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0/2017

中國的投資過多還是過少? (雷鼎鳴)


半個月前,人民銀行的副行長易綱教授來港發表演說,解讀十九大的精神與當前形勢任務,但他這次來的身份,卻不是用人行副行長,而是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這小組的組長是習近平。

我認識易綱37年,當年我是明尼蘇達大學的研究生,他是北京大學派往聖保羅市漢姆林大學(Hamline University)的本科交換生,在那裏讀了兩年。在頗長的一段時間內,我與內子每周五晚上都會駕着一輛30美元買回來但水箱漏水的老爺車到他的宿舍飯堂吃晚飯,接着便到他宿舍中與他及其室友吹水數小時,大多都是談論經濟學與家國大事。1980年底還與他及其他友人驅車至紐約附近參加香港年輕社會科學知識分子連續幾年搞的研討營,主要是討論中國的各種問題。易綱不懂粵語,但他也清楚感受到我們這一代香港知識分子對中國社會的關懷之情,後來這批人亦有不少成為香港的知名人士。此情今天或許只成追憶了。

過去經濟增長倚重投資

團結香港基金的總幹事鄭李錦芬女士(Eva)是講座的籌辦者,她並不知道我認識易綱,所以她找我當講座後研討會的主持時,我也稍感錯愕。易綱為人老實謹慎,是北京大學影響深遠的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創辦人之一,有崇高學術地位,不會無根無據講話,他的演說我也就小心聆聽,其內容恢宏豐富,對我們了解中國未來發展及對港澳政策很有幫助,但當中自然也有些地方我不一定完全贊同,舉個例子。

易綱講話中提到中國式的大規模建設投資,已成過去,將來推動經濟不靠這種模式。我明白這個判斷背後的道理,也相信這是中央政府的看法,但我認為提法不對。

在過去幾十年來,GDP中極高的投資比例的確是推動經濟增長的最大動力。我曾經估算過,在2010至2015年之間,中國經濟增長動力的72%來自投資,26%來自生產效率(全要素生產率)的進步,2%來自勞動人口的變化。換言之,中國每年差不多一半的GDP不用來消費,而是用來投資,這對中國十分重要,但投資多少才最合適?

經濟學中有個叫「消費黃金規則」(Golden Rule of Consumption)的概念。假如我們把收入全部立刻消費掉,不作任何儲蓄(也就等於沒有資金去投資),那麼我們的短綫消費是會最大化,但將來的收入卻會因缺乏資金積累而逐年減少,消費能力也會愈來愈低。反之,若今天的收入全部儲蓄起來用作投資,完全沒有消費,我們現在便死掉,哪有將來?

由此觀止,投資率或儲蓄率的最佳點,亦即將我們一生的消費水平最大化的,不可能是零,也不是百分之百,而是中間某一點。我根據中國經濟的一些參數,估算出這應該是GDP的40%左右,換言之,高投資目前仍然合理,否則對未來經濟不利。

環保醫療科研教育投資遠未足夠

不過,高投資意味着資金愈來愈多,建設也會愈來愈飽和,經濟學中的報酬遞減律會起作用,投資的回報有可能降低。要抵銷此種影響不是沒有方法,需要投資推進科技發展及管理水平,而不是靠搞粗放形的投資項目。要經濟可持續增長,不是要銳意降低投資比重,而是要尋找更好的尚待發展的有潛力的新投資項目。有幾個項目中國的投資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第一是環境保護。改善環境所帶來的益處目前尚未能在GDP中充分反映到,但這並不是它沒有效益,而是GDP的計算方法目前有缺陷。

第二是醫療與健康的投資。人健康好了,壽命長了,可使生命的質和量都有增加,原則上其效益也可量化為GDP的一部分,但如上環境保護般,GDP的計算方法仍未做到此點,將來是應計算在內的,這有助於把醫療人員的經濟貢獻也清楚列出,為他們的工作提供誘因。

第三,科研及教育的投資近年有進步,但遠未足夠。中央政府既然明白「科教興國」的重要性,大規模的科教投資是應該落實的。

在上述的領域,中國絕非投資過剩,而是嚴重不足。

(Sky Post 2017-12-8)

 

 

 

 

 

 

 

 

醫療制度不改 醫鬧不止 (雷鼎鳴)


  兩周前,團結香港基金找來人民銀行副行長兼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習近平是組長)辦公室副主任易綱教授,來港宣講中共十九大的精神及新形勢,演講後有一座談會,由我當主持。我與易綱是相識於學生時代的老朋友,當年我曾找他參加過好些香港留美學生的學術活動,我相信他對我那年代的香港海外知識份子頗有好感。演講會次天我與他再次有早餐約會,他把在港兩次演講的講稿都交了份給我,我於是可以翻查確認他演講中的一些觀點,而這些觀點或許相當大程度反映了中央的看法。

 

  在演講中他花了一些時間論述香港的優勢,也許他是要鼓勵港人不要妄自菲薄。他舉了三個例子(講稿中只有兩個例子)以突出香港的優點:一是香港的物業管理很優秀;二是香港的港鐵,替北京營運地鐵的四號線及十三號線,水平很高;三是香港的醫療保障制度很值得內地參考。

 

  我同意香港的物業管理不錯,內地近年進步神速,但與香港仍稍有差距,也許要待習近平提出的「廁所革命」也有大成時,內地的物業管理才會更升一個台階。至於地鐵,我一向認為港人身在福中不知福,只要在世界各城市領教過其他地方地鐵的低劣服務,便會知道港鐵的優秀。但若論香港對人民的重要性,我相信醫療制度更值得我們注意。

 

  易綱讚賞香港的醫療制度並非沒有根據,港人壽命之長與日本是叮噹馬頭,且公共醫療費用廉宜,算是有些成績了。但香港醫療界保護主義嚴重,醫生數量根本不足以應付人口老化帶來的壓力,易綱在北京不會容易看到當中的問題,內地要學習香港是好事,希望不要把香港的缺點也搬了過去。話說回來,內地的醫療制度確有嚴重缺失,而它們又全都源於市場干預。

 

  為甚麼在內地醫生的社會地位遠不如香港或歐美等地?要知道,在內地高考中,要考入醫科的,分數遠比其他科目為低。為甚麼內地時有「醫鬧」事件?病人若出了問題,其家人往往會率領親友痛打醫生一頓。為甚麼醫院中送紅包普遍?病人若見醫生不肯收紅包,有時寧願要轉到別的醫院去,也不肯被廉潔的醫生治療。為甚麼內地醫院打點滴吊鹽水這麼普遍,以致內地人均打點滴的比例居於世界之冠?這些現象都有同一的解釋,便是政府認為醫療界應搞社會主義,不是市場經濟,人人都可付得起醫療費,所以把收費壓得低於成本。

 

  收費過低,政府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醫生及醫護人員那有好日子?收費低會引致典型的市場失衡,醫療的需求大於服務供應商,病人床位難求,手術無人做,給紅包是爭取早日有醫生提供治療的必要手段,否則便要排隊。若醫生怕人檢舉,不敢收紅包,那麼要求病人打不必要的點滴,便可合法地多收費用。不收紅包不替病人打點滴的醫生是虧本經營,病人那裏信得過他們?但紅包畢竟是犯法的,不能張揚,那麼醫生若收了紅包卻醫不好病人,後者也不能按正途投訴。帶隊打醫生作懲罰,便是唯一的制衡方法了,醫鬧自然頻繁。干預市場價格帶不來好處。

 

(Headline Daily 2017-12-8)

12/06/2017

再談香港融入大灣區 (雷鼎鳴)


全國港澳研究會最近成立了一個專門研究粵港澳大灣區的小組,我因為自覺對研究會的工作一直無甚貢獻,且摸索內地與香港應如何發展, 向來都是我的核心興趣,所以被徵入伍,也就沒有理由拒絕了。這項無酬任務不免要迫著我沉澱一下初步階段的思路。

 

大灣區的發展與「一帶一路」必定有緊密關係。「一帶一路」若成功,會有更多較低度發展的經濟體能融入國際市場中,它們的發展很可能比非「一帶一路」的國家更快。但這也意味著中國將面對的世界市場,會變得更大。出口的商品與服務,需求大了,自然也會要求生產的規模能夠擴張。從大灣區的地理位置看來,它的主要著力點應是海上絲路,歷史上的陸上絲路可能不是大灣區這一生產基地的重點,當然我們也不排除大灣區對陸上絲路國家可能做出貢獻。正如東京灣區、紐約新澤西灣區、三藩市灣區等幾個大灣區,粵港澳灣區應是面向海洋、擁抱世界,努力打造規模效應的。

 

但生產規模擴大並非粵港澳大灣區的唯一目標。現時「一帶一路」國家中,雖然有富有窮,但平均而言, 這裏人民的人均GDP只等於非「一帶一路」國家人民的三成左右,其勞動力也是相對便宜的。這些國家當中,有部分未來的發展方向可能會採用中國過去的發展模式,亦即先利用自己相對廉價的勞工,生產符合自己相對優勢的勞動密集產品,並出口到其他國家去。這對中國的生產並非是壞事,因為中國的生產因勞工工資上升及科技水平提升而早已走上產業升級的經濟轉型之路。世界及中國都繼續需要價廉的勞動密集商品,以應付人民所需,由「一帶一路」國家接過棒生產這些商品,是合理之事,但這同時也會對原本是世界工廠的粵港澳大灣區構成壓力,促使它加快轉型。轉型後幹什麼?目前看來,主要應是金融、創新科技及商貿這幾種大灣區已呈優勢的高增值領域。

 

轉型及產業升級需要條件,大規模的生產同樣也要面對一系列的挑戰。資金倒不是主要的問題,中國人民每年的儲蓄量,早已是世界第一,新增的資金需要不斷找尋有好回報的投資機會。那麼,大灣區需要哪些條件才能更有效地升級轉型?

 

變身「一小時生活圈」都市群

 

首先是它的空間與土地。生產及服務的規模比之前上升,對土地自會有更大的需求。不可忽視一點,世上著名的金融中心、創新科技中心、商貿中心,樓價都貴得要命,倫敦、紐約、香港、三藩市等盡皆如此。高昂的地價反過來又制約著這些地方的發展。我們也知道,香港人口不可能全部都從事金融業或進行商貿活動,三藩市灣區的人民也不會全部都搞創新科技。從事高增值行業的人,就算能賺到外界的錢,他們也需要有商戶能滿足他們在本地生活上的需求,一個興旺的大灣區,必然也是一個生活方便的城市群,否則人才為什麼要來工作生活?但如上所說,這些地方的樓價都會很貴,等閒人士或只能提供較低檔服務的,如何能支付昂貴的樓價與物價?

 

不同的灣區有不同解決問題的方法。例如在三藩市大灣區,灣區西面樓價極貴,於是不少人口便移居到較便宜的東面,整個灣區的發展面積逐年增大,這有利於壓抑樓價高企帶來的影響。要做到此點,需要有完善的公路網以縮短交通時間(三藩市灣區地鐵遠不及香港、深圳與廣州的先進,不說也罷),不過他們仍未能妥善解決這一問題,上下班堵車一直都造成困擾。

 

樓價在香港、深圳與廣州都已成尖銳問題,將來大灣區的經濟若有更進一步的發展,這問題只會更嚴重。如何解決?長遠而言,大灣區的11個城市應各有分工,不一定全都要變成經濟生產基地。有些城市應集中資源搞好環境保護,建設住宅而不是工廠,這有利於壓抑樓價,但前提是基礎建設要真正能大幅縮短交通時間,整個大灣區的城市都應逐漸變身為「一小時生活圈」的超級都市群。科大創校校長吳家瑋在90年代初已提出大灣區概念,但當時大灣區的基建比不上今天,也沒有高鐵,離「一小時生活圈」的條件太遠。到今天,我們已可預見這並不只是夢想而已。

 

發展區域文化提升大學質素

 

除了土地空間外,發展大灣區的另一重要條件是人才匯集,這又需要在幾方面做工夫。第一是本地區有無質量頂尖的高校群?紐約及附近有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大學與普林斯頓大學等名校,但若論對地區的影響,卻是以三藩市灣區的史丹福大學及加州大學更為鮮明。究其原因,後者的教授與學生往往能在實驗室未出成果前,便已思考將來如何把科研成果產業化。而且因加州氣候宜人,附近有泰浩湖(Lake Tahoe)、優山美地(Yosemite)、海岸紅樹林等風景優美之地,所以學生畢業後都不想離開,硅谷也就能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粵港澳大灣區並不具備加州所擁有的某些條件,但正如吳家瑋所言,真正有能力的人,喜歡居住地、工作地有點文化韻味、歷史氛圍,生活有高雅的品質。粵港澳的文化有獨特的魅力,而且是美食天堂,若能加以培育,大灣區也能有相當的文化實力。我們不可把教育視之為耗錢行業,它是一種投資,是推動大灣區發展的根本保障,大灣區的發展必須準備不斷提高大學質素的方案。

