敗得失,這有助我們了解朝代興衰的因由及避免犯錯。

 

  兩個多月前我到過廣東陽江參觀「南海一號」博物館,館中唯一所藏是完整打撈到的一艘南宋沉沒的商船,但見船上滿載數以萬計中國各地生產的陶瓷用品及東南亞及印度洋諸國的貨幣,足證當年海上貿易甚具規模。

 

  明朝雖曾有鄭和下西洋,但因沿海倭寇為患及其他原因,朝廷大部份時間都實施海禁鎖國政策,人民不能出海貿易,違者斬首示眾。隆慶元年(1567年),朝廷批准福建漳州的月港開港,漳州及泉州的商人可對外貿易。此禁一開,中國人立顯出其出色生意人的功架,貿易大盛。

 

  中國輸出的商品主要是絲綢、生絲、陶瓷、茶葉、蔗糖,輸入來自印度的香料,輸出地不但到了印度洋諸國,而且利用了西班牙的新殖民地菲律賓作為中轉站,經西班牙人的大帆船把貨物跨過太平洋運至墨西哥,有部份貨品還被運到歐洲。明朝雖禁止中國商人與日本貿易,但葡萄牙人及荷蘭人都有把大量中國貨品運到日本,澳門亦已發展成重要的貿易港口。中國的商品已名副其實在全球無遠弗屆。

 

  中國的貿易結果是龐大順差。以前中國經濟慣於自給自足,對外國商品需求不大,外國也因而解決不了它們與華貿易所出現的赤字問題。但隨著北美洲及日本相繼開發到新的銀礦,它們的貿赤得以解決。白銀是那年代世界上通用的貨幣,情況頗似今天的美元。明朝時的貿易順差便有如今天中國的順差,順差在明朝帶來白銀的淨流入,今天則是中國的美元儲備愈積愈多。那個年代沒有多少跨境投資,所以我們大可把白銀的流入量看作是貿易的順差值。

 

  白銀流入了多少?已故經濟史學家全漢昇估計,美洲白銀一半流入了中國,日本的白銀不少亦以中國為最後目的地。歷史學家李隆生則估計,明季一百年間,從日本和從北美洲輾轉經菲律賓或歐洲流入的白銀可能共達3億兩,平均每年300萬兩。

 

  這300萬或3億是甚麼概念?1593年明朝的國家稅收共2295.3萬兩,軍餉用度則為836萬兩。這意味著甚麼?明朝經濟並不算好,時有災疫,打仗輸給滿洲人部份原因亦是無足夠軍餉。這裏有一個複離的經濟學問題,明朝的長期順差等同每年淨流出價值300萬兩的消費品,換回300萬兩只能作通貨,但並無多少使用價值,不能充饑的白銀。若這些白銀可被用來購回外國商品,那麼問題便不大,否則情況有如經濟持續大出血,每年出血量大於軍餉的三分一。

 

  我們不能說留在中國的白銀沒有用,但其用處卻是可用更簡單的方法代替的,即使用紙幣作貨幣,而不用人民辛勤勞動製造的產品換回來的白銀。當然政府也可動用部份白銀作儲備支持數倍面額的鈔票,有如南宋時宋孝宗所用的政策一樣,但可惜太祖時政府沒遠見,濫印了鈔票,貶值至不足千分之一,人民對紙幣失去了信心。

 

  明一代失去了運用較先進貨幣制度的機會,買賣都是倚靠代價昂貴的白銀作通貨。若他們聰明一點,明朝未必會缺乏軍餉,以至饑民譁變,也許亡國之期可推後。從此觀之,今天中國3萬多億美元儲備是否過多,也應不時檢討。又悉1895年甲午戰爭後中國要賠償日本2.3億兩白銀,真的是淘空了中國,後人能不低徊短歎耶?

 

(Headline Daily 2018-1-19)

1/12/2018

政府理財與開支乘數效應 (雷鼎鳴)


財政預算案下月便宣讀,財爺事先張揚,稍顯其理財哲學,表示應用則用、應慳則慳。這兩句說話不會有錯,但有點滑溜,因為我們仍不知用與慳的標準是甚麼,也許財爺仍未有定見。

若政府開支是用作對香港的長遠投資,例如在教育,或在修橋起路、建高鐵、填海造地等基建項目上,標準倒是簡單,只要投資的社會回報率不錯,成本的折現值低於效益的折現值,那麼自應去馬,反之,則應唱停。此類成本效益的分析方法已頗成熟,大公司在投資前都會做。

不過,政府開支的另一常見目的,是要進行逆周期的刺激經濟。在經濟暢旺時,政府加大開支常會得不償失,因為這會造成「擠走」(Crowding Out)效應,有損經濟,例如樓市火紅時,若政府自己也配置大量土地建政府辦公室,自會使樓市火上加油。

更有意義的探討應聚焦在經濟衰退時,政府應否增加開支以挽救經濟。這裏我們需要明白經濟學上的所謂「乘數效應」。

政府與私人開支或有替代性

凱恩斯學派的經濟學家認為,政府增加1塊錢開支,GDP會受到刺激,上升幾塊錢。舉個例子,若GDP因而增加了5元,那麼政府開支的乘數效應便是5。若真有如此神奇的乘數,政府當然用錢愈多愈好。凱恩斯認為,政府開支會提高GDP,而GDP的提高又會使人民感到比前富裕,於是更願意消費,消費一增加又會刺激GDP再升高一些,如此效應綿綿不絕,最終乘數會頗高於1。

但在實際世界中,乘數真的大於1嗎?我們也可設想另一種情況,政府的開支與私人開支有替代性,政府開支增加後,私人開支便會減少,例如政府若在街上免費派飯,市民得到這些飯後便會減少自己的食物開支,私人消費會因此減少,何況政府開支的效率一般比不上私人,當中有不少浪費。

理論歸理論,實證結果中,究竟政府開支的乘數效應是大於1還是低於1?若是低於1,這便意味着納稅人交了稅給政府開支後,社會得回的利益並不足夠補回其成本。損敵八百,自己卻死了千人,笨得很。

去年8月8日《信報》刊出一篇我評論任志剛的公共理財觀後,我收到城大關蔭強教授的電郵,提醒我他在2007年有篇論文,當中研究了亞洲9個地區與美國,發現除新加坡及印尼外,政府開支與私人開支有替代性,換言之,增加政府開支會遏抑私人開支,乘數很可能低於1。他的研究包括了香港,用的數據是1960年至2002年,會否今天時移世易,乘數會變為大於1?

近代研究顯示乘數遠低於1

這可能性很低。近閱一篇快將在頂尖經濟學學報《政治經濟學》(JPE)出版的論文,作者是Valarie Ramey及Sarah Zubairy,他們用了從1889年到2015年每一季的數據,而且用先進的計量經濟工具去檢視前人的估算,他們的發現大大豐富了我們對於乘數的了解。他們的結果顯示,就算在失業率高企、經濟低迷時,乘數也是遠低於1,這意味着不少前人的猜測都是錯誤的,這些人以為經濟不景時政府增加開支是及時雨,人民受惠不少,但實情是政府錢是用了,卻只能在經濟中引起一點點漣漪。若是在經濟興旺時,乘數便更低了。除了失業率高企時出現乘數低於1,在利率低至接近零時,也有近似情況。

要注意,乘數效應是累積性的。今天若政府增加開支,會引起一種「脈衝」,不但對今天的GDP有影響,一個季度、兩個季度……N個季度後,其影響都會殘留,乘數效應需要把這些影響都加了起來,技術上的工具叫「脈衝響應函數」(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根據兩位學者的看法,在近代,乘數比在數十年前更低。由此觀之,政府用錢前確要三思。

(Sky Post 2018-1-12)

 

政府投資科研忌錯配 (雷鼎鳴)


  我們正身處一個高科技井噴式發展的年代,過去我們沒有想像過的高新科技產品不斷滲入我們生活中,而一些未來的發展,如機械人、人工智能等,已向人類拋下戰書,我們若不懂得調整社會的政經結構以適應這些變化,將來會出問題。

 

  香港的科研投資佔GDP的比例一向偏低,在國際中屬於不入流之列。大學的科研雖頗有成績,但能夠轉化成生產力的項目,卻不多見。林鄭政府打算大幅增加對科研的投資,這是不甘於落後的正確思想,但投資在甚麼地方?怎樣投資?在基礎研究、應用研究,與發展三方面各自的比重有多大?都應仔細探討。

 

  政府應有自知之明,花錢搞科技並非她之所長。政府有兩大弱點,第一是她做事講究程序,有板有眼,但容易陷入官僚主義,對市場的變化及科技的發展反應遲鈍,判斷易出錯。第二,政府官員就算英明神武,但它是一個政治實體,其決策太受各種利益及政治集團影響,試想一下,若科研撥款受制於一個酷愛拉布的立法會,其前景已不易使人樂觀。但我們也應注意到,政府有公權力,控制著最多的資源,若其權力使用得當,可以起到正面的效果。

 

  在科技發展上,政府也曾有過不少成功的例子。上世紀四十年代的曼克頓計劃,直接摧生了一九四二年在芝加哥大學成功地釋放原子能,及隨後的原子彈。蘇聯一九五七年成功發射人造衛星,刺激到美國政府進行花費浩大的登月計劃。中國早年發展的原子彈及飛彈,也是政府的行為。

 

  但我們要注意,上述項目與軍事多多少少都拉上關係,當事者不用被政客牽著鼻子走,速度可以快些,資源及人才都能集中起來,這便可能抵銷到軍事運作的一些負面影響,例如軍事任務往往有強制性,決策由上而下,對創意所需的自由思想不利。

 

  政府作出科研投資的決策當然也有很多反面教材。四十多年前,諾貝爾經濟獎得主舒爾茨(Theodore Schultz)便曾慨歎,美國生產效率進步變慢,便是因為政府屢屢干預科研撥款所致。過去一年,美國的科研界與特朗普鬥爭得火熱,原因是特朗普不但要大削科研經費,而且削的方法粗糙,足以趕絕不少科研人士,嚇阻年輕人入行。

 

  觀乎此,政府在科研上撥款,應較集中在時間性要求較低的基礎研究或部份應用研究之上,至於發展產品的部份,政府容易做多錯多,應留給市場及企業家去掌握。喬布斯、馬雲那類掌握市場脈搏及有獨特個性和眼光的人才會成功,他們根本不需要等政府去扶助。當然,香港政府也可做些拆牆鬆綁的工夫,例如促進香港與深圳的人才流動與相互合作。

 

(Headline Daily 2018-1-12)

1/09/2018

民粹主義危害民主發展 (雷鼎鳴)


