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1/2017

培育人才的路向 (雷鼎鳴)


今年施政報告有「培育人才」一節,提到會成立專責小組去探討「自資專上院校的角色和定位和副學位的未來路向」。此種探討是對的,但其實未來香港的人力資源需求可能會有重要的轉變,所以整個大專教育的路向也應檢討一下。

香港政府在教育上的投資所佔GDP的比例,依然遠低於發達經濟體的平均值,但因為教育向來都是政府最大的開支項目,所以不少市民都會質疑教育投資是否物有所值。據我自己的觀察,絕大部分學生都用功讀書肯思考,但大學生的形象也確有被一小部分激進分子的極端行徑所拖累,納稅人質疑,也屬合理。但按定量分析而言,香港過去大專教育的成績算是不錯。我曾用政府的人口普查原始數據多次估算過不同的因素對港人入息有多大影響,經濟學所用的標準方法是利用多元回歸估算出所謂的「入息函數」(earnings function),我估算結果的其中一個版本是,多讀4年大學,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條件下,平均收入會高出約98%,這結果顯示出社會投資在學生身上,讓他們多讀幾年書,是值得的,會有不錯的回報。

副學士課程實用價值成疑

但這結果需要小心解讀。第一,我所用的數據來自2011年人口普查,2016年普查的數據我尚未付款購買,遑論花上一、兩晚用電腦去整理計算,而數據包含2011年時不同年齡人士的資訊,有些人入讀大學可能已經是很多年前的往事了。第二,在不同年齡,有讀大專跟沒讀大專,差距可能都不同,例如剛畢業的大學生收入不一定高,但後來卻很可能會拋離沒讀過大專的。第三,近日所見,不少店舖貼出的招聘售貨員廣告,薪酬都有13,000元左右,比剛畢業的大學生已不遑多讓,大專教育所帶來的收入差距或許影響力已有變化。人口普查數據不一定能為我們找出最新的情況。

上述是指大專界的情況,十多年前才開始的副學士學位效果是否與整個大專差不多?我從前也曾通過「入息函數」的方法去估算副學士學位對就讀學生畢業後有無幫助,結果卻發現它對收入的影響似有若無,不算是好的投資。但這也許是副學士課程成立的年期太短,它的成績還未夠時間從數據中顯示出來。它的畢業生收入有限,也可提醒我們,副學士課程是否缺乏實用價值,以致僱主信心不夠?這倒是需要繼續留意的。

人工智能將取代大量工種

我們可再進一步分析人口普查的數據。在2016年,63.1%的21歲年輕人,都正在修讀課程,這個年齡絕大多數應是大專生了,香港年輕人能讀大專的,比例已頗高,跟30、40年前多了很多。但他們所讀的課程,會否並不完全配合到香港的需要?

這是有可能的,有些畢業生一畢業便7、8萬元月薪,有些則只稍過萬元,差別這麼大,當中部分原因與能力有關,但學非所用的情況應該存在。2016年,49.9%的學生選讀商科、文科或社會科學,但所有理科、工科、醫科、電腦等等加起來才是35.7%。我懷疑商科文科都訓練了太多學生,而讀理工科的人數偏低,不一定支持到香港成為科技中心的進程。

是否如此,目前還不能確定,但更重要的問題是,現在不同科目的比重及內容,是否能滿足到未來很可能會發生劇變的人才需求?為何會有劇變?我從前已提過,人工智能的進展及大數據的利用,會令大量今天的工種消失掉。科技的進步可使我們生產力更提高,但在過渡期,很多僱員都會被替代掉。甚麼樣的教育最能使年輕人適應新的人工智能環境?這是我們需要探究的。我相信人與人之間的服務業,例如護老業,不易被人工智能取代。此外,一帶一路計劃的展開,也需要新一批熟悉相關國家的人才,這也是今天大專院校所應預先培養的。

(Sky Post 2017-10-21)

 

 

 

 

10/20/2017

中史應成為高中必修科 (雷鼎鳴)


  上周林鄭發表的《施政報告》,指出由明年開始,中國歷史會落實為初中的必修科。這是十分重要及正確的決定,但尚未足夠。

 

  中學文憑試的高中課程已展開多年,我們不難見到它有三大誤失,學生難以修讀足夠數量的理科科目,對培養未來的科技人員十分不利;必修的通識科課程設計差勁,浪費學生時間,我當年負責科大商學院收生工作時,已發現此科成績並無多少參考價值;中國歷史不是高中的必修課,因不少學生只有兩個選修科,中史被擠壓,只得十分一左右的考生能考此科,嚴重影響學生的完整教育。這裏沒足夠篇幅,所以只說中史問題,其他的將來有機會才談。

 

  不同的年齡各有最適合學生學習的學科,例如語文愈早學習效率愈好,數學須要循序漸進,高中學生可以學懂牛頓力學等等。我從不認為中學有需要讀經濟或商科,歷史卻可視為社會科學之母,亦包含著學生應參詳的人文精神。歷史可深可淺,不同學習階段的人都可以從中學到一些有用的內容。

