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1/2017

拉布與司法覆核 (雷鼎鳴)


香港人常自以為香港制度比別的地方優越,因此香港的地位無可取代,繁榮亦可保持。

我們毋須妄自菲薄,香港也有些制度是不錯的,例如它的自由貿易及資金自由流動,便使它一直高踞經濟自由世界第一的位置。但若只見到自己的優點,看不到缺陷,或對別人的進步無知無覺,將來我們便容易陷入險境。

香港各種制度中有甚麼是缺陷而這些缺陷又被人充分利用了的?這裏只談兩樣︰拉布與司法覆核。現存制度中容許這兩種活動存在。拉布與司法覆核原本的用意是好的,但現在恐怕已被濫用,我們應該重新檢視它們是否已成為傷害港人總體利益的工具。

已被政客濫用

容許拉布的存在,是希望在重大的議題上少數人的聲音也被聽到,在議會中,佔多數人的一面不能對小眾的意見毫不理會。但此種考慮假設了議會的雙方都是君子,不是小人,他們不會隨意綁架港人的利益。近年立法會幾乎無日無之的拉布活動,並不都是針對特定的議題,而是要癱瘓政府。近千億與民生有關的多項基建開支便是這樣被卡住拖延着,每拖一天,香港社會的損失便大一天。

拉布者自稱這是為了要有效監察政府。我們在拉布者與政府之間大可採取中間立場,不用偏幫誰人,但就算如此,我們也可看到拉布者用錯了方法,打擊錯了對象。拉布若把施政拖住了,錢用不到港人身上,誰是最大的受害者?是香港普通的人民。政府官員雖然面子上也過不去,但他們薪水照領,市民也知道罪魁禍首不是他們。拉布者當然有自由不滿政府,做些事與政府過不去也許我們都可包容,但誰給他們權力以監察政府的名義去損害人民的利益?這好比一些恐怖分子,不滿某國政府的所為,但卻跑去濫殺無辜的人民,他們縱有萬千怨憤,也很難得到世人認同。

既然拉布已被政客濫用,香港民主體制被劣質化,我自然贊同立法會改變議事規程,減少拉布被濫用的機會。眾所周知,有六位議員被DQ後,修改規則比前容易得多。一個地方民主制度的進步便是靠總結經驗逐步改進規則而來的。立法會不這樣做,便是失職。

制度存有漏洞

司法覆核與拉布的問題性質相近。司法覆核原意當然也是正面的,但在實踐中已明顯有被濫用的迹象,以致司法制度有時會被推到人民利益的對立面。一個很經典的例子是當年港珠澳大橋被一位婆婆司法覆核,因而延誤了工程,據說納稅人因此而損失了五六十億元。其後這位婆婆承認,她根本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只是有一位與某政黨關係密切的律師教唆她這樣做!

這位婆婆年老無知被利用了,我們難以深責,但這位唆擺別人去司法覆核而又使社會損失了數十億元的律師卻可消遙法外,不能不使人深覺現存制度有漏洞。這位律師就算被除牌,顯然也彌補不了市民巨大的損失。

其實法庭受理此類案件的準則也應檢討。在這個例子上,它一受理便已是偏袒了。婆婆是否真的因為建港珠澳大橋而利益受損,在申請司法覆核時是未知之數,但官司一展開,工程要停頓,市民的經濟損失便立時體現,而且是每天數百萬元計的虧損,這倒是確定的。為何現在的制度使到法庭選擇視人民的利益如無物?我不知答案,但卻希望司法界在訂定是否受理司法覆核申請時,要看清一些故意窒礙施政的申請,是會破壞經濟發展,無端懲罰無辜市民的。

(Sky Post 2017-8-11)

 

「逆周期」政策弄巧反拙 (雷鼎鳴)


  任志剛先生最近發表鴻文討論政府的理財哲學,其中一點是政府可以更進取,採用「逆周期」財政政策。陳茂波司長在訪問中也認同「逆周期」政策。  所謂「逆周期」政策,一般而言是指在經濟衰退時採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即增加政府開支或減稅,以利刺激經濟,在經濟過熱時則實施緊縮政策。本來調控貨幣量也可以是「逆周期」政策的一部份,但香港用聯繫匯率制度,沒有貨幣政策,貨幣量基本被動。

 

  「逆周期」政策聽起來十分合理,但鼓吹此類政策的人,可能低估了現代經濟體制的複雜性。要此政策行得通,一個基本要求是時間要拿捏得當,經濟衰退時得到刺激,過熱時得到冷卻。但這裏有一個嚴重問題,便是財政政策所帶來的效應,往往要頗長時間才可浮現。例如,搞基建便完全起不了「逆周期」的效果,在香港,政府若決定搞基建,通常要四、五年後項目才能真正開始,到時世局已變,人面全非,也許經濟已不再低迷而是過熱,姍姍來遲的擴張性刺激豈不使經濟熱上加熱?

 

  要加快達到「逆周期」的效果嗎?沒有這麼容易。奧巴馬在金融海嘯後迅即宣佈要增加政府開支,但也要等待幾年資金才逐漸到位。中國政府明白此困局,所以幾年前用四萬億「救市」(其實不需要救)時,要求政策落實時要快。但欲速不達,大量資金轉到了被優惠但沒有能力有效利用資金的國企手上,後者唯有成為高利貸,把錢再轉借至資金短缺的民企,後來更因此造成資金鏈斷裂危機。

 

  退稅或派錢的效果可能較快出現,而且能還富於民,我倒是贊成,但恐怕鼓吹大有為政策的人,不喜歡此種政策。

 

  若是按實證去衡量政策後果,「逆周期」的成績也十分差勁。曾任奧巴馬白宮經濟政策委員會的羅默(Christine Romer)早年研究經濟歷史便發現,在美國採用凱恩斯式「逆周期」政策的數十年間,經濟的波幅並不低於之前沒有此政策的幾十年,顯示政策的無效。日本在八十年代後期,政府欠債只佔GDP的五六成左右,但現時欠債已高達GDP的230%,這中間大幅增加的欠債,正是由政府大開赤字預算的「逆周期」政策所致,但這政策有效果嗎?日本經濟一直低迷了二十多年,翻不了身。

 

  經濟大師佛利民曾用一部破車作貨幣政策的比喻。這部「錢七」機件有問題,踩油時它不立刻加速,但可能是三分鐘後,也可能是十分鐘後,它卻突然反應,車飛速前進,把你嚇得急忙煞車,但煞車掣也失靈,速度不減,你唯有死死的踩煞車掣,幾分鐘後汽車完全停頓。坐上此「錢七」有生命危險,其車速會因你的過度反應而大上大落,絕不平穩。其實佛利民此比喻一樣適合財政政策,後者的時滯效應還更加嚴重。「逆周期」政策本身可使經濟波幅更大。

 

  政府長期性對社會有利的投資與「逆周期」倒是不可同日而語。只要投資的社會回報率不錯,例如建高鐵,長期投資倒是可以的。

 
(Headline Daily 2017-8-11)

8/09/2017

評任志剛的公共理財觀 (雷鼎鳴)


任志剛先生近日發表大文,闡述他對香港公共財政管理的看法。他表明贊成審慎理財,但認為過去10年,政府一直採用「守財奴」政策,「穩健有餘,進取不足,亦不合時宜」;他又相信《基本法》第107條並未要求政府開支與GDP同步增長,即兩者的比例固定在一個百分比,例如20%。

 

尖端理論須細心研究

 

既然無此要求,他建議政府可採用「逆周期」(counter cyclical)財政政策,即經濟增長慢時,政府可實施擴張性政策(通常指減稅或增加公共開支)以刺激經濟;GDP上升快速時,則可採用緊縮政策。新任財爺陳茂波先生接著亦發表意見,對逆周期政策頗為支持。

 

我對兩位財金要人的觀點部分認同,部分頗有保留。兩人談到的問題涉及宏觀經濟學的尖端理論,我們不能粗枝大葉。

 

先說《基本法》第107條,原文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財政預算以量入為出為原則,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並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

 

這條文有兩個核心要求。第一是「力求」收支平衡,而不是法理上每年都必須平衡;事實上,世事多變,政府也無可能每年都一定避免得到赤字,在回歸以後,99、00、01、02、03的5個財政年度,政府都有財赤。我同意只要在每一個中短期間,收支都可保持平衡便可,不用強求每一年都做得到。

 

第二個要求是開支與GDP增長率相適應。我相信最合理的解讀是,政府開支增加的速度與GDP增加的速度大致相同,便可滿足到「相適應」這較為含糊的字眼。

 

要注意,這的確意味政府開支佔GDP的比重需要較為穩定(例如在20%),這比重不可能完全固定,過去20年它每年都有變化;不過,它若大起大落或持續上升,則不會符合《基本法》。又因實施《基本法》之前,香港早已是低稅制、低開支的經濟體,若長線而言,開支佔GDP的比重穩定,則這條文也意味香港的公共開支一直都要維持在小政府的水平,否則在技術上必有段時候政府開支的增長持續快於GDP增長,從而違反了《基本法》。任志剛只是強調開支與GDP的比重可以有些波幅,這與我的看法無必然矛盾。

 

不過,在理解什麼才算力求收支平衡上,我的觀點與政府或任志剛的卻很可能有差異。沒錯,我們不能要求每年都一定收支平衡,但預算應是有前瞻性的,收支平衡亦應是一個動態的概念,假如我們預期在未來一段很長的時間,政府將會持續地有巨大的額外開支,而到時的低稅制下的稅收又難以支持得住這些額外開支,那麼今天我們是否應積榖防饑,盡可能做到有盈餘?今天的收支盈餘只是確保長遠地收支能夠平衡而已。

 

不少人會問,政府現已擁有巨大的財政儲備,可應付將來不時之需,現時政府的財政政策是否可以更進取一點?截至今年5月底,香港的財政儲備共錄有9634億港元,另有財政司司長可動用的6325億基金結餘,這些天文數字的儲備正是過去香港審慎理財的成績,世界各地飽受財困的政府理應羨慕香港。

 

人口老化帶來財政壓力

 

不過,正如3年多前我有份參與的「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的報告所述,香港未來要受必然來臨的人口老化問題所困擾,政府的開支無可避免地會大幅增加,只要理財稍為不守紀律,不但現時的9000多億儲備會花光(根據工作小組的推演,未來幾年儲備還會繼續上升),搞得不好,20多年後,會倒欠相等於到時一年多的GDP的債務;日本經濟從盛轉衰,政府現時欠下等於兩年多的GDP的重債,重要的原因之一,正是日本比香港更早進入人口老化期,此等境況我過去在本報亦曾多有討論。

 

現屆政府也有提到人口老化海嘯,希望財金主事者也明白老化帶來的深重財政壓力,不致誤會現時政府的財政彈藥很充足。上述種種,尚未提到未來支付公務員長俸所需的可能近萬億的款項。

 

政府收支既有未來人口老化所造成的嚴重滲漏,我們自應加倍審慎。任志剛與陳茂波理財觀的一個重點是,他們似對逆周期政策十分嚮往,任所說過去10年政府不夠進取,不一定只是說它沒有多用錢,也可能是指政府財政應擴張時沒有擴張,應收縮時沒有收縮,但逆周期政策真的有效嗎?