 

我素來相信,辦好一件事,人的因素是第一。據說大灣區建設現在是內地熱、香港冷。這不奇怪,內地年輕人中早已匯聚了一股創業熱潮,對經濟前景充滿樂觀。我在清華大學的一次論壇中,目睹大量學生都在躍躍欲試想創業,這在香港是見不到的。年輕人若沉醉於權力與政治鬥爭,怎會有時間及志向在經濟或創業路上打拚?二十多年前,香港是大灣區的龍頭,但不進則退,如今龍頭地位已失去,港人實應反思如何能把精力放回到自身發展及大灣區建設之上。

 

(TKP 2017-12-6)

12/03/2017

中國對金融科技的兩大貢獻 (雷鼎鳴)


今天財經界很多人都在說金融科技(Fintech),並相信這領域前途無限,但它也可能顛覆掉金融業的不少傳統工作模式。甚麼是金融科技?這要看我們把定義定得多寬,我認為只要能好好利用到相關年代的科技而對金融資源配置有重要幫助的,都可當作是金融科技。近千年來,中國對金融科技的重大貢獻我相信只有一次,但今天很可能有第二次機會了。

宋朝發明紙幣啟發後世

第一次的貢獻是宋朝所發明的紙幣。北宋時這稱為「交子」,但它的流通量有限,與鐵錢並存,亦非全國性的貨幣。所謂有需求才會刺激誘發出創新,北宋時一個重要的貿易市場是四川,此地多山,交通不便,而商人做生意用鐵錢,價值低而沉重,十分不便,有人便把鐵錢存在一些倉庫中,並用收據作為買賣的媒介,我們可視之為紙幣的源頭。到了1161年的南宋,一種新的具有現代特徵的紙幣才出現,它叫「會子」。於1163年登基的孝宗在金融問題上是個盡責任的好皇帝,他小心控制着會子的發行量,亦找來專人負責管理相關事宜,並確保會子有足夠的商品作其儲備。孝宗嘗言,會子使他10年中睡不好覺。後來會子漸漸成了全國性貨幣,在南宋末年與蒙古點起戰火之前,價值都相對穩定,對南宋的市場交易提供了極大的方便。造紙與印刷術都是當時世界先進的科技,又因紙幣可以由政府增印,易引起通脹,南宋後來靠了開動印鈔機來支付打仗,終也把經濟拖垮。

南宋會子是一偉大的金融科技,今天我們仍要使用此等發明,但隨後的幾百年,世界經濟有長足進展,金融工具方面,如股市、信用卡、支票等等新發明,卻非來自中國。這是很奇怪的,雖然在14世紀以後,中國的人均GDP可能已被意大利超越,後來又被英國超越,但中國人口眾多,經濟整體板塊大得很,交易量龐大,為何沒有新的金融科技創新出現以利市場交易,這是值得深思的。近日讀科大舊同事、現在北京大學任教的經濟史權威李伯重教授的著作,知道19世紀初廣州被特許與外通商的13行中有所叫怡和行,其老闆伍秉鍳所擁有的財富竟高達5,600萬美元(以當時價格計算),10倍於當時西方世界首富內森.羅斯柴爾德 (Nathan Rothschild),由此可見乾嘉年間中國經濟規模之大,其他經濟數據也與此判斷符合。

電子支付誘發更多創新

經濟規模是重要的,一點點的進步都可能因受惠人數眾多而使效果擴大千萬倍,這便有可能誘發出更多的創新出來。在今天,中國確有可能在金融科技上有另一次偉大貢獻,這便是電子支付系統。嚴格來說,電子支付這一概念並非中國人所發明,不少相關科技也不一定是中國人搞出來的,但中國式電子支付的發展迅速使人目瞪口呆,卻與它的市場規模有莫大關係。不少方便它使用的應用程式能不斷出現,正是規模效應能夠為懂得撰寫應用程式的人帶來豐厚回報所致。但更為重要的,是大量的電子支付或交易可帶來更多的數據,在大數據年代,數據積累得快,便又可刺激到更多的金融科技發明。這點連美國也怕了中國,美國知道中國的電子支付及商貿市場滲透率比美國更高、數據積累更快,美國資訊科技界便有不少有識之士害怕中國會全面超越美國。要注意,這裏的一個關鍵是規模的大小,大對於創新有利好作用,所以我一直注意中國電子支付的滲透率去到甚麼地步。前些時我聽朋友說在內地「叫雞」這一充滿私隱性違法性的活動也有人用電子支付,立時便判斷出電子支付的滲透性普及性如何厲害,但可惜香港某些人仍欠缺足夠的視野去看懂電子支付發展的前景,這是可惜的,我們也難以要求經濟行外的人都有足夠的修為與洞察力看到此點。

若論電子支付對GDP的直接貢獻,可能只是微信阿里巴巴每年多幾百億的利潤,不算驚天動地。它的重要性是在於大大的減低了消費者市場交易的成本及誘發出更多的創新,這些都是目前GDP計算中尚未能包括在內的。這是GDP算法有問題,不是電子支付用處有限。

(Sky Post 2017-12-1)

 

 

 

 

 

 

一孩政策帶旺娼業? (雷鼎鳴)


 

  中國有無娼妓?在文革年代出版的字典中,娼妓被定義為舊社會中被壓迫的婦女,有點使人摸不頭腦,但那時候娼妓可能真的並不存在,今天卻顯然並非如此,這是一九七九年推出的一孩政策後遺症。

 

  今天的娼妓與一孩政策關係何在?據中大幾位經濟同行的研究,在一九八三年以後,超聲波在內地日漸普及,懷孕婦女可以靠此預知胎兒是男是女,不少父母見是女的便將胎打掉,這便使初生嬰兒中男的比女的多了一成以上。男多女少有何後果?男的不容易找到配偶,沒有財力,在婚姻市場上缺乏競爭力的男人尤其如此,他們叫雞或召妓(經考證,前者的來源只是後者的普通話諧音)的概率便大增。

 

  這並非胡亂推論,二○○二有位韓國血統(記憶所及是在瑞典長大)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女經濟學教授Lena Edlund,與朋友在頂尖學術刊物《政治經濟學報》(JPE)中發表了一篇題為「娼妓理論」的論文,當中佈滿數學方程式與數據,她們其中一個結論便是男多女少會使娼妓數量增加。

 

  我以前說過,經濟學家對邊緣社會的人與事特別感興趣,原因是他們的行為若合乎經濟原理,那麼經濟學的範圍便可推得更廣,更符合普世理論(Theory of Everything)的要求。上述論文當然還有大量其他推斷與結論,其中之一便是男性與女性的收入若上升,娼妓數量便會減少。男的如此,是因為組織家庭較偶然召妓更為昂貴,太窮的沒法支付養妻活兒也。從此推論,中國人民收入不斷上升,日久必然有功,娼妓應會逐漸減少。

 

  Edlund的論文問到一個問題,也十分有趣,娼妓只是提供一種勞動密集的服務,為何她們的時薪這麼貴?據論文中搜集回來的各國數據,娼妓的時薪數倍於相同教育水平的其他女人,論文給的解釋是娼妓大多要失去將來結婚的機會,所以要有足夠的補償。此點有理,但我仍有懷疑,當一次娼妓與當十次同樣也會失去婚姻,第二、三、四次等等的邊際成本應該不高,為何她們叫價仍然這麼高?

 

  上周六在深圳張五常學術會議的晚宴中,我與徐家健教授及首次見面的資深傳媒人周顯先生同坐一席,周先生自稱是娛樂場所的半專業人士,但他與徐所提出的娼妓收費,都遠低於上述論文十多年前所搜集回來的,所以我懷疑周的「半專業」身份有點冒充,但他與徐爭論娼妓的市場結構時,卻又能迅速將徐殺下馬來,蓋因徐這方面的知識,與我都是出自同樣的論文,不夠料與人辯論也。

 

  本來想要周先生替我們補補課,但同席一美女經濟學人對這問題大感興趣,周轉移了目標,只與她討論,人聲喧嘩,我便再聽不到甚麼了。《信報》前老總陳景祥兄在報章上曾自告奮勇,說有朋友可替我們補課,這潛在成本太大,我負擔不起,只能敬謝不敏。

 

  回到一個我一直想驗證的問題,電子支付的市場滲透率,或可用叫雞者有多大比例用支付寶付錢來量度。此種數據不易找到,但我終於想出一個方法。到過北京的人很多都知道,傍晚時在王府井行行企企,便可能會有人走近問你要否去娛樂場所,你只要搖頭不答話,她們便自然跑開。讀者若肯為追尋事實而冒險,可說自己沒有錢,只有支付寶,看看她們是否接受便可。若接受,如何脫身以免以身犯險?在附近的新華書店預早買本國家領導人談話之類的書,適當時候把書祭出來,必有辟邪作用,她們大有機會懷疑你是便衣公安,望風而逃。對此調查我倒是無能為力,因我氣場盈厚,一臉正氣,她們根本不敢埋身也。

 

(Headline Daily 2017-12-1)

 

11/24/2017

香港貧窮情況在惡化? (雷鼎鳴)


上周五扶貧委員會公布了一系列數據,最吸引傳媒報道的,是2016年貧窮人口高達135.2萬人,佔香港人口近兩成,比2015年上升了0.7萬人,在政府的扶貧政策介入後,2016年貧窮人口則降至99.6萬人,但仍比2015年的相關人數多了2.5萬人。因為在數據上貧窮人口似乎增加了,所以不少報章都在說香港貧窮情況惡化了。

傳媒監察着政府是對的,但上述的批評其實是無的放矢,因為以政府所定貧窮綫的方法去量度貧窮人口,後者上升是自然不過之事,就算港人收入全都大升,所謂的貧窮人口也有可能增加不少。這有兩個原因,搞清楚它們,我們才可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優化政策上。

相對貧窮綫乏參考價值

第一個原因是貧窮綫的定義。政府是採用了相對貧窮的概念,貧窮綫定在住戶收入中位數的一半,但也為每一種人數的住戶各自定下一條貧窮綫,例如在2016年,一人住戶每月入息的中位數是8,000元,即一半住戶收入高於8,000元,另一半低於8,000元,那麼入息在4,000元或以下的便屬貧窮住戶;4人住戶入息中位數是37,000元,貧窮綫便是18,500元了。

從這種定義我們可以見到,除非人人收入相同,否則貧窮人口幾乎是無法消失的。假如人人收入上升10倍,那麼收入中位數與貧窮綫一樣也會提高10倍,定義下的貧窮人口根本不會減少,雖然他們其實都比前富有得多了。所以一用了這種貧窮綫,我們不要指望貧窮人口能夠連年減少,更可能的情況是,有些時候它可能稍為下降,接着又上升回去,升降多少,視乎其他的因素。

第二個因素是人口老化。老了便有人退休,退休的人不一定貧窮,有部分的人會積下不少資產,但卻沒有收入。訂定貧窮綫時,不理會資產,只算收入,因此,退休的人幾乎一律自動被當作是貧窮人口。港人壽命長,嬰兒潮出生的人,正陸續地大批大批的退休,因此新增的貧窮人口會供應不絕。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又因為這些人中,不少是真的沒收入沒甚資產,所以政府無法不預作準備,省下一筆儲備以應付他們。

從上可知,此種相對貧窮綫有重大缺點,其產生的結果,只宜參考(其實參考價值也不是很高),不宜對政策有決定性影響。但就算以參考為主,我們也應把工作做得更細緻,才不會浪費掉資源。

不應阻止增加土地建屋

舉個例子,從2009至2016年,一人住戶的貧窮綫由3,300元提升至4,000元,增幅21%,但4人住戶的貧窮綫卻從11,300元大增63%至18,500元。從另一角度看,4人住戶的貧窮綫在2016年是一人住戶的4.63倍。這不合常理,為甚麼人數4倍,貧窮綫卻要高過4倍?這有兩種可能,一是4人家庭的貧窮綫定得太寬鬆,收入不差的也被當作貧窮、進而有較大機會取得福利;二是一人住戶的貧窮綫定得太嚴苛,這些家庭較難得益。政府可考慮是否需要對貧窮綫的界定作出一些微調,以減少不公。