 

  從社會科學的角度看,歷史學包含了跨時空的大量資訊與教訓,對指引我們作出對世事的判斷極有幫助。中國人是幸運的,因為我們的祖宗很有歷史感,記下來的東西很多,不似有些國家般無記錄史實的習慣。況且中國歷史悠長,人口眾多,數千年的故事內容遠比其他國家豐富。先師歷史學大師何炳棣教授曾告訴我們,深入了解國史固然重要,但就算只是多讀多聽歷史故事,對我們掌握先人的智慧也極有幫助。當然,假如我們讀過正規的歷史課程,知道中國歷史的框架,讀故事時便更易知道時代背景,以及懂得將故事放在適當位置。

 

  我自小便愛讀歷史。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中,充滿智慧的例子俯拾皆是。讀《左傳》我們見到愛國商人弦高如何靠犒賞秦師而嚇退他們,年紀尚輕的王孫滿驚人的判斷力,看到秦軍路過時的輕浮不守禮,便知其「輕則寡誅,無禮則脫」,必敗無疑。讀《史記》可感受到荊軻刺秦王的悲壯,項羽設鴻門宴而不殺劉邦的不智。讀《唐史》可知李世民的勇於納諫因而造就大唐盛世。宋朝多種文獻使我們得知宋代科技文明之發達,宋朝人民如何因為需要而發明了紙幣這一種劃時代金融工具。晚清時政府如何腐敗,列強如何侵略中國,種種例子或故事數以萬計,不勝枚舉,讀幾世也讀不完,三年初中怎會足夠?讀史可使我們增加對自己國家的了解,培育基於事實的愛國精神,這也是中史成為必修科的價值。

 

  中國歷史這麼長,內容這麼豐富,光是初中是不夠的,最好的政策選項是它代替了通識科成為高中的必修科,反正在港英年代的不少時段內也是這樣做。若暫時做不到,大學既有弘揚中國文化的責任,應在取錄新生時把中史科成績計算的比重加大,這樣各中學自然有強大誘因加強中史科的教學,選讀的學生人數也會大增。

 

(Headline Daily 2017-10-20)

10/19/2017

塞勒與理性非理性行為之爭 (雷鼎鳴)


今屆經濟學諾獎由芝加哥大學商學院的塞勒(Richard Thaler)獲得,這是該校教員或校友的第90位諾獎得主,亦是芝大經濟學的第29位諾獎得主。為此事欣喜若狂的除了芝大校友外,尚有近年已形成龐大群體的行為經濟學研究者,不少在股壇中上下其手的基金經理也因誤會而成為拍手觀眾。

 

「行為經濟學」頗有語病

 

塞勒被視為近二三十年興起的行為經濟學之父。 其實這名稱頗有語病,經濟學本身的核心、任務便是解釋人類行為,何須在經濟學之前加上「行為」二字?有此名稱,可能是此道中人要顯示自己的創新性,突出此領域與傳統經濟學的不同之處。

 

在一些人眼中,經濟學的起點是假設人十分理性,亦即他們會找出在不同的制約下什麼決定才對他們最有利。行為經濟學者認為,並非人人都如此理性、如此聰敏,七情六慾會影響他們的行為和抉擇。怎樣把人性元素也引入經濟理論,使其洞察力更加精準,便是行為經濟學家希望做到的貢獻。換言之,他們要把「經濟人」還原為普通人。

 

塞勒的著作通俗易懂,本報同文亦早有介紹他的文章,因此我毋須逐一介紹塞勒眼中似乎是非理性行為的例子。簡而言之,他認為影響人類行為的因素,除了理性外,尚有感情用事,情緒往往蓋過理性,人的自控力有時不足,也頗受自己心中的公平尺度所影響,這些因素都應納入人類的行為模式當中。

 

把影響人類行為的各種因素都找出來並檢視其影響力,是十分合理的事,但這是否等於經濟學界過去都在否定心理因素?又或只要一加入這些因素,經濟學中「理性人」的行為基礎便要動搖嗎?我自中學開始便喜歡心理學,它的方法與經濟學不同,但其科學性有實驗作實證的基礎,不應低估。

 

我中學畢業後的那個暑假,因要賺錢買機票赴芝加哥留學,當上一名計算機推銷員。那時一台只懂加減乘除的計算機售價2450元,我在個半月中幾乎踏遍香港的工廠大廈。正式工作前,公司安排兩星期的特訓,早上要叫些打氣的口號,推銷時只談機器的優點,對缺點則輕輕略過等等。這些我現時認為只屬花巧的方法,倒也能捉到不少人的心理,我雖然生性懶散,每天外勤時都盡可能躲到戲院中嘆冷氣,但我第二個月仍成為公司的最佳推銷員,獲一枝金筆作獎勵。因此我不會低估心理學的實際功能。但心理因素足以改變以理性為本的經濟學嗎?