 

過去數十年,大量的宏觀經濟理論與實證都在挑戰此種凱恩斯思維。我們先要搞清兩個事實:第一,正如諾獎得主盧卡斯多年前在其大著《了解商業周期》(Understanding Business Cycles)的序言中總結,每一個周期有多長有多深都是隨機(random)、不可測的;第二,一項財政政策所帶來的後果,要等多久才會浮現,又或是分開多少階段逐漸出現,一樣是不易掌握的。

 

舉個例子,當年梁錦松當財爺時,曾在就業專責小組埋怨過,政府落實基建往往要六七年之久,他要把這時間縮短至四五年。一個要等幾年才有效果的政策,當然不能用來調控經濟。在金融海嘯後,奧巴馬要大增開支刺激經濟救市,但錢硬是要好幾年才用得出去。中國當年4萬億資金逆周期對抗金融海嘯,也是問題叢生,後患無窮;正因為中央政府明白救急要快(其實當時並不急),所以指示這些錢要早點到位,但這反而造成資源配置失當,隨後的資金鏈斷裂危機也接踵而來。

 

逆周期政策若要有效,便需要經濟低潮時有刺激,高潮時有緊縮,時間要配合得上;但如上所述,政策生效的時刻與周期的波動時間容易脫軌,政策後果的不測延後性容易在不當的時間出現,不但沒有降低周期的波幅,還可能加劇。逆周期的財政政策自己變成新的震盪來源。

 

我不是無政府主義者,相信政府開支可以有正面功能,但政府用錢時,卻往往受到不同利益集團和政客所左右,對社會有利的項目用不了(例如被拉布拖死),不應用的地方卻會有不同人等跑來游說。觀乎此,政府並不是一個有效率的資源配置機制。

 

投資要考慮折現值

 

多年前宏觀經濟大師哈佛的巴羅(Bob Barro)的研究也發現,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條件下,政府開支佔GDP的比重愈高,GDP的增長速度便愈低。所以政府用刺激政策,我對增加開支有保留,但不反對減稅,因它可以還富於民,人民用自己的錢,效率遠勝於政府用別人的錢。

 

這不等於政府開支完全起不到作用,但作用有多大,要看用在什麼地方。任志剛希望政府開支可用在乘數效應較大的項目上,這願望當然是良好的,但恐怕是過於樂觀了。這當中假設了政府若用了1元,人民可受惠超過1元(即乘數大於1),否則將來政府為了填補這開支而從人民手上多抽1元的稅,人民豈不反而蒙受損失?但正如上面所說,政府配置資源的效率通常很低,時會出現浪費,那麼乘數又怎會大於1?巴羅在他的宏觀經濟課本中列舉美國政府用錢的證據,花了1元而可取回4角已算不錯了。

 

這並不意味政府一定不可用錢,我認為政府若要用錢,不要以逆周期為目的,因反正這很難成功。重點應放在長期的投資之上,而是否應進行某項投資,最重要的標準是,這會否帶來足夠高的社會回報率,亦即效益的折現值高過成本的折現值。如果這標準符合不了,這投資幾乎一定是浪費。

 

高回報的項目不易找尋,香港過去的做法是把儲備換作外國的證券,這有回報率較穩定的好處,但缺點是不能直接幫助香港發展。若是真的要投資在香港,基建、科技和教育等會較適合,因為受益者較廣泛,較少涉及私人利益,比較安全。但這些項目都不一定有高回報率,政府選項時必須很小心。

 
(HKEJ 2017-8-8)

8/05/2017

一地兩檢與免責條款 (雷鼎鳴)


「一地兩檢」被視為林鄭要拆掉的政治炸彈之一,政圈中對此議題亦頗有爭論,但我所碰到的朋友,贊成「一地兩檢」的遠多於反對,不覺得對其自身利益有重大影響的也不在少數,我估計林鄭政府最終應可順利拆彈。但既然社會中有很多互不相同的意見,我們也應仔細檢視各方的論據。

一個措施應否執行,我認為最高標準是它對人民的總體利益是有好處還是有損害。作出政策決議前,首先要做的便是效益與成本的比較。若是效益大於成本,自應去馬;如果既有法規阻礙着它的執行,亦即不利人民的福祉,那麼便有必要檢討這些法規,看看有甚麼成本較低的解決方法。

我在友報寫了篇「一地兩檢」的效益分析,得出的結果是,有「一地兩檢」相對於沒有,高鐵帶來的效益30年內可額外增加470億元左右。效益多少,取決於每天有多少人坐高鐵及若要「兩地兩檢」會浪費多少時間。

政府對乘客量的估計,初期是每天10萬人次左右(現時每天陸路跨境旅客60萬人次),隨後會連年增加。我坐過多次高鐵,對它的效率讚嘆不已。從前也曾擔心它乘客不足,現在見到常常一票難求,內地高鐵已漸像地鐵般成為人民的主要交通工具,便不再有此憂慮。

至於若無「一地兩檢」,要在深圳過海關(深圳的北站其實並無海關的設施)及在巨大的車站中排隊等車及轉車,我估計每次要浪費一小時,但也許有些人行動敏捷一點,時間不至於有這麼大的損失。那麼470億可調低一點,但無論怎樣調整,都會是以百億計算。

助港維持樞紐地位

但上述只是「一地兩檢」較為容易計算的效益,更重要的是它能幫助香港繼續維持其交通樞紐的地位,及因此而來難以估量的巨大經濟利益。縱觀全球重要的城市,絕大多數都是海港、鐵路、河道或公路的交通樞紐,某地若是交通不便,商業活動的交易成本便會增加,人民自會捨此而他方去也。香港近年在不少領域已被內地城市追上或超過,例如貨櫃碼頭已非全球第一,香港若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不好好利用高鐵這快速而環保的交通工具,被邊緣化只是早晚之事。

「一地兩檢」的成本有政治及法律兩方面。政治方面,我們若冷靜分析,不難知道沒有甚麼人會因此而遭到重大損失,但得益者人數卻每天以萬計算。坐高鐵的人反正目的地是內地,早十餘分鐘進入內地的執法區,絕大多數乘客根本不會介意。反對「一地兩檢」的人有些甚至把高鐵描寫為「屍殺」列車,我最初以為是有人故意惡搞泛民,但最後竟發現是泛民大黨自己製造出來的。如此低智的觀點,在每天都有大量人往返內地的港人眼中,一定會成為笑柄,但這也反映出某些從來不去或少去內地的宅男宅女,其對內地的實況的了解是如何膚淺。這些人自然有權保留其妄想症候群的思維,若他們杯弓蛇影,不乘坐高鐵便是,沒有人會強迫他們,但要無知之人告訴有知之人不要坐高鐵、不要「一地兩檢」,卻是沒有說服力的。

「免責條款」留有餘地

政治上的成本對某些人而言,的確存在,但卻是他們以誇張的幻想力去自殘自己的公信力,政治損失是自找的。在法律方面,成本卻較為複雜。《基本法》中確有條文規定,全國性的法律不在港實施,我相信當年撰寫《基本法》的人根本不會想到未來有高鐵這回事。但這是否等於在《基本法》下「一地兩檢」這對港人大大有利的措施不可行?若這樣想,便低估《基本法》起草人的智慧了。有遠見的合約或法律,很多時都會有類似「免責條款」(escape clause)的條文包含在內。我們不可能完全預知某些法律或合約將來會遇上甚麼問題,所以往往需要如太極圖中黑中留一點白,白中留一點黑。例如,總統或皇帝可以因應特殊情況特赦某一些人,而這不會使人質疑其推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信條。一個主權國家之內讓外國政府設大使館、領事館,館內執行其本國法律,我們不會說東主國在喪權辱國、割地予人。英法美加部分機場中設有別國的移民局及海關,大家都明白這是互利之舉,哪個笨蛋會說他們放棄主權?《基本法》中也有好些包含着「免責條款」的條文,例如香港若有動亂,可實施全國性法律。「一地兩檢」當然不涉及動亂,不能引用這條文,但《基本法》二十條卻容許特區政府享有中央政府或人大授予的其他權力。有人或以為這條款是絕不容許採用的,但若是如此,這條款便是廢物,既然有這條款便意味著它可用。用「一地兩檢」這有大利於港人的措施作為二十條的先例,好得很!有此先例反而可減低它將來被亂用的風險,亦可避過修改《基本法》此等大動作,要求「一地兩檢」由香港政府提出,中央准許,不算干預香港。

(Sky Post 2017-8-4)

8/04/2017

「兩檢」巨額效益有數計 (雷鼎鳴)


高鐵「一地兩檢」問題鬧得沸沸揚揚,我估計在這場所謂的民意戰中泛民會是輸家,原因是他們用錯了策略。每天從陸路跨過港深邊界的便有六十多萬人次,很多港人對內地十分熟悉,由一些幾乎從未踏足內地的政客匪夷所思地把高鐵說成了恍如「屍殺列車」直衝至西九,豈不容易使人懷疑他們有神經病?

 

  經濟學家重視成本效益,要判斷「一地兩檢」是否可行,成本效益的分析不可或缺。這裏有兩個問題:假如沒有「一地兩檢」,高鐵的成本效益會怎樣?若是有「一地兩檢」,會額外增加多少效益?

 

  社會中人,包括一些建制中人,認為若無「一地兩檢」,高鐵會變成廢鐵。我不認同這個論斷。2016年1月29日我在《信報》寫過篇《重算高鐵帳》,是要把建造高鐵超支後的新數據也考慮在內,執筆之前我人做足功課,先推斷出政府用了甚麼假設去估算成本效益,接著亦約見了政府及港鐵負責推算這筆帳的技術人員,從討論中確認了我基本上並無猜錯他們的假設,但又發現了他們一個技術上的不當假設,他們認為未來幾十年港人工資的增長率只是GDP增長率的三分之一,這是殊不可能的。因時間便是金錢,薪金正是量度時間價值的工具,所以政府低估了高鐵的效益。

 

我自己估算時,除了必要的改正外,基本上都用政府的假設,算出高鐵的投資回報率是5.25%(註)。

 

  要注意,在作出這估算時,我單是根據港深段可節省多少時間,而沒有理會深圳以後的行程會怎樣。換言之,5.25%的回報率沒有包括「一地兩檢」所帶來的額外效益,也沒有理會到香港可連上高鐵網絡所得到的其他好處,但就算是5.25%這個被低估了的回報率,已經不錯,高鐵不會變廢鐵。

 

  但這是否意味著「一地兩檢」可有可無?當然不是。若有「一地兩檢」,對目的地不是深圳的人會帶來更多的方便,而這些方便又會帶來額外的巨大經濟效益,只有笨蛋才會放棄。這額外的經濟效益有多大?

 

  2014年每天陸地過境的旅客已有60萬人次,政府假設大約六分一旅客會用高鐵,即每天約10萬人,到了2031年會增至超過15萬人。坐高鐵的收入一般較高,假設他們的平均時薪是一百元(即每月萬多元薪水),但會逐步上升。若無「一地兩檢」,到了深圳後要下車,過海關,在巨大的車站內找尋及等待另一班車轉車,據我多次乘坐高鐵的經驗,可能浪費多近一小時。為方便計算,假設未來成本的折現率與工資增長率相若,那麼可算出若有「一地兩檢」,在2047年之前,共可節省價值約470億元折現值的時間,這裏尚有一隱藏的假設,是約七成高鐵乘客目的地或出發地是深圳,不是更遠的地方。

 

  這470億元的額外收益,其中部份為內地來港旅客所得,但未包括因此而帶旺旅遊業的得益,及香港可納入內地及國際高鐵網所形成的巨大商機。為了一些杞人憂天的理由而造成嚴重的經濟損失,很蠢。

 


 

(Headline Daily 2017-8-4)

 

 

8/02/2017

土地用途大辯論十分必要 (雷鼎鳴)


香港樓價高企,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實,但高到什麼地步?與世界上其他城市相比又如何?對香港社會有何影響?我們應如何應對?多個問題都值得我們仔細探討,以免空談誤港。

 

樓價可以影響一個地方人民的福祉,但若比較不同地方的樓價,卻不可忽視這些地方人民的收入。某地就算樓價很低,若當地人無甚收入,便不等於那裏的人可負擔得起住屋。要較合理地量度及比較不同城市居民對樓宇的負擔能力,一個簡單但不完美的方法是,把不同地方的樓價中位數除以住戶入息的中位數。

 

例如,我從前住過多年的紐約州水牛城,雖然近尼亞加拉大瀑布,景色壯麗優美,去年樓價的中位數是138900美元,十分便宜,住戶收入中位數則是52900元,此地的「住屋可負擔指數」(housing affordability index,下文簡稱為「指數」)即2.6。換言之,若水牛城一個中間收入的住戶將所有收入都儲起來,只要約2.6年便可買到一所中間價位的房屋。也難得新西蘭有一個機構,每年都編制一個叫Demographia International Housing Survey的調查報告,最新出版的一期,便把406個城市的「指數」都包括在內,方便我們作出各種比較。