近年香港出現了不少怪現象,常使崇尚理性的人瞠目結舌。一些自身行為不檢,滿嘴粗口,對破壞公眾安寧樂此不疲的人,卻喜歡在網上或傳統媒體上充當道德公審的判官,還以為自己站在道德高地。又有些人不知有何根據,視自己的聲音為民意代表,若是有另類呼聲表達不同的意見,他們則認定後者並不是人民的一部分,可以不理。

 

猶記得「佔中」前的夏天,在各大交通要津及地鐵站前隨處可見有大批群眾排隊簽名反對「佔中」,最後人數高達近兩百萬,但支持「佔中」的媒體卻視而不見,硬把這些群眾排在港人之外。科大曾有激進學生在校園內寫上口號,其中有句是「希望在於人民」。這口號本身並無不妥,但誰才是人民,誰能代表人民這些問題,卻不斷地拷問著寫這些口號的人。

 

月前有學生到我辦公室訴苦,我才得悉原來不少學生不滿我校現任學生會的激進行為,曾號召會員開了一個大會彈劾學生會內閣,要其下台。據該同學說,來參與的內閣成員抵擋不了洶湧的群情,只能像動物般「嚎叫」口號但拒絕落台。我從不過問校內學生活動,深信最好是學生自己去解決問題,所以只能寄望來訪的學生自我鍛煉。從這些事可見,世上有太多打著代表人民或代表學生旗號的人,這些旗號有時是作不了準的。

 

引致社會對立的元兇

 

去年立法會有新丁當選,其中衍生出的現象也有助我們了解一些政客的思想。當那兩位「小學雞」感受到港人對他們行徑的極度反感時,他們的表情是驚訝。這正好反映出他們及其小圈子一直都誤把自己的觀點當作人民的觀點,但現實卻大聲地告訴他們,他們的假設如何錯誤!這些人大都自稱支持民主,但一些人被DQ後,竟有不少人問出一個荒唐的問題:為什麼由某某票數選出來的議員可以被剝奪席位?答案是明擺著的。這些人忘記了或是從來都不懂民主制度的一個基石是對權力的制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些人宣誓時犯了規,被DQ是自找的,就算有某些支持者曾投票給他們,他們也不能有特權。在民主制度下,選票並不能凌駕於法律之上!

 

上述的種種現象,都可歸結於一種席捲全球但對民主及文明都破壞性巨大的思潮:民粹主義。最近讀Jan-Werner Muller出版不久的著作《什麼是民粹主義》(What is Populism),深覺書中對民粹主義的描述,儼然是為香港激進分子度身訂造。

 

民粹主義有好幾個特徵。第一是他們都反對多元社會,「人民」一詞雖不斷掛在嘴邊,但他們心目中的人民只有一種,便是與他們意見相同的人,其他的便不是人民的一部分。因此,當他們自稱代表民意,而這又無多少事實根據時,他們絕不會面紅耳赤。香港有六百萬夠資格當選民的人,但有登記當選民而又有投票的不過二百萬,立法會選舉中拿票最多的一派總數也不過百萬票,往往三、兩萬票便可當選,他們是否能代表民意?天曉得!

 

第二個特徵是他們凡事都要道德化,不管某事與道德是否有絲毫關係也會如此。不過,他們的道德觀往往十分可笑,合乎他們立場的便是道德,不認同他們的便是道德淪亡、邪惡腐敗之輩。

 

第三個特徵是反精英,這是從第二個特徵衍生出來的。正因為真正的精英喜歡尋根究柢,有獨立思考,不會輕信民粹主義者的主張,所以與後者必有衝突,民粹反精英是事物的規律,不這樣才奇怪。

 

從以上討論,我們可知民粹主義是一種理性倒退、反民主的表現,及引致社會對立的元兇。

 

對民主的最大破壞

 

為什麼民粹主義反理性?它事事以自己偏頗的立場作為道德標準,對不同意見者則棍棒亂飛,是非觀也不是建基於對客觀事實的尊重之上,這如何能夠帶來理性?以幾年前反對建高鐵為例,我曾經詳細檢視過反對者的「理據」,發現他們連基本的成本效益的定量分析也沒真正做過,便一哄而起搞盲反,這如何會理性?

 

民粹主義者雖口稱民主,但我相信他們是西方自由主義民主的最大破壞者。「泛民」近年喜歡與民粹主義搞在一起,這是自殘的路線,內部的破壞力量幾乎一定比外部力量來得大。為什麼民粹主義本質上是獨裁反民主的?這是由它不承認人民價值觀的多元性所決定。《什麼是民粹主義》一書便提到,不知道人民的多元性、不懂得以民主制度來協調不同民意,反而幻想只有一種民意、自己才是真正代表民意的人,他們若掌握權力,會傾向獨裁統治。

 

民粹主義也會破壞社會的和諧。當某些行事並不檢點的人事事都以自己立場為至高道德標準、辱罵不同見解的人時,怎會不引起反感與反抗?民主社會本就應建基於對不同意見的尊重之上,說民粹主義者破壞了民主、理性、和諧,使社會倒退,毫不過分。宣稱擁護自由主義民主的人,若不與民粹主義劃清界線,只會使自己進退失據,陷於困局。

 

《什麼是民粹主義》的作者Muller並不諱言民粹主義者是有可能奪得政權的。在今天,帶有多種民粹色彩的特朗普也已掌權,已證明Muller所言非虛。他們若奪了權,會有什麼事發生?按照Muller的分析,他們希望搞獨裁是免不了的,這是因為他們根本不把不支持他們的人看作是人民的一部分,但當然,既有的制度若是健全的話,他們也要面對一定的制衡。

 

民粹主義者因為不懂得包容別人的意見,所以會對奪取權力很感興趣。在選舉前努力宣傳己方信念,爭取選民支持,這本是正當平常的民主活動,但民粹主義者卻有可能做得更「盡」一點,他們會不惜大搞策略性投票以求操控選舉結果。上次立法會選舉已有此情況,對自稱相信人民相信民主的人來說,這是自相矛盾的。

 

特區政府目前似乎在使用一種多搞民生少觸動衝突的策略,以圖化解民粹主義者的影響。我相信在爭取市民支持上,這會有些成效,事實上不少港人早已對民粹主義者的言行產生厭惡。但我不相信民粹主義者會放棄他們的想法。當他們發現港人越來越不支持他們時,以他們的心理狀態,可能會相信這只是政府在搞鬼。政府對於自己政策成效的估計,不要太樂觀。

 

(TKP 2018-1-8)

 

1/05/2018

香港的人類發展指數 (雷鼎鳴)


新年伊始,我們都希望來年比去年進步。但這也是一個檢視我們成績與缺點、展望未來發展的適當時機。

先說成績。在眾多國際排名中,香港多年來一直都名列前茅的是自由。港人愛自由,只要不是違法濫用自由、損害他人的自由,我們都應支持,自由是港人的重要資產。自由雖重要,但這指標終究有些抽象,評價香港,我們也需要一些硬指標。較合適的指標是聯合國編的人類發展指數。

這個指數是3個客觀指標的綜合體,分別是人均壽命、人民的教育程度及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國民收入(GNI)。在教育程度方面,聯合國綜合了兩個因素︰新入學的孩子預期可讀多少年書,及25歲以上的成年人平均受過多少年學校教育。在這兩個因素上,香港表現大不一樣。

回歸後持續進步

上述的3個指標︰健康、教育與收入,與政治爭拗或意識形態都沒有直接關係,而且可客觀量度,堪稱是硬指標,香港的成績如何?最新公布的排名只是及於2015年,是年香港的人類發展指數得0.917分,在世界188個國家及地區中排名第12,比美國及加拿大都只稍低1名,卻高於新西蘭與瑞典等國。

我們可仔細比較及分析這個排名。有些眷戀「故國」的人認為,這主要應歸功於英國人過去的管治。這說法並無說服力,在殖民地時期,香港固然也有發展,但1990年香港排名20,英國卻只是21,比不上香港;在2015年,香港不但進到了12名,而且更拋離了排16的英國。若以分數論,1990年香港得分0.781、2000年0.825、2015年0.917,從此可見香港的不斷進步,在回歸後一樣如此。

與四小龍比又如何?在1990年,香港得分遠遠高於其他小龍,但在2015年,香港已被當年排名第5的新加坡超過。被老對手超越,本是使人神傷之事,這更應使我們了解自己的不足在哪裏。

香港經濟深受中國影響,了解中國的人類發展指數有其必要。中國2015年得分0.738,排名90,但已屬聯合國所歸類的「高度發展」(香港則屬「非常高度發展」),若看看1990年中國得分只是0.499,當可看到中國進步之快。為何中國只排在第90名?2015年中國出生時預期壽命已高達76歲,孩子入學時預期會在校13.5年,但25歲以上成年人口在學年數則只有7.6年,這是急速發展國家的典型,過去人民讀書機會不足,現在雖快速進步,但舊有的工作人口教育水平難以提升。至於經濟部分,中國人均收入的增長雖震驚世界,但因過去太窮,2015年只得13,345美元(以2011年購買力計算),仍是拖低排名的主要因素。

身在福中不知福

回到香港,我們的強項是甚麼?港人人均壽命84.2歲,冠絕世界,孩子預期可在學15.7年,成年人平均教育程度是11.6年,人均收入5萬4千多美元(以2011年物價計算),所有指標都不錯,唯一不足的是總體成年人口的教育水平不高。這情況與中國內地相似,近十多年來,教育已日漸普及,展望將來,這個拖低香港排名的教育因素,將會有所進步,香港的人類發展指數排名很可能會繼續上升。但若要如此,香港在醫療、教育及經濟上都不能倒退。

這裏有一個我們要注意的問題。港人的「快樂指數」在世界155個國家及地區中排名只得第71名,快樂是主觀感受,但卻明顯落後於港人的客觀成績。為何有此巨大落差?我估計原因有三︰一是樓價高企(樓價並無算入消費者物價中,容易使人誤以為香港的實質收入很高);二是社會撕裂嚴重;三是港人常處於身在福中不知福的狀態,也不知世界其他地方發展遠不及香港,所以容易心懷怨念。

(Sky Post 2018-1-5)

 

 

 

「建在空氣上」?胡說八道! (雷鼎鳴)


  中國最高權力機關人大常委全票通過「一地兩檢」沒有違反《基本法》,但仍有部份法律界人士要挑戰它的法律基礎。說只是部份人士,原因是連發表強硬聲明的大律師公會會長被傳媒訪問時,也不盡同意聲明的字眼,而且透露這份聲明是被一些可能另有目的的人洩漏出去,原本的聲明長很多。其實任何人都有權利不同意人大的決議,但人大常委是比終審庭更高級的機構,說它的決議是「建在空氣之上」的人,顯然是在胡說八道。

 