 

這裏有一個方法學的問題。首先,世界上任何理論,包括自然科學的,若要有用,便必須是虛假,不能完全真實。理論的目的是要突出重點,解釋世界,若不作簡化性的假設,理論必定複雜至完全無解釋力,亦即是完全沒有用處。所以優秀的理論的假設都應該簡單,但同時又能解釋到大量複雜的現象。

 

經濟學的理性人假設是刻意而求的簡單,它的成功之處亦在於它的解釋力特別成功。此點在貝卡爾(Gary Becker)示範下,早已深入經濟學家的腦袋,他有辦法把大量貌似非理性行為還原為理性。第二,經濟學的優點之一是它可證偽。一個典型的經濟理論是,假如我們觀察到一種制約發生變化(例如收入上升了),當事人的行為會有什麼可觀察到的改變?這些人心裏面在想什麼?有無受到情緒影響等等?因難以觀察和量度,在理論層面上便沒有那麼重要。

 

其實,要確立某些行為是非理性的,並不簡單。政府若要進一步插手改變這些所謂的非理性,更可能會把事情弄得更糟。以下舉幾個例子說明這個論斷。

 

數十年前的經濟發展理論中,常有指文化傳統等非經濟理性因素對傳統社會有很大影響。例如,印度人雖然貧窮,但他們往往會把一生積蓄盡用於婚嫁和葬禮中,因而沒有資金投資以改善生活,也因此跌入貧困陷阱中,無法自拔。

 

「理論」須突出重點

 

在表面觀察上,他們似乎十分不理性,「浪費」了資源,但同屬諾獎得主的舒爾茨(Theodore Schultz)在大半個世紀前已指出,這些農民不去投資並非他們不理性,而是他們沒有高回報的投資機會而已。舒爾茨並非無的放矢,當年稱為的「綠色革命」出現後,農業科技不時研發出新的種子,可有效吸收化肥和灌溉用水而使產量大增;農民知道後,立時改變行為,節衣縮食也要投資在這些新品種之上。由此觀之,他們初時不投資並非不理性,而是另有隱藏著但可驗證的其他原因。

 

第二個例子是退休儲蓄行為。塞勒發現,假如僱主於出糧時扣起僱員的部分薪金,將其注入僱主替僱員開設的一個儲蓄戶口,那麼僱員就算可自由把錢提走,他們也多半不會那樣做;反之,若沒有這個戶口,僱員卻不會自己開一個新的戶口增加儲蓄。本來在兩種情況下,僱員的儲蓄都應是一樣,但情況卻是,他們似乎要人推一把才肯儲蓄,這是否非理性的行為?有可能是,但我們也可說這是理性的,因為要僱員自己主動搞一個新的儲蓄戶口,多多少少都涉及一些時間成本,他們懶得這樣做。

 

第三個例子是「一拍兩散博弈」(Ultimatum Game)。假設博弈的遊戲規則如下:有100元供甲乙二人瓜分,甲有權先決定這100元自己佔多少,餘下的給乙;但如果乙不接受甲的建議,這100元便會被人收回,兩人分文也取不到。如果甲決定自己取99元,只給乙1元,乙應否接受?按理性分析,乙應接受,否則他連1元也沒有。但在實驗中,多數的乙都不會接受此不公平的分配,寧願一拍兩散。有人認為實驗結果顯示出人的不理性。不過,是否如此也可爭議,例如,乙可事先張揚,若甲不給他50元或以上,乙便一定否決這分配,一拍兩散。這倒可能是有效策略,不能算不理性。

 

第四個例子與理性預期有關。我們的決定往往會涉及我們對將來前景的評估,例如,假如我們預期將來有高通脹,物價升得快,那麼我們現在便應減持現金,早點買入實質資產以作保值。但前景如何評估?理性預期學派認為,這會基於現在人們掌握到的資訊而作的預測;但理性絕不等於不會犯錯,他們有時會高估、有時會低估,而且誤差可能很大。不過,他們若理性的話,便不應持續地高估或持續地低估,他們若發覺自己有系統性地高估(或低估)的話,自會調整預期。

 

EMH的核心觀點

 

我多年前第一篇在《政治經濟學報》(JPE)發表的論文是關於宋朝紙幣通脹的,通脹愈高,人民對紙幣的實質需求量便愈低。但我按照宋朝的數據發現,當時人民對通脹的預期並非是理性的,而是符合所謂的「適應性預期」(adaptive expectation),此種預期可以理解為沒有充分利用到資訊,有系統性偏差,所以是非理性的。不過,我們也同樣可以有符合理性的解讀,當時紙幣才剛發明,政府可隨意印鈔票,通脹是人民不大熟悉的新生事物,要經過一段長時間學習才會懂得如何決定持有多少鈔票。這並非他們行為缺乏理性,而是缺乏知識。

 

話說回來,有些人渴望經濟中理性人的假設不管用,原因可能是他們誤以為只要承認人有不理性的部分,家長式政府的有形之手便可介入,以政策糾正人的不理性行為。此種猜想,恐怕是對政府的期望過高了。除非政府是獨裁的,否則她的決策會很大程度受制於人民的意願和行為。如果人民是非理性的,我們又如何可肯定受人民影響的政府的決定是理性的?舉個例子,若以理性分析,英國脫歐或加泰羅尼亞搞獨立,後果對人民都十分不利,但投票結果卻由有損人民利益的選項勝出。