政府的統計數據也有顯示,從2008至2016年,基層人士(收入最低的10%人口)收入的升幅一直高於社會整體工資的增幅,例如在2016年基層人士收入平均上升了4.7%,社會的平均則只是3.7%。這本應意味着收入公布會較平均一點,但現在貧窮人口卻有所上升,這或顯示人口老化的壓力很大,將來這壓力只會增加,不會減少,社會及政府都應有心理準備,用了上述的貧窮綫,未來的貧窮人口很可能會不斷上升。不過,我們也應注意,真正對港人生活質素有決定性影響的是他們是否擁有樓宇或是否住在津貼的房屋中,而這也不是扶貧委員會能夠有效解決的,需要不同的利益集團不去阻止增加土地供應。

(Sky Post 2017-11-24)

 

 

23條可使港人得到更多優惠 (雷鼎鳴)


  李飛兩度來港,上周的一次帶來的訊息,可解讀為二十三條有立法的必要,特區政府有憲制責任這樣做,拖下去不是辦法。

 

  對二十三條立法,港人情緒複雜。二○○三年時,反對立法的聲音頗大,究其原因,可能是當時香港社會並不容易見到有叛國或顛覆政府行徑,港人便難免會問,二十三條立法是為了甚麼?況且頭上多懸著一把自己並不熟悉的法律之劍,會使不少人感到不自在。

 

  但時移世易,以前港人看不到需要,現在卻不能不承認社會已出現極端份子,在實力上雖不足以威脅到中央或香港政府,但阻礙香港施政或在社會上激化矛盾的能力,卻是綽綽有餘。胡國興法官年初競選特首時,屢屢指出,香港應早日為二十三條立法,否則若情況惡化,內地根據《基本法》在港實施全國性法律時,情況便更「淒涼」。不過,這尚有一問題,若香港為二十三條所立的法過於寬鬆,無法應付極端份子的挑戰,也不見得中央一定肯收貨。

 

  中央對港及二十三條的態度究竟如何?今年習近平主席訪港時,已發出了明確訊息,要確保一國兩制得到貫徹。這裏帶出一個問題,沒有二十三條,一國兩制是否可以維持下去?我相信這要看情況。假設社會和諧,政治上香港與內地河水不犯井水,經濟上互利互助,我看不到二十三條有何必要性。但這種和諧環境的可能性已被極端份子破壞了,沒有二十三條,可以有損一國兩制,尤其是一國的部份,情況不理想。

 

  為何演變至此?有些人強烈相信,對抗中央與香港政府是其政治行動不可缺的元素。這些人的實力與中央及香港政府相比,頗為懸殊,為甚麼他們敢推動港獨等極端行為?答案是他們有掩護。

 

在沒有二十三條的條件下,中央對港政策基本上是全面覆蓋,沒有足夠針對性的,例如,建設大灣區便不能說是特別獎勵某些人或懲罰某些人,政策的對像是整個香港,不是個別的人。反過來看,中央若因不滿極端份子而要懲罰他們,在欠缺針對性的政策或工具下,很容易會株連整個香港,例如取消對香港的一些政策優惠,便容易使到所有港人受損,傷及無辜,中央自然不想見到政策會打擊到對港對內地有貢獻的一等良民,極端份子便可躲在別人的羽翼下存在下去。

 

  一旦有了二十三條,此等局面便可打破。香港可繼續擁有對它的優惠政策,中央政府也不用被迫懲罰香港,二十三條已可將顛覆叛亂份子分拆出來,只是他們要面對刑責,其他人也用不著在不情願的情況下庇護這些極端份子。

 

在此角度下,二十三條可直接打擊到極端份子,中央便大可對其他港人提供優惠,有利一國兩制更好的發展。

 

(Headline Daily 2017-11-24)

 

11/17/2017

參考莫干山會議招青年人才 (雷鼎鳴)


上周開了個土地供應專責小組連續4小時的會議後,走出政府總部,原來天色已黑,但隱約仍可見到總部門外有個臨時接待處,似是為中央政策組招聘年輕人員而設的。林鄭多次提出,希望招納多些青年才俊加入政府或是諮詢架構,這取向是對的,問題是怎麼樣發掘人才、培養人才。這不由使我想起1984年9月3日至9月10日在杭州附近以干將莫邪為名的莫干山所舉行的一個「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學術討論會」。這個史稱「莫干山會議」的聚會,影響深遠,為中國以後30多年的經濟發展發掘了大量的人才,而且從歷史眼光觀之,這次的選才極為成功,特區政府在選拔年輕人時,應參考一下別人是怎樣做到的。

徵文比賽挑選代表

為甚麼說「莫干山會議」十分成功呢?這次會議正式代表124人,來自全國,從1,300篇應徵論文的作者中挑選出來,還有一些是會議發起人或是已有一定成就的中青年學者,也有些是在政府工作的。非正式代表有183人,有來自學界、政界、報界等等的,最年輕的參與者是當年只得24歲的西北大學研究生張維迎。張是我老朋友,是內地頂尖經濟學家,曾任北大光華經濟管理學院院長。但就在這批人中,我們竟可以找到大量後來都成了經濟領域中撑起了國家的棟樑人物。

今天中國的經濟名人有誰參加過當年的「莫干山會議」?很多!只提一小部分。上面已提過了張維迎,最著名的恐怕是剛退下政治局常委的反貪腐大將王岐山;清華大學出身的周小川今天已是人民銀行行長,他也是會議中人;馬凱當上了國務院副總理;郭樹清、樓繼偉、李劍閣都曾在中央財金官員系統中擔任領導職位;周其仁是全國知名的北大教授;華生當過大學校長;吳曉靈當過人民銀行副行長等等,不能盡錄。

這個會議憑甚麼發掘到這麼多優秀的人才?上述提到的徵文比賽是一個重要方法,參與者要各憑本事把自己的觀點有系統、有尖銳性地寫出來。入選者已是精英,但這還未夠。主辦者為幾個傳媒與高等教育機構,他們把與會者送上山,一星期內在山上大辯論,我估計也許像我們常搞的研討營、退修營之類的。幾百名思想活躍的精英放開思想一同論劍,遙想起來也使人神往。據說當時上山的台階上,站了不少沒有入選的青年,他們一直在等待着、懇求着,就算不給他們發言時間,也希望能到會議廳中聽聽別人真知灼見的一麟半爪。經過文革的折騰,中國的青年特別的求知若渴。

送上莫干山 論劍一星期

辯論本身不但有助進一步的發掘人才,而且亦是培養人才的有效方法。參與者名單中我見到陳一諮的名字,記得在80年代,他已是趙紫陽的重要謀臣,我在美國教書時,他曾在我家住過一晚,印象中他十分聰敏老練,他是否在莫干山中負有挑選人才的責任,我不知道,但他應有這能力。

會議結束後,總理趙紫陽會見了包括王岐山在內的「四君子」,這是第一次的老青對話,後來又有了第二次。「莫干山會議」中有討論過當年十分熱門的價格改革問題,趙紫陽便讚討論「很開腦筋」。會後,參與者開風氣之先,寫了7份政策研究報告,各地亦成立了不少青年經濟學會,這批人應是中國公共經濟政策研究的先行者,對日後中國決策層的影響不容低估,他們中的一部分人更直接被招入各政府部門辦事,其後有些還扶搖直上。

香港政府可參考甚麼?最簡單便是先邀請幾位當年的與會者來講解情況。但從上所述,有些做法比面試更有效。可以先搞徵文比賽或在報章上的文章物色有識人士,但這未夠,要組織一些研討營讓他們進行尖銳的辯論,並找高人從旁觀察着,一方面可搞清誰是龍誰是蟲,亦可使參與者接觸到不同觀點的人。這些對他們將來在政府的工作應十分有用。特區政府當然也會有自己的一套觀人術,但在處理深層次的矛盾及吸納青年精英的觀點上,成績未見突出,參考「莫干山會議」的一套,應有好處。

(Sky Post 2017-11-17)

誰會為私隱拒電子支付 (雷鼎鳴)


  如果八達通未來沒有重大的技術革新,微信及支付寶瓜分香港的電子支付市場將是早晚之事。

 

  只要對內地這兩個電子支付系統稍有認識,便不難察覺它們的科技水平是高了一個層次。有些評論員以為它們只是使我們生活方便一點而已,沒有甚麼大不了。這是太疏忽的觀點了,世上眾多影響深遠的科技,在剛出現時也只是使我們稍為方便一點,但後來卻改變了世界。舉個例子,facebook最初不也只是方便大學生聊天吹水嗎?但它出現後沒幾年,便已對世界政治及社會心理造成無人能事先預料到的衝擊。也許有一天,沒有用過電子支付系統的人,在大數據時代銀行找不到他們的信貸及消費數據,因而拒絕貸款給他們創業或買樓。在外國,若要借錢,銀行總會找公司查一查你的信貸歷史。有了更先進的電子支付系統後,此種情況只會更加普遍。有一點更加重要:當使用支付系統的人以十億計時,必可提供到足夠誘因吸引人以支付系統為核心,研發出更多的科技應用出來。

 

  電子支付系統的應用已經做到鉅細無遺的境界,我上周說聽聞有人在「叫雞」時也用這些系統,並說要檢驗系統應用的廣泛性,不應把注意力光是放在主流社會中,邊緣社會中人的行為更有參考價值。有些評論人誤以為我十分關心這些邊緣人士的狀況,這倒是高估了我的道德情操了。我不是社工,選「叫雞」作例子,最重要的原因正是其包含隱私性及違法性。若此兩種特性都阻不了有些人堅持用電子支付系統,這便足以說明它的普及性到甚麼程度了。我習慣了在「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痴」的環境中生活,朋友多是舉一反三之輩,不用說太多他們也會明白,但社會中人也許並非人人都有此水平。

 

  不過,香港總也有人很快便把支付系統與私隱或違法連繫上,他們是我非完全的知音人。有些評論人推斷,因為使用支付系統會留下痕跡,所以有常識的嫖客絕不會用支付寶或微信。我不同意這看法。史諾登爆料後,我們應該知道,我們所發的電郵、所打的電話,通通都被美帝記錄下來,隨時可用。林釘書機王一案中,我們又驚覺原來香港到處都有天眼,監視著我們一舉一動。但我們是否會因此不發電郵,不在電話中談私事,沒有人敢從街上踏入娛樂場所?有一些人的確很重視私隱,對監視十分顧忌,但大部份人不會,他們反而會認為,自己一介小民,沒有行差踏錯,誰會浪費資源監視自己。同理,在內地使用微信或支付寶的以十億人計,就算是利用這些系統做了見不得光的事,怎會偏偏被公安選中來調查?當然,國際大盜、特務、或知名的政客,若用支付系統叫雞,的確是十分不智,因為公安可能一早已盯上他們,其出事的概率太高了。

 

  本報老總對這些支付系統很感興趣,他如我一樣,深信電子支付叫雞的現象一定存在。他還提出一點我沒有想過的,便是妓女常遭人搶劫,用電子支付系統會使她們更有安全感。傳媒老總都是些見慣光怪陸離的多聞之人,他說得有道理,我自然信心更大。

 

  內地的科技確是變得很快,我常到內地開會,也覺得有些跟不上。我欣賞的資深傳媒人周顯自稱是到娛樂場所的半專業人士,卻認為電子支付系統用不了,原因是妓女不會帶著一具讀卡機之類的設備才來服務。周先生有所不知,只要手上有部電話或只是一張印有二維碼的紙便足可進行交易。周顯也是多聞之人,一樣如我般跟不上內地的科技發展,我們應怎樣應付這必然到來的機會與挑戰?

 

  (完稿後得悉孫柏文在八月也有刊登一篇文章,認為八達通要被鳳姐普遍接納才有得打,觀點跟本文一致,失敬!)