  在學術史上,經濟學對美國的法學研究有極深的影響(在其他國家不一定是這樣),美國法庭引用的專家研究中,經濟學文獻數量之多遠超其他學科。為甚麼這樣?嚴格來說,法律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法律是一種保護或達致公義的工具,公義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份是維護社會最大的總體利益,以及使到人民合法權益不被侵害。我們若不忘記法律的初心,便要懂得分析利益應如何分佈,這倒是經濟學的核心學問。假如有些法律阻礙著社會追求最大的總體利益,那麼這些法律應被修訂,而不是要社會利益去遷就一些過時或不妥的條文。

 

  近日讀到一位律師一個不妥的觀點,他認為「一地兩檢」只是帶來一點方便,若把此種「方便」在法庭中作為理據為「一地兩檢」辯護,只會是笑柄。

 

  也許他說的是事實,法律界中某些人不一定認為保障人民的利益有何重要性。但成為笑柄的應是把「一地兩檢」輕描淡寫視為多一點方便的人,他們犯了兩個錯誤:第一,雖然所有的運輸工具都可視為替人民帶來方便,但高鐵每日十餘萬乘客,持續數十年運作,替人民日積月累省去時間,又豈能用「方便」一語便概括到它的巨大效益?我去年八月四日在本欄曾撰文解釋,「一地兩檢」給高鐵可帶來高達四百七十億元的額外效益,這尚未包括因港人可直接進入中國高鐵網絡所帶來的商機。第二,《基本法》118及119條都指明,特區政府有責任製造環境發展經濟,高鐵及「一地兩檢」對港經濟有重大影響,反對「一地兩檢」已有妨礙政府執行其憲制責任的嫌疑了。

 

  多種民意調查都顯示大多數港人認同「一地兩檢」符合港人利益,若不同意「一地兩檢」對己有利的,不去坐高鐵便成了,不用阻礙別人享受高鐵。但高鐵是新科技,撰寫《基本法》的人不可能預知需要「一地兩檢」這一制度。既然如此,《基本法》不會有與「一地兩檢」直接有關的條文。

 

  情況正如在九一一以前,美國不會預知恐襲會影響她的整套海關制度。現在美國並派遣了六百多名海關邊防人員到六個國家執法,搞「一地兩檢」,在有些地方,例如在加拿大境內到美國的火車站、公路關卡、碼頭等,美國的人員還可荷槍實彈(加拿大機場的美方工作人員不能帶槍)。這些國家也沒有預料到要修改法例以容許這些美國警在自己境內執行美國的法律,促使她們願意作此讓步的,應是要對付恐怖份子。

 

  雖然預先不會知有「一地兩檢」此一新情況,我們若非思想閉塞,它的法律基礎其實也不難解決。修改《基本法》是一種方法,但動作未免太大。簡單一點的是目前人大常委作出決定(其實與釋法已相差無幾)去提供基礎。《基本法》第七條說明香港境內的土地及天然資源為國家擁有,但授權予特區政府代為管理。特區的範圍其實時有變化,例如回歸後特區管治範圍多了深圳灣及河套便是。那麼現時應港府要求,取回(或租借)高鐵站地底的幾層樓實施管治權,不但沒違反《基本法》,也不是難以接受的。

 

  這些被取回的部份,法理上已不再屬於特區的一部份,那麼《基本法》18條所提到的不能在港實施附件三以外的全國性法律,便不再是搞「一地兩檢」的障礙了。

 

(Headline Daily 2018-1-5)

 

12/29/2017

語言與美學 (雷鼎鳴)


我的藝術細胞十分稀缺,所以只能當藝術的欣賞者、消費者,做不了藝術創作。學長學友中,不少是卧虎藏龍之輩,商界傳媒人胡國亨退休後寄情於寫詩,境界高遠,卻不肯出詩集;同是九龍華仁學長的李勝生教授在加拿大不忘故國文化,結詩成集,早登堂奧;同窗周偉沛,小學時國文課一直比我高分,今天常借境寄懷在Facebook發表的詩,亦是超逸出塵;中學老同學唐寶祿博士所繪的山水畫,意象數十年來不斷進步,現雖已晉大師境界,但為人低調,不求聞達,藝術創作只是自娛,卻也擋不住同學不斷索求,我家便掛有他三幅山水畫,我對這些朋友的藝術修為都十分佩服。

節約為主 摒棄矯揉造作

創作不了,學懂欣賞便更顯重要。我讀經濟,視節約為美,而詩詞則是最節約用字的文學。王國維的《人間詞話》我讀過多遍,每次都有感悟,十分同意他所說的「境界」的重要性。甚麼是境界?我看來看去,倒可用經濟術語去表達︰用最少的字捕捉到最有廣泛意義的真理或情懷(這不正是以最低的成本謀取最大收益的文學版本嗎?)

馬致遠的「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用字何等簡潔,每幾個字便有一幅意象高遠的圖畫浮現在我們眼前。李商隱的「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短短十四字,不但可表達深刻的男女之情,同時亦適用於家國之情。

不過,若以典雅作標準,文字卻往往比不上數學語言。中學時讀過五年幾何,多年後翻閱利瑪竇及徐光啟譯的歐基理德《幾何原本》,不由得不敬佩古希臘人的邏輯思維及數學證明的巧妙精緻。我一直認為大學生都應必修微積分,它不光有用,而且結構很美,讀微積分是很好的美學訓練。若以表達能力或捕捉真理能力作標準,數學語言遠勝文字。E=mcc只有五個符號,但它卻總攬了宇宙間一個極重要的真理。麥斯維方程式(Maxwell's Equations)只有兩、三條,一切與光、電磁有關的規律都由它統率,你看這有多簡約,境界之高,更勝詩詞!

我們建設經濟理論模型,其過程與目標與詩詞無大分別:刪走次要假設,突出重要部分,建好的模型若不夠簡潔,解釋力不夠深刻的話,理論便不大重要。我同時相信,若模型不夠優雅,這套理論多半是無用或甚至是錯誤的。經濟學講求在貌似無序的社會中找尋其有序的規律,見到在經濟理論的啟發下,各種行為的成因有迹可尋,井然有序,這乃美之極致矣。

熟讀歷史 尊重市井之言

語言有雅言與市井之言的分別,雅言是知識分子、貴族或自命高尚的人的慣常用語,據說現時的普通話受明朝時南京的雅言影響甚大。此種語言有其優雅處,我們自應學懂欣賞,但語言終究與要表達的內容不是同一回事,若是優雅的語言被用作掩蓋內容的空洞或虛偽,我們便只見到矯揉造作,看不到美,反而不及不加修飾的市井之言的直接有力。我交友之道是「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癡』」,知識分子是重要的朋友來源,也從不排斥草根階層的「白丁」,不過白癡卻是受不了。白丁用語市井,當中往往可看到力量之美,有些人鄙視他們的語言,我認為當中或許涉及階級歧視。但我討厭粗口,原因是它們都涉及侮辱別人先人。市井之言與粗口要懂辨別區分。

假期中作客舊金山,前校長朱經武設宴招待灣區舊同事,見到兩位大語言學家丁邦新與張洪年教授。丁是趙元任的弟子、中央研究院院士,張則是廣東話當世的權威。我分別請教他們我家鄉的台山話源出何處,二人不約而同根據語言學的理論猜測這可能是南北朝時的中原用語。我二十年前問過丁邦新同一問題,他給的答案前後一致,可知他絕非隨口胡說。他們告知,福建話應是漢朝或更早的中原語言,三天後見到鄭國漢校長,他是潮州人,聽得懂不少福建話,猜測潮州話也與福建話同源。我太座是客家人,客家話與宋朝南遷的移民有關。台山話屬廣東語系,我知道我們說的廣東話經歷過不少演變,十分古拙,有些人以廣東話為粗鄙,另一些人卻又因政治原因刻意貶低普通話,這些人都不懂歷史,不是講美,十分無聊。

(Sky Post 2017-12-29)

我們有多快樂 (雷鼎鳴)


  聖誕新年假期,港人外遊者眾,留港的也多有參與歡樂活動。我們也許都希望天天似過節,但更合實際的是思考一下甚麼因素會造成快樂。

 

  對這個問題,哲學家、心理學家、神經科學家或都有不同的答案,經濟學家中的實證主義者卻會以數據來說話。在這方面,最大型的研究應是有聯合國贊助,從二○一二年起便每年出版一次的《世界快樂報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二○一七年的一期早已出版,其詳細數據亦可在網上下載。

 

  這份報告背後的研究包含了幾個部份。第一是通過「蓋立普世界民意調查」(Gallup World Poll)每年在一百五十五個國家各自隨機抽樣三千人左右,要求他們回答一個問題:從0分到最高的10分,他們自認為人生的滿意程度是那一級,把一國或一個地區中各人分數平均起來便是這個國家的「快樂指數」。以二○一四年至二○一六年的平均分作準則,挪威得7.537分排名第一,香港以5.472分排七十一,內地5.273分排七十九,最悲慘的則是2.693分排一百五十五名的中非共和國。

 

  研究的第二部份是訂定六個對快樂有影響的客觀因素,並搜集在這一百五十五個國家中這些因素的相關數據。這六個因素是人均GDP、社會支援(若有急事可否找到親友幫忙)、人民壽命、為自己生活作選擇的自由、國人捐款的慷慨程度,以及國家的廉潔程度。

 

  第三個部份是使用計量經濟學的方法,找出這六種客觀因素對主觀的快樂指數各自的定量影響。以香港為例,約三分二的影響來自頭三個因素,換言之,人民平均收入高,親友樂意互助,以及人民身體健康長壽的,都對快樂有較大的正面影響,其他則有較低作用。

 

  港人與內地人民「快樂指數」排名卻都只屬中等。中國的情況十分合理,它目前仍只屬剛進入中高收入的國家,六個客觀因素的得分正可推測出中國人民快樂程度應屬中等,這與直接量出來的主觀「快樂指數」相符合。其實中國人民「快樂指數」最高的時候是在一九九○年左右,但隨著一系列國企私有化,有部份工人失業,「快樂指數」一直下跌,到二○○二年左右才在不斷進步的客觀因素推動下,指數再掉頭回升,我們大可預期,未來中國的「快樂指數」會繼續爬升。

 

  香港的情況比較古怪,香港客觀因素得分都甚高,按照估算出的分程式去推斷,香港的「快樂指數」應有6.767分,排名可升至全球十九位,而不是「蓋立普」調查所得的5.472分。為何有此巨大落差?答案可能是港人身在福中不知福,只懂自怨自艾,又或是有一種或多種上述六種因素以外的因素對快樂有負面影響。要注意,港人主觀快樂程度與其優異的客觀條件落差幅度之大,只比不上盧旺達及博茨瓦納,前者在一九九四年曾有種族大清洗,一百萬人被殺,人民不易歡快起來,後者有百分二十二的人口受愛滋感染,定會製造不少哀傷。

 