 

究竟塞勒相信市場還是更相信政府?答案是市場!去年他與其主要對手和同事、也是諾獎得主的法馬(Eugene Fama)有一錄影對話,當中他明確表示,人類尚未設計出一個比市場更好的配置資源機制。法馬是「效率市場假說」(EMH)的領軍人物,也是一個實證主義者,生平多次設計過嚴謹的驗證EMH的方法,並取得大量系統性證據支持EMH。

 

看法馬與塞勒兩位高手過招,是既使人興奮也使人沉悶的過程。興奮是因為兩人時有閃亮的觀點,沉悶是因為過招時兩人都不會把招式全部演示出來。兩人的觀點不盡相同,卻是老友,也是打高爾夫球的夥伴,大家互知對方的能耐,自己出招前大可預知對方有何方法可還招,若想不出可一劍封喉、置對方於死地的招數,還不如不出招好;就算出招時,也只是稍說一兩句,或動一動指頭、弄一種表情,對方便自然知道你的套路,不用再說下去。對內行人而言,看兩人「對決」可以十分有趣,但對外行人而言,卻或不知他們要說什麼。

 

塞勒說了什麼?他雖然提出那麼多人類非理性的異例,但他卻相信「效率市場假說」仍是分析股市的正規標準工具。至於行為經濟學可否推翻經濟學而另創一套不同範式的大理論?這個領域部分的研究者可能都有此願望,但身為此領域的最重要人物,塞勒卻是不作此想。

 

他相信行為經濟學只是為經濟學多引入一些行為模式,可以幫助豐富化或改良經濟理論,卻不會像哥白尼般推翻太陽繞著地球轉,從而帶來一個新的革命性大理論。

 

行為經濟學與傳統經濟學的關係,據塞勒所言,有如工程學與物理學的關係;只懂物理而不懂工程,便建不了橋,但工程師不懂物理也是不行的。

 

法馬提到一個有趣的典故,2002年取得經濟諾獎的康納曼(Daniel Kahneman)是一位心理學家,也相信有別於理性經濟人的行為模式。當他獲諾獎時有記者問他應如何投資,他的建議還是勸人買被動型的指數基金,因他也不相信基金經理可以持續地跑贏大市,所以選擇手續費較低、反映大市表現的指數基金最為上算。此種觀點正正是EMH的核心觀點。

 

(HKEJ 2017-10-18)

10/14/2017

論施政報告的理財部分 (雷鼎鳴)


林鄭發表第一份施政報告,共39,000字、275段,涉及的範圍頗多,一篇文章不能對所有細節都評論,這裏先只集中在理財問題上。

《基本法》107條規定政府用錢要量入為出,而且開支要與經濟增長相適應。因為香港一直實行小政府主義,《基本法》的條文便意味着政府開支佔GDP的比重不能太高。究竟這次施政報告有無違反107條,暫時仍不能斷定,某些開支將會增加,但大多數用度仍有節制,不算胡來,只是公務員編制要增加3%,是否值得,需要監察,將來有機會再談。

施政報告不同財政預算案,沒有足夠的數據可以分析,財爺說政府仍有能力支持其衍生的開支,是否如此,我不敢肯定。特首認為過去十多年政府都有盈餘,現在財政儲備過萬億,所以增加開支沒有問題。這不是足夠的論據,過去20年,政府開支增長的平均速度遠勝收入增加的速度,一個重要原因是香港人口日漸老化,需要支付的資助長者醫療、福利等開支節節上升,未來趨勢會更為明顯。根據年前我有參與的「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所推斷出的開支境況,未來幾年政府仍會有盈餘,但若不切實控制開支,不久便會出現龐大赤字。

減稅後應注意限制開支

在千禧初年,政府出現了好幾年的赤字,不少悲觀的評論認為香港已進入結構性赤字階段。我當時便不相信此等論述,我們不應把短綫的表現看作永恒,果其然,盈餘很快便出現。但同一原理,近年的盈餘一樣不能視之為結構性,將來情況如何要用更仔細的方法推敲,人口老化必然帶來的沉重壓力,不可輕忽。

施政報告宣布要減利得稅,企業頭200萬元的利潤稅率從16.5%減至8.25%,但一個財團所擁有的多個企業,只能有一個可得此優惠,原因應是防止大公司故意把自己分拆為多所小公司,以享用這稅務優惠,我相信這只能減少、但不能杜絕企業的策略性行為。

我一向支持低稅低開支,所以不會反對減稅建議,只是減稅後政府更應注意限制開支。

政府理財除了要注意收支平衡外,當然也要看看開支是否用得其所。政府開支可分兩大類︰政府的消費(如僱用公務員)與政府的投資,兩者性質頗不相同。我不相信政府的消費有甚麼乘數效應,用一元後可取回一元的效益便已算是萬幸。以2016年的數據為例,政府的消費佔GDP的比重是9.96%,以國際標準而言,不算高。問題是政府投資的部分是否恰當?