 

地方價值推高樓價

 

根據上述調查,香港處於什麼位置?2016年香港樓價中位數是5422000港元,住戶收入中位數是30萬港元,所以「指數」等於18.1,高踞全球第一,遠遠拋離排名第二的悉尼(12.2)和第三名的溫哥華(11.8),二者皆是港人移民的熱門城市,有人認為它們「指數」這麼高,正是因為港人習慣了買房子一擲千金所致。

 

根據Demographia自己制訂的標準,某城市的「指數」若是3.0以下,住屋便算可負擔得起,3.1至4.0則負擔難度尚屬溫和,4.1至5.0負擔難度十分嚴重,5.1或以上則是負擔難度達到惡劣。從這些國際「標準」看來,港人對住屋的負擔能力又豈止惡劣,簡直已算是超級惡劣了。我們若再多想一想,可知港人住屋負擔能力之惡劣,其實還要再深一層,5百餘萬中位房價的住屋只得數百呎面積,遠遠小於別的城市千餘呎以上的中價房。港人的住所是既貴又細小的。

 

也許有一點是港人聊可自慰的,香港大約三成人口住在公屋,能在市場中買賣房屋的人一般不屬於這三成低收入人口。真正會考慮買賣房屋的人收入會較富裕,他們擁有的收入中位數,當不會是每年30萬港元,而更可能是40萬以上,如此一算,「指數」或許可下降不少。

 

不過無論我們怎樣算,港人的樓宇負擔能力極為惡劣,高踞世界之巔,已是不爭的事實。是什麼原因造成此局面?這可從好壞兩方面看問題。

 

好的一面是,香港這個地方特別有價值。也許是它位處全球經濟增長最快地區的邊緣,地理位置非常優越;也許是這裏的經濟自由指數一直排世界第一,法治尚算良好,所以不少有購買力的人都想在此擁有一塊地或一所住宅,而這些人不一定是香港土生土長的人。此種需求可能來自全國,甚至世界,這是國際大都會常見的現象。

 

上述的調查報告有一項分析與我一貫的觀點雷同:某地若是對某一些有生產力的組群特別有價值,他們會願意在此立足購房工作,付出的樓價會高出那些不大能善用此地的人。舉個例子,加州的硅谷房價驚人,原因是高科技創新人才都喜歡這裏,他們可賺到高薪,買得起高價房子,不懂創新科技的人利用不了地利,也因而賺不到錢,負擔不起高房價,逐漸被迫遷走是自然不過的事。這是市場力量在起作用,它把不宜居此的人都弄走,取而代之的是能最大發揮地方優勢的人。

 

縱觀全球,高科技中心或國際金融中心都會出現此現象。波士頓、三藩市、北京五環以內(尤其是中關村)、深圳等科技中心樓價都貴得要命。曼哈頓、倫敦、香港等國際金融中心樓價也是居高不下。

 

按此邏輯,假如香港的經濟及金融中心地位發展得好,樓價便不易大幅下降。沒錯,這會使更多土生土長的港人難以負擔樓價,但這不一定能挫低樓價。此種局面當然有很負面效果,對那些一輩子生活在這裏,並建立了多種社會或家庭網絡的人尤其殘酷。但若要這些「香港人」也能安居,便須把樓價升幅遏止,這又必然要求增加土地供應。

 

利益集團與土地的較量

 

這便帶來造成樓價高企壞的一面原因。但凡一個發展已頗為成熟的地方,各種利益集團很可能也早已建立了保護自己群組利益的力量。眾所周知,香港不是沒有土地,而是土地不能被有效利用。香港111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有7%的土地建有住宅,78%的土地未有被開發。港人一年平均探訪郊野公園不足兩次,但郊野公園卻可佔用40%的土地。如此低效率的土地資源配置,正是造成不少港人充滿怨氣的根源。

 

港人常自稱香港擁有優良的制度,香港的確有不少制度是好的,但我們切不可報喜不報憂,忘記有些制度對港人也極為不利。阻止更多土地投入建房的,恐怕已不是什麼地產霸權,地產商其實也想有地多建房子,否則他們哪有生意可做?香港絕大多數私人樓宇的產權在小業主手上,他們可不想自己的物業價值大跌,但若說這些人才是阻止土地開發的人也不對,他們無此力量,而且樓價若不是這麼高,用盡他們積蓄的話,他們便可沿著樓宇的上升階梯,買了上車盤後逐步買更大的單位,所以他們也無重大誘因推高樓價。

 

香港倒是有一股不容忽視的表面以環保為旗幟的力量,對土地供應構成阻力。本來保護環境是天經地義的好事,我十分贊成環保,但有部分人卻有「走火入魔」之嫌,主張郊野公園碰一碰也不能。香港有些政客為求鐵票,也樂意與他們結盟,社會卻要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港人若繼續捱貴樓,社會難以和諧。

 

現屆政府主張發起關於土地供應的大辯論,這是好事,不論結果如何,都有可能使推高樓價的各種力量暴露於陽光之下,或許也可幫助香港早日擺脫「住屋負擔指數」惡劣程度天下第一的惡名。

 

(TKP 2017-8-1)

7/28/2017

人工智能對就業的影響 (雷鼎鳴)


自從人工智能的AplhaGo輕易擊敗了多位圍棋界世界級棋王後,不少人都要思考人類會如何受到機器的衝擊甚至被取代。

人工智能的出現是一種科技的飛躍式進步,它最厲害之處是有自學能力,懂得不斷從錯誤中進步。有遠見的政府對科技的進步應該是又愛又怕。愛是因為它會增加我們的生產力,使人類過更優悠的生活。試想我們若沒有洗衣機、電視或冷氣機,生活會變得怎樣?怕是因為它對就業市場可以構成巨大壓力,有些職位可能完全消失掉,搞得不好,失業大軍可以推翻政府。嚴格來說,在現代社會,每天都有工種一去不復返,但同時亦有新的工種湧現,失業率會否上升,視乎社會懂不懂得調整,不斷訓練出新人才。

研究人工智能的專家屢有預示,此種新科技的來臨可能十分迅速,帶來的影響亦深遠,隨時可打我們一個措手不及。若然如此,誰能夠早着先機,誰便可以在此新一波的工業革命中獲取最大利益,減輕痛苦。

美國是人工智能的先進國家,去年12月底奧巴馬政府便以總統府名義發表了一份由經濟學家及科技專家合撰的研究報告,分析人工智能對社會帶來的影響。當中頗有洞見。

一半職位或將消失

究竟一種新科技對誰人的就業最有威脅?此報告指出,歷史上不同時期情況不一樣。200年前的工業革命,使到無甚技術的工人可以在工廠大量生產出過去只有工匠才能造出的產品;低技術工人的入息於是得以上升,較高技術工匠的收入則下降,這拉近了貧富差距。在近年,電腦及資訊科技的進展,需求有足夠訓練的人才,教育水準較低的掌握不了這些新技術,求職會較困難,收入也會受遏抑,但受過較高深教育的人卻因新科技而如虎添翼,生產力及收入都會上升。由此可知,要判斷將來人工智能帶來的影響,必須看清楚它對不同行業所起到的作用,有些人會得益,有些受損。

奧巴馬所任命的這個委員會估計,一二十年內,可能有高達47%的工種或職位會消失掉,另一些專家甚至估計這比例會超過50%。這些數字聽來可怕,有一半的人失業,那還了得?若樂觀一點看,舊的職位雖然在消失,新的職位卻也不停湧現,二者相抵銷,倒也不一定職位會減少這麼多。

新職位或遷往內地

此種樂觀判斷有其道理,但結果如何頗受調整速度所左右。沒錯,我們在歐美國家及香港,都可見到有不少公司找不到適當的人選補充新出現的職位,同時我們也可看到有些人找不到工作。在未來的人工智能新世界,有些地區的技能錯配可能很嚴重,舊的員工被解僱掉,因為他們應付不了新的要求,但若社會未能及早培養出擁有新技術的人才,新的職位空缺也只能懸空着,對降低失業率無甚幫忙。

對香港來說,人工智能的革命帶來幾個挑戰。第一,在新世界裏,有不少工種有機會被淘汰掉,這些工種可能原本是高度專業的,例如會計、金融投資,但電腦加上大數據可能做得更好,但我們能要求一些已屆中年的會計師或基金經理轉行嗎?

第二,不少新的工種可能在香港以外,尤其是內地才會出現,但港人是否願意離港生活,接受這些新職位?要人離鄉別井是很難的,美國也飽受此等情況困擾,特朗普的支持者中,不少正是不肯離家,或無法離家到外地找工作的中年人,他們對美國社會充滿怨氣。

第三,香港的教育機構是否有足夠的遠見及早調整課程,使學生能學到在人工智能時代得以傍身的新技能?改革課程從來都是很緩慢的過程,未必來得及改善當今學生的知識內容,有些學生還是會浪費不少時間在一些夕陽知識之上,取得學位也不一定有用。

(Sky Post 2017-7-28)

 

泛民推自己進死胡同 (雷鼎鳴)


  上月底有朋友邀約飯,主賓是曾蔭權與他的夫人。席中曾先生談鋒甚健,使我們得知不少他管治香港期間的第一手材料。曾力證在他任內,中央並無干預他的施政,對港有利的事,卻是有求必應。他舉了個例子,從前香港以煤發電,不環保,他於是嘗試游說內地官員要求供應天然氣以供發電,怎料對方一口應承並立即問他要多少。曾想不到回應這麼快,自己連天然氣的單位尚未搞清楚,唯有隨口說夠七百萬人需求便可。曾蔭權根據多年與內地打交道的經驗,得出一個結論:中央政府只要相信你,甚麼要求她都會答應;若是對你起了疑心,你可能寸步難行。

 

  曾蔭權這個結論與我一貫的看法相同,我自然十分同意。中國正處於歷史中從未出現過的經濟與社會極速發展的時期,任何有責任心的政府都會耗盡精力找尋並駕馭新來的機遇,除非香港有人觸碰到中央的底線,中央哪會自尋煩惱理會這彈丸之地的瑣事?近年人大有八三一的決定,去年有人在立法會宣誓中大玩小學雞遊戲,中央也隨即釋法,這是因為中央認為有些人在踐踏主權底線了。

 

  在此大環境下,香港的泛民二十年來大部份的時間都是跟隨錯誤的路線走。我不反對民主,但反對一些胡搞蠻纏,事事以破壞為手段的假民主真民粹。泛民的主導思想似是相信抗爭才能改變,但他們不明白,在實力懸殊的條件下主動挑釁對手,只能使人歎一句「怎一個蠢字了得!」改變的確會出現,但卻往不利的方向轉變。

 

  遠在一九九○年,內地的GDP只是香港的四倍,今天卻是三十多倍;當年中國的GDP只是美國的零頭,今天若用購買力計算,卻已經超越美國了。有此結果,中國的制度與政策縱有萬千缺點,但它一定有很多地方是做得很好的。反之,香港雖自以為有甚麼制度優勢,但也一定有不少缺陷,否則表現怎會比內地差這麼多?在內地因成功而變得自信十足的情況下,香港某些人卻不斷醜化內地,又要中央在特首的任命權上只做橡皮圖章,他們不撞得頭破血流,幾稀矣!港人最應做的,便是檢討如何能發揮自身優勢,使到香港處於一種不可取代的位置,這樣才可保住港人的話語權。

 

  我常奇怪為何泛民中人不明白這個簡單的道理,思之卻發現部份港人實有一種港孩心態。港孩遇到不如意事時,只懂向父母胡鬧扭計。若對象是父母,這或可生效,但政治講求實力對比,若中央認為他們存心不良,則絕不可能扮演慈父慈母的角色。

 

  香港政客中似有兩種人:一種是毫無見識,政治取向已被港孩騎劫,走向極端。另一種是老謀精算的政客,他們喜歡煽動港孩在前線往前衝,觸犯法網也在所不惜,自己卻隱身幕後坐看風雲。這兩種人不但把泛民推向死胡同,也拖累其他港人。

 

(Headline Daily 2017-7-28)

7/21/2017

深圳港大醫院可助「港灣」融合 (雷鼎鳴)


 發展大灣區已是中國的國策,香港應如何回應?