  上述的研究方法其實有一重大缺點:不同的人對快樂感受是否可比?當我說自己的快樂指數是八分,你說你是九分,是否真的意味著你比我快樂?經濟學家一般不認為存在著這可比性。但奇怪的是,當某國人民的客觀因素分數都高時,他們對自己快樂的主觀評估也會同時高分。我曾與諾貝爾獎得主韓森討論過這問題,他也大惑不解。

 

(Headline Daily 2017-12-29)

12/23/2017

抗爭改變了甚麼? (雷鼎鳴)


正如預料,立法會修改議事規程的提案被通過。這次非建制派輸得有些難看。說他們輸了,並非指他們不夠票,這點大家早已知之,而是指他們雖扭盡六壬,也得不到社會中多少人支持。究其原因,是他們犯了3個不同層次的錯誤。

第一個層次是他們貪勝不知輸,盡顯自己是博弈低手的特點,若果不是建制派也非高手,他們敗得可能更早。這個博弈中,非建制派有兩個策略選項,一是保持君子之風,不濫用程序;二是大搞拉布,拖死政府施政。建制派也有兩個選項︰一是維持既有議事規程;二是修改規程以防範拉布。

非建制派是博弈低手

雙方不同的策略組合,會導致不同的結局。若雙方都採用自己第一選項策略,自然天下無事,既有的行之有效的議事規則得以保持。假若非建制派搞拉布,建制派則逆來順受,毫無動作,那麼建制派及政府便都吃虧甚鉅,社會也會因政令不通而蒙受損失。非建制派方面,政治上會自以為勝利了,但若政府不受其脅逼,這勝利也不是這麼真實。若果非建制派採用了拉布抗爭策略,建制派則選擇還以顏色、推動修改規則,那麼非建制派會變成輸家,他們的局面比從未拉布也都不如。對建制派來說,修訂了規則以防止拉布,可能也只是兩敗俱傷的勝利,只是對手是重傷,自己則是輕傷。

此等博弈格局的最優策略選項是很明顯的。若非建制派不拉布,建制派便無謂改動規程;若非建制派搞拉布,修改規程便是建制派的必然選項。說非建制派是博弈低手,是因為他們竟自知不夠票時,還大力刺激對手去搞修改議程。

非建制派第二個層次的錯誤是他們不知勢。近幾個月非建制派的形勢的確不利。釘書機事件本來可用作說服港人,內地有跨境執法之嫌,但此事迅即因當事人的論述漏洞百出,而成為社會笑柄,非建制派頭面人物對一地兩檢所帶來的後果的猜想又極為誇張,與港人常識及邏輯都相悖,這只能使人把非建制派所描繪的恐怖情景不當一回事。在失去人民信任的形勢下,非建制派如何可能聚集到足夠人氣反對修改規程?

第三個層次是指導思想的錯誤。非建制派思想有一誤區,以為凡事「抗爭才能改變」。這句話本身便違反事實,歷史上,人類社會變化的最大推動力,是生產力及科技上的不斷進步,沒有這些,我們恐怕仍是活在原始社會中的野人。但生產力的進步與抗爭,又有多大的關係?

盲動會拖垮社會福祉

我們也不用說抗爭一定不會帶來改變,但改變可以是變好,也可以是變壞。方向錯誤的抗爭,自然可以帶來不妙的結局,就算是方向正確,實力不足的盲動抗爭,也只會造成挫折、倒退。若果雙方實力是接近的話,或許可以靠「狹路相逢勇者勝」。

非建制派濫搞抗爭,我們見不到有甚麼成效或積極的改變,負面後果卻是不少︰政改停頓了下來、對民生有利的施政被拉布阻延、內地經濟與科技騰飛帶來的機遇港人無法積極掌握。立法會本應以港人福祉為念,把好立法這一關,現在港人或明或暗的反對拉布,正是不再信任立法會,把修改規程視為止蝕盤,減少立法會對港人的傷害。

(Sky Post 2017-12-22)

 

 

12/22/2017

比特幣是個賭局 (雷鼎鳴)


  比特幣近月的「匯率」又再狂升,執筆時正要挑戰二萬美元兌一比特幣。尤記得二○○九年一月三日比特幣初出現後,幾個美仙便買到一比特幣,這幾年的升幅,還遠勝股王騰訊,怪不得有人高叫這是史上最大的泡沫,但有些人也抱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之心,入市賭它一把。

 

  比特幣是不是貨幣?四年前當它的匯率還是數百美元兌一比特幣時,我便已在報章撰文指出,它有著貨幣最重要的特徵。市場對貨幣有兩種需求,第一是可用它作交易媒介,第二是可作為儲值或投資炒賣工具,背後有無儲備並不是貨幣的特徵。以美元為例,它並不需要背後有甚麼儲備去支撐其價值,一張美鈔,本身只是一張無使用價值的紙,上面印有「我們信任天主」(In God We Trust),你拿它到聯儲局兌換,也只能換回數額相同的另一張鈔票。

 

為甚麼別人肯把有價值的貨物與你交換一張無用之紙?原因只是他們也相信以後會有人接「火棒」,這張鈔票以後還會有人承認其價值。由此可知,比特幣雖無實物儲備支撐,只要市場中有人肯承認它的價值,願意接納它為交易媒介,那麼它便有價值,也可成為儲值投資炒賣的工具。但要指出,它不是法定貨幣,政府不一定承認它,承認它的是市場。

 

  大多讀者最感興趣的可能只是它有無炒賣或投資價值。毋庸多言,以它過去表現出的巨大波幅來看,持有它的風險的確巨大,隨時蝕得骨肉無存,但我對它的前景卻比多數評論人樂觀一點。它的出現,本就是有人不滿中央銀行的干預性貨幣政策,因此,比特幣的數量被設計至緊跟一道規則按步增加,其增長率從開始時的每約四年增加100%,數十年後遞減至不足1%,最終比特幣的數量上限是二千一百萬個。數量受限,本身便是它的一個利好因素。現時它的總量已超過一千六百萬,總值約三千億美元。若果它的匯率再增五十倍的話,它的總值便差不多等於美國貨幣的總量了,不由各中央銀行視而不見。既然它的數量受限制,而市場又對電子貨幣作為交易媒介有需求,只要人民心理上肯承認它,它的價值確有上升空間。不過,要注意,它的匯率多少,幾乎全部依賴人民的心理,缺乏一個錨的匯率,可以是零,也可以大至天文數字,無法預設,此真乃賭局也。

 

  中央銀行的職能之一是控制貨幣量。比特幣與支付寶不同,後者不是貨幣,它需要相應數量的法定貨幣支撐,因此支付寶不會影響一國的貨幣量。但比特幣本身卻是貨幣,它的出現,等於在中央銀行以外有人擁有了鑄幣權,所謂的「採礦者」無中生有的弄出一些可用以購物的新幣出來,這對法定貨幣的購買力及宏觀經濟都會有影響。

 

  中央銀行不會喜歡這種情景,有可能希望將它杜絕,四年前人民銀行便發公告禁止用它作金融交易的媒介。但由於它被世界不少人所接受,而且交易有保密性,中央銀行打擊它也十分困難。也許中央銀行將來會想出各種不同的規限,替它製造消息,打擊它的炒賣回報,或會因此使這泡沫爆破。投資者若是求財若渴,買極少量的比特幣無妨,可當作娛樂,但大手買入則要自負風險了。

 

(Headline Daily 2017-5-22)

12/16/2017

甚麼行業會被AI淘汰? (雷鼎鳴)


  上周與一個香港高校交流團到北京訪問,主要是與當地的大學及創新科技公司討論教育及發展創新科技的諸般問題。無論在北京師範大學、清華大學孵化器啓迪控股公司、騰訊、百度,或是東升科技園,話題都或多或少涉及現時頗受重視的人工智能(AI)問題,百度更是研發人工智能的世界有數領先者之一。人工智能對經濟發展及就業影響都很大,我不能不對此加以注意。

 

AlphaGo 挫人類震全球

 

  幾個月前,當頂尖棋手對著 AlphaGo 都全無還手之力時,很多人都在驚恐將來人類的不少職位都要被人工智能或機械人所取代。但其實早在2013年,專門研究人類大事的牛津大學的馬丁學院(Oxford Martin School)的兩位教授費瑞(Carl Frey)及奧斯邦(Michael Osborne)已經發表了一份報告,用大量數據分析了702個行業,並算出在未來1020內每個行業的員工被人工智能取代的機會率。其結果頗為震撼,美國47%的職業都屬高風險類別,隨時可被人工智能及自動化取代。

 

  我們若更具體一點,可以各自檢查一下自己行業被淘汰的機會率。報告顯示出,有近百個行業有95%或以上的機會將被淘汰,例如會計、核數師、銀行職員、借貸經理、保險從業員、手錶修理匠、圖書館技術員、核能發電操作員、郵局職員、秘書、行政助理等等。有些行業稍好一點,但也好不到哪裏去,例如的士或巴士司機有89%的概率會被取代。但也有些行業被淘汰的機會很低,例如醫生、心理師、精神病治療師、幼兒老師、考古學家、護士、行政總裁、工程師、攝影師、數學家、律師等,被取代的機會都低於5%,算是十分安全。讀者如想更精準評估自己行業的前景,可自行在網上找來這兩位學者的報告捧讀。

 

  不會人人都同意上述報告的結果。若這麼多的職位被淘汰掉,社會容易出現不穩,所以也有人主張減慢人工智能的發展。但就在最近,上述報告的其中一個作者奧斯邦與研究基金nesta及教學機構Pearson卻發表了另一個報告,再行分析2030年的就業情況。這個新報告對就業市場樂觀一點,47%職位的淘汰率減至20%左右,另外有約10%的行業尚會對員工有更大的需求,但其餘的70%職位,卻要面對很大的不確定性,目前不易估計到了2030年情況會怎樣。

 

  無論是上述2013年或這個較新的報告,都顯示香港的就業市場可能也會出現大問題。香港素來以專業服務業及金融業見稱,但2013年的報告已預測會計、銀行從業員、保險業從業員有高概率會被人工智能淘汰。2017年的報告也認為財務專家/分析員只有29%的概率會見到社會對自己行業的需求會增加。

 

宜學懂大數據及Fintech

 

  我們只要思考一下電腦及人工智能在甚麼領域可以做得很好,便可知上述的論斷有些頗有道理。一般而言,需要較低教育水平、重複性的工作,電腦可以做得比人好。若涉及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工作,例如護士、心靈治療師等,機器沒有這麼容易取代人。對某些行業,例如醫生等,我倒沒有報告的作者這麼樂觀,據我所知,不少醫療機構已在利用電腦取代部分醫生的工作。

 