我不反對政府投資,而投資是否有利,唯一標準是投資的社會回報率是否豐厚。假如回報率低,便不要作此投資,高則可以去馬。現時一個需要考慮的問題,是究竟應投資在本地還是投資在外地?兩者皆有優缺點,不能一概而論。

投資本地基建回報遞減

現時政府開支中的投資部分以本地基建為主,但財政儲備中的資產,則多用作購買外國的證券,尤其是美元債券。在本地投資的好處是有助香港自身的發展,製造新職業;缺點是風險不低,需小心防範大白象。近年的主要風險也許來自政治,過去有人無理司法覆核,致港珠澳大橋工程延誤,損失數十億,我們記憶猶新。立法會中也時有惡性拉布,很可能削弱政府的投資回報。有一點我們要注意,當香港積累的建設日漸增多後(基建已十分成熟),便會遇上報酬遞減律的影響,投資回報率會下降,除非科技或生產力不斷進步,抵銷這效應。新加坡的經驗值得注意,此邦儲蓄率高達GDP的52%,比中國還高,這便容易使報酬遞減出現,回報低企。但新加坡解決之道,是每年將接近GDP 25%的儲蓄投資到境外,不在本地。我沒有見過哪一個國家在海外的投資可以有這麼高的GDP比重。至於香港,整個社會的境外投資只是稍高於2%而已。

港府目前的境外投資主要是買外國政府證券,優點是風險低,回報率穩定,但它形成不了香港的GDP,收益是GNP的一部分,也可增加港人的財富。未來政府的一個重要考慮,是怎樣界定政府的投資組合應有多少是境外證券、境外直接投資及香港本地的投資。

(Sky Post 2017-10-13)

 

 

10/13/2017

大塞車解「大白象」疑惑 (雷鼎鳴)


  黃金周期間,內地多處公路塞車嚴重,原本兩三個小時車程的,等閒要在車上等十來個小時,行不得也哥哥。高鐵不會塞車,但人流洶湧,一票難求。

 

  塞車使人煩悶,就算是在平時,內地大城市人民也深受塞車之苦,而這也加重了空氣污染。塞車原因當然很多,道路設計及管理不好,我相信是原因之一,但所有原因也比不上道路上汽車密度驚人這麼重要,看看黃金周公路上汽車密麻麻的境況,我們會以為公路都已變作了停車場。

 

  為甚麼汽車密度這麼高?這只可能是兩個原因:第一是車多,第二是道路面積尚未足夠。中國早已是世界上汽車的最大市場,例如在北京,汽車數量已幾近香港的十倍。我們就算不看統計數字,只要在各處路上看看,也可知中國汽車之多。在長假日駕車到別的城市旅遊,這是典型的中產階級活動。三數十年前,內地汽車玻璃窗上都掛上白紗布,以防外人窺到車中人面孔,能坐小汽車的人,都帶有點神秘性,也許都位高權重,在今天,這局面已被徹底打破,中產愛自駕帶來的自由,塞車在所不惜。用世界銀行的標準,大約五年內中國的人均收入便要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中產人口現在已開始以數億計的規模湧現,有如萬馬奔騰,勢不可擋。這對我們這些親眼見證過中國一窮二白年代的人來說,真的難以相信歷史的巨輪滾動得這麼快。

 

  中國不但中產人數劇升,交通運輸基建發展同樣是異乎尋常地快速。二○一五年中國道路共四百五十七萬七千三百公里,世界排名第三,鐵路總長十二萬四千公里,世界第二。至於代表未來,把天涯變作比鄰的高鐵,總長度已從二○○八年的六百七十二公里,變成二○一七年八縱八橫的二萬二千公里,遠遠拋離世界所有其他國家!這還未足夠,二○二五年高鐵長度還要增至三萬八千公里。據麥肯錫公司的一份研究報告,從九二至二○一三年,中國的基建投資平均等於GDP的百分之八點六,現時每年中國的基建投資額,已超過北美洲與西歐的總和!

 

  這麼大的投資額,而且長期進行,新的公路、碼頭、鐵路、機場一一出現,難免使人疑惑會否有不少大白象項目。大白象肯定存在,我在一些小機場內便見到人蹤罕至,尤其是有些地區太倚賴計劃經濟不理市場規律,但我相信情況並不嚴重。這麼多人逼爆高鐵車站,機場內大排長龍,公路大塞車,意味基建尚未足夠,怎會是大白象?在基建策略上,中國與西方頗有不同,搞基建時短線可刺激到GDP的增長,基建初成後,往往使用率也不足,但中國快速的城鎮化及經濟增長,卻往往使到少人使用的大白象短時間內變得丁財兩旺,這是經濟發展緩慢的國家所做不到的。反過來說,高質素的基建也能把城鎮連結起來,使到它們發展更快,這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策略,將來還可能在一帶一路國家複製。

 

(Headline Daily 2017-10-13)