 

(Headline Daily 2017-11-17)

11/16/2017

中國模式與經濟增長 (雷鼎鳴)


如無重大意外,今年中國經濟增長率應可錄得6.9%左右的增長。硬著陸沒有發生,中國GDP增長的幅度,若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等於澳洲一整年的GDP。從增長時間之長、規模之大、滅貧的速度與人民生活改善之快,世界歷史上從未出現過中國的現象,這也是我為什麼一直認為解釋為什麼中國的經濟增長能夠這麼快,以及她的增長是否可以持續,是當今經濟學中最重要的問題,答案有助於啟發世界各發展中國家思考未來的發展方向。事實上,已有不少這樣的國家正在複製「中國模式」,並取得很好的成績,埃塞俄比亞、盧旺達等便是例子。這便難怪《時代雜誌》也會以「中國贏了」為封面主題。

 

中國人懂得居安思危

 

中國人是居安思危的民族,成功愈是卓越,愈是需要謹慎,不時的檢驗成功的動力及它能否維持,是永恒的責任。我的資深讀者都會知道,20多年前,當中國GDP只是今天的八分之一時,我已是中國經濟的樂觀者,至今的事實仍未能改變我這個取態。究竟她成功的秘訣是什麼?這可以有不同角度,不同層次及不同細緻程度的分析。

 

從單純技術層面的角度看,增長動力不外來自勞動力的增減,資本積累的速度及生產效率或科技(即全要素生產力)進步的快慢。我們若加入一些定量分析,可發現勞動力的變化已漸趨停頓,不再是增長動力,但中國儲蓄率極高,所以資本能高速積累,中國GDP增長的動力七成以上已是靠資本積累去推動,另外的兩三成是靠全要素生產力的進步。

 

不過,我們若再想一想,當會發現「人」的因素才是最重要。為什麼中國人民肯犧牲今天的消費而成就這麼高的儲蓄率及隨之而來的高投資?這必然與投資的平均回報率不錯有關,否則他們沒有誘因這樣做。生產效率為什麼有不錯的進步?這與人力資本或教育有莫大關係。若人人懶散,得過且過,科技及管理如何能不斷提升?因此,我相信觀察中國經濟,不能脫離對人的行為及能改變他們行為的相關制度的分析。在此問題上,已故經濟學大師奧爾遜(Mancur Olson)的理論十分有啟發性,能使我們從一個側面看到中國的成功之道。

 

奧爾遜有數本名著,影響最大的可能是他的《國家興衰》(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一書。他的理論頗為簡單,一個成熟的國家往往阻擋不了以保護自己利益為目標的利益集團的出現,一旦它們影響力坐大,這個國家的生產效率便會日漸衰退。為什麼它們容易坐大?這是因為保護主義的得益者人數通常較少,但他們利益集中,有強大誘因在政治上施壓以求達到目的。反

觀受害者,人數眾多,但每人的損失不大,所以他們並無誘因組織起來反對扭曲性的保護主義。舉個例子,美國的棉花農民是經典的利益集團,他們得到美國政府財政的大量補貼,大棉花農產出佔比例很大,所以得到的補貼也較多。

 

排除拖住增長後腿的障礙

 

2010年,最大的5%的棉花農得到的補貼超過總補貼的一半,最大的1%,每個農莊每年更平均可得到17.5萬美元的補貼。這些補貼要納稅人承擔,公平當然談不上,但為什麼納稅人不去爭取取銷這些補貼?原因是納稅人人數眾多,平均每人只需為此多付6美元,數目太少,他們無誘因組織來去反對。反觀棉花商,他們利益集中,人數雖少,卻有絕大的動力向政府施壓。最後的結果是,這一類的保護主義在各行各業充斥,資源配置被扭曲掉,經濟增長也就被遏抑。要注意,民主制度並不能解決這困難,可能問題還更糟,政客對強大的游說集團怎會不討好?

 

用上述理論推導,若要經濟開足馬力增長,便必須排除拖住增長後腿的障礙,而障礙正是利益集團。這些集團的形成是自然的,所以每過一段時間便應想法把它們打散。中國近數十年的歷史中,有無瓦解不同利益集團的事實?顯然是有的,但不同時期效果不太一樣。

 

在一段很長的時期內,中國政府喜歡推動政治運動,其意圖與經濟可能關係不大,但客觀上卻有打擊某些利益集團的作用。「三反五反」是較早期的政治運動,當中以反對貪污賄賂為主線,1951年底開始,有些幹部落了馬,貪污現象也受到遏制,致使一直到六十年代中期,中國在國際上有被視為最廉潔的國家之一,建國初期中國的經濟及建設也確有不少成就。

 

不過,我相信當時的經濟增長主要還是靠數十年的軍閥割據及戰亂的終止所帶來的相對穩定而造成,國民黨剛敗走,奧爾遜式的利益集團恐怕仍未有時間形成。其後的大躍進與文革,對經濟的直接破壞太大,人才沒被好好利用,中國經濟只能亂作一團。

 

事物總有兩面,文革破壞之大雖史無前例,但建國後20多年所積累起來的黨內外利益集團也同樣被打得七零八落。我常會問,若無文革,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是否會遇上大得多的阻力?八十年代當然不是風平浪靜,例如有人要搞搞「反精神污染」運動,但人心思變,都成不了氣候。反而當時知識界百家爭鳴思想極為活躍,例如1984年,中青年經濟精英舉行了一次「莫干山會議」便不但幫趙紫陽激活了思想,並發掘及造就了大批各領風騷的經濟人才,他們不少在今天仍身居要位,影響中國極深。使人驚訝的是,直接走上市場經濟第一線的創業家也紛紛湧現,擋也擋不住。若無八十年代建立的市場主導思想與操作基礎,中國的資源配置效率不會進步得這麼快。

 

1989年六四後中國的改革有點迷失方向,是否繼續開放心存疑慮的人很多。但1992年鄧小平南巡改變了這局面,已經形成的改革派利用這機會大力主張繼續開放所帶來的國際競爭市場,迫使中國的企業選擇了符合本身相對優勢的勞動密集生產模式,經濟得到強大的動力。開放政策自然也動搖不少人的利益,尤其是資本密集的國企便容易虧蝕,但他們都未能有效阻止一步步走下去的開放政策。

 

「中國模式」似逐漸浮現

 

下一步的開放來自加入世貿組織WTO。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加入WTO,貿易額接大幅度上升,致使今天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一大貿易大國。但加入WTO前,中國便先要滿足一系列條件,這反而給中央政府提供了正當的理由預先推動更多的開放改革。不能說這沒有阻力,但中國仍是幸運的,執行這些改革的是意志堅定的朱鎔基。朱的名言是「準備好100口棺材,也有我的一口」,無非是個同歸於盡。有人要與你同歸於盡,你敢不退避三舍嗎?

 

成功掃走了「入世」的障礙,中國經濟體制更趨自由化,這為經濟提供了極強的增長動力,今天的中國還在享用這些改革帶來的成果。本來到了2008年5月四川地震前,改革成果已有減弱的趨勢,但國難當頭,也就顧不上進行什麼新的改革了。改革既無新的進展,後患便易出現。

 

前幾年說經濟有下行壓力,來源之一正有可能是因為缺乏新的改革動力。此一情況在習近平執政後又有改變。他大力反貪腐,「打虎、拍蠅、獵狐」一手抓了起來,貪腐高官聞風喪膽。貪腐的出現源自貪官手上的權力,當資源配置是依靠完全的自由市場競爭時,貪腐不可能出現,因為沒有人再有誘因付錢給貪官。

 

我們可以看到,貪官往往是最堅決反對改革的利益集團,除非改革的某些條文走錯方向,反而給予他們更多的不利社會的權力。在反貪的過程中,也許經濟會受到暫時性的拖累,有些官員惟恐被波及,明哲保身,不做事便不會犯錯,這當然會帶來消極的影響,但長遠而言,擊散了這些利益集團,才可使經濟制度繼續優化,使增長更能持續。

 

從上述可知,「中國模式」似已逐漸浮現。它的主要特點是政治權力高度集中,某項政策不論是政治精英深思熟慮所制訂,或是領導人拍拍腦袋而決定,又或是搜羅民間智慧而來,在推行時都強而有力,反對者望風披靡。此種權力令只顧小圈子利益的奧爾遜式利益團體面對很大的風險,不易生根,因此它們也並不能持久地拖住經濟發展的後腿。

 

不過,權力集中顯然會帶來另一些問題,中央政府若判斷錯誤,推動了一些根本不利經濟的政策或運動,例如文革,帶來的傷害也十分巨大,但縱使如此,文革10年浩劫過後,奧爾遜式利益集團也無多大力量,這便給鄧小平留下足夠的空間推動改革開放。

 

領導人選拔十分重要

 

假如中央權力要推動的政策合乎經濟發展規律,加上政府的執行力很強,經濟的增長會是驚人的,但奧爾遜的洞見又頗為真實,利益團體的滋生是自然而來的,每過一段時間,例如七八年,新的利益團體又有可能集結力量,需要有為的中央力量向其衝擊。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八十年代利用世界市場的競爭去迫使自己的企業提高效率,鄧小平南巡把開放政策延續下去,加入世貿前所作的改革及入世後的更直接與外國競爭,甚至是今天的反貪腐運動都因為大方向正確,而又能排除利益集團的干擾,總的來說十分成功,經濟的增長也是驚人的。在過程中有時也會走漏眼,出現錯誤,文革不用再說,加入世貿後幾年中國便實施了新的《勞動法》,此法對經濟大大不利,這也是近年經濟增長不及從前的一個因素。

 

由此可見,若要使增長持續,位高權重的領導人的選拔十分重要,他們必須要有卓越的判斷力與能力,自己的利益能與人民的利益一致,對他們的監管制度也要加倍地嚴格。

 

中國的模式與新加坡模式似乎較為接近,大家都是政治權力集中,經濟上則模擬自由市場的開放性與競爭性,但在可見的將來,中國並無誘因採納新加坡或西方社會的民主選舉。

 

也許從前中央決策人曾經想過可否加入西方民主選舉的某些元素,但近年西方社會及可以作為試點的香港,民粹主義肆虐,政客視公眾利益為無物,優質民主制度幾近失傳,民主在不少內地精英眼中成為反面教材,中國政治離民主選舉更是遙遠,但經濟的高速增長卻大有可能持續一段很長的時間。在此形勢下,經濟上的成功卻也有可能令中國的政治經濟精英能充滿自信地重新檢閱世界其他地方的制度,若有重大優點的,吸收回來也是無妨。

 

(HKEJ 2017-11-15)

11/10/2017

中國崩潰論站不住腳 (雷鼎鳴)


十九大過後,習近平主席大權在握,更可把精力放在經濟發展,我們也是時候再展望中國經濟前景。

前一兩年,中國經濟要進行一些結構性改革,遇到下行壓力,這本是任何經濟體都要經歷的商業周期,但有些人卻一口咬定中國經濟會硬着陸,甚至崩潰,政府亦會倒台,從現在的數據看來,此等判斷確有些可笑。今年頭3季的GDP增長率是6.9%,高於去年全年的6.7%增長。今年年終時,我估計中國GDP很有可能會錄得6.9%甚至是7%的增長。所慮者是中央政府眼見經濟勢頭不錯,可以有較大空間承受更多的調整,例如加快去掉過剩產能,這便會形成失業壓力,抑制了經濟增長。

我估計未來這兩三年內,此種格局不會有太大變動,明年的增長與今年或許大致相同,要等到中國的經濟轉型有更大的進展後,高增長率才會重現。不過,就算是現時的增長率,若用購買力平價計算,每年光是新增的產值,已是等於澳洲一整個國家的GDP了。這便難怪為甚麼皮尤(Pew)研究中心所制定的人民經濟滿意指數,中國是名列世界第一了。

新增產值等於澳洲GDP

上述枯燥的數字,已證明了中國經濟活力之強,雖然我們也清楚知道中國經濟所要面對的各種挑戰,但已足以推翻國際上不時出現的中國崩潰論。持此論者最有名的恐怕是一個叫章家敦(Gordon Chang)的美國律師與新聞評論人。此君在2001年出了一本暢銷書名為《即將崩潰的中國》(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內中臚列「數據」,力陳中國經濟在5年內應崩潰,就算遲了,10年內也會出現。到了2012年,他又在雜誌上發表文章,說他的預測只出現了一年的誤差,2011年雖未見崩潰,但2012年卻是躲不過了。甚至在去年他在電視訪問上,又老調重彈。我對此位仁兄十分佩服,不知其為何仍被西方社會的部分媒體視為中國專家,我估量着,這或許是西方社會中有一些人很需要此等與事實離天隔九州的言論來慰藉其容易破碎的玻璃心吧。

在章家敦言論初現時,我也曾一度大吃一驚,史丹福大學有位著作等身的歷史教授叫張少書(Gordon Chang),因英文名字相同,我誤以為上述的崩潰論出於這位名重學林的大家之手,分量自然不同。但原來這位張教授也深受章律師的困擾,張教授的觀點與章律師南轅北轍,竟也常被誤會為同一人。據他所說,曾有位疑似是英國軍情六處的職員給他電話,邀請他免費到英國一遊,只需向英國的軍方將領講講中國將如何崩潰便可,他才知道是別人搞錯了對象。不知為何,我讀到這段經歷後,總是替張教授的名聲無辜受累不值。