 

  大灣區這概念與全球經濟一體化有密切關係。全球化後世界市場擴大,生產分工會更細緻,但如何分工,卻要看各地有何相對優勢,及不同地區可以怎樣合作,發揮協同效應。

 

  香港大學在深圳管理著一個醫院,它的經驗正好可幫助我們了解深港兩地如何能共同發揮優勢。

 

  這醫院在七月一日剛慶祝它的五周年,換肝專家盧寵茂教授是這醫院的院長,承他熱情安排,我在月初坐他的車從港島經深圳灣到該醫院所在地的福田紅樹林區,一小時內可達。那裏環境很好,鄰近深圳消閒勝地歡樂海岸,幾乎疑似到了一個度假村。盧院長與幾位大國手詳細介紹了醫院及帶領我和內子參觀各種設施,倒是讓我們開了眼界。

 

  深圳為這醫院提供了甚麼資源?最顯眼的自然是土地。醫院面積很大,現在有一千四百張病床,擴建後會增至二千張,是瑪麗醫院的兩倍了。深圳現在也有土地壓力,但情況總比香港好。香港若要發展甚麼,大灣區遠為充裕的土地儲備會對香港有很大助益。

 

  深圳已是世界上重要的創新科技中心之一,醫院中所用的科技,好些便比香港的先進。以藥房為例,醫生開了藥單後,一經掃描,便有機械人快捷地把藥物找齊送到。就算是中藥,也是按藥物比例弄成一劑劑包裝整潔的藥包。十五分鐘便可等到藥,遠勝於香港醫院等閒要一個小時以上。

 

  香港方面當然也有貢獻。醫學是香港的核心技能之一,每天都有醫生到深圳的港大醫院去。管理也是香港的強項,但在這方面倒是容易與內地的體制碰撞,也許長遠而言,可改善內地的管理方法。較為突出的問題是內地視醫療為社會主義的保障,看病的價格訂得太低。在網上可容易找到這醫院各項收費的詳細訂價,全科包括七天藥物、診療、檢查、排號、非嚴重傷口等的打包收費不過是二百元,住院是每天一百八十元。

 

  價格管制用意雖好,但成本高於收費,便會導致醫療服務供應不足,醫院中病床難求。內地醫院中送紅包雖被禁止,但風氣仍盛,因為若不送紅包,治療可能得不到保障。到最後,紅包加上收費,所需的醫療費用往往大於自由市場下的收費。深圳醫院也深受此困擾,醫生不肯收紅包,病人反而懷疑其會否用心醫治,在手術前病人因而走掉的大有人在。也許將來香港的做法能改變這風氣。

 

  對港人來說,這醫院提供價廉優質的醫療及體檢,要較豪華的又可到其國際部求診,深圳港大醫院應有一定吸引力。事實上,內地有優惠港人政策,有回鄉證的,醫院收費與內地人無異。香港人口老化,部份長者回內地養老是合理做法,但醫療服務要跟上。港府已容許香港的醫療券可在此醫院使用。這是有利港人生活能融入大灣區的有用一步。

 

(Headline Daily 2017-7-21)

被DQ的「議員」何去何從? (雷鼎鳴)


再有四名政客被法庭判決撤銷其立法會議員的資格,理由是他們在宣誓就職時,沒有表達出真誠和莊重,這等同拒絕了宣誓。既然沒有完成當立法會議員的程序,當然是當不成議員了。是次判決,泛民議員反應甚大,按照判詞所引伸的準則,另有九位在宣誓時不同程度地都似有違規之嫌,現在再有四人被DQ,其他九位能不感到唇亡齒寒,要猛烈抵抗以求自救嗎?

泛民的惡人先告狀策略很使人失望。立法會財委會主席陳健波在法庭頒下禁制令,不准那四人行使議員職權後,竟被泛民質疑他為何要求這四人離開會議廳。其實不單是陳健波說對此質疑感到驚奇,任何尊重法治的港人也應奇怪為甚麼有些人敢公開藐視法庭。也許他們是清楚自己如何無理的,但總要聲大夾惡、渾水摸魚吧。

強詞奪理無助解決錯誤

他們使人不安的另一言論是不斷說明自己是十多萬人選出來,DQ他們等同向選民開戰。民主制度的一個重要補充條件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七百多萬人中得到十多萬選票當然並不意味他們可凌駕法律之上,尼克遜當年也是由數以千萬計的人選出,但一樣要下台。這些泛民議員的特權觀真使人嘆為觀止。

去年宣誓時,有一大批人毫不莊重,亦不真誠接受宣誓的內容,已是港人有目共睹之事。正如湯家驊一針見血地所指出,他們被DQ與人大釋法根本沒有關係,因為香港法例中的宣誓及聲明條例第21條已寫得清楚,當被邀請宣誓時拒絕或疏忽宣誓便會喪失資格。說這四名被DQ的政客疏忽宣誓已是客氣的了,嚴格來說,他們有發假誓的嫌疑,劉小麗曾在網上的留言不是可引證此點嗎?

認真檢討不應干預司法

至於人大去年應不應釋法?雖然香港的法例已夠清楚,但在實際執行時,過去幾年都有人視宣誓的莊嚴性及真誠性為無物,人大以解釋基本法原意的形式去重新確立港人對宣誓早已存在的常識,對遏止歪風,甚有幫助。四人被DQ後,網上叫好之聲排山倒海而來,反映港人大多數還是有常識的。

泛民議員最害怕的便是按照法庭的判決,可能還有些人會被DQ,因此他們竟然要求林鄭承諾不會再DQ其他人,至於已被DQ的四人,有人竟希望在上訴時,政府放棄答辯。這些都明顯是以政治凌駕法律了。在法庭判了四人的DQ後,若有其他人等的行為符合法庭所界定的DQ條件,政府不要求法庭司法覆核他們是否也要DQ,便是沒有盡責,而且是不尊重法治了。想不到常常把法治精神掛在咀邊的人竟會要求政府做出不尊重法治的行動,由此可見,戀棧權力會如何腐蝕人的心靈!

支持他們的選民也應負責

張五常最近問我,為甚麼被DQ的「議員」這麼蠢?我很難回答他這問題,但想一想,初嘗權力的權力暴發戶是容易得意忘形的。被DQ的六位政客,再加上九位可能被拖累的議員,最聰明及正直的做法便是集體請辭或是放棄上訴,向選民承認自己的愚蠢錯誤,再積極參與補選,看看選民有無原諒他們。選舉經費、欠下的法庭訟費及應該要退回給立法會的薪津總共涉及的款項數以千萬計,他們應向支持他們的當議員的人積極籌款以償還欠薪。

事實上,投票給他們的選民也應為他們的錯誤負起一部分責任,若無選票,他們那會落得如此下場?計算一下,便知只要每名投過他們票的選票捐出三百元左右,已被DQ或將來可能被DQ的人的財政壓力便會消失。三百元左右不算多,若這些選民不肯付這筆錢,便顯示出他們的支持,其實價值低於三百元。果真如此的話,這些DQ「議員」倒應考慮自己應否退出政壇了。至於與DQ無關的泛民議員,也應該檢視一下,對着這些豬一般的隊友,是應切割還是被他們綁架。

(Sky Post 2017-7-21)

7/19/2017

資本主義到盡頭了嗎? (雷鼎鳴)


著名文化教育家霍韜晦教授主持的「法住機構」創會35周年紀念,搞了個講座系列,邀請我以「資本主義到盡頭了嗎?」為題作一演講。這題目不易回答,但卻十分重要,在今天劇變中的社會尤其如是,我也就本著「弄斧必須在班門」的求學問之道與各方高明交流。

 

此問題首要討論的便是如何界定資本主義。這概念雖非源自馬克思,但他在《資本論》中卻提過「資本主義的(也可解作資本家的)生產方式」兩三千次,可算是把此詞發揚光大了。資本主義有好些特徵,常被人提到的是「資本」這一生產資料掌握在資本家手上,屬他們的私產。這是特徵沒錯,但我相信要把私有產權的範圍擴充一下才符合現代人的理解,即不但生產要素為私人擁有,產品的產權亦應屬私人。除了私有產權外,資本主義另一主要特徵是自由市場,各參與者可在此中按自由意志買賣。此外,我們尚可加上一套法制,其用途是保障私有產權與自由市場的運作。

 

細緻分工提高效率

 

實際世界中並非每一個資本主義社會都完全地擁有這些條件,例如在中國,市場交易的自由度已很高,消費品已幾乎全部私有,但既有民企控制著生產資料,也有國企,究竟中國是資本主義社會還是社會主義社會,這已是一個不易有共識的議題。

 

要推斷資本主義有無生命力,有三個主要問題需要解答。第一,它對提高人類的整體財富有無重大貢獻?第二,它所衍生出的收入或財富配置是否公平?是否為世人所接受?第三,它若面對重大的衝擊,抗震力是否足夠支持它屹立不倒?每一個問題都有它的複雜性。

 

對經濟學家而言,第一個問題有比較確切的答案。這要從亞當斯密的《原富論》說起。《原富論》一開始便直奔主題,認為分工是有效大力提高生產力的做法,但有分工便要有市場作平台供各人互相交易,否則若各人都一定要自給自足,那麼每家每戶都要生產出一切自己需要的消費品,效率一定很差。反之,市場愈大,分工便可愈細緻,效率也會更高,從而製造出更多的財富。

 

若按歷史時序,人類生產力的大幅提升與資本主義的出現亦有密切的相關。歐洲工業革命發生於資本主義時期,中國近年奇蹟般的高增長也在改革開放後才發生。據經濟歷史學家麥迪遜(Angus Maddison)的估計,從漢朝到1950年左右的2000年中,中國的人均實質GDP只共增加不到兩成,但中國一容許民企創業,並走進了全球的競爭市場,從1978到2016年,人均實質GDP便上升了21倍!我們很難否定資本主義是很適合創富的制度。

 

酬勞按生產貢獻計

 

現代經濟理論同樣也肯定了資本主義的創富能力。在世界著名學府的經濟課程中,每一個博士研究生都要讀懂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一系列數理經濟學家用嚴謹並且高深數學所證明的有關競爭市場的定理,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在相當一般的條件下,只要有競爭,各個不同的市場都達致供求均衡的一般均衡 (general equilibrium) 是存在的,而且這個均衡是巴列圖最優的。證明市場供求都可同時均衡並不容易,要用拓樸學中的定點定理 (fixed-point  theorems), 但若均衡點根本不存在,資本主義便是建築在虛幻的概念之上,並不真實。巴列圖最優是指無法可找到更好的資源配置方法。換言之,競爭市場的結果最無浪費、最有效率,這也意味著它創富的能力最強。

 

資本主義的收入或財富配置是否公平?這要看公平的標準是什麼?若是以人人的收入或財富都十分均勻作公平的準則,資本主義的確不會導致這結局。它公平的準則是建基於不同的勞動者、地主、資本家、人力資本或知識的擁有者各自能對生產起到什麼貢獻而決定他們可得多少酬勞或回報。在競爭市場中,工資會剛好等同於勞動力的邊際產值,土地的租值也是等於土地的邊際產值等等,餘此類推。

 

假如額外多僱用一個工人,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條件下,他可為公司多增產100元,那麼他(及其他能力相同的工人)的工資便會是100元,不多不少,讀過初級經濟學的學生都應知道這種訂定工資的方式在競爭市場中最符合公司的利益。同理,其他生產要素價格的制定若也是以邊際生產值為標準的話(在競爭市場中必然如此),多貢獻多得,各持份者面對相同標準,我們也很難說資本主義有對稱性的收入配置有何不公。

 