10/12/2017

重啟政改前要想通的問題 (雷鼎鳴)


林鄭曾表示,本屆政府無意重啟政改,我相信這是實話;港人於頗長的一段時間內,能普選特首的機會很低。非建制派中有些人真心希望普選能早日出現,但他們過去太受錯誤的民粹主義思潮影響,恐怕已斷送機會;有些非建制派人物倒不一定樂於見到特首能夠普選出來,因一旦如此,他們依賴多年跟政府對著幹的策略便會大失功效,民選特首所得的票一定遠多於任何一位立法會議員,後者的民意牌便會很難打。

 

中央習慣 必須了解

 

幾年前,有多位學界朋友曾組成一個鬆散的論政團體,並推出一個叫「13學者方案」的特首選舉建議,該方案經過縝密的推敲,走中間路線,當中雖無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陷,但是可以把香港的民主進程推進一大步。

 

據我聽聞,中央政府研究並明白此方案後,曾有級別很高的國家領導人寫了封信,打算問問非建制派對此是否接受;可惜當時「佔中」出現,社會更撕裂,此等中間方案便只能擱置。後來政府推出的方案,也一如所料,不夠票通過,香港惟有原地踏步。

 

政改若要成功,必須解決3個問題,否則繼續討論也只會是浪費時間,一事無成。

 

第一個問題是,中央對港的主權如何可體現在特首的人選身上;第二是實施普選方案所帶來的後果,是否真正有利香港、有利中國;第三是改變能否依靠摸著石頭過河的思路,循序漸進,以便減低不測風險。

 

中央絕不可能放棄對香港的主權,這必然意味對特首的任免權是實質性的,中央不會接受當橡皮圖章。不過,正如曾蔭權在一個私人飯局指出,中央有一習慣,假如她認為你是可以信任的,她幾乎可以有求必應;但假如她認為某些人心存不軌,那麼便會對他們事事掣肘,不會寬鬆對待。

 

中央把港獨視為敵我矛盾,非建制派有些人不但不願跟港獨切割,言行中有時還頗有支持之態。這是最愚蠢的取向,中央政府不會信任這些人,對他們提出的方案也只會存有戒心。

 

若特首是通過普選而得到權力,這對香港的政治經濟有何長遠的具體影響,我倒是未見過有系統、有證據的論述。西方世界,或更準確一點,美國所支持的模式可歸納為所謂的「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威廉遜(John Williamson)是此模式的代表人物;我1995年在華盛頓一個學術會議中,見他極受當地國際機構人士的尊崇。

 

該「共識」又可更簡化為兩點:政治上搞民主制度,經濟上搞自由市場。不過,近年西方社會出了不少問題,民主政制阻不住民粹主義,美國選了個有惡意自戀傾向的特朗普、英國公投脫歐的嚴重經濟自殘後果已開始出現,好幾個歐洲國家差點選出有法西斯思想的人當領導人。

 

摸石過河 治國方針

 

民主作為一種意識形態,近年已失去不少光彩,爭取民主的人不能迴避兩個問題,從「此岸」到所謂「真普選」的「彼岸」是否值得?有什麼潛在的民主制度的缺陷需要化解?此等問題絕非一句「我要真普選」的口號所能回應。事實上,什麼才是「真普選」也是言人人殊,隨時可被人策略性地搬龍門。

 

摸著石頭過河是近30多年來中國形成治國方針所採用的主要方法學。社會中或學術界盡可對各種政策的後果預先作出沙盤推演,但中國走的改革道路沒人走過,理論的指引性並不可靠。要避免犯大錯,可依據兩個方法:一是用一個村落或一個特區搞試點,成功的便推廣,失敗的也可減低受損範圍;二是循序漸進,把一件改革分解為多個步驟,逐一實施,而不是搞震盪治療,一步到位。

 

這兩種互為呼應的改革方法取得巨大成功,九十年代前蘇聯經濟體瓦解後,受到美國「華盛頓共識」派的影響,大搞震盪治療,結果經濟一團糟,大量企業失去生產能力。林毅夫教授對此早有多種著作詳細分析之,不贅。

 

其實,中國搞試點或循序漸進,並不意味她推動改革慢吞吞,我們只要回顧一下,過去30多年中國的多項改革,先是把私有產權與自由市場交還到農村,糧產因而大幅上升而令人民免去饑荒之災;隨搞雙軌制,容許部分國企繼續存在,又同時鼓勵民營企業出現,以吸納失業人口;大量派遣留學生以提高科研水平;急速城鎮化使其成為經濟增長的火車頭等等,漸進中的每一步都是大動作。

 

1995年我在東京參加一個學術會議,當時國際貨幣基金副總裁費沙(Stanley Fischer,也是我初讀宏觀經濟課的老師)對我這觀點大表贊同。中國既然按此思想套路取得成功,中央政府對不按循序漸進(儘管每一步可以很大)的改變必會存有戒心,她不會接受香港政改中出現的「要一步到位」的口號。

 