  我們若檢視一下科技對人類影響的歷史,也可發現科技能帶來重大的利益,使到我們可以用更短的時間做到更多的事。問題是科技的進步會否快至社會無法適應,有些人永久性地被新科技淘汰掉,這不是我們所希望的,我們希望人人都可繼續就業,但辛勞的工作時間卻可減少。這裏也有另一規律,誰能夠懂得使用新科技,他被淘汰的機會便會大減,而且生產力更可上漲,是就業市場的贏家。如何做到此點?在尚有時間作出前途規劃時,我們應先補補課為自己增值。例如與其當上一個數量金融的分析師,不如學懂大數據及金融科技(Fintech)。我們的教育系統也要幫助我們早日進入新行業中。

 

(Sky Post 2017-12-15) 

12/15/2017

激勵香港大學生到內地科創公司實習 (雷鼎鳴)


  上周參加了一個高等院校成員到北京的交流團,主要參觀拜會了與教育及創新科技有關的機構。這類交流團的團長是苦差,大多是大家謙讓不願當的,但我一時不慎,不夠謙虛,竟當上了團長,唯有提起精神多聽多聞,以免在東道主前失禮。我到過北京可能有上百次,但此次交流的對象與以往不同,我與團友都認為是大開眼界,不枉此行。

 

  除了到北京師範大學(前身是晚清設立的京師大學堂師範館)交流教育問題外,我們參觀的重點是幾所國際著名的科技創新機構,它們各有特色,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百度(見圖)是使到中國成為擁有自己搜索引擎的四個國家之一的巨企,其研發的不少先進技術已可與谷歌爭一日之長短,去年也曾被麻省理工譽為世上最聰明的五十家公司之一。在中國,它是對方興未艾的人工智能最掌握的公司。

 

我印象最深的是,在超現代建築群的裏面,公司的氛圍與大學校園十分相似,它四萬員工中,大多是工程師,平均年齡只有二十六歲,大家都以「同學」相稱。公司內免費的康樂設施完備,飯堂與大學的酷似(它有個可容三千五百人的飯堂),價錢極為便宜,一碟番茄炒蛋只售五元,顯然公司有津貼。外國的科技公司不少都為員工免費提供食物,但從經濟學角度看,這倒會造成浪費,不過,科創公司不會介意,它們的目的就是要員工快樂,從而開放腦筋。

 

  我們也參觀了騰訊。此公司總部在深圳,但在北京的,科研也十分了得。它有一個二十二人的小團隊,其開發的聲音辨識及翻譯系統,我相信已領先世界。我們各自操著廣東腔的普通話對著米高峰說話,甚至讀出詩句,電腦幾可即時顯示出我們話語的文字,並附有英語翻譯(此系統可有多種文字的翻譯),它翻譯之準確,遠遠超越谷歌。為何如此?原因是它有大數據的優勢,能利用到每天收集到的數以億計音頻不斷完善聲音辨識及翻譯的語法用字,這是中國以外的企業所得不到的規模效應。

 

  清華大學校門外設有一科技園。管理的公司叫啟迪,Bill Gates認為世上科技創新搞得最好的大學便是史丹福及清華的科技園。啟迪是一所已擁有二千五百億資產的孵化器,專門幫助客戶創業及上市,並以擁有客戶三成股權作為向它們提供服務的收費,它已成功扶植過三十多間科創公司上市。

 

  有一所叫中關村東升科技園的公司也提供孵化器服務,帶領我們參觀的是來自烏克蘭、能操一口流利普通話的員工,他們原本是在中國的留學生。我參觀了他們要孵化的一所農業公司,便偷師了不少有用的先進農業技術,將來大可在家中有限的空間種點蔬菜。

 

  在這些公司中,發現一個共通點,所接觸的員工精神面貌都是積極向上,人人摩拳擦掌要開創一番事業,而且信心十足。這種朝氣我在科大創立時也從同事身中感受到,這種精神正是推動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

 

  團員在參觀時大多有感慨,若香港的年輕人也有機會體驗到這些員工的奮進與喜悅,香港必會更和諧,我們下一代的正能量也就能發揮出來。再過兩月,財爺便要宣讀《預算案》,我建議他拿數億出來,這便足以提供誘因,幫助大批大學生到內地創科企業做實習生。這會為香港年輕人帶來多方面好處:將來他們找工作時,內地著名企業實習的經驗會大大提高其競爭力,他們也可實地觀摩內地年輕人如何創業,更重要的是,從別人的積極向上對國情有更深刻的第一手了解。香港的政府及大學都應積極促進此等實習交流。

 

(Headline Daily 2017-12-15)

香港土地的需求與供應 (雷鼎鳴)


樓價高昂是香港最核心的社會矛盾之一,不解決這問題,社會就算短暫出現和諧,也可能只是鏡花水月。房屋的負擔指數可以用樓價中位數除以住戶年收入中位數來計算,香港是18.1,亦即一個中等收入家庭不食不用,也要18.1年的收入才可買下一個中等價錢的單位。香港這個指數冠絕全球,遠遠拋離排第二的悉尼的12.2,況且上述算法並無考慮房子的大小,而香港的房屋比悉尼小得多。比諸內地,香港也是遠遠不如,香港人均居住面積是16平方米,內地城鎮則是36.6平方米。

 

與內地融合 長者移居大灣區

 

樓價被市場中的供求關係所左右。在需求方面,未來20多年,住戶數量的平均增速將會倍於人口的增速,這是因為人口老化,大量出現單身長者住戶或二人住戶所致。在供應方面,低於10年樓齡的私人樓宇單位只有68068個,10至19年樓齡的則有228617個,20至29年的更有279210個。由此可知近十年新建樓宇供應量之低,樓價不急升才怪!

 

展望將來,樓宇的剛性需求也會因住戶數目持續上升而難以下挫。更有甚者,香港很希望繼續發展其國際金融中心,也想在創新科技上做出成績,若成功的話,樓價會繼續有上升壓力,要知道,世界上的金融中心與創科中心樓價都是極為高昂的。我們若要減低需求,可能需要與內地加快融合,更多的長者到「大灣區」樓價較低的城市,例如中山、江門、肇慶等地居住,現時「大灣區」交通基建比前發達,生活環境也不錯,這種遷移並非不可能,但當然有一大堆問題要解決。

 

退休後的長者不用上班,移民到較便宜的其他城市,這在外國十分普遍。不過,最好的解決房屋短缺的方法,當然是香港能夠有地多建房子,這需要多少土地才夠?

 

政府曾有一份叫《香港2030+》的報告,當中認為香港的長遠土地需求約4800公頃(48平方公里),但現在只覓得3600公頃可用之地,欠缺的1200公頃尚須眾裏尋它千百度。要注意,這些地並非只是要來建住宅,當中也包含了商業樓宇、道路、休憩用地、政府機構、特別設施等等。

 

不過,上述估算應視作最低的需求值,只能勉強維持現狀,不能解決樓市的兩大困擾,即不能把樓價顯著下調及居住單位太過細小,不少港人仍要一生一世當房奴,殊不理想。

 

我曾在友報撰文,若要新建單位面積比現時的平均增大三成(其實仍然很細小),樓價又能下跌得使人有點感覺的話,香港土地的短缺絕非上述的1200公頃,而是起碼有2000公頃。

 

香港總面積1111平方公里,已發展的面積只是總面積的24.3%,再多找20平方公里又有什麼困難?困難確實存在,但這些困難倒是自找的,當中充分反映了不同利益或壓力團體的自私心態。

 

收回棕地有限 或引發持久官司

 

這裏先要搞懂一點政治經濟學。樓價若合理下調,無疑符合香港總體利益,但這並不表示人人都有得益,無人蒙受損失。香港近半人口住在公屋或居屋,樓價下跌對他們影響較低。三成多的港人住在自置物業中,樓價下跌對他們的影響複雜。一方面他們的賬面財富會下滑,但另一方面,他們亦更有能力購買更大的住所,住得較舒適,他們的子女要離家置業也容易一些。另外不到兩成的人口住在租住房屋,當中包括  房,樓價下跌會幫助他們早日圓了置業夢。

 

但要注意,這些人數量雖多,但利益分散,也沒有組織起來形成可以影響政策的政治力量。這些人可視為政治上的弱勢社群,其利益需要有代言人,政府有責任重視他們的訴求。反之,某些極端的環保團體或是棕地的營運者,其利益卻集中,又因人數少,較易組織起來,政治能量反而更大。

 

經濟大師貝卡爾(Gary Becker)及奧爾森(Mancur Olson)都曾指出人少利益集中的壓力團體的政治能量都更大,但這種不對稱性反而阻礙了社會經濟的發展。香港的土地問題正好反映這洞見,我相信政府成立的「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的成員,在土地上並無個人利益,他們有義務為那些無力負擔房屋的人發聲。

 

我不認為香港需要的5600公頃地(政府認為自己已找到的3600公頃加上我認為短缺的2000公頃)能靠一種單一的來源便可解決,我們需要審視每種來源的局限。以下的判斷是我個人意見,並不代表「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部分環保人士既不想用郊野公園的地,也不想填海,最廉價的推搪方法便是禍水東引,叫政府開發棕地,即私人農地轉作非農業用途的地。我不但不反對發展棕地,且大力贊成,因為棕地並未有被好好利用,問題是棕地根本並不足夠而且業權複雜。棕地分散零碎,發展不易,總面積只有1300公頃,其中540公頃早已納入政府3600公頃的計劃內,餘下的只有760公頃,而這760公頃也非全部可用。要知道,棕地並非無主之地,也不是沒有經濟活動,這些地有用作儲存貨櫃,也有用作工業生產等等,只不過其經濟活動的產能甚低。

 

政府若要更有效使用棕地,將它們收回,無可厚非,但總也要再另找土地安置棕地上的營運者,在扣掉這部分土地後,可能只剩下三分二的棕地仍可使用。換言之,1300公頃的棕地或許只能提供不到900公頃的額外用地,再減去政府已納入計劃中的540公頃,棕地實際只能貢獻出360公頃,與所需的2000公頃相距甚遠。這些估計或許有誤差,但棕地只能解決小部分問題這一格局,卻是彰彰明甚。

 

更困難的部分是棕地上的營運者必定會提出索償。據我所知,大部分棕地的業權人都十分樂意收取政府的補償而獻出棕地,但棕地上的大量租客卻不想,因為他們未必可以得到多少補償。政府雖然可祭出收回土地條例以作收地的法律依據,但觀之近年新界收地的困難,打官司曠日持久已可預期,政府並無把握諸事順利。

 

重劃郊野公園 平衡土地發展

 

郊野公園1977年正式成立,現時其佔地44312公頃。當年劃分郊野公園的邊界時,並非有何科學方法,亦沒可能預見未來城市如何發展。在40年來,郊野公園的範圍其實不時變動,例如近日便增加了500公頃位於紅花嶺的土地。我們若在各郊野公園遊走,也不難發現在一些邊緣地帶,沒有保育價值、樹也沒有一株的,竟也被視作郊野公園的一部分,有些人害怕一旦放棄了這些地,便有人要求把更多的郊野公園土地拿去發展,所以堅決反對。

 