有些人工作勤奮,日做夜做,但收入菲薄;另一些人自命滿腹經綸,但懷才莫遇,窮途潦倒;又有些人在荒郊擁有大量土地,但無人問津;又或有些資本家把資金投在失敗的項目中,在這些人眼中,市場都無給予他們合理的回報,但對不起,是市場力量告訴他們,他們的投入並未對社會作出多大貢獻,所以他們收入也不高。

 

八成人民收入急升

 

話雖如此,在過去數十年,在世界各大發達經濟體中,都有出現兩種現象:第一,總體收入增長不快(歐美日);第二,貧富差距頗大。表面上,這兩種現象都在挑戰資本主義的生命力:若資本主義創富能力不高及收入不均,為何仍要資本主義?我們若將眼光放諸全球,而不單是發達國家,便可看到另一景象。

 

我們可發揮想像力,把全球各國的國界都取消,世界人民都同住在地球村中,那麼我們會發現,在過去30多年,全球近八成的人民收入迅速上升,例如在中國,從改革開放至十多年前的2004年,已有5億人脫貧,但世界最窮的半成人口(多是非洲等窮國人民)卻因無法納入資本主義世界的市場或因戰亂,收入幾乎仍完全停滯不前。在本來最富裕的一兩成人口中,有部分人收入與財富都節節上升,但相當大比例的人民卻無此福氣。

 

由上述可見,在全球人口的範圍內,資本主義創富的能力絕非浪得虛名,中國從公有制及計劃經濟往私有制及市場經濟走了一大步後,立竿見影,人民收入應聲上升。就算是不少非洲窮國,近年也在努力複製中國模式,亦即把自己納入資本主義的世界市場中,她們不少便初步擺脫了多個世紀以來所跌入的貧窮陷阱。至於收入分布方面,由於窮國人民收入以倍數計的上升,尤其是中國與印度的表現更加耀目,所以全球人民的收入差距理應縮窄,而不是擴大。根據前世界銀行一位經濟學家米蘭奴域(Branko Milanovic)採用了覆蓋全球94%人口數據的研究,事實也正是如此。

 

在工業革命以後,資本主義國家人民收入上升較快,所以國與國之間的收入差距變得巨大,不利改善世界人民的收入分布,但近年多了些人口眾多的國家參與資本主義的運作,全球人民收入的基尼系數(即堅尼系數)已開始回落,反映貧富差距正初步減低。由此可見,資本主義似乎出現的一些問題,只是局限於較發達的地區,不是真正全球的問題。

 

適應全球化帶來機遇

 

不過,我們也不應忽視發達地區經濟體不符理想的表現。事實上,對資本主義的質疑,也多來自發達地區的知識分子。為何小量發達經濟體的精英能享有不錯的收入增長,大部分卻無此能耐?近年不少地方出現民粹思潮,當中包含排外及反精英的情緒,其造成的效果已深深地影響了歐洲多國與美國的政治局面。究其原因,從前發達地區人民才懂得做的工作,現在較落後國家的人民也懂得做,在強大的競爭下,有些人害怕自己的飯碗被搶走。

 

此種情況本來不是全球化的必然。若貿易互通有無並非對雙方有利,有些國家大可閉關鎖國,不肯進行任何貿易,因此貿易的存在本身已經意味著貿易的雙方都有得益。但某一國的得益卻並不等於該國所有人都得益,各人得益多少,是不對稱的。那麼誰更有機會在全球化大潮下的資本主義世界可獲得最多的利益?有人或許認為大資本家是最大的贏家,這倒不見得是。

 

馬雲、馬化騰、朱克伯格等人,一二十年前恐怕並無多少人認識他們,這些人為何成功,最主要的因素應是他們掌握到隨著全球一體化而來的市場擴張所帶來的機遇。香港的周星馳所拍的《美人魚》在內地竟有28億元的收入,百倍於香港一套也算賣座的電影。但我們也可見到,很多人都沒有意志或機會去捕捉此等新世界的機會。

 

十九世紀歐洲工業革命時,經濟增長率每年有一個百分點已經不錯,所以工業革命之被稱為「革命」,只是相對於更早的人類歷史而已,若以今天的準則,當時社會的變化實屬緩慢,經濟增長與市場擴大所帶來的影響也就可以被社會慢慢消化掉。但近數十年的全球化,或更準確一點,資本主義市場的互相連結與擴大,卻發生得十分急速,並非每個人都能適應到這些變化,並能對自己的未來工作方向作出合理的調校。例如,在香港,有些人懂得並成功地利用到內地的市場,賺得盤滿缽滿,有些人則連了解內地發展的興趣都沒有,更遑論可尋找出什麼機遇。我倒是相信假以時日,世界人民總會適應到全球化帶來的新環境,港人也可日漸懂得在內地的發展中找尋機會,但這些都需要時間。

 

未來科技衝擊社會

 

時間或調整的速度都是重要的。資本主義社會早已受到經濟急劇全球化所帶來的衝擊,市場擴大、分工更細緻帶來了生產力及財富的上升,但發達地區也因不少人適應不了新變化而出現波折,資本主義也因此受到質疑。未來會有什麼新的衝擊?我相信會來自科技。據一些人工智能的專家所言,人工智能及大數據的發展十分迅速,10年內可能有近半的職位可被取代。再加上正宗的人工智能有自學能力,會不斷地自我改進,幾十年後世界將變成什麼樣子難以預料。

 

本來科技進步是大大的好事,也許未來的人類每周工作時間可大減,行行企企便可靠人工智能及機器替他們生產,生活優游。但科技進步若來得夠快,大量行業可遭沒頂之災,例如自動駕駛技術成熟後,還需要的士或貨車司機嗎?機械人審核會計賬目比人更精準更不會疲勞,會計師還有無生存空間等等。若一切都發生得很快,大量的人會沒法調整,各行業的失業大軍湧現,讀了財務學以為可做基金經理的人卻發現這行業已然消失掉,社會的穩定性能否保持到?資本主義本來已是一個包容性很高的制度,但它最終能否受得了科技快速進步的巨大衝擊,現在仍言之尚早。

 

補充一點,資本主義的創富能力及公平性很大的原因來自市場的自由競爭,若市場機制因受到政策干預而扭曲,市場不再自由運作,上述的很多結果都不再有效。這正提醒我們,資本主義的生命力也取決於我們能否減少或排除政府的干預。

 

(HKEJ 2017-7-19)

 

7/14/2017

市場大小影響人生規劃 (雷鼎鳴)


  有次在清華參加論壇,台下有個學生突然問我,贊不贊成他們創業?我回應說對清華的畢業生創業甚有保留,不是創業不好,而是優秀的學生跑去創業,機會成本太高,未必很多人肯去。

 

  沒錯,我中學時代成績最好的同學讀A班,次之則讀B班、C班等,如此類推,A班的多數當上醫生、工程師等專業,沒有誰創業,也沒有誰發達。反觀其他班的則頗有白手興家之人,原因簡單,他們在考慮是否創業時,不用因放棄厚職而難捨難離,反而成就大業。

 

  但清華學生的反應卻頗出我的意料,他們創業的熱情甚熾,雖然明知創業有高風險,仍膽氣豪壯,自信能力超群,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過去幾年內地的創業風大盛,高新科技產品層出不窮,相信與此有關。

 

  月前讀到同文屈穎妍的一篇文章,談到「小確幸」現象。此詞出自日本作家村上春樹的隨筆《蘭格漢斯島的午後》,意指有些人在小事情上得到一點點甜頭或幸福便會十分快樂,例如吃到一頓好吃的,或排隊時前面突然有一批人離開,便會開心半天。

 

  喜歡小確幸是人之常情,沒有甚麼不對。但我們在社會中也可見到一些人胸無大志,一生一世都只追求那一丁點生活中的小幸福,對用功進修,改善人生規劃提不起興趣。此種取向本屬個人自由,但沒有人是孤島,待到他們中某些人年老無依又無積蓄時,恐怕要納稅人的福利扶持,到時小確幸已然消失。

 

  又有一種人志向遠大,以為自己是救世主,可以救愚民於火水,但可惜他們才疏學淺,判斷常常出錯,錯了又往往用陰暗的心境以己度人,疑神疑鬼,事事都以有人在迫害他們,所以要不斷「抗爭」。此類人近年在港屢有出現,脫離港情國情鼓吹港獨的便是這一類人。他們把精力都放在鬥爭之上,日子有功,鬥爭經驗可以十分豐富,但若要他們做些對社會有建設性能提高生產力之事,他們立刻會原形畢露。此種人生規劃會使到當事人走入死胡同。

 

  甚麼社會的經濟增長最快?人的因素最重要。第一類人居多的社會最有機會創新不絕,生產力不斷上升;第二類人佔多的社會容易停滯不前,一潭死水;第三類人卻會使到社會動盪不安,最是惡劣。社會中湧現出那一類人卻也有理可尋,一個充滿機會的社會才能提供足夠的誘因使人民敢於以身冒險去創業,他們知道若成功的話,回報可以很高。反之,缺少機會的社會卻會使人心死,不如追求小確幸了事,或是志大才疏走火入魔搞港獨搞破壞。

 

  甚麼社會才能提供大量機會?擁有巨大規模效應的社會是也。周星馳拍一套《美人魚》在內地可賣二十八億,超越香港市場的規模近百倍;「微信」的用戶有近十億,一個成功的軟件隨時可使人致富。由此看來,巨大的市場是否存在,可改變人生規劃,當然亦可推動經濟。香港有些人昧於政治偏見,不懂得融入及利用中國市場,必會拖累經濟。

 (Headline Daily)

 

認識中國 香港才可浴火重生 (雷鼎鳴)


林鄭正式上任,社會似稍見祥和,但蜜月期不一定長久,香港的深層次矛盾未解,也許現時只是風雨中的暫時寧靜。

20年來香港確是經歷了不少風雨,社會爭鬥不息,戾氣不缺。雖然如此,從1997至2016年,香港仍錄得有年均3.22%的GDP實質增長,這已是勝於歐美日等發達地區的表現了。在經濟自由方面,香港依然排名世界第一,在個人自由上,據美國智庫Cato的評分,香港以9.09分遠勝於只得8.71分自以為捍衞自由的美國。從這些數字可看到,一國兩制的實踐也交得出合格的成績。

不過,總體的合格卻掩藏不了存在着的問題。從1997至2015年,港人就業名義收入的中位數增加了60%,但20至24歲的年輕人名義收入中位數卻只上升了33%,若是扣掉同期22%的通脹後,年輕人的收入的確停滯了。為何總體人口的收入增長遠勝年輕人?我們不能不懷疑這是否教育系統出了事,以致他們生產力無法改進。我曾與不少僱主討論過此問題,他們很少會質疑大學畢業生的專業能力,但對不少年輕人的工作態度卻大有疑問。事實上,也並非所有年輕人都一無是處,有責任感有視野的一樣可找到很好的職位。那麼,教育系統出了甚麼事?

經濟早已由內地帶動

我相信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缺乏對內地的認識,而無知又會衍生出對內地帶來的發展機遇的抗拒感。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在《原富論》早已指出,市場夠大才能容許分工及貿易,市場愈大,分工便愈細緻,生產力便愈能提高,收入才可增加。自1978年以來,中國的實質GDP增長了34.5倍,帶動了全球增長,香港的經濟也早已主要由內地帶動。在此態勢下,發揮自己的優勢再而利用內地高速增長的機遇,是香港經濟的生命綫,但若有些人不懂國情,他們在這方面恐怕難以有貢獻,其收入也不會有何進步。我們只要想一想,去年兩名小學雞候任議員及一小撮港獨分子對中國及港情的徹底無知,便可知要求他們或他們的同路人去掌握內地帶來的發展機遇,無異是緣木求魚。在愛國有罪,數典忘祖有獎的邏輯顛倒的氛圍下,真正有獨立思想能力的年輕人才可能看到及利用到內地創新科技飛躍發展所帶給他們的機會。

由此可知,拖累着香港經濟增長及隨之而來的一大串社會問題,元兇之一正是對中國國情的無知。此種結果,教育界及一些泛民政客是要負上一定責任的。五年前特區政府有意推動國民教育,但遭一些人反對而無疾而終。我不認同當時一份小冊子中有人寫下的過火國民教育內容,但卻深信國民教育實有助於港人的經濟發展,證諸於這五年來一些年輕人對國情的無知愈來愈明顯,便可知當年教育局擱置而不是去改善國民教育是如何的錯誤。

但香港的泛民政客及部分教育界人士認識到他們反對國民教育而對年輕人前途帶來的傷害嗎?恐怕未必。近日他們又集結起來,原因竟是要阻止教育學博士蔡若蓮校長當上教育局的副局長。我本與她素昧平生,但去年她參選立法會教育界功能組別選舉時,在電視卻看到她大顯功架,不但對教育有深入認識,而且辯才了得,其對手左支右拙,幾潰不成軍。她是政治素人,又無教協鐵票的支持,無論她能力多強,履歷多完整亮麗,也不可能在是次選舉中勝出,但她也取得1萬8千多票,十分不易。上周在一公開場合首次碰到她,知她十分贊同學生應多讀中史,與我的觀點相符,我撑她!