其實,在中國歷史上也有不少案例可供參考,它們有助我們判斷香港政改之路應如何避免錯誤。近日偶看內地電視劇集孫儷的《那年花開月正圓》,便頗有驚喜。此劇據說是真人真事改編而成,最初我感興趣的是,劇中主角的商業決策充滿民間機智,與經濟學原理若合符節;但後來卻感到它有關清末「戊戌變法」、「百日維新」的時代背景很有啟發性,連忙翻書重溫這段歷史。

 

維新失敗 可予借鑑

 

1898年是戊戌年,明年是它的兩個甲子紀念。那年的6月11日至9月21日,頗有憂鬱小生型格、但了無見識才幹的光緒得到慈禧默許,推行過一系列的急劇改革,但100天後,慈禧改變主意,把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斬了頭,變法全面瓦解,康有為、梁啟超事先得到風聲,流亡海外。當中的失敗原因很多,每一樣均足以致命,值得港人注意。

 

一、它是典型的震盪治療。1895年的甲午戰爭中國的北洋水師敗給日本,全軍覆沒,要賠款2億3千萬兩白銀,並割讓台灣澎湖;國人群情洶湧,致有1895年的「公車上書」(舉人乘公車赴京受考,公車泛指舉人),康有為等1000多人聯署要求變法。在此情緒下,想出來的改革容易激進急躁。

 

康有為等人後來獲光緒破格接見,光緒亦對他們言聽計從。他們建議的變法以君主立憲為目的,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官僚架構等等多個層面,有些建議極為激進,光緒可以一天內連下幾十個詔書,不少變法項目都是限令沒幾天便要完成,整個官僚系統根本無法承受。做不到的官員有一大批,給維新派革掉的官員也是一大批。

 

康有為、譚嗣同甚至認為流點血,「殺幾個一品大員,法即變矣」,這些官員怎會不跑去慈禧處哭訴?凡事欲速則不達,維新運動如此,香港非建制派要求的「真普選」也可作如是觀。

 

二、主權是一個敏感問題。維新派建議穿西服,剪掉辮子,這被視作等同否定滿清的統治。更嚴重的是,康有為等人竟毫無政治敏感度,極力推薦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當光緒的顧問;又上書光緒,支持伊藤與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Richard Timothy)所建議的「中美英日合邦」,即容許列強管治中國;譚嗣同又建議把西藏賣給英吉利、新疆賣給俄羅斯,蒙古、青海也可賣,所得金錢可作變法之用,康有為也有相同想法。

 

此等言論隨即坐實對他們私通敵國、巧奪政權的批評。香港也有些人對國家主權觀念淡薄,有些人甚至是港獨支持者,正如上文所述非建制中有人同情港獨,不肯與他們切割,他們的「國際主義」自然使人懷疑「變法欺人語也」,在帝國主義橫行、列強爭相欺凌中國的年代去勾結敵國,哪會有好下場?香港的非建制派中,也有很多人不懂避忌,挾洋以自重,這不但毫無用處,還會加深猜疑。

 

三、維新派實力單薄,卻不自量力,硬要與政敵對撼。康有為是主要領袖,但他的官階只是總理事務衙門章京行走,是六品芝麻官;光緒則一生命運完全受制於慈禧,無權無才。錢穆在《國史大綱》中早有指出,他權力不足,性格軟弱,根本便成不了事。香港的非建制派也是實力單薄,但叫價甚高,犯上維新派同一種毛病。

 

百日維新與今天香港的政改當然相異處也甚多,一個明顯的差別是,滿清那時已腐敗透頂,戰爭又失敗,正處於日薄西山的狀態,但今天的中國卻正處歷史上罕見的盛世,經濟、科技和軍力的進步一日千里,人民對經濟前景的樂觀程度,世界排名僅在越南之後。

 

百日維新面對如此差勁低效的社會尚且一敗塗地,香港有些非建制派卻在幻想,只要中國經濟一旦崩潰,所謂真普選或港獨便可出現。靠幻想去推斷香港前途,是在開港人的玩笑了。

 

(HKEJ 2017-10-11)

 

10/06/2017

香港是否受威權管治? (雷鼎鳴)


國慶日有幾千人遊行示威,他們以反威權管治為主題。此事緣起於有多名非建制派因違法而被法庭裁定有罪要坐牢,亦有議員因小學雞言行失去議席,所以有人不滿。但以反威權為藉口,橫看豎看,都有點不倫不類。不過,所謂威權主義的概念,本身亦頗為有趣,思考一下或許可加深我們對人性及社會的了解。

立法會屢與政府不合作

威權主義可拆分為心理學中的威權性格及政治學中的威權管治,二者相關但卻不是同一種概念。年輕時修過社會心理學,記得在上世紀30年代有人研究納粹黨信徒的人格特徵,漸漸衍生出威權性格此一名稱,1950年加州大學的團隊出了本集大成的著作,書名便是《威權性格》。本文無篇幅討論威權性格特徵的各種研究或指標,但可極為簡略地以幾點歸納︰性格較強硬、排外、犬儒、較易受心中的權威人物影響而決定自己立場。法西斯主義者有很高的權威性格指數,但沒有足夠證據說共產主義者也是這樣。很多課本都有討論他們的特徵,不贅。