港人應同心搞好經濟

回到香港,有些見解獨特的網民亦有提出過他們口中帶有侮辱性的「支爆」論,這本不須理會,但奇便奇在香港的一些對經濟認識近乎零的「有識之士」也在推銷此難以守得住的觀點。這些人一直難以解釋,為何可以在港搞港獨有任何成功的機會?如日中天的中國社會,怎可能容忍港獨的存在?在思想沒有出路的情況下,他們惟有把整個政治議程建築在一個幻想出來的假設︰中國經濟快不行了,政府也會因而垮台,那麼港獨的最大障礙便消失了。他們既有此心靈慰藉的需求,那麼你叫他們看看事實,搞清形勢,也是對牛彈琴的。

我一向支持言論及思想自由,但卻希望香港明天會更好。如何做到?這需要不同觀點的人都一起為香港建設,並充分利用香港得天獨厚的機遇。假設有兩種香港人,第一種愛國愛港,你要他們努力建設,他們不會反對;第二種是反中國但也許愛港,這些人口稱要爭取公義等等。他們應要明白,中國出現所謂的「支爆」機會近零,中國將會繼續存在,他們若要爭取甚麼東西,最有效的方法便是增加議價能力,而議價能力的基礎,在中央政府眼中,只可能是香港經濟會對中國有甚麼貢獻。如此一來,這些反中國的港人最應該做的一樣是搞好香港經濟,這才會避免香港變得可有可無。因此,不論哪一種港人,都應努力為香港經濟打拼,不是亂搞鬥爭。

(Sky Post 2017-10-10)

 

學者論「叫雞」有何不可 (雷鼎鳴)


  在一個研討會上,主持拋下一個問題,為何當今世代出現了這麼多自我中心兩極化胡搞蠻纏的年輕人?我對此問題思考過多時,寫過好幾篇文章分析,但限於台上發言時間,我當時只簡略地提及一個原因:互聯網社交媒體的出現,造成了不同意見群組各自物以類聚,意見相同的暢所欲言,互相鼓勵;不同意見的人加人,即被罵走,社交媒體變成「回音廊」,久而久之,容易失去對不同意見的包容性。

 

  月前美國知名評論人Bret Stephens在《紐約時報》發表長文,一樣地慨歎美國校園出現了大批的年輕極權者,他們不懂得與不同意見的人相處,行事只看立場,不理事實,只要意見不同便加上道德標籤,這是一種思想嬰兒化的行為,他認為是教育出了問題。

 

  教育出了甚麼問題?美國的父母及學校(其實香港的一樣)從小便對孩子呵護備至,他們犯了錯也不敢批評,日積月累,終發展成兩種貌似相反,但根源一樣的行為取向:一是對不同意見或立場的人充滿攻擊性,事事自我中心,二是心臟玻璃化,在校園或社會中要求保護,使他們所謂的「安全空間」,可以不用聽到他們不想聽到的語言用字或聲音。

 

  後者有多嚴重?在UCLA有位教授改正某黑人學生作業的文法與標點,竟被抗議為在校園中製造敵意;在威斯康辛大學一分校中,校方指定的避忌用語竟包括「美國是一個熔爐」;柏克萊加州大學有學生反對教授柏拉圖阿里士多德,原因是這會為帝國主義服務;華盛頓州立大學有教授聲明,誰用「非法移民」一詞便會被扣分。

 

  這些語言警察總會想出一些匪夷所思的邏輯來「淨化」其認可的語言。我對此種行徑一直都十分反感,可幸芝大校長年前也發表文告,批評此等思潮,近年在香港評論界聲明鵲起的盧安迪,也曾參加過一個「普林斯頓開放校園聯盟」,與芝大的文告互相呼應。我兩年前便撰文大讚之。

 

  在上述的同一個研討會,我在論述電子支付系統在大陸的普及程度時,提過付錢給乞丐及在朋友口中聽來的「叫雞」(我一直懷疑此詞的來源是在普通話上與「召妓」發音極為相近)也可以用電子支付,這在社會中掀起了一點微波,我倒是希望波浪能更大一點以刺激思考。在批評方面,主要有兩點:一是教授用此例子不當,應該羞恥;二是用字有歧視成份,應用典雅一點的字。兩點我都不認同。

 

  在諾貝爾得主貝卡爾(Gary Becker)的示範下,優秀的經濟學家都應懂得,研究人類行為,不能只看主流社會,若某理論或制度在邊緣社會中一樣適用,那麼理論或制度的可用性便可大大提高。因此之故,經濟學家的頂級殿堂中,有不少滿載數學方程式的關於娼妓、罪犯、黑幫等等邊緣人士的研究,經濟學界不會覺得分析他們有何不當,也不會帶有歧視地認為一用他(她)們作例便應羞恥。小兒當年在芝大修讀過等同諾貝爾獎的克拉克獎得主利維特(Steven Levitt)的經濟學課時,教授說會安排一個他不知何處找來的妓女與十名學生座談,但學生太多,人人踴躍,只能抽籤,小兒竟被抽中,我連連替他感到高興。有些不懂學術界的人說用上述例子要羞恥,不知者不罪,我不會怪責他們。

 

  至於教授可否用市井語言?我對各階層一視同仁,他們的語言我無禁忌。「陋室銘」中有云「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我只做到一半,我交友從不問階級,白丁充斥,我對「往來無白痴」倒是受落。我討厭粗口,因為當中有強烈的侵犯性。「叫雞」是市井語言,不是粗口,自命高雅的人不用,我不阻止,但「雞」一詞早已通過市場驗測,成為港人日常用語。若非如此,為何電影《金雞》這一片名,未聽過有人抗議它有歧視性?

 

  從上文所知,我對那些無聊的語言警察十分反感,希望他們不要把自己的玻璃心投射到別人身上,有很多有意義的事更值得做。話說回來,我們用字當然也要有分寸,粗口不要用,侮辱國家民族,損害別人自由的攻擊性言論,我強烈反對。讀者可自行思考自己用語自由的界線在那裏。

 

(Headline Daily 2018-11-10)

11/09/2017

「一帶一路」與香港優勢 (雷鼎鳴)


「一帶一路」在可見的將來,都很可能是國家重要國策的一環,當中會衍生出大量機遇,但也會把我們引入一些我們不一定熟悉的領域中。港人不但應摸索一下有什麼具體的事可以做,亦應在抽象的理論層面思考國策可能帶來的前景,否則我們容易又再錯失機遇,在此新一波的全球化經濟整合中被擯出局。

 

「一帶一路」是經濟全球化的一種延續,在整個構思所包含的六十多個國家中,有部分並未有深度融入世界經濟,其發展的空間也就受到較大局限。「一帶一路」卻有可能把這些國家連接起來,各國會更加互相倚存,經濟上可互通有無,產值也會增加。這裏有好幾個問題我們都應思考一下。

 

現代經濟學鼻祖亞當.史密在《原富論》中開宗明義提到市場的大小與生產分工程度的決定性因素。市場愈大,愈能容許更細緻的分工,生產力也會因高度的分工而有所提升。「一帶一路」的鴻圖大計若果成功,不但產品的世界市場可以大幅擴大,參與國際互相分工生產的工人也會大增,全球的GDP的增長也有新的動力。

 

創新科技的發展一樣需要市場規模的支持。為什麼內地環繞著手機的應用程式會發展得這麼快?透過手機,在日常生活中新出現的「方便」使人眼花繚亂,這顯然受惠於內地龐大的手機用戶,寫出了一個新程式,就算只有極低百分比的人使用,總人數也可以相當可觀,這便提供了一個重要的誘因使人肯花費精力去搞創新。倘若「一帶一路」的成員國經濟更緊密結合,中國領先世界的電子交易、電子商貿及大數據的應用可以有更大的用武之地,前途不可限量,科技的進步亦可因「一帶一路」而加快。

 

趨避「金度伯格陷阱」的啟示

 

第一次世界大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英國的國際影響力日趨衰落,但美國當時仍未完全願意積極參與國際事務,致使世界舞台上並無有力可以一言九鼎的「武林盟主」,這或多或少都使國際關係陷入亂局,繼而引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參戰後,卻又性情大變,不但充當了世界警察,而且還到處打仗,反而成為世界亂源之一。麻省理工大學曾有位著名的經濟教授叫金度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他是戰後美國援歐重建的馬歇爾計劃的主要人物,他據一、二次大戰之間的經驗而得出一個結論,在一個超級大國衰退而又未有新的「盟主」出現期間,世界會出現極大的不穩性,十分危險,他的論述後來被稱作「金度伯格陷阱」(Kindleberger Trap)。現時美國軍力依然強絕,但是否能以軍力維持其影響力漸成疑問,而且美國已提出「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這一漸趨內向的政策,這個權力真空誰來填補?中國素來內向,著重解決自身問題多於向外擴大影響力,但為求世界和平,不少國家都希望中國能在經濟等領域上多作領導,維持秩序,以免世界又陷入「金度伯格陷阱」中。「一帶一路」正可提供此一平台。

 

此種承擔「公共服務」的大國責任是要花費資源的,中國有無誘因這樣做?我看中國政府過去對此頗為猶豫,在國際事務上不願強出頭。我曾經聽過一位曾在中亞擔任過總理的大人物埋怨,中國分明已是大象,為何要扮作是老鼠?現在提出的「一帶一路」有可能改變這局面。「一帶一路」的策略涉及在相關國家搞基建搞工業,幫助它們發展起來,這不但對這些國家的經濟有利,對中國而言,亦可以主導書寫國際經濟新秩序規則,還可擴大中國的出口市場。中國的勞動力已比過去昂貴,本國的產業亦面臨轉型升級,把一部分勞動密集的產品讓予其他國家生產,可有助降低成本,壓低消費物價。

 

從長遠戰略來看,中國甚至香港特區,也不能不把未來的注意力多放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上。這些國家的總人口大約等於世界人口的六成,但GDP總產值卻只等於世界的三成。這意味著非「一帶一路」國家人均GDP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三點五倍,後者相對落後(雖然當中也有富國)。但暫時落後也有好處,所謂「後發優勢」可以發揮作用。落後國家科技與管理都不如人,但卻可以通過與別國合作生產或交流經驗而較快把它們的知識抄回來,不用從零開始,這意味著「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有潛力比發達國家將來增長得更快,在國際經濟版圖上所佔的比重會越來越高。從長遠利益看來,當然不能忽視這發展更快的經濟體。

 

但此等結果卻不會無條件出現,最關鍵的條件是使它們都融入世界市場經濟體中,而第一步的障礙便是這些地方需要碼頭、公路、鐵路、機場等基建,沒有這些,它們如何與別國打交道?亞洲發展銀行估計在二○三○年前這些國家每年需要起碼一點七萬億美元的基建投資才可維持增長。香港實應參與這龐大的融資活動。

 

香港的融資與商貿經驗

 

第二步應是在部分的國家中建立出口加工區。在這方面埃塞俄比亞的經驗頗值得參考。此國人口過億,從前是最窮的國家之一,但近年經濟增長神速,每年平均幾乎有近百分之十的增長,據皮尤(Pew)研究中心的調查,其人民對經濟的滿意指數在世界排名中僅次於中國屈居世界第二。二○一一年八月該國總理在時任世界銀行第一副總裁林毅夫教授的建議下,派了八十六人到東莞的華堅鞋業受訓,幾個月後,華堅便在埃塞開設工廠,先僱用六百人,並迅速擴至數千人,產品並向美國出口,其出口加工區亦因其他廠家相繼效法而急速發展。埃塞在過去十餘年亦加快投資基建。

 

這裏有兩點值得留意。第一,埃塞勞動力充裕,工資低,與中國當年在珠三角的工業相近,埃塞招商亦是選自己有優勢的勞動密集工業才去做。第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廠家不一定對其有足夠信心,未必肯向它下訂單。在珠三角發展初期,在國際上較得到信任的香港廠家到這些地方投資是其得到訂單的基礎,現在若要買家肯信任非洲的工廠,中國的投資或合作亦甚有幫助。因此,我們可以說,過去香港—珠三角加工區的模式已正被非洲複製,並已取得很大的成功。另一國盧旺達也正在複製同一模式。

 

港人是搞基建、金融與加工區的高手與先行者,在「一帶一路」計劃展開後,相關活動必陸續有來。假如港人不懂得擺脫那些不懂世情的民粹主義的羈絆,一向擁有的優勢便會發揮不出,香港也會失掉了這次機遇,港人都會是輸家,這便會是十分可惜了。

 

(TKP 2017-11-9)

11/04/2017

多想方法 減都市固體廢物 (雷鼎鳴)