替年輕人開啟一扇窗

有些泛民議員公開反對林鄭委任她,這是以政治干預專業,並且是越權行為了。若政府公然反對立法會內某些委員會的人選,議員們應如何反應。有些政治上腦的人搞公開信,但信中內容空洞,拿不出甚麼像樣的反對理由,只能說蔡是教聯會副主席,而教聯會又曾支持國民教育云云,若教聯會的人不能擔當公職,那麼它的對手教協的人又為何可以?香港教育界很少人既有管理經驗,又有中、小學幼稚園的教育資歷,再加上教育學博士學歷,請不要再以自己的政治偏見去干預這個任命,替年輕人開啟一扇認識中國之窗,使他們不用在職場中失去競爭力,好嗎?

資深傳媒人邱立本為他與多位評論人所寫的新書《回歸20年——香港浴火重生》作了篇序,當中指出泛民已走進了一條死胡同。在7月20日下午3時書展期間,他們會舉行一個以書名為主題的論壇,討論香港前途,在會展舉行。這本書的作者多是有識之士,到現場聽聽他們的發言當是有益有建設性。我因事參加不了,先在此說上一句,港人若不認識中國,則香港絕難浴火重生。

(Sky Post 2017-7-14)

 

7/07/2017

蘇州過後無艇搭 (雷鼎鳴)


習近平主席訪港期間,勸勉了港人一句說話︰「蘇州過後無艇搭」。此言不但切中時弊,且有深層意義,值得我們思考。

從97回歸到2016年為止,香港經濟平均的年增長率,在扣掉通脹後,是3.22%,人均GDP年增長率則是2.54%。在發達經濟體中,這算是合格甚至是中上的成績了,香港的繁榮也因此可保持到。但香港位於全球增長動力最強的經濟板塊邊緣,位置得天獨厚,按理香港的表現應不止於此,是甚麼阻力拖着香港的後腿?

答案是很清楚的。香港雖有一大批有識之士看到香港所觸摸到的機遇,並努力發奮向上,他們的收入會保持到不錯的增長,但毋庸諱言,香港也有一批人不但對有生產性的活動毫無興趣,還不斷想方設法阻礙社會的發展。不用說得太遠,無日無之的拉布及沒有題目也強要找些題目的「抗爭」,怎可能有利港人的經濟發展?

一切進步須靠腦袋

但若說一些無補於事的「抗爭」活動是拖慢港人經濟的元兇,卻並不完全準確。在現代知識型社會中,一切進步都要靠腦袋。假如世界上有一種人不停地在開動腦筋,金睛火眼的盯着市場有甚麼機會出現,另一種人則不斷挖空心思,全副精神都用在搞鬥爭之上,又或事事只懂hea做,追求細小的享樂,那麼誰會掌握到機遇,誰會入寶山而空手回,是不言而喻的。在經濟發展中,人的因素佔第一位,人的因素中,又以這些人肯把多少精力用在發展的思考上最有決定性。

可能每人都有自己的舒服區,希望留在舒服區中不離開也是人之常情。但世界已經愈變愈快,長久地不肯面對新變化,對世事變局產生恐懼甚至怨恨,那麼被世界拋棄是必然之事。在過去三幾十年,全球經濟一體化急步邁進,世界經濟深度調整,有些工作從前只能在發達國家內做,現在新興國家的人民一樣做得到。發達經濟體的人民對此新變化有人懂得迎難而上,並掌握到新的機會,但有些人卻適應不了,怨氣沖天。香港正處於這局面。

這裏有一個因素是重要的,便是速度。新的變化若只是慢慢發生,人民的適應性便會較高,但若變化快速,有些人便適應不了。若是社會中人根本沒有開動腦筋去適應,那麼必會有大麻煩,他們就算看到機會飛過,也因反應遲鈍而放過了它們。世界變化的速度愈快,便愈多人缺乏適應能力,經濟增長亦拖慢。在深層次急促的世界經濟格局調整中,滿腦子鬥爭思維的人能否順應到潮流?我看不行。

世界變化速度很快

未來的世界會否不再改變,停下來等我們?情況可能剛剛相反,以人工智能大數據為核心的新一代創新科技,很可能會以前所未有的強度與速度衝擊着我們的社會。倘若社會中的職位大量喪失,人民找不到工作,社會的穩定便會風雨飄搖了。美國有人認為十年內一半的職位會被人工智能取代,若是如此,變化便快得有人吃不消了。到時若大量職位消失了,港人會否埋怨今天沒有早作準備?後悔為甚麼把光陰虛耗在自殘的鬥爭中?

蘇州過後無艇搭,港人連現在內地帶來的機遇也沒好好掌握,將來在更急劇的因科技創新而出現的變化,又怎能應付得到?

(Sky Post 2017-7-7)

7/04/2017

習近平訪港帶來的啟示 (雷鼎鳴)


國家主席習近平視察香港,是一次讓港人增強了解國情與港情的重要舉措。

 

若以各項活動的亮麗程度來衡量,習主席在石崗機場檢閱解放軍的場面當然最具觀賞價值。看到駐軍中的一半人(三千一百六十六人)受閱,不少朋友都心情澎湃,想不到在區區彈丸之地的香港,也可看到幾乎可與國慶大閱兵相媲美的方陣。將士們步操組成的一個個移動方塊,動作整齊利落,氣勢恢宏,在在都顯示出這是一支訓練有素,經過苦練的雄師。

 

檢閱解放軍的信息明確,在港駐軍是國家對香港主權的象徵,是再提醒「港獨」是如何的愚昧。習主席及夫人彭麗媛也視察了西九文化區的建設,走訪警隊、學校、老人院等等,是要告訴港人中央對香港各項建設及社會各階層的支持。但若論重要性,當以習主席的幾次講話及對新上任官員和行會的訓勉為最。解讀這些權威性的講話,是了解中央對港政策的重要步驟。

 

七一講話具政策指引性

 

習主席最具政策指引性的講話,顯然是七月一日宣誓儀式後的發言。他開宗明義便談到中國自鴉片戰爭後百多年的屈辱。此種民族屈辱的開始既然是鴉片戰爭,它的正式完結便一定要包括香港的回歸。習主席也指出,二十年前的七月一日,民族百年恥辱才得以洗雪。悠悠大事,又有哪些比洗雪民族恥辱來得重要?既然如此,我們可以相信,國家在主權問題上絕不會讓步,不但對「港獨」分子如此,對過氣政客彭定康等人祭出《中英聯合聲明》以彰顯英國擁有對香港的監管權,自是嗤之以鼻。

 

三年前沈旭暉教授早已撰文指出,這不是「條約」,是「聲明」,中方根本從不認為殖民地是合法的,所以不會簽定新「條約」,以免被人誤會中國承認不平等的《南京條約》。《聲明》中「保持生活方式不變」等字眼,正反映著中英雙方都互相築起了防火牆。中方一開始便防範著九七後英國仍有人要插手香港事務,英國政府則害怕有些港人要申請居英權,需要及早與港脫離關係。從中國官方近日對《中英聯合聲明》所採取的一貫強硬態度,正可佐證中央政府對主權不容討論的立場,任何人也不可觸碰這一底線。

 

習主席在講話中提出了他對「一國兩制」的看法。他認為「一國」是根本,任何挑戰中央權力和基本法權威,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活動的都是對底線的觸碰,是絕不能允許的。在此他是要把話說清楚,有些人再抱僥幸心理便不切實際了。他也相信,搞好「一國」, 「兩制」的關係應該可以和諧。這等於宣布,不承認「一國」的「港獨」分子是敵人,尊重「一國」的政客,則仍可與其保持和諧關係。

 

近年來,一些極端分子在港搞過的自殘與製造內耗活動,無日無之,使港人心生厭棄。於是社會中也有人主張從嚴對待此等分子,甚至有人懷疑「一國兩制」是否值得保持,而習主席卻重提「始終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這顯示中央對港仍有耐性。為何有耐性?這與「一國兩制」已經取得的成功密不可分,否則,若只有挫折沒有成功,誰都會希望早日改變。

 

香港有什麼是成功的?從一九九七至二○一六年,香港實質GDP每年平均以3.22%的速度增長,人均實質GDP的增長率則是2.54%。在發達經濟體中,這已是中上的成績。在自由方面,幾個權威機構都把香港排在前列。例如,在Cato的排名中,香港總體自由世界第一,經濟自由也是世界第一,至於個人自由,香港得分9.09,勝於有總統選舉的美國所得的8.71分。在美國傳統基金的經濟自由指數排名中,香港一樣排第一,拋離第十六名的美國。瑞士洛桑的競爭力排名,香港又是名列第一。此外,港人的平均壽命幾乎冠絕全球,罪案率低,幾所大學排名位居世界前列,這些在在都說明香港在回歸後能保持繁榮自由。犬儒地否定香港於九七後的進步,既不符合事實,也是對殖民地時期歷史的無知。習主席勉勵港人要相信自己,相信香港,相信國家,並非無的放矢。

 

發展是解決問題的金鑰匙

 

習主席也提出,始終聚焦發展這個第一要務,(發展)也是解決香港各種問題的金鑰匙。我三十多年來研究工作的主旋律,便是經濟如何發展,自然贊同習主席的這個判斷。其實香港某些人的怨氣源頭之一正是與發展有關。上文提到,香港過去近二十年的人均實質經濟增長率是2.54%,在發達經濟體中這雖算是中上之成績,但不可忘記,香港的貧富差距素來高企,但據統計處近年的幾個大型調查所得的結果看來,香港貧富差距不但沒有惡化,還稍有改善,為何社會怨氣仍高?

 

原因應在社會流動不足。在香港經濟增長率仍處於6-8%時,強勁的經濟增長可製造很多往上流動的機會,所以人民就算覺得今天收入不如人,也同時相信他們將來會活得比今天好,貧富差距造成的怨氣便可紓緩。但現在經濟增長率有所減慢,上流的機會少了,怨氣便無從宣泄。要解決此問題,答案自然是要發展經濟。

 

習主席也明確指出,香港要維護和諧穩定的環境, 「全球經濟格局深度調整」,香港已「經不起折騰,經不起內耗」。香港有不少有識見的人懂得尋找發展機遇,這批人當中,很多都會做得很好,收入能不斷上升。但香港也的確有一些人,拒絕面對國家、面對世界,這些人的未來不會有多光明,他們的收入也會停滯甚至下降。這種跌入自己所掘陷阱的人,其經濟生活不會有多少進步,自尋的煩惱會使他們繼續充滿怨氣,他們若失去自省能力,誰也救不了他們。

 

(TKP 2017-7-4)

 

 

6/30/2017

北韓三年內有洲際導彈? (雷鼎鳴)


上周三晚上在清華大學參加一個宏觀經濟的研討會。十多年來,此研討會每季一次,從未間斷,我若不是有俗務纏身,都必定參與。每次都有多名學者、政府官員、商界領袖,甚至是來自各國的外交官,與他們交流,是一個保持對中國經濟有敏銳感覺的重要方法。事實上,每次研討會觀眾席都會逼爆,光是記者起碼也有五六十人,自由討論之風及各人關心國家發展之心,也是明顯不過。

今次討論有涉及當前世界大事,與我們同台的兩位講者都不約而同談到北朝鮮問題,他們是人民大學的國際關係專家時殷弘及一位熟悉亞洲事務的美國專家Timothy Stratford。二人對北朝鮮局勢都表示十分憂慮,都認為三年內北朝鮮應可發展出洲際彈道導彈,核彈頭可直抵美國西北海岸。回來一查資料,2006至2009年任美國中情局局長的海頓(Michael Hayden)將軍,最近也曾發表言論,認為在特朗普任內,北朝鮮應可掌握到洲際導彈的技術。香港媒體一向視金正恩為虛張聲勢的傻人,這可能是一種誤判。

我不是外交及軍事專家,不確知三年內北朝鮮是否擁有此核震懾力,但既然這可能性存在,我們倒應問一問,假如此說屬實,現在及三年後中國及美國應做甚麼?