這些問題其實可以化解。郊野公園的範圍,可以修訂,適宜發展的可分割出來,部分有保育價值的綠色地帶亦可納入為郊野公園,政府也可加大力度植樹,補償發展帶來的生態損失。港人每年到訪郊野公園,平均只有約1.75次,就算郊野公園縮小了2%至3%。損失也極其輕微,但這已足夠多建近二十萬個單位,經濟效益極為巨大,況且生態環境亦可靠其他方法補償。認為郊野公園碰也不能碰的人應多到房訪問,感受要納貴租的無殼蝸牛之苦。

 

據政府的估計,若要擴展或開發新發展區或新市鎮,包括開發部分郊野公園,完成首期工程前所需時間要15年至18年。港人重視程序,這是好事,但若走程序要耗費這麼多時間,便只可能顯示官僚主義的幽靈仍在徘徊不去,政府及社會都應大刀闊斧加快速度。話說回來,既然開發郊野公園需時,我們倒應早日啟動此等程序。

 

曾有人建議,可以填平船灣淡水湖,估計可提供或許足夠90萬人居住的用地。能夠弄出這麼一大塊地,這建議有其優點,但代價卻也很大。淡水湖的地段會被不少人視為郊野公園的核心部分,在那裏大建房屋,不免有煞風景,必遭強烈反對。把這麼多人口放在如此偏遠的地方,交通基建壓力很大。據政府官員的估計,在別處海域填出相等面積所花的成本,會遠低於填平淡水湖。既然如此,我認為填海造地是更佳的方案。船灣淡水湖每年平均收集62百萬立方米的用水,佔港每年用水的6.3%,沒有了它,香港要面對供水不足的風險。

 

填海造地需時 遠水難救近火

 

填海確應是造地的主要方法,但這也並非毫無限制。沒有多少人會支持在維港填海,所以地點會較偏遠一些。選址時也要考慮是否影響海上的航道,有些環保人士會把海洋生態看得比造地建屋更加重要。也有人認為可供填海擴展的島嶼有稀有動物品種,動也不能動。

 

其實,在新填海的地上建設橋樑道路等基礎設施,成本比造地貴得多,但土地價格高,這也就值了。不過,據說填海建屋也要十多年的時間,遠水近火,使人擔憂。

 

有人建議把葵青的貨櫃碼頭拆掉搬到較遙遠的填海造出的海岸去,這可空出較近市區的279公頃現時碼頭用地及100公頃的後勤用地。我認為這是一個不錯的建議,但找尋合適的填海地方也並非簡單之事。也有人建議在碼頭上架空建成空中城,我對此則頗有保留。海港業對港的直接貢獻雖只等於GDP的1.1%,但進出口物流業卻佔GDP近四分之一。在碼頭上空百多米架設空中城的期間,不可能不干擾到香港的進出口貿易,經濟風險不低,但若貨櫃碼頭的5個營運商相互之間談妥合作條件,並願自費研究具體可行的發展方案政府也不用反對。

 

上述種種,尚未包含不少其他的可考慮的方案。例如岩洞或地下空間可用以建設體育中心、游泳場館、檔案館、儲酒庫、數據中心、靈灰安置所等等,但這些方案在提供土地的量上,遠不足以應付香港所需。港人需要確立一種對客觀事實的認知,香港樓價貴得離譜,對社會經濟造成了巨大的傷害,但香港卻有四分三的土地沒被應用,港人會否被外人視為自尋痛苦的怪胎?在保育與降低樓價上,孟子所說的魚與熊掌「二者不可兼得,捨魚而取熊掌者也」,應是我們的指導思想。當然,我們也應最大程度上減低對環境的影響。

 

(HKEJ 2017-12-13)

 

12/10/2017

中國的投資過多還是過少? (雷鼎鳴)


半個月前,人民銀行的副行長易綱教授來港發表演說,解讀十九大的精神與當前形勢任務,但他這次來的身份,卻不是用人行副行長,而是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這小組的組長是習近平。

我認識易綱37年,當年我是明尼蘇達大學的研究生,他是北京大學派往聖保羅市漢姆林大學(Hamline University)的本科交換生,在那裏讀了兩年。在頗長的一段時間內,我與內子每周五晚上都會駕着一輛30美元買回來但水箱漏水的老爺車到他的宿舍飯堂吃晚飯,接着便到他宿舍中與他及其室友吹水數小時,大多都是談論經濟學與家國大事。1980年底還與他及其他友人驅車至紐約附近參加香港年輕社會科學知識分子連續幾年搞的研討營,主要是討論中國的各種問題。易綱不懂粵語,但他也清楚感受到我們這一代香港知識分子對中國社會的關懷之情,後來這批人亦有不少成為香港的知名人士。此情今天或許只成追憶了。

過去經濟增長倚重投資

團結香港基金的總幹事鄭李錦芬女士(Eva)是講座的籌辦者,她並不知道我認識易綱,所以她找我當講座後研討會的主持時,我也稍感錯愕。易綱為人老實謹慎,是北京大學影響深遠的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創辦人之一,有崇高學術地位,不會無根無據講話,他的演說我也就小心聆聽,其內容恢宏豐富,對我們了解中國未來發展及對港澳政策很有幫助,但當中自然也有些地方我不一定完全贊同,舉個例子。

易綱講話中提到中國式的大規模建設投資,已成過去,將來推動經濟不靠這種模式。我明白這個判斷背後的道理,也相信這是中央政府的看法,但我認為提法不對。

在過去幾十年來,GDP中極高的投資比例的確是推動經濟增長的最大動力。我曾經估算過,在2010至2015年之間,中國經濟增長動力的72%來自投資,26%來自生產效率(全要素生產率)的進步,2%來自勞動人口的變化。換言之,中國每年差不多一半的GDP不用來消費,而是用來投資,這對中國十分重要,但投資多少才最合適?

經濟學中有個叫「消費黃金規則」(Golden Rule of Consumption)的概念。假如我們把收入全部立刻消費掉,不作任何儲蓄(也就等於沒有資金去投資),那麼我們的短綫消費是會最大化,但將來的收入卻會因缺乏資金積累而逐年減少,消費能力也會愈來愈低。反之,若今天的收入全部儲蓄起來用作投資,完全沒有消費,我們現在便死掉,哪有將來?

由此觀止,投資率或儲蓄率的最佳點,亦即將我們一生的消費水平最大化的,不可能是零,也不是百分之百,而是中間某一點。我根據中國經濟的一些參數,估算出這應該是GDP的40%左右,換言之,高投資目前仍然合理,否則對未來經濟不利。

環保醫療科研教育投資遠未足夠

不過,高投資意味着資金愈來愈多,建設也會愈來愈飽和,經濟學中的報酬遞減律會起作用,投資的回報有可能降低。要抵銷此種影響不是沒有方法,需要投資推進科技發展及管理水平,而不是靠搞粗放形的投資項目。要經濟可持續增長,不是要銳意降低投資比重,而是要尋找更好的尚待發展的有潛力的新投資項目。有幾個項目中國的投資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第一是環境保護。改善環境所帶來的益處目前尚未能在GDP中充分反映到,但這並不是它沒有效益,而是GDP的計算方法目前有缺陷。

第二是醫療與健康的投資。人健康好了,壽命長了,可使生命的質和量都有增加,原則上其效益也可量化為GDP的一部分,但如上環境保護般,GDP的計算方法仍未做到此點,將來是應計算在內的,這有助於把醫療人員的經濟貢獻也清楚列出,為他們的工作提供誘因。

第三,科研及教育的投資近年有進步,但遠未足夠。中央政府既然明白「科教興國」的重要性,大規模的科教投資是應該落實的。

在上述的領域,中國絕非投資過剩,而是嚴重不足。

(Sky Post 2017-12-8)

 

 

 

 

 

 

 

 

醫療制度不改 醫鬧不止 (雷鼎鳴)


  兩周前,團結香港基金找來人民銀行副行長兼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習近平是組長)辦公室副主任易綱教授,來港宣講中共十九大的精神及新形勢,演講後有一座談會,由我當主持。我與易綱是相識於學生時代的老朋友,當年我曾找他參加過好些香港留美學生的學術活動,我相信他對我那年代的香港海外知識份子頗有好感。演講會次天我與他再次有早餐約會,他把在港兩次演講的講稿都交了份給我,我於是可以翻查確認他演講中的一些觀點,而這些觀點或許相當大程度反映了中央的看法。

 

  在演講中他花了一些時間論述香港的優勢,也許他是要鼓勵港人不要妄自菲薄。他舉了三個例子(講稿中只有兩個例子)以突出香港的優點:一是香港的物業管理很優秀;二是香港的港鐵,替北京營運地鐵的四號線及十三號線,水平很高;三是香港的醫療保障制度很值得內地參考。

 

  我同意香港的物業管理不錯,內地近年進步神速,但與香港仍稍有差距,也許要待習近平提出的「廁所革命」也有大成時,內地的物業管理才會更升一個台階。至於地鐵,我一向認為港人身在福中不知福,只要在世界各城市領教過其他地方地鐵的低劣服務,便會知道港鐵的優秀。但若論香港對人民的重要性,我相信醫療制度更值得我們注意。

 

  易綱讚賞香港的醫療制度並非沒有根據,港人壽命之長與日本是叮噹馬頭,且公共醫療費用廉宜,算是有些成績了。但香港醫療界保護主義嚴重,醫生數量根本不足以應付人口老化帶來的壓力,易綱在北京不會容易看到當中的問題,內地要學習香港是好事,希望不要把香港的缺點也搬了過去。話說回來,內地的醫療制度確有嚴重缺失,而它們又全都源於市場干預。

 

  為甚麼在內地醫生的社會地位遠不如香港或歐美等地?要知道,在內地高考中,要考入醫科的,分數遠比其他科目為低。為甚麼內地時有「醫鬧」事件?病人若出了問題,其家人往往會率領親友痛打醫生一頓。為甚麼醫院中送紅包普遍?病人若見醫生不肯收紅包,有時寧願要轉到別的醫院去,也不肯被廉潔的醫生治療。為甚麼內地醫院打點滴吊鹽水這麼普遍,以致內地人均打點滴的比例居於世界之冠?這些現象都有同一的解釋,便是政府認為醫療界應搞社會主義,不是市場經濟,人人都可付得起醫療費,所以把收費壓得低於成本。

 

  收費過低,政府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醫生及醫護人員那有好日子?收費低會引致典型的市場失衡,醫療的需求大於服務供應商,病人床位難求,手術無人做,給紅包是爭取早日有醫生提供治療的必要手段,否則便要排隊。若醫生怕人檢舉,不敢收紅包,那麼要求病人打不必要的點滴,便可合法地多收費用。不收紅包不替病人打點滴的醫生是虧本經營,病人那裏信得過他們?但紅包畢竟是犯法的,不能張揚,那麼醫生若收了紅包卻醫不好病人,後者也不能按正途投訴。帶隊打醫生作懲罰,便是唯一的制衡方法了,醫鬧自然頻繁。干預市場價格帶不來好處。