自18世紀工業革命後,世界經濟在大多數的年份都有所增長,人民的消費水平也持續上升,但經濟增長或物質文明的進步也會帶來代價,消費的增加意味着更多的垃圾也會出現,對地球及自己所居城市都會構成壓力。據世界銀行估計,在2012年,全球的都市固體廢物(Municipal Solid Waste,或簡稱MSW)產出總共有13億公噸,人均每天約1.2公斤。不過,一些發達經濟體的MSW產出卻遠超此數,例如新西蘭平均為3.69公斤、愛爾蘭3.58公斤、美國2.58公斤,連風景如畫的瑞士也有2.61公斤,但一些窮國卻有低過0.1公斤的。

香港2015年的相關數字是1.39公斤,稍高於世界的平均,但香港地少人多,現在主要靠堆填區處理MSW。在2002年,當時負責環境與運輸的廖秀冬局長突然致電我,說再過幾年堆填區都要滿了,形勢險峻,要成立一個委員會研究用甚麼科技去處理MSW,並邀我加入該委員會,當經濟小組的組長。翻查資料,在2002年前後,建築廢料特別多,應該是與「八萬五建屋」有關,以此等數據推算,堆填區的確很快便難以應付,可幸房屋建築隨後減產,MSW的壓力得以紓緩。從2002至2009年間,香港的MSW年產量都在逐年下降,其後兩年也沒增加多少,這也難怪政府在2012年間有信心提出一個目標,把棄置在堆填區的MSW從2011年的每人每天1.27公斤減至2017年的1公斤或以下。這個目標顯然實現不了,最近幾年,棄置在堆填區的MSW不降反升,2015年已升至每天每人1.39公斤。

須研怎增加回收率

為甚麼這目標實現不了?其中一個原因我相信仍是經濟。從2011至2015年,在堆填區棄置的建築廢料上升了26%,這顯然是由於這幾年房屋建築加快所致;商業廢料則增加了18.8%,連家居廢物也上升了8.3%。不過從數量上來看,MSW的回收量從2011年的3.02百萬公噸降至2015年的2.03百萬公噸,恐怕才是堆填區壓力增加的主因。環保政策不能不研究如何增加回收率。

當然家居減廢也是必需要做的。3月時政府推出過一個「污者自付」計劃,主要是要在2019年開始,丟棄家居垃圾要用政府提供、並非免費的垃圾袋,及在過渡期住宅大廈的垃圾桶有一「按桶」制度。經過幾個月的諮詢,「按桶」制度會取消,垃圾袋收費則會保持,大型家用品如床褥、梳化等不能用垃圾袋,指定標籤費用劃一為11元。

垃圾袋收費是合理的做法,符合「污者自付」原則。香港人多數住在大廈的單位中,要交管理費,當中含垃圾費,但交了固定的管理費後,無論生產了多少家居垃圾,都不用額外交費。此種模式近似社會主義的「大鑊飯」,居民並無足夠誘因減廢。要打破此種局面,需要人人為自己的行為負起責任,製造垃圾愈多,便要付多些錢。這是極簡單的經濟學,但如何貫徹,卻要考慮怎樣降低交易成本,以求平衡。

利用科技締造多贏

美國的一些州份,例如最重視環保的加州,每月垃圾費多少,要看你租用的垃圾桶大小而定。家中人多的,便要租較大的垃圾桶(當中有載入不同類型廢物的垃圾桶),可載入較多的垃圾,但收費較貴,倘若租用了太小型的垃圾桶,廢物滿瀉,處理垃圾的公司會拒絕替你收垃圾。香港人煙稠密,這方法行不通,購買指定的垃圾袋已經算是較好的方法了。至於垃圾袋收費多少才算合理並能有效減少MSW,可能要經過一段摸着石頭過河的過程。現時建議的每一公升收費0.11元,一個普通家庭每月可能要交30至40元買袋,港人應可負擔得起,是否有效減少廢物,將來才知,若效果不足,費用可調整。不過,除了在大廈的垃圾桶附近安裝電眼,也不易防止有些人不用指定的收費垃圾袋去丟棄垃圾。

我估計上述方法可以減少一些家居垃圾,但如何有效回收仍是個挑戰。最近有來自瑞士的友人到訪,他的公司掌握一種技術,可從MSW中抽取各種有價值可以賺錢的物質出來。現代科技不停進步,政府及社會都應多注意有甚麼新科技可在MSW處理上造成多贏結果。

(Sky Post 2017-11-3)

 

11/03/2017

一言可以興邦 (雷鼎鳴)


  上月有位我在美國教書時的博士學生到訪,相談甚歡。他現在是跨國企業的高層,常要到非洲處理業務。我因剛要為嶺南大學籌辦的一個「一帶一路」研討會作準備,連忙向這位學生查詢他在非洲的所見所聞,他特別點出,加蓬雖然較豐裕,但這只是因其天然資源豐富而已,本身經濟並無堅實基礎,但埃塞俄比亞不同,近年其經濟發展神速,而且把廣東出口加工區的模式整個地抄了過去,大有日漸走上工業化的態勢。

 

  我對埃塞俄比亞頗有印象,美國的皮優(Pew)研究中心近年的一次跨國調查顯示,人民對經濟的滿意指數,埃國全球排第二,僅次於得分九十的中國。為甚麼她的人民如此樂觀?我翻查了資料,發現埃塞不但大搞出口加工區,而且多方融資搞基建,中國、土耳其、印度等國都有投資。

 

  從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非洲很多國家的經濟不但沒有進步,人均收入大幅度地萎縮幾乎為常態,它們似跌入了一個貧窮陷阱中,無法自拔。埃塞人口過億,是有名的窮國,它是如何走出此陷阱?再查了些資料,發現它過去十年,以接近每年百分之十的經濟增長率不斷發展,人均壽命教育等等指標也都在進步。我的學生告訴我,它的現任總統是北京大學畢業,資料顯示,他在北大讀了近十年,大學畢業後還讀了國際關係博士,不過該國總統無實權,首相才有。

 

  在一帶一路的研討會中,剛巧科大舊同事、現時在北大的林毅夫也有參加,他是非洲通,我連忙貫徹數學大師華羅庚的名言,不要怕班門弄斧,弄斧必須在班門,以埃塞為例子,大談一帶一路。果如預期,毅夫十分熟悉此國,在二○一一年三月,他仍是世界銀行第一副行長時,便向埃塞首相梅萊斯(Meles Zenawi)介紹過中國的經驗,並建議他到中國招商。同年八月梅萊斯首相應約到東莞招商,十月東莞的華堅鞋業到埃塞訪問,並招募了八十六個工人到東莞受訓。次年一月,華堅在埃塞投資,僱用了六百個工人,五月份便開始向美國出口,十月份該廠工人已達二千人。華堅的迅速成功吸引了更多的投資者,埃塞政府新建的工業園亦不斷擴張。

 

  此種出口加工區模式成功有其原因。非洲是勞動力充裕的地方,適合生產勞動密集產品,在開始階段,買家信不過這些國家自身的工廠,先有國際經驗的中國廠商投資,較易使買家有信心;正如三十多年前港商在內地當開荒牛一樣。將來埃塞自會出現其本國的企業家。中國產業升級,勞動密集產品轉到別國生產,雙方都有利。

 

  埃塞的成功影響所及,別國紛紛想複製。曾聽聞有位非洲總統到北京訪問時,毅夫剛好不在,這位總統竟特意多留兩天等毅夫回來,請教他發展之道。我問毅夫這位總統是誰,答曰是盧旺達總統Paul Kagame,盧旺達在一九九四年時仍有一百萬人的種族大清洗,但近年卻一樣經濟進步神速,加工區亦已設立。正確的建議,確可一言興邦。

 

(Headline Daily 2017-11-3)

10/31/2017

和而不同的藝術漸失怎麼辦? (雷鼎鳴)


近年香港瀰漫一股歪風,部分港人似患上狂躁症,互聯網及社交媒體中的留言粗暴惡毒,大學生在眾目睽睽下對參加完會議的校董可以高呼「隊冧佢」(有打倒他殺了他之意),教育局副局長剛上任便痛失愛兒,竟有人在大學的民主牆上張貼冒犯性的涼薄標語。更使人感到失望的是,社會中總有一些人千方百計要為此等行徑找藉口開脫。有人說「我城」病了,沒錯是病了,但「我城」一詞還可能隱藏著多一種病。香港素來自許為開放社會,但「我城」卻露出一種要躲在城牆中自保甚至是排外的心態,與「本港」所包含的充滿開放外向的港口形象大相徑庭

上述的歪風也許在約八年前已經成形,當時有些人不懂進行專業的成本效益分析,只是基於情緒而反對建高鐵,他們行為的躁亂已是路人皆見。其時的樓價不及今天一半,比九七年時還低,政治環境及政府管治風格與今天也不盡相同。放眼世界,更可發現香港並非獨特例子,不少歐美國家一樣出現近似的情況。若要更深層次了解香港,外國的現象亦有重要的參考價

美國政治生態與港迥異,但在社會撕裂及人民行事情緒化方面,與香港比劣競賽卻未必會輸。據皮尤(Pew)研究中心的調查,二零零四年民主黨與共和黨人意識形態分歧並不大,雙方都是中間派佔多數。但到了二零一四年,民意的所謂「雙峰分布」(bimodal distribution)已經呈現,民主黨中的中間派比九成二的共和黨人更左,共和黨的中間派則比九成四的民主黨人更右。看他們對世事發表意見時,不同政治光譜的人有不同意見不在話下,但他們所用的「事實」也可以是南轅北轍。

美國校園近年是麻煩的重要源頭,粗暴事件層出不窮。擁有各種觀點的名人到校園演說,本是體現百川匯海有容乃大精神的學術活動,但近年一些政治活躍分子迫使主辦單位撤銷邀請講者,已成時尚。看看一些被disinvite的名單便可知其廣泛性﹕基辛格、哈佛前校長森馬斯、印度總理穆迪、諾獎得主發現DNA的沃生(James Watson)、電影人摩爾(Michael Moore)等。有些「漏網之魚」真的來到演講,則常有人集結要喝走(shout down)他們,進出講壇時還有學生及不知名人等組成的群眾大演肢體暴力的功架,往往要勞動大批警力維持秩序。更危險的是,高達五成一的學生認為趕跑講者並無不妥,兩成甚至相信用暴力妨礙別人演說也可以接受。我不知道香港的相關比例有沒有這麼高,但我們若嘲笑美國人對言論自由講一套做一套,恐怕底氣也不大足夠,因為香港自己也許不遑多讓

文革紅衛兵「敢把學閥拉下馬」的威風在港或許尚未普遍,但我也曾在校內目睹一些品性謙和的教師同事被一小撮人公開批鬥。美國有些學生認為教授的某些觀點不合心意,有損其玻璃心,會要求校方取消該等課程或學科,這也是所謂「安全空間」(safe space)的由來。有些人認為在校園中他們應受保護,有免於接觸不合自己觀點的權利,奇怪的是大學本應是百家爭鳴之地,竟也有些大學屈從學生的要求。芝加哥大學年前成立委員會研究校園中的言論自由問題,並由校長發表聲明,嚴詞反對設立安全空間,堅定捍衛言論自由,確是美國學界的清流。

今年九月二十四日,美國知名評論人、芝大校友史提芬斯(Bret Stephens)在《紐約時報》撰文報道及批判校園歪風,慨嘆美國出現了這麼多年輕極權者(junior totalitarians)是美國教育的失敗,和而不同的藝術(art of disagreement)日漸失傳,對美國的自由與民主制度威脅甚大。在史提芬斯眼中,真正懂得如何與別人意見相左的人都應深入思考過對手的理據,甚至比對手更了解其觀點,而不是膚淺地只看對方立場便下定論。至於一見別人有與己不同觀點便把對方扣上非忠必奸的道德標籤,更是嬰兒化的幼稚行為。

史提芬斯把問題癥結歸咎於教育,我並不反對。玻璃心是如何鍊成的?這應該是孩子從小便缺乏懂得和而不同藝術的模範所致,父母或教師若因害怕對小孩造成壓力而不敢責罵他們,或是自己本人不講事實只問立場,孩子耳濡目染,再加上網上的社交媒體早已成為回音廊,各人都只跟與自己意見相近的人集結一起,孩子長大後怎會不自以為是,不懂得以事實檢驗自己的觀點?