南北韓對峙 維持均衡

這是很頭痛的事。我相信中國及美國原本的如意算盤應是讓南北韓保持對峙,中國有北朝鮮作籌碼,既有緩衝區,又可牽制着南韓、日本與美國,維持着一種均衡。至於美國,北朝鮮雖使它頭痛,但卻可使到南韓不得不倚賴美國的防衞力量,互相敵視的兩個美國盟友,南韓與日本也因受美國制約而不用大打出手。但近年來,北朝鮮核武及飛彈的發展,使到這些算盤都不一定能夠打得響。

金正恩2011年上台後,至今已進行過83次導彈試驗,從1984年2010年,總的試驗也只是31次,由此可知金正恩決心之大。中美兩國既然都想維持現狀,當然不希望北朝鮮擁有此軍事力量,最理想的結果是勸服金正恩放棄整套計劃,但他肯嗎?早在2005年,包括美國在內的5個國家便曾答應北朝鮮,可容許其搞民用核能,對其能源提供援助,外交上承認它及經濟上援助它,美國並答應不會攻擊北朝鮮,條件是它必須放棄核計劃,但北朝鮮的回應是繼續搞核武及導彈。2005年北朝鮮離成功之路仍遠時也不肯就範,今天擁有對美的核威懾力只有一步之遙,它絕不會放棄其計劃,中國就算在經濟上約束它,恐怕也不會有效。

美會否出兵 煞費思量

倘若北朝鮮真的有了洲際導彈,最受影響的應是美國。中國當然也要計算自身所要承受的風險,但根本不用等到洲際導彈的出現,北朝鮮反正也早已有能力核攻擊中國的城市了,所以洲際導彈帶來的新影響,主要是在美國,不是中國。美國面對着有洲際導彈的北朝鮮,可以有甚麼反應?金正恩賭的正是美國不能做甚麼,只有乖乖的接受北朝鮮是一核武國,從此投鼠忌器,不敢發動攻勢,金正恩也不會如薩達姆及卡特菲般送掉性命。事實恐怕也會如此,金正恩可能賭對了。

既然如此,美國有動機把北朝鮮的核武及飛彈技術扼殺於萌芽時,若蹉跎歲月,美國最終只會感到如芒在背。中國對北朝鮮的核武也一定有戒心,雖然不想美國影響力太大,但兩害取其經,應該也不會積極阻止美國先下手為強的軍事行動。但美國一樣有顧忌,這倒不是怕人指摘,反正美國發動戰爭已是家常便飯。美國要擔心的是,首爾都在北朝鮮火力範圍內,而首爾這個佔了南韓一半人口的城市有如香港一樣,根本承受不了轟炸和動亂。假若金正恩戰敗,南韓統一了全國,美國也不見得有賺。統一了的韓國再無必要倚靠美國的軍事去防範北朝鮮,韓國與日本又是世仇,美國支持日本,與韓國也會有衝突。所以美國是否出兵,其實也煞費思量。

從中國的角度看,也許最好的方法便是睜一眼閉一眼,讓美國當醜人了。

(Sky Post 2017-6-30)

 

 

 

 

 

 

 

6/25/2017

回歸20年的中港關係 (雷鼎鳴)


香港回歸20年,發生的事數不勝數,我們若要總結這20年的歷史,需要沿一些線索看透表象,並搞清誰是主要的博弈者。

 

最重要的博弈者自然是內地與香港,為求去除較次要的枝節,我們可把中央政府和特區中與中央對著幹的勢力視為博弈雙方。在香港和內地以外,美國很可能是另一較隱藏的博弈者。至於分析的線索,最重要的是認清經濟和政治實力的變化;軍事力量本來也可扮演重要角色,但美國沒有理由在港採取軍事行動,中國則根本不用這樣做,香港本身除了駐港解放軍外,並無軍事力量,我們大可把軍事因素略過不表。

 

美國對港絕對有興趣

 

表面看來,美國並無直接參與中港博弈,她的角色更似一個並非中立的觀棋者。美國有無幕後參與或甚至資助一方的活動,由來涉及外交問題,所以不會輕易留下把柄;我是局外人,不會掌握到什麼實證,但我是相信她有積極參與香港事務的。美國在世界多處地方捲入別人的國事已不是什麼秘密,其圍堵中國的意圖也昭然若揭,而香港的高度自由更是令她有資格成為世界重要的情報中心,美國政府怎會不感興趣?

 

林行止先生多月前引用過台灣清華大學研究生王梅香所寫有關1950至1962年美國出錢介入港台文學的論文,我也找來翻閱過,讀後不能不使人驚覺美國政府干預香港事務無孔不入。回想我在芝大念書時,每周15個小時在圖書館打工負責整理寄入的刊物,每天都會收到一大疊駐港美國領事館收集的有關內地的各類資料情報,說美國對香港毫無興趣只可能是欺人之談。

 

但在美國政府眼中,香港的價值只可能跟隨美國的利益及對華政策而變,某些港人若要把美國政府當作是盟友,可能會發現她並不那麼可靠。我20多年前在本報便指出,美國人喜歡當一哥,不容別的國家超越她。這有如賽車,當後面的車離開前面的距離仍遠時,前面的車不用理會後面的,但當中國這輛車要超越美國車時,後者便會在路上左擋右擋,容易險象環生。現在正當中國在多個領域中爬頭的時刻,我們不能排除美國在港有鋌而走險、做事露骨的可能。

 

不過,我們也應記著尼克遜於1994年出版的《和平以外》(Beyond Peace)一書所言︰「今天,中國的經濟力量使美國關於人權的說教顯得鹵莽(imprudent)。10年內,這些說教會顯得不適當(irrelevant)。20年內,它們會變成可笑(laughable)。」觀之於特朗普對華政策的前倨後恭,毫無章法,尼克遜20多年前的預言大有可能成真。若然如此,香港也隨時可變為美國棋局中的棄子。

 

影響著中港關係及中美關係最大的因素,無疑是中國經濟實力的急速擴展。從1997至今年這20年內,中國的總體實質GDP上升了約5.71倍(若從1978年算起,更是上升了34.46倍)。1997年,按官方匯率計算,香港的GDP是內地的19.65%,而美國的GDP則是內地的9.5倍,當時香港對中國的重要性還十分明顯,而美國仍可視中國如無物;但今天情況已大為不同,若以購買力平價計算,香港的GDP連中國的2%也不夠,而且中國早已超越了美國,成為第一大經濟體。

 

此種經濟巨大的增長必會帶來社會中多方面的變化。馬克思主義的「量變到質變」在此可看到實例。中國人民富有了,生活上的自由與方便也大幅提升。有位內地記者告訴我,幾年前她來香港,覺得香港樣樣都方便,但今年重訪,卻覺得內地生活遠比香港方便,這倒並非香港退步了,而是內地人民一部手機便可走遍天下,解決到他們生活中大部分問題,香港的科技已追不上他們了。

 

從前中國人重視增長多於環保,但近幾年中國已迅速成為太陽能和風力發電的最大利用者,且代替了要退出《巴黎協議》的美國,竟成為環保的國際旗手。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宏圖和亞投行,若在從前,恐怕和應者寡,但現今有興趣參與的已高達60多個國家。

 

港人收入只上升31%

 

在科技上,中國似正處於一井噴式階段,新產品使我們感到跟不上時代,從前的模仿已變成創新,國際科技界中早已知道中國實力的雄厚,北京的中關村已在威脅著加州矽谷的霸主地位。在一些國際調查中,中國人對經濟前景的樂觀程度一直維持在世界第一或第二的位置。美國若要制約中國的經濟,已是力不從心了。

 

香港20年來經濟的表現顯然大有不如,但九七以後,香港仍能保持基本的繁榮,實質總體GDP 20年內增長近88%,失業率低企,外匯儲備豐足,從此等意義上,資本主義香港的「一國兩制」落實得尚算成功,經濟自由也保持得不錯,在世界的各種排名中,香港的經濟自由與競爭力一直都名列前茅。

 

不過,香港的經濟理應是可以有更佳表現的。香港位處全球經濟增長動力最強的中國南大門,近水樓台先得月,但從1997至2015年,港人就業收入的中位數,在扣掉通脹後,共只上升31%,20至24歲年輕人的實質收入增幅,更低至9.3%。樓宇供應不足導致樓價大升,無樓之人叫苦連天。

 

我們可以說,在港也有部分精英捕捉到中國發展帶來的機遇,如魚得水,但大部分市民恐怕沒有受惠或受惠有限。從另一角度看,這也顯示出香港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愈來愈少,此點對香港的地位有不妙的影響。

 

上文提到中國經濟增長迅速,近年進行艱巨的經濟結構調整,仍能避免到硬著陸;但毋庸諱言,中國人均收入尚未達發達國家行列,中國的最大政治仍是盡可能利用這數百年難得一見的機遇努力發展經濟,中國社會的穩定性及中央政府所得到的高度認受性,也是建基於經濟不斷有高增長(每年GDP新增的部分,以購買力平價計算,已超過一個澳洲的GDP),以及人民生活不斷改善。

 

在外交上,中國最顧忌的應是美國的圍堵,但中國運氣不錯,2001年美國遇上恐襲,小布殊不得不改弦易轍,與中國合作反恐,這替中國爭取多七八年的外交寬鬆環境;2008年金融海嘯,美國自顧不暇,又替中國多爭取了幾年時間;特朗普上台後瘋瘋癲癲,間接提高了中國在世界政治上的領導地位。在台灣問題上,中國應已一早明白,就算香港的「一國兩制」落實得如何成功,台灣也不會相信,香港的所謂示範作用,本來便並不存在。

 

從上可知,中央政府要面對的重大問題多如牛毛,根本沒空理會香港這個只懂哭叫的孩子。張德江一再表示,香港的角色只應是一個經濟城市。若香港保持繁榮穩定,無人踩過涉及中央主權的底線,中央政府並無誘因自尋煩惱,金睛火眼的盯著香港。

 

在回歸的最初幾年,中央對港的態度幾乎是有求必應,其他省市對港甚至頗為眼紅。中聯辦與駐港解放軍都極其低調。記得曾蔭權仍當財爺時,他代表就業專責小組寫信到解放軍處要求他們幫忙訓練香港的年輕人,使他們更有紀律,增加在職場中的競爭力;但解放軍不願捲入香港事務,所以婉拒了。我的舊同事鄭國漢教授曾獲解放軍邀去講解經濟,但他發現來接他的人員幾乎迷途,可見他們整天留在軍營,不出市區,極為低調也。

 

年輕人只沉醉政治攻訐

 

從中央的角度看,此等懷柔政策並不能說成功。沙士期間,中央宣布自由行、CEPA等一系列政策,但換來的卻是每年一度的「七一」示威。在此情況下,我們大可推斷中央有兩種選擇,一是繼續懷柔,靜觀其變;二是逐步收緊,以免港人不識好歹。

 

按照中國的傳統文化,別人對你待之以禮,你卻是報之以怨,這便是尼克遜所說的鹵莽了。我猜想中央領導人可能會十分納悶,香港那些熱中於政治的人腦子是如何構造的,為何在自己實力愈來愈弱、愈無討價還價能力之時,反倒是愈搞愈激,甚至公開傳播港獨?