 

(Headline Daily 2017-12-8)

12/06/2017

再談香港融入大灣區 (雷鼎鳴)


全國港澳研究會最近成立了一個專門研究粵港澳大灣區的小組,我因為自覺對研究會的工作一直無甚貢獻,且摸索內地與香港應如何發展, 向來都是我的核心興趣,所以被徵入伍,也就沒有理由拒絕了。這項無酬任務不免要迫著我沉澱一下初步階段的思路。

 

大灣區的發展與「一帶一路」必定有緊密關係。「一帶一路」若成功,會有更多較低度發展的經濟體能融入國際市場中,它們的發展很可能比非「一帶一路」的國家更快。但這也意味著中國將面對的世界市場,會變得更大。出口的商品與服務,需求大了,自然也會要求生產的規模能夠擴張。從大灣區的地理位置看來,它的主要著力點應是海上絲路,歷史上的陸上絲路可能不是大灣區這一生產基地的重點,當然我們也不排除大灣區對陸上絲路國家可能做出貢獻。正如東京灣區、紐約新澤西灣區、三藩市灣區等幾個大灣區,粵港澳灣區應是面向海洋、擁抱世界,努力打造規模效應的。

 

但生產規模擴大並非粵港澳大灣區的唯一目標。現時「一帶一路」國家中,雖然有富有窮,但平均而言, 這裏人民的人均GDP只等於非「一帶一路」國家人民的三成左右,其勞動力也是相對便宜的。這些國家當中,有部分未來的發展方向可能會採用中國過去的發展模式,亦即先利用自己相對廉價的勞工,生產符合自己相對優勢的勞動密集產品,並出口到其他國家去。這對中國的生產並非是壞事,因為中國的生產因勞工工資上升及科技水平提升而早已走上產業升級的經濟轉型之路。世界及中國都繼續需要價廉的勞動密集商品,以應付人民所需,由「一帶一路」國家接過棒生產這些商品,是合理之事,但這同時也會對原本是世界工廠的粵港澳大灣區構成壓力,促使它加快轉型。轉型後幹什麼?目前看來,主要應是金融、創新科技及商貿這幾種大灣區已呈優勢的高增值領域。

 

轉型及產業升級需要條件,大規模的生產同樣也要面對一系列的挑戰。資金倒不是主要的問題,中國人民每年的儲蓄量,早已是世界第一,新增的資金需要不斷找尋有好回報的投資機會。那麼,大灣區需要哪些條件才能更有效地升級轉型?

 

變身「一小時生活圈」都市群

 

首先是它的空間與土地。生產及服務的規模比之前上升,對土地自會有更大的需求。不可忽視一點,世上著名的金融中心、創新科技中心、商貿中心,樓價都貴得要命,倫敦、紐約、香港、三藩市等盡皆如此。高昂的地價反過來又制約著這些地方的發展。我們也知道,香港人口不可能全部都從事金融業或進行商貿活動,三藩市灣區的人民也不會全部都搞創新科技。從事高增值行業的人,就算能賺到外界的錢,他們也需要有商戶能滿足他們在本地生活上的需求,一個興旺的大灣區,必然也是一個生活方便的城市群,否則人才為什麼要來工作生活?但如上所說,這些地方的樓價都會很貴,等閒人士或只能提供較低檔服務的,如何能支付昂貴的樓價與物價?

 

不同的灣區有不同解決問題的方法。例如在三藩市大灣區,灣區西面樓價極貴,於是不少人口便移居到較便宜的東面,整個灣區的發展面積逐年增大,這有利於壓抑樓價高企帶來的影響。要做到此點,需要有完善的公路網以縮短交通時間(三藩市灣區地鐵遠不及香港、深圳與廣州的先進,不說也罷),不過他們仍未能妥善解決這一問題,上下班堵車一直都造成困擾。

 

樓價在香港、深圳與廣州都已成尖銳問題,將來大灣區的經濟若有更進一步的發展,這問題只會更嚴重。如何解決?長遠而言,大灣區的11個城市應各有分工,不一定全都要變成經濟生產基地。有些城市應集中資源搞好環境保護,建設住宅而不是工廠,這有利於壓抑樓價,但前提是基礎建設要真正能大幅縮短交通時間,整個大灣區的城市都應逐漸變身為「一小時生活圈」的超級都市群。科大創校校長吳家瑋在90年代初已提出大灣區概念,但當時大灣區的基建比不上今天,也沒有高鐵,離「一小時生活圈」的條件太遠。到今天,我們已可預見這並不只是夢想而已。

 

發展區域文化提升大學質素

 

除了土地空間外,發展大灣區的另一重要條件是人才匯集,這又需要在幾方面做工夫。第一是本地區有無質量頂尖的高校群?紐約及附近有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大學與普林斯頓大學等名校,但若論對地區的影響,卻是以三藩市灣區的史丹福大學及加州大學更為鮮明。究其原因,後者的教授與學生往往能在實驗室未出成果前,便已思考將來如何把科研成果產業化。而且因加州氣候宜人,附近有泰浩湖(Lake Tahoe)、優山美地(Yosemite)、海岸紅樹林等風景優美之地,所以學生畢業後都不想離開,硅谷也就能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粵港澳大灣區並不具備加州所擁有的某些條件,但正如吳家瑋所言,真正有能力的人,喜歡居住地、工作地有點文化韻味、歷史氛圍,生活有高雅的品質。粵港澳的文化有獨特的魅力,而且是美食天堂,若能加以培育,大灣區也能有相當的文化實力。我們不可把教育視之為耗錢行業,它是一種投資,是推動大灣區發展的根本保障,大灣區的發展必須準備不斷提高大學質素的方案。

 

我素來相信,辦好一件事,人的因素是第一。據說大灣區建設現在是內地熱、香港冷。這不奇怪,內地年輕人中早已匯聚了一股創業熱潮,對經濟前景充滿樂觀。我在清華大學的一次論壇中,目睹大量學生都在躍躍欲試想創業,這在香港是見不到的。年輕人若沉醉於權力與政治鬥爭,怎會有時間及志向在經濟或創業路上打拚?二十多年前,香港是大灣區的龍頭,但不進則退,如今龍頭地位已失去,港人實應反思如何能把精力放回到自身發展及大灣區建設之上。

 

(TKP 2017-12-6)

12/03/2017

中國對金融科技的兩大貢獻 (雷鼎鳴)


今天財經界很多人都在說金融科技(Fintech),並相信這領域前途無限,但它也可能顛覆掉金融業的不少傳統工作模式。甚麼是金融科技?這要看我們把定義定得多寬,我認為只要能好好利用到相關年代的科技而對金融資源配置有重要幫助的,都可當作是金融科技。近千年來,中國對金融科技的重大貢獻我相信只有一次,但今天很可能有第二次機會了。

宋朝發明紙幣啟發後世

第一次的貢獻是宋朝所發明的紙幣。北宋時這稱為「交子」,但它的流通量有限,與鐵錢並存,亦非全國性的貨幣。所謂有需求才會刺激誘發出創新,北宋時一個重要的貿易市場是四川,此地多山,交通不便,而商人做生意用鐵錢,價值低而沉重,十分不便,有人便把鐵錢存在一些倉庫中,並用收據作為買賣的媒介,我們可視之為紙幣的源頭。到了1161年的南宋,一種新的具有現代特徵的紙幣才出現,它叫「會子」。於1163年登基的孝宗在金融問題上是個盡責任的好皇帝,他小心控制着會子的發行量,亦找來專人負責管理相關事宜,並確保會子有足夠的商品作其儲備。孝宗嘗言,會子使他10年中睡不好覺。後來會子漸漸成了全國性貨幣,在南宋末年與蒙古點起戰火之前,價值都相對穩定,對南宋的市場交易提供了極大的方便。造紙與印刷術都是當時世界先進的科技,又因紙幣可以由政府增印,易引起通脹,南宋後來靠了開動印鈔機來支付打仗,終也把經濟拖垮。

南宋會子是一偉大的金融科技,今天我們仍要使用此等發明,但隨後的幾百年,世界經濟有長足進展,金融工具方面,如股市、信用卡、支票等等新發明,卻非來自中國。這是很奇怪的,雖然在14世紀以後,中國的人均GDP可能已被意大利超越,後來又被英國超越,但中國人口眾多,經濟整體板塊大得很,交易量龐大,為何沒有新的金融科技創新出現以利市場交易,這是值得深思的。近日讀科大舊同事、現在北京大學任教的經濟史權威李伯重教授的著作,知道19世紀初廣州被特許與外通商的13行中有所叫怡和行,其老闆伍秉鍳所擁有的財富竟高達5,600萬美元(以當時價格計算),10倍於當時西方世界首富內森.羅斯柴爾德 (Nathan Rothschild),由此可見乾嘉年間中國經濟規模之大,其他經濟數據也與此判斷符合。

電子支付誘發更多創新

經濟規模是重要的,一點點的進步都可能因受惠人數眾多而使效果擴大千萬倍,這便有可能誘發出更多的創新出來。在今天,中國確有可能在金融科技上有另一次偉大貢獻,這便是電子支付系統。嚴格來說,電子支付這一概念並非中國人所發明,不少相關科技也不一定是中國人搞出來的,但中國式電子支付的發展迅速使人目瞪口呆,卻與它的市場規模有莫大關係。不少方便它使用的應用程式能不斷出現,正是規模效應能夠為懂得撰寫應用程式的人帶來豐厚回報所致。但更為重要的,是大量的電子支付或交易可帶來更多的數據,在大數據年代,數據積累得快,便又可刺激到更多的金融科技發明。這點連美國也怕了中國,美國知道中國的電子支付及商貿市場滲透率比美國更高、數據積累更快,美國資訊科技界便有不少有識之士害怕中國會全面超越美國。要注意,這裏的一個關鍵是規模的大小,大對於創新有利好作用,所以我一直注意中國電子支付的滲透率去到甚麼地步。前些時我聽朋友說在內地「叫雞」這一充滿私隱性違法性的活動也有人用電子支付,立時便判斷出電子支付的滲透性普及性如何厲害,但可惜香港某些人仍欠缺足夠的視野去看懂電子支付發展的前景,這是可惜的,我們也難以要求經濟行外的人都有足夠的修為與洞察力看到此點。

若論電子支付對GDP的直接貢獻,可能只是微信阿里巴巴每年多幾百億的利潤,不算驚天動地。它的重要性是在於大大的減低了消費者市場交易的成本及誘發出更多的創新,這些都是目前GDP計算中尚未能包括在內的。這是GDP算法有問題,不是電子支付用處有限。

(Sky Post 2017-12-1)

 

 

 

 