史提芬斯的討論其實還引出一個不易解答的難題。傳統的自由主義觀點大都認為在公眾空間中暴力行為不可接受,但言論自由卻應保障。這種看法當然很有道理,其理論基礎之一是暴力行動會傷及別人筋骨,言論卻不會。但近年出現了一個名詞「語言暴力」,顧名思義,若有人認為某些言論有暴力成份,便一定是假設了這些言論會使人心中不快或甚至心靈創傷,效果與暴力行為無大分別。我們很難否定此種情況的存在,法律上也有以言入罪的例子,誹謗便是一例。言論自由的界線在哪裏?我相信是越寬鬆越好,若是意見有理有據,縱使立場觀點與主流民意不同,使人不快,我們應該尊重,但若是違法的或是並無理據,只是辱罵的,這便與暴力行動不遑多讓,而且會減低人民對言論自由的支持,社會應對此等言論有所制約,這不算違反言論自由的原則,反而會因免除人民受胡亂攻擊的恐懼而更暢所欲言。

(Yazhou Zhoukan 2017-11-5)

 

 

10/29/2017

十九大經濟原則尚待貫徹 (雷鼎鳴)


中共十九大曲終人未散,我們大可在會議結束後看到未來5年中國領導層的人事安排並作出各種推斷,但若論幫助了解中國,開幕時習近平的「工作報告」卻具更大意義。

「報告」中對過去5年的回顧部分的確是並無虛言。在這5年中,中國有一、兩年要面對商業周期的下行壓力,再加上政府要推行不少結構性改革,經濟無可避免遇上一些困難。這本是正常之極的經濟現象,但正如澳洲前總理中國通陸克文(Kevin Rudd)所言,有些人幾十年來年年都一直預測中國經濟快將崩潰,雖然次次都被事實推翻,但他們錯誤的判斷卻使西方國家部分政策建築在幻想之上,因而失去了不少利益。今次習近平報告了中國的GDP在這5年內從54萬億人民幣上升至80萬億,城鎮化每年平均增加1.2個百分點,6,000萬人口脫了貧,卻是使中國崩潰論的支持者再次失望了。事實上,若用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GDP光是每年新增的部分,已經大過澳洲整年的全部生產,這等於其國力每年多增加一個澳洲,發展之勢已銳不可擋。

醫療服務供不應求

我們只要讀讀「報告」第五部分,便知其發展經濟的策略涉多個層面,其中的第五節更是與經濟原理若合符節︰「必須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實現產權有效激勵、要素自由流動、價格反應靈活、競爭公平有序、企業優勝劣汰。」這簡直是一段自由經濟的宣言了。但在實際運作上,這些原則有無被貫徹?只舉兩個例子說明「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醫療是中國一個老大難問題。政府開支中只有5.8%用於醫療,遠低於與中國同屬中高收入國家平均所用的11.5%。政府用錢這麼少,卻限制醫療收費,把收費訂得奇低,尚要醫院自負盈虧,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後果如何?答案是服務的供應量遠少於需求量,病人有病求醫困難。在內地,醫生收紅包,雖是犯法,但卻普遍。這麼多人排隊,不付紅包如何可打尖?據說有些病人若見到醫生不敢收紅包,便會懷疑他不會全力醫治,甚至要跑到別的醫院去治病。但付紅包是賄賂,只能神神秘秘的進行,若病醫不好,又付了錢,便容易懷疑主診醫生行為失當。投訴並不容易,因總不能揭穿自己賄賂過醫生,剩下的途徑便是打罵醫生一頓,甚至要其退款了,這便是內地常常發生的「醫鬧」事件的由來。從此可見,紅包及醫鬧的出現,正反映出醫療系統沒有貫徹到自由市場的經濟規律。

自由競爭根絕貪污

另一個例子是反貪。現時用的方法是「報告」中所說的「打虎」、「拍蠅」、「獵狐」。這些方法沒有錯,但只觸及到「報告」中所提到的「不敢貪」原則,亦即通過堅決的執法去懲罰貪官。但「報告」提到的另外兩個反貪原則是否有貫徹卻有待商榷。其中一個是「不想腐」,要做到此點,需提高官員貪污的機會成本,有效的方法是高薪倡廉,官員不願失去高薪職位,腐敗的行為便會減少。另一個是「不能腐」,這倒需要消滅貪污的土壤。民主對減少腐敗沒有效,看看如印度如此重視民主與法治的國家卻貪污嚴重便可見一斑。真正能根絕貪污的是自由競爭市場,若資源由自由市場配置,官員的權力便會減少,售貨員或提供服務者就算想貪,也沒有人願付錢給他們,因為人民大可用市場價格在別的地方購得相關的貨品也。政府內部的資源配置很多時倚靠權力而不是靠市場,這是為甚麼腐敗多發生在官員身上的原因。若真正做到官員不能腐,市場應進一步自由化。

(Sky Post 2017-10-27)

10/27/2017

南南學院與中國模式 (雷鼎鳴)


幾十年前我仍是學生時,讀了篇一九七九年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舒爾茨(Theodore Schultz)的獲獎感言,題目叫「貧窮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Being Poor),當中一針見血指出,世上大多數人口是窮人,窮人的大多數是農民,因此我們若懂得有關農民的經濟學,我們便已掌握到大部份有意義的經濟學。我讀後深被觸動,連忙選修了幾門農業經濟課,我估計今天我仍是香港極少數有讀過農業經濟的人之一。

 

  上周中共十九大開幕後,有一則絕大多數港人都不會注意到的新聞,新華社發表了習近平早在十月十一日寫給北京大學「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首屆碩士畢業生的回信,鼓勵該學院來自世界不同發展中國家的留學生回國後「努力探索符合本國國情的可持續發展道路,成為各自國家改革發展的領導者。」

 

  這個南南學院是甚麼一回事,要勞煩習近平在準備十九大時忙中回信?在國際政經圈中,南是指發展中國家,北是指發達國家,南南學院正是一個以南南對話,學習適合發展中國家發展道路為目標的研究生學院,院長是我的科大舊同事、曾任世界銀行第一副行長的林毅夫教授擔任。

 

  上周林毅夫到港參加一個嶺南大學主辦的有關「一帶一路」的研討會,晚宴中述說了不少有關此學院的發展。幾年前美國黑石集團的董事長蘇世民(Stephen Schwarzman)個人捐了一億美元,另再多籌了二億美元款項,用來在清華大學成立一個近似牛津大學「羅德學者」的「蘇世民學者」項目,專門培訓未來的頂尖世界領袖,去年已正式開課,其院長也是科大舊同事,我的老拍檔李稻葵教授。北大有見及此,連忙也籌來相若的款項成立一個「燕京學堂」,也是以訓練世界領袖為己任,兩校競爭之烈可見一斑。清華吃了頭啖湯,北大稍為吃虧(毅夫可能不接受我這個說法),但北大絕不會接受失敗,又想出一個新方向,搞了個「南南學院」出來,其目的可能更有意義。

 

  毅夫告訴我,有人建議他以哈佛大學專門訓練國際領袖的甘迺迪學院(Kennedy School)為藍本,但他堅決反對。甘迺迪學院是以發達國家的經驗去訓練學生,但搞了幾十年,卻未見發展中國家有何得益,遑論擺脫貧窮,由此可見此種經驗對窮國並不太有用。毅夫相信中國本來便是窮國,其面對的各種制約與其他窮國十分接近,中國的經濟改革既然極為成功,窮國學其經驗,亦即中國模式,總比美國的更有用。

 

  南南學院去年開課,今年七月六日來自世界各地的二十六名碩士生在畢業禮中,朗讀了一封給習近平的情詞懇切的感謝信,這些學子應該是感到學到有用的東西了。林毅夫是舒爾茨的關門弟子,我們也就不難明白他為何如此堅持教授對窮人最適用的經濟學了。

 

  北大「南南學院」的經驗值得香港參考。香港的大學已經取錄了不少來自一帶一路國家的留學生,何不替他們度身訂造一些課程,使他們回國後可當上商業領袖?這對建立港人在一帶一路中的人脈會大有助益,十分划算。

 

(Headline Daily 2017-10-27)

10/21/2017

培育人才的路向 (雷鼎鳴)


今年施政報告有「培育人才」一節,提到會成立專責小組去探討「自資專上院校的角色和定位和副學位的未來路向」。此種探討是對的,但其實未來香港的人力資源需求可能會有重要的轉變,所以整個大專教育的路向也應檢討一下。

香港政府在教育上的投資所佔GDP的比例,依然遠低於發達經濟體的平均值,但因為教育向來都是政府最大的開支項目,所以不少市民都會質疑教育投資是否物有所值。據我自己的觀察,絕大部分學生都用功讀書肯思考,但大學生的形象也確有被一小部分激進分子的極端行徑所拖累,納稅人質疑,也屬合理。但按定量分析而言,香港過去大專教育的成績算是不錯。我曾用政府的人口普查原始數據多次估算過不同的因素對港人入息有多大影響,經濟學所用的標準方法是利用多元回歸估算出所謂的「入息函數」(earnings function),我估算結果的其中一個版本是,多讀4年大學,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條件下,平均收入會高出約98%,這結果顯示出社會投資在學生身上,讓他們多讀幾年書,是值得的,會有不錯的回報。

副學士課程實用價值成疑

但這結果需要小心解讀。第一,我所用的數據來自2011年人口普查,2016年普查的數據我尚未付款購買,遑論花上一、兩晚用電腦去整理計算,而數據包含2011年時不同年齡人士的資訊,有些人入讀大學可能已經是很多年前的往事了。第二,在不同年齡,有讀大專跟沒讀大專,差距可能都不同,例如剛畢業的大學生收入不一定高,但後來卻很可能會拋離沒讀過大專的。第三,近日所見,不少店舖貼出的招聘售貨員廣告,薪酬都有13,000元左右,比剛畢業的大學生已不遑多讓,大專教育所帶來的收入差距或許影響力已有變化。人口普查數據不一定能為我們找出最新的情況。

上述是指大專界的情況,十多年前才開始的副學士學位效果是否與整個大專差不多?我從前也曾通過「入息函數」的方法去估算副學士學位對就讀學生畢業後有無幫助,結果卻發現它對收入的影響似有若無,不算是好的投資。但這也許是副學士課程成立的年期太短,它的成績還未夠時間從數據中顯示出來。它的畢業生收入有限,也可提醒我們,副學士課程是否缺乏實用價值,以致僱主信心不夠?這倒是需要繼續留意的。

人工智能將取代大量工種

我們可再進一步分析人口普查的數據。在2016年,63.1%的21歲年輕人,都正在修讀課程,這個年齡絕大多數應是大專生了,香港年輕人能讀大專的,比例已頗高,跟30、40年前多了很多。但他們所讀的課程,會否並不完全配合到香港的需要?

這是有可能的,有些畢業生一畢業便7、8萬元月薪,有些則只稍過萬元,差別這麼大,當中部分原因與能力有關,但學非所用的情況應該存在。2016年,49.9%的學生選讀商科、文科或社會科學,但所有理科、工科、醫科、電腦等等加起來才是35.7%。我懷疑商科文科都訓練了太多學生,而讀理工科的人數偏低,不一定支持到香港成為科技中心的進程。

是否如此,目前還不能確定,但更重要的問題是,現在不同科目的比重及內容,是否能滿足到未來很可能會發生劇變的人才需求?為何會有劇變?我從前已提過,人工智能的進展及大數據的利用,會令大量今天的工種消失掉。科技的進步可使我們生產力更提高,但在過渡期,很多僱員都會被替代掉。甚麼樣的教育最能使年輕人適應新的人工智能環境?這是我們需要探究的。我相信人與人之間的服務業,例如護老業,不易被人工智能取代。此外,一帶一路計劃的展開,也需要新一批熟悉相關國家的人才,這也是今天大專院校所應預先培養的。

(Sky Post 2017-10-21)

 

 

 

 

10/20/2017

中史應成為高中必修科 (雷鼎鳴)


  上周林鄭發表的《施政報告》,指出由明年開始,中國歷史會落實為初中的必修科。這是十分重要及正確的決定,但尚未足夠。

 

  中學文憑試的高中課程已展開多年,我們不難見到它有三大誤失,學生難以修讀足夠數量的理科科目,對培養未來的科技人員十分不利;必修的通識科課程設計差勁,浪費學生時間,我當年負責科大商學院收生工作時,已發現此科成績並無多少參考價值;中國歷史不是高中的必修課,因不少學生只有兩個選修科,中史被擠壓,只得十分一左右的考生能考此科,嚴重影響學生的完整教育。這裏沒足夠篇幅,所以只說中史問題,其他的將來有機會才談。

 