 

其實,這也並無難解之處,此種行為在寵壞的港孩身上容易見到,但一涉及管治權的大是大非問題,中央不會甘於扮演慈父的角色。香港的極端分子若是踏過中央底線,事實已證明,中央不會和稀泥。在這個時候叫中央採用寬鬆政策,恐怕機會已經錯失了。

 

本來香港的政治環境是可以不用劍拔弩張,中港雙贏,但這需要條件。7年多前我在本報已指出,雖然香港的GDP相對於內地已愈來愈不重要,但只要港人懂得如何在經濟上對中國作出貢獻,使人感到香港不可或缺,港人在政治上的議價地位可以保持。但可惜不少年輕人沉醉於政治攻訐中,失去對經濟建設的興趣,在北大人眼中,香港的價值只可能一減再減。

 

不過,香港還算是好運氣的,「一帶一路」國策橫空出世,港人懂基建,搞過加工區,也熟悉金融,有能力通過對「一帶一路」作出貢獻而爭取回自己的政治地位。但實際上恐怕只有部分港人能做到此點,那些只喜歡鬥爭的人不可能有興趣去思考「一帶一路」的策略。

 

最近兩三年港獨思想冒了出來,這對大多數港人來說,只可能是糟透之事。也許港獨的支持者甚少,短期內成不了氣候,但全球正處於民粹主義思潮泛濫的階段,此等思潮包含排外與反精英的元素,誰敢說對它不了了之,它便會自動消失?中央可向泛民發放回鄉證,但卻要把港獨變成過街老鼠,正反映出她對任何形式的港獨不會容忍。

 

有人認為港獨只是中央人為地炮製出來的稻草人,替鷹派找尋攻擊的藉口。我不相信此說,但就算此「陰謀」屬實,與港獨無關的泛民也可輕易化解,只要他們願意與港獨劃清界線,以行動而不是不痛不癢的罵兩句港獨,便沒有人可以把他們當作港獨了。

 

這本是舉手之勞之事,但我們見不到有此行動,這是很可惜的。這有兩個可能,一是他們沒有政治智慧,二是他們自己也是港獨的同路人或後備軍。中央對他們難感信任,怎會放心讓香港普選特首?

 

回歸20年已成過去,未來20年又怎樣?我相信更大的巨變還在未來。

 

人工智能與大數據的應用,肯定會把社會弄得翻天覆地,而中國在這些領域上早已乘上快車,是世界的領頭人了。香港若乘不上這輛快車,會否被時代拋棄,變得再無關重要。觀乎人工智能有可能於10年內取代到大半金融業的職位,香港的前途真的存有巨大風險。

 
(HKEJ 2017-6-23)

6/24/2017

俄羅斯之旅 (雷鼎鳴)


6月份,香港天氣已燠熱,但俄羅斯卻是清爽涼快。原來這個月也是俄羅斯的旅遊旺季,有些香港的旅行社,同一天便可搞到兩三個旅行團到那裏去。我幾乎走遍過歐洲諸國,但從未到過俄羅斯,今年便決定一遊。

俄羅斯是地球上幅員最廣的國家,人口密度低,但大城市如莫斯科也有千萬人口。我初到貴境,倒要處處留神觀察。莫斯科或聖彼得堡(蘇聯時期稱列寧格勒)的市區繁華處,建築風格是巴洛克式為主,看上去與巴黎或歐陸不少地方無異,但不少民居稍見破舊,據說是二次大戰過後,史太林用較低成本興建以補償戰爭時期遭到的破壞。

到訪俄羅斯很容易得到一個印象,到處都十分乾淨整潔,我從未見過在同一城市中有這麼多人整天都在掃垃圾或拖地。它每年冬天很長很冷,理應凍死了不少細菌,俄羅斯人為甚麼似有潔癖般,不斷打掃,使人費解。俄羅斯有過燦爛的文明,到那裏當遊客,便意味着要參觀多所宮殿及教堂,二者都很有特色。皇宮等若博物館,藝術品極多,牆壁及天花都有鍍了18K金的石膏裝飾,金光閃閃。導遊問我們估計用了多少金,多數人都用多少噸作答案,但我知道鍍金用量可以很少,單位應用斤計算,果然數十萬呎的宮殿共只用了8公斤的金,想來我若如此無聊,把家中天花牆壁都鍍上了金,幾安士便足夠有餘了,我應該付得起。

港人外遊 同樣大造聲浪

到俄羅斯去,改變了我對它的一些印象。沒有見到電影《齊瓦哥醫生》(我相信這是史上最偉大電影之一)中所看到面孔冷冰冰的革命分子的形象,但俄羅斯人似比美國人內斂一些,表情不會太誇張。我們的導遊倒是活潑得很,不斷告訴我們俄羅斯的各種「秘密」,以致團員受到感染,把「秘密」一詞用作口頭禪。兩位導遊都是俄羅斯姑娘,普通話都說得不錯,其中一位曾來華留過學。要她們服務一批批喧嘩得很的港客,算是屈才了。一些港人常埋怨內地來港的遊客舉止失儀,但這恐怕是中國人的通病,香港外出的遊客,一樣會不斷製造使當地人側目的聲浪。

在一個新地方,我對其人文社會的興趣大於風景。莫斯科的地鐵站各有特色,甚至可以說是藝術殿堂,但人流擁擠,上下班族匆匆而過,與世界各大城市一樣,站在地鐵站中欣賞建築藝術,形同阻街,頗為不妥。俄羅斯的芭蕾舞世界聞名,多數人嫌悶,我卻覺得很好。我在聖彼得堡觀賞到的是《天鵝湖》,主角不錯,但其他演員似是學生,其整齊程度比不上內地一流芭蕾舞團舞者雙腿要180度便180度,要90度便剛好是90度。

震盪治療 大大扭曲經濟

90年代初蘇聯解體後,俄羅斯人經歷過一段慘痛時期。葉利欽親美,被西方媒體描寫為英雄,但此人在治國能力上是草包,把俄羅斯搞得一塌糊塗,從美國所畏懼的對手變為美國的附庸。小兒在芝大讀書時所住的學生公寓,樓上竟住有數學界地位與諾貝爾獎同級的菲爾茲獎得主,來自俄羅斯的數學家。莫斯科國家大學本是世界最傑出的大學之一,但90年代人才流失嚴重,精英紛紛被挖走,芝大數學系便乘此機會弄走了俄羅斯幾名頂尖數學家,香港科大也接收過俄羅斯來的教授。

人才外流的最重要原因是當時的俄羅斯經濟陷於崩潰,大部分人民的實質收入,竟大幅下降,遠遜蘇聯時期。導致此局面的根源是葉利欽受美國專家影響,採用了「震盪治療」,即把原本的計劃經濟體制一步到位地改為自由市場。計劃經濟效率的確低,走向自由市場也十分正確,但一下子改過來卻是揠苗助長,欲速不達。經濟從一體制過渡到另一體制有大學問,當中幽微曲折處若不被掌握好,經濟會出現很大的扭曲。反觀中國同期所用循序漸進,國有及民營企業並存的「雙軌制」,卻是大獲成功,從90年代中到現在,實質GDP上升了六、七倍!俄羅斯「震盪治療」的失敗與中國循序漸進的成功,已成過渡經濟學的標準教材。某些港人所提出的「真普選」,我相信會與「震盪治療」一樣,可造成不測亂局。
(Sky Post 2017-6-23)

 

 



 
6月份,香港天氣已燠熱,但俄羅斯卻是清爽涼快。原來這個月也是俄羅斯的旅遊旺季,有些香港的旅行社,同一天便可搞到兩三個旅行團到那裏去。我幾乎走遍過歐洲諸國,但從未到過俄羅斯,今年便決定一遊。
俄羅斯是地球上幅員最廣的國家,人口密度低,但大城市如莫斯科也有千萬人口。我初到貴境,倒要處處留神觀察。莫斯科或聖彼得堡(蘇聯時期稱列寧格勒)的市區繁華處,建築風格是巴洛克式為主,看上去與巴黎或歐陸不少地方無異,但不少民居稍見破舊,據說是二次大戰過後,史太林用較低成本興建以補償戰爭時期遭到的破壞。
到訪俄羅斯很容易得到一個印象,到處都十分乾淨整潔,我從未見過在同一城市中有這麼多人整天都在掃垃圾或拖地。它每年冬天很長很冷,理應凍死了不少細菌,俄羅斯人為甚麼似有潔癖般,不斷打掃,使人費解。俄羅斯有過燦爛的文明,到那裏當遊客,便意味着要參觀多所宮殿及教堂,二者都很有特色。皇宮等若博物館,藝術品極多,牆壁及天花都有鍍了18K金的石膏裝飾,金光閃閃。導遊問我們估計用了多少金,多數人都用多少噸作答案,但我知道鍍金用量可以很少,單位應用斤計算,果然數十萬呎的宮殿共只用了8公斤的金,想來我若如此無聊,把家中天花牆壁都鍍上了金,幾安士便足夠有餘了,我應該付得起。
港人外遊 同樣大造聲浪
到俄羅斯去,改變了我對它的一些印象。沒有見到電影《齊瓦哥醫生》(我相信這是史上最偉大電影之一)中所看到面孔冷冰冰的革命分子的形象,但俄羅斯人似比美國人內斂一些,表情不會太誇張。我們的導遊倒是活潑得很,不斷告訴我們俄羅斯的各種「秘密」,以致團員受到感染,把「秘密」一詞用作口頭禪。兩位導遊都是俄羅斯姑娘,普通話都說得不錯,其中一位曾來華留過學。要她們服務一批批喧嘩得很的港客,算是屈才了。一些港人常埋怨內地來港的遊客舉止失儀,但這恐怕是中國人的通病,香港外出的遊客,一樣會不斷製造使當地人側目的聲浪。
在一個新地方,我對其人文社會的興趣大於風景。莫斯科的地鐵站各有特色,甚至可以說是藝術殿堂,但人流擁擠,上下班族匆匆而過,與世界各大城市一樣,站在地鐵站中欣賞建築藝術,形同阻街,頗為不妥。俄羅斯的芭蕾舞世界聞名,多數人嫌悶,我卻覺得很好。我在聖彼得堡觀賞到的是《天鵝湖》,主角不錯,但其他演員似是學生,其整齊程度比不上內地一流芭蕾舞團舞者雙腿要180度便180度,要90度便剛好是90度。
震盪治療 大大扭曲經濟
90年代初蘇聯解體後,俄羅斯人經歷過一段慘痛時期。葉利欽親美,被西方媒體描寫為英雄,但此人在治國能力上是草包,把俄羅斯搞得一塌糊塗,從美國所畏懼的對手變為美國的附庸。小兒在芝大讀書時所住的學生公寓,樓上竟住有數學界地位與諾貝爾獎同級的菲爾茲獎得主,來自俄羅斯的數學家。莫斯科國家大學本是世界最傑出的大學之一,但90年代人才流失嚴重,精英紛紛被挖走,芝大數學系便乘此機會弄走了俄羅斯幾名頂尖數學家,香港科大也接收過俄羅斯來的教授。
人才外流的最重要原因是當時的俄羅斯經濟陷於崩潰,大部分人民的實質收入,竟大幅下降,遠遜蘇聯時期。導致此局面的根源是葉利欽受美國專家影響,採用了「震盪治療」,即把原本的計劃經濟體制一步到位地改為自由市場。計劃經濟效率的確低,走向自由市場也十分正確,但一下子改過來卻是揠苗助長,欲速不達。經濟從一體制過渡到另一體制有大學問,當中幽微曲折處若不被掌握好,經濟會出現很大的扭曲。反觀中國同期所用循序漸進,國有及民營企業並存的「雙軌制」,卻是大獲成功,從90年代中到現在,實質GDP上升了六、七倍!俄羅斯「震盪治療」的失敗與中國循序漸進的成功,已成過渡經濟學的標準教材。某些港人所提出的「真普選」,我相信會與「震盪治療」一樣,可造成不測亂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