 

 

一孩政策帶旺娼業? (雷鼎鳴)


 

  中國有無娼妓?在文革年代出版的字典中,娼妓被定義為舊社會中被壓迫的婦女,有點使人摸不頭腦,但那時候娼妓可能真的並不存在,今天卻顯然並非如此,這是一九七九年推出的一孩政策後遺症。

 

  今天的娼妓與一孩政策關係何在?據中大幾位經濟同行的研究,在一九八三年以後,超聲波在內地日漸普及,懷孕婦女可以靠此預知胎兒是男是女,不少父母見是女的便將胎打掉,這便使初生嬰兒中男的比女的多了一成以上。男多女少有何後果?男的不容易找到配偶,沒有財力,在婚姻市場上缺乏競爭力的男人尤其如此,他們叫雞或召妓(經考證,前者的來源只是後者的普通話諧音)的概率便大增。

 

  這並非胡亂推論,二○○二有位韓國血統(記憶所及是在瑞典長大)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女經濟學教授Lena Edlund,與朋友在頂尖學術刊物《政治經濟學報》(JPE)中發表了一篇題為「娼妓理論」的論文,當中佈滿數學方程式與數據,她們其中一個結論便是男多女少會使娼妓數量增加。

 

  我以前說過,經濟學家對邊緣社會的人與事特別感興趣,原因是他們的行為若合乎經濟原理,那麼經濟學的範圍便可推得更廣,更符合普世理論(Theory of Everything)的要求。上述論文當然還有大量其他推斷與結論,其中之一便是男性與女性的收入若上升,娼妓數量便會減少。男的如此,是因為組織家庭較偶然召妓更為昂貴,太窮的沒法支付養妻活兒也。從此推論,中國人民收入不斷上升,日久必然有功,娼妓應會逐漸減少。

 

  Edlund的論文問到一個問題,也十分有趣,娼妓只是提供一種勞動密集的服務,為何她們的時薪這麼貴?據論文中搜集回來的各國數據,娼妓的時薪數倍於相同教育水平的其他女人,論文給的解釋是娼妓大多要失去將來結婚的機會,所以要有足夠的補償。此點有理,但我仍有懷疑,當一次娼妓與當十次同樣也會失去婚姻,第二、三、四次等等的邊際成本應該不高,為何她們叫價仍然這麼高?

 

  上周六在深圳張五常學術會議的晚宴中,我與徐家健教授及首次見面的資深傳媒人周顯先生同坐一席,周先生自稱是娛樂場所的半專業人士,但他與徐所提出的娼妓收費,都遠低於上述論文十多年前所搜集回來的,所以我懷疑周的「半專業」身份有點冒充,但他與徐爭論娼妓的市場結構時,卻又能迅速將徐殺下馬來,蓋因徐這方面的知識,與我都是出自同樣的論文,不夠料與人辯論也。

 

  本來想要周先生替我們補補課,但同席一美女經濟學人對這問題大感興趣,周轉移了目標,只與她討論,人聲喧嘩,我便再聽不到甚麼了。《信報》前老總陳景祥兄在報章上曾自告奮勇,說有朋友可替我們補課,這潛在成本太大,我負擔不起,只能敬謝不敏。

 

  回到一個我一直想驗證的問題,電子支付的市場滲透率,或可用叫雞者有多大比例用支付寶付錢來量度。此種數據不易找到,但我終於想出一個方法。到過北京的人很多都知道,傍晚時在王府井行行企企,便可能會有人走近問你要否去娛樂場所,你只要搖頭不答話,她們便自然跑開。讀者若肯為追尋事實而冒險,可說自己沒有錢,只有支付寶,看看她們是否接受便可。若接受,如何脫身以免以身犯險?在附近的新華書店預早買本國家領導人談話之類的書,適當時候把書祭出來,必有辟邪作用,她們大有機會懷疑你是便衣公安,望風而逃。對此調查我倒是無能為力,因我氣場盈厚,一臉正氣,她們根本不敢埋身也。

 

(Headline Daily 2017-12-1)

 

11/24/2017

香港貧窮情況在惡化? (雷鼎鳴)


上周五扶貧委員會公布了一系列數據,最吸引傳媒報道的,是2016年貧窮人口高達135.2萬人,佔香港人口近兩成,比2015年上升了0.7萬人,在政府的扶貧政策介入後,2016年貧窮人口則降至99.6萬人,但仍比2015年的相關人數多了2.5萬人。因為在數據上貧窮人口似乎增加了,所以不少報章都在說香港貧窮情況惡化了。

傳媒監察着政府是對的,但上述的批評其實是無的放矢,因為以政府所定貧窮綫的方法去量度貧窮人口,後者上升是自然不過之事,就算港人收入全都大升,所謂的貧窮人口也有可能增加不少。這有兩個原因,搞清楚它們,我們才可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優化政策上。

相對貧窮綫乏參考價值

第一個原因是貧窮綫的定義。政府是採用了相對貧窮的概念,貧窮綫定在住戶收入中位數的一半,但也為每一種人數的住戶各自定下一條貧窮綫,例如在2016年,一人住戶每月入息的中位數是8,000元,即一半住戶收入高於8,000元,另一半低於8,000元,那麼入息在4,000元或以下的便屬貧窮住戶;4人住戶入息中位數是37,000元,貧窮綫便是18,500元了。

從這種定義我們可以見到,除非人人收入相同,否則貧窮人口幾乎是無法消失的。假如人人收入上升10倍,那麼收入中位數與貧窮綫一樣也會提高10倍,定義下的貧窮人口根本不會減少,雖然他們其實都比前富有得多了。所以一用了這種貧窮綫,我們不要指望貧窮人口能夠連年減少,更可能的情況是,有些時候它可能稍為下降,接着又上升回去,升降多少,視乎其他的因素。

第二個因素是人口老化。老了便有人退休,退休的人不一定貧窮,有部分的人會積下不少資產,但卻沒有收入。訂定貧窮綫時,不理會資產,只算收入,因此,退休的人幾乎一律自動被當作是貧窮人口。港人壽命長,嬰兒潮出生的人,正陸續地大批大批的退休,因此新增的貧窮人口會供應不絕。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又因為這些人中,不少是真的沒收入沒甚資產,所以政府無法不預作準備,省下一筆儲備以應付他們。

從上可知,此種相對貧窮綫有重大缺點,其產生的結果,只宜參考(其實參考價值也不是很高),不宜對政策有決定性影響。但就算以參考為主,我們也應把工作做得更細緻,才不會浪費掉資源。

不應阻止增加土地建屋

舉個例子,從2009至2016年,一人住戶的貧窮綫由3,300元提升至4,000元,增幅21%,但4人住戶的貧窮綫卻從11,300元大增63%至18,500元。從另一角度看,4人住戶的貧窮綫在2016年是一人住戶的4.63倍。這不合常理,為甚麼人數4倍,貧窮綫卻要高過4倍?這有兩種可能,一是4人家庭的貧窮綫定得太寬鬆,收入不差的也被當作貧窮、進而有較大機會取得福利;二是一人住戶的貧窮綫定得太嚴苛,這些家庭較難得益。政府可考慮是否需要對貧窮綫的界定作出一些微調,以減少不公。

政府的統計數據也有顯示,從2008至2016年,基層人士(收入最低的10%人口)收入的升幅一直高於社會整體工資的增幅,例如在2016年基層人士收入平均上升了4.7%,社會的平均則只是3.7%。這本應意味着收入公布會較平均一點,但現在貧窮人口卻有所上升,這或顯示人口老化的壓力很大,將來這壓力只會增加,不會減少,社會及政府都應有心理準備,用了上述的貧窮綫,未來的貧窮人口很可能會不斷上升。不過,我們也應注意,真正對港人生活質素有決定性影響的是他們是否擁有樓宇或是否住在津貼的房屋中,而這也不是扶貧委員會能夠有效解決的,需要不同的利益集團不去阻止增加土地供應。

(Sky Post 2017-11-24)

 

 

23條可使港人得到更多優惠 (雷鼎鳴)


  李飛兩度來港,上周的一次帶來的訊息,可解讀為二十三條有立法的必要,特區政府有憲制責任這樣做,拖下去不是辦法。

 

  對二十三條立法,港人情緒複雜。二○○三年時,反對立法的聲音頗大,究其原因,可能是當時香港社會並不容易見到有叛國或顛覆政府行徑,港人便難免會問,二十三條立法是為了甚麼?況且頭上多懸著一把自己並不熟悉的法律之劍,會使不少人感到不自在。

 

  但時移世易,以前港人看不到需要,現在卻不能不承認社會已出現極端份子,在實力上雖不足以威脅到中央或香港政府,但阻礙香港施政或在社會上激化矛盾的能力,卻是綽綽有餘。胡國興法官年初競選特首時,屢屢指出,香港應早日為二十三條立法,否則若情況惡化,內地根據《基本法》在港實施全國性法律時,情況便更「淒涼」。不過,這尚有一問題,若香港為二十三條所立的法過於寬鬆,無法應付極端份子的挑戰,也不見得中央一定肯收貨。

 

  中央對港及二十三條的態度究竟如何?今年習近平主席訪港時,已發出了明確訊息,要確保一國兩制得到貫徹。這裏帶出一個問題,沒有二十三條,一國兩制是否可以維持下去?我相信這要看情況。假設社會和諧,政治上香港與內地河水不犯井水,經濟上互利互助,我看不到二十三條有何必要性。但這種和諧環境的可能性已被極端份子破壞了,沒有二十三條,可以有損一國兩制,尤其是一國的部份,情況不理想。

 

  為何演變至此?有些人強烈相信,對抗中央與香港政府是其政治行動不可缺的元素。這些人的實力與中央及香港政府相比,頗為懸殊,為甚麼他們敢推動港獨等極端行為?答案是他們有掩護。

 

在沒有二十三條的條件下,中央對港政策基本上是全面覆蓋,沒有足夠針對性的,例如,建設大灣區便不能說是特別獎勵某些人或懲罰某些人,政策的對像是整個香港,不是個別的人。反過來看,中央若因不滿極端份子而要懲罰他們,在欠缺針對性的政策或工具下,很容易會株連整個香港,例如取消對香港的一些政策優惠,便容易使到所有港人受損,傷及無辜,中央自然不想見到政策會打擊到對港對內地有貢獻的一等良民,極端份子便可躲在別人的羽翼下存在下去。

 

  一旦有了二十三條,此等局面便可打破。香港可繼續擁有對它的優惠政策,中央政府也不用被迫懲罰香港,二十三條已可將顛覆叛亂份子分拆出來,只是他們要面對刑責,其他人也用不著在不情願的情況下庇護這些極端份子。

 

在此角度下,二十三條可直接打擊到極端份子,中央便大可對其他港人提供優惠,有利一國兩制更好的發展。

 

(Headline Daily 2017-1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