  不同的年齡各有最適合學生學習的學科,例如語文愈早學習效率愈好,數學須要循序漸進,高中學生可以學懂牛頓力學等等。我從不認為中學有需要讀經濟或商科,歷史卻可視為社會科學之母,亦包含著學生應參詳的人文精神。歷史可深可淺,不同學習階段的人都可以從中學到一些有用的內容。

 

  從社會科學的角度看,歷史學包含了跨時空的大量資訊與教訓,對指引我們作出對世事的判斷極有幫助。中國人是幸運的,因為我們的祖宗很有歷史感,記下來的東西很多,不似有些國家般無記錄史實的習慣。況且中國歷史悠長,人口眾多,數千年的故事內容遠比其他國家豐富。先師歷史學大師何炳棣教授曾告訴我們,深入了解國史固然重要,但就算只是多讀多聽歷史故事,對我們掌握先人的智慧也極有幫助。當然,假如我們讀過正規的歷史課程,知道中國歷史的框架,讀故事時便更易知道時代背景,以及懂得將故事放在適當位置。

 

  我自小便愛讀歷史。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中,充滿智慧的例子俯拾皆是。讀《左傳》我們見到愛國商人弦高如何靠犒賞秦師而嚇退他們,年紀尚輕的王孫滿驚人的判斷力,看到秦軍路過時的輕浮不守禮,便知其「輕則寡誅,無禮則脫」,必敗無疑。讀《史記》可感受到荊軻刺秦王的悲壯,項羽設鴻門宴而不殺劉邦的不智。讀《唐史》可知李世民的勇於納諫因而造就大唐盛世。宋朝多種文獻使我們得知宋代科技文明之發達,宋朝人民如何因為需要而發明了紙幣這一種劃時代金融工具。晚清時政府如何腐敗,列強如何侵略中國,種種例子或故事數以萬計,不勝枚舉,讀幾世也讀不完,三年初中怎會足夠?讀史可使我們增加對自己國家的了解,培育基於事實的愛國精神,這也是中史成為必修科的價值。

 

  中國歷史這麼長,內容這麼豐富,光是初中是不夠的,最好的政策選項是它代替了通識科成為高中的必修科,反正在港英年代的不少時段內也是這樣做。若暫時做不到,大學既有弘揚中國文化的責任,應在取錄新生時把中史科成績計算的比重加大,這樣各中學自然有強大誘因加強中史科的教學,選讀的學生人數也會大增。

 

(Headline Daily 2017-10-20)

10/19/2017

塞勒與理性非理性行為之爭 (雷鼎鳴)


今屆經濟學諾獎由芝加哥大學商學院的塞勒(Richard Thaler)獲得,這是該校教員或校友的第90位諾獎得主,亦是芝大經濟學的第29位諾獎得主。為此事欣喜若狂的除了芝大校友外,尚有近年已形成龐大群體的行為經濟學研究者,不少在股壇中上下其手的基金經理也因誤會而成為拍手觀眾。

 

「行為經濟學」頗有語病

 

塞勒被視為近二三十年興起的行為經濟學之父。 其實這名稱頗有語病,經濟學本身的核心、任務便是解釋人類行為,何須在經濟學之前加上「行為」二字?有此名稱,可能是此道中人要顯示自己的創新性,突出此領域與傳統經濟學的不同之處。

 

在一些人眼中,經濟學的起點是假設人十分理性,亦即他們會找出在不同的制約下什麼決定才對他們最有利。行為經濟學者認為,並非人人都如此理性、如此聰敏,七情六慾會影響他們的行為和抉擇。怎樣把人性元素也引入經濟理論,使其洞察力更加精準,便是行為經濟學家希望做到的貢獻。換言之,他們要把「經濟人」還原為普通人。

 

塞勒的著作通俗易懂,本報同文亦早有介紹他的文章,因此我毋須逐一介紹塞勒眼中似乎是非理性行為的例子。簡而言之,他認為影響人類行為的因素,除了理性外,尚有感情用事,情緒往往蓋過理性,人的自控力有時不足,也頗受自己心中的公平尺度所影響,這些因素都應納入人類的行為模式當中。

 

把影響人類行為的各種因素都找出來並檢視其影響力,是十分合理的事,但這是否等於經濟學界過去都在否定心理因素?又或只要一加入這些因素,經濟學中「理性人」的行為基礎便要動搖嗎?我自中學開始便喜歡心理學,它的方法與經濟學不同,但其科學性有實驗作實證的基礎,不應低估。

 

我中學畢業後的那個暑假,因要賺錢買機票赴芝加哥留學,當上一名計算機推銷員。那時一台只懂加減乘除的計算機售價2450元,我在個半月中幾乎踏遍香港的工廠大廈。正式工作前,公司安排兩星期的特訓,早上要叫些打氣的口號,推銷時只談機器的優點,對缺點則輕輕略過等等。這些我現時認為只屬花巧的方法,倒也能捉到不少人的心理,我雖然生性懶散,每天外勤時都盡可能躲到戲院中嘆冷氣,但我第二個月仍成為公司的最佳推銷員,獲一枝金筆作獎勵。因此我不會低估心理學的實際功能。但心理因素足以改變以理性為本的經濟學嗎?

 

這裏有一個方法學的問題。首先,世界上任何理論,包括自然科學的,若要有用,便必須是虛假,不能完全真實。理論的目的是要突出重點,解釋世界,若不作簡化性的假設,理論必定複雜至完全無解釋力,亦即是完全沒有用處。所以優秀的理論的假設都應該簡單,但同時又能解釋到大量複雜的現象。

 

經濟學的理性人假設是刻意而求的簡單,它的成功之處亦在於它的解釋力特別成功。此點在貝卡爾(Gary Becker)示範下,早已深入經濟學家的腦袋,他有辦法把大量貌似非理性行為還原為理性。第二,經濟學的優點之一是它可證偽。一個典型的經濟理論是,假如我們觀察到一種制約發生變化(例如收入上升了),當事人的行為會有什麼可觀察到的改變?這些人心裏面在想什麼?有無受到情緒影響等等?因難以觀察和量度,在理論層面上便沒有那麼重要。

 

其實,要確立某些行為是非理性的,並不簡單。政府若要進一步插手改變這些所謂的非理性,更可能會把事情弄得更糟。以下舉幾個例子說明這個論斷。

 

數十年前的經濟發展理論中,常有指文化傳統等非經濟理性因素對傳統社會有很大影響。例如,印度人雖然貧窮,但他們往往會把一生積蓄盡用於婚嫁和葬禮中,因而沒有資金投資以改善生活,也因此跌入貧困陷阱中,無法自拔。

 

「理論」須突出重點

 

在表面觀察上,他們似乎十分不理性,「浪費」了資源,但同屬諾獎得主的舒爾茨(Theodore Schultz)在大半個世紀前已指出,這些農民不去投資並非他們不理性,而是他們沒有高回報的投資機會而已。舒爾茨並非無的放矢,當年稱為的「綠色革命」出現後,農業科技不時研發出新的種子,可有效吸收化肥和灌溉用水而使產量大增;農民知道後,立時改變行為,節衣縮食也要投資在這些新品種之上。由此觀之,他們初時不投資並非不理性,而是另有隱藏著但可驗證的其他原因。

 

第二個例子是退休儲蓄行為。塞勒發現,假如僱主於出糧時扣起僱員的部分薪金,將其注入僱主替僱員開設的一個儲蓄戶口,那麼僱員就算可自由把錢提走,他們也多半不會那樣做;反之,若沒有這個戶口,僱員卻不會自己開一個新的戶口增加儲蓄。本來在兩種情況下,僱員的儲蓄都應是一樣,但情況卻是,他們似乎要人推一把才肯儲蓄,這是否非理性的行為?有可能是,但我們也可說這是理性的,因為要僱員自己主動搞一個新的儲蓄戶口,多多少少都涉及一些時間成本,他們懶得這樣做。

 

第三個例子是「一拍兩散博弈」(Ultimatum Game)。假設博弈的遊戲規則如下:有100元供甲乙二人瓜分,甲有權先決定這100元自己佔多少,餘下的給乙;但如果乙不接受甲的建議,這100元便會被人收回,兩人分文也取不到。如果甲決定自己取99元,只給乙1元,乙應否接受?按理性分析,乙應接受,否則他連1元也沒有。但在實驗中,多數的乙都不會接受此不公平的分配,寧願一拍兩散。有人認為實驗結果顯示出人的不理性。不過,是否如此也可爭議,例如,乙可事先張揚,若甲不給他50元或以上,乙便一定否決這分配,一拍兩散。這倒可能是有效策略,不能算不理性。

 

第四個例子與理性預期有關。我們的決定往往會涉及我們對將來前景的評估,例如,假如我們預期將來有高通脹,物價升得快,那麼我們現在便應減持現金,早點買入實質資產以作保值。但前景如何評估?理性預期學派認為,這會基於現在人們掌握到的資訊而作的預測;但理性絕不等於不會犯錯,他們有時會高估、有時會低估,而且誤差可能很大。不過,他們若理性的話,便不應持續地高估或持續地低估,他們若發覺自己有系統性地高估(或低估)的話,自會調整預期。

 

EMH的核心觀點

 

我多年前第一篇在《政治經濟學報》(JPE)發表的論文是關於宋朝紙幣通脹的,通脹愈高,人民對紙幣的實質需求量便愈低。但我按照宋朝的數據發現,當時人民對通脹的預期並非是理性的,而是符合所謂的「適應性預期」(adaptive expectation),此種預期可以理解為沒有充分利用到資訊,有系統性偏差,所以是非理性的。不過,我們也同樣可以有符合理性的解讀,當時紙幣才剛發明,政府可隨意印鈔票,通脹是人民不大熟悉的新生事物,要經過一段長時間學習才會懂得如何決定持有多少鈔票。這並非他們行為缺乏理性,而是缺乏知識。

 

話說回來,有些人渴望經濟中理性人的假設不管用,原因可能是他們誤以為只要承認人有不理性的部分,家長式政府的有形之手便可介入,以政策糾正人的不理性行為。此種猜想,恐怕是對政府的期望過高了。除非政府是獨裁的,否則她的決策會很大程度受制於人民的意願和行為。如果人民是非理性的,我們又如何可肯定受人民影響的政府的決定是理性的?舉個例子,若以理性分析,英國脫歐或加泰羅尼亞搞獨立,後果對人民都十分不利,但投票結果卻由有損人民利益的選項勝出。

 

究竟塞勒相信市場還是更相信政府?答案是市場!去年他與其主要對手和同事、也是諾獎得主的法馬(Eugene Fama)有一錄影對話,當中他明確表示,人類尚未設計出一個比市場更好的配置資源機制。法馬是「效率市場假說」(EMH)的領軍人物,也是一個實證主義者,生平多次設計過嚴謹的驗證EMH的方法,並取得大量系統性證據支持EMH。

 

看法馬與塞勒兩位高手過招,是既使人興奮也使人沉悶的過程。興奮是因為兩人時有閃亮的觀點,沉悶是因為過招時兩人都不會把招式全部演示出來。兩人的觀點不盡相同,卻是老友,也是打高爾夫球的夥伴,大家互知對方的能耐,自己出招前大可預知對方有何方法可還招,若想不出可一劍封喉、置對方於死地的招數,還不如不出招好;就算出招時,也只是稍說一兩句,或動一動指頭、弄一種表情,對方便自然知道你的套路,不用再說下去。對內行人而言,看兩人「對決」可以十分有趣,但對外行人而言,卻或不知他們要說什麼。

 

塞勒說了什麼?他雖然提出那麼多人類非理性的異例,但他卻相信「效率市場假說」仍是分析股市的正規標準工具。至於行為經濟學可否推翻經濟學而另創一套不同範式的大理論?這個領域部分的研究者可能都有此願望,但身為此領域的最重要人物,塞勒卻是不作此想。

 

他相信行為經濟學只是為經濟學多引入一些行為模式,可以幫助豐富化或改良經濟理論,卻不會像哥白尼般推翻太陽繞著地球轉,從而帶來一個新的革命性大理論。

 

行為經濟學與傳統經濟學的關係,據塞勒所言,有如工程學與物理學的關係;只懂物理而不懂工程,便建不了橋,但工程師不懂物理也是不行的。

 

法馬提到一個有趣的典故,2002年取得經濟諾獎的康納曼(Daniel Kahneman)是一位心理學家,也相信有別於理性經濟人的行為模式。當他獲諾獎時有記者問他應如何投資,他的建議還是勸人買被動型的指數基金,因他也不相信基金經理可以持續地跑贏大市,所以選擇手續費較低、反映大市表現的指數基金最為上算。此種觀點正正是EMH的核心觀點。

 

(HKEJ 2017-1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