管治上的威權主義者也許在性格上也有這些特徵,但在管治上威權主義有另外的重點。威權政府會坐擁更多的中央權力,政治多元化程度較低,鎮壓政敵時較強硬,自身的領袖不一定有個人魅力,也不需要特定的意識形態。它與極權管治不同,後者一般有魅力領袖及很強的意識形態推動。

香港政府是否威權主義的政府?理論上,根據《基本法》,香港是行政主導,特首有很大的行政權力。但香港的司法獨立,在世界排名榜上依然高企,立法會與政府不合作等例子多不勝數,政府是否真的做到行政主導、權力集中,極為可疑。不少市民反會認為政府軟弱,權力應用不用,看看警察常在執勤中被人羞辱而罵不還口,我們很難把香港說成是威權管治下的社會。

港個人自由排名勝美國

威權管治與自由不一定必然排斥,但若說在一個政府喜歡鎮壓人民的社會中人民自由度仍能高企的話,便十分奇怪。根據Cato的「人類自由指數」(Human Freedom Index)排名,香港高踞世界第一,「個人自由」方面,香港的排名也高於美國,更遠勝新加坡。香港的「經濟自由指數」當然一直都是世界最高。如果有兩派人,一派說香港太過放任了,另一派卻說威權政府太壓制自由了,我雖崇尚自由,但在香港自由當世排名第一這個事實下,也不能不認為第一派比第二派更有根據。

說香港現在是威權管治,顯然牛頭不對馬嘴,但會否威權主義剛剛才浮現,將來情況會不同?《老子》十八章有言︰「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考慈;國家昏亂,有忠臣。」同一道理,若說香港需要更多的威權,有可能便是有些人太過不理社會秩序,把法治視為違法以達他們自己的義所致。有人犯罪後,視法庭威嚴為無物,並毫無悔意,這便難免使到港人思考是否更嚴厲的執法才可保護港人合法的自由。

放任容易使到人民的自由受到一些不負責任的人的胡搞所侵害,威權思想有可能成為放任的雙胞胎,一同出現。假如大家都守法,社會和諧,威權主義反會變得無足輕重。從此角度看,若將來香港變為威權社會的話,誘發者正是今天那些不懂得珍惜自由、不肯為自己行為負起責任的人。

(Sky Post 2017-10-6)

 

為郊野公園建屋計一計數 (雷鼎鳴)


  政府根據《香港2030+》估算,未來香港需要四千八百公頃土地以應付工商業、道路、房屋等等的需求,但政府暫時只找到約三千六百公頃可用土地,仍缺一千二百公頃。兩周前我在本欄指出,政府的初步推斷實屬低估,原因是香港的房屋又貴又細,港人要住得平宜一點及大一點,是合理訴求,假如在未來三十年計劃中興建的一百萬個單位面積都要大三成,並且要保證樓價有顯著下降,現時的短缺起碼有二千公頃。

 

  資深傳媒人周顯先生連續寫了幾篇很有見地的文章,與我討論土地問題,他認為政府的確低估土地需求,而且並不反對發展部份郊野公園。不過,他似乎並不同意,土地的短缺只是二千公頃,因為工商業等各種項目著著都需要更多的地。

 

  我對周顯這個論斷並無異議,但要稍作補充。我所說的二千公頃土地短缺,的確只是針對住宅房屋太小太貴的問題,並無解決工商業用地也是很貴的困境,原因是有事有輕重緩急,居住用地引發的問題太過尖銳,但如果政府能下到決心發展更多的地,當然是極值得支持的;不過,對於政府能否有足夠的意志力去排除萬般阻力,現在仍言之尚早。在此局限下,住宅用地應有優先。

 

  周顯在另一篇文章十分正確地指出,只有小部份人用郊野公園,是等於要捱貴屋的大多數香港人津貼郊野公園常客了。此種津貼是否物有所值,我們需要算一算帳。

 

  到郊野公園訪問的遊客,去年是一千三百萬人次,等於每名港人每年到訪一點七六次,郊野公園對港人的價值有多大,理論上可量度出來。假設郊野公園要收費,例如每次每人收一百元,那麼總會有人因此而不去了,對於這些人而言,去郊野公園所能帶給他們的效益,便必定低於一百元(加上時間及交通費用),否則他們便不會因一百元而不去了。郊野公園對不同人有不同的價值或效益,有人高一些有人低一些,我用自己作例子,若入場費是五百元或以上,我是不會再去的了,在此我可假設對一個訪客來說,平均的效益是五百元一次。這個假設不一定對,但就算有幾倍的誤差也絲毫影響不了以下的結論。

 

多了等於郊野公園約百分之二的土地(見兩周前拙文),不但可建更大的更多的房子,樓價也可下跌,跌一成是很保守的估計。香港的居屋及私人樓宇約有一百九十萬個單位,我們可用租金來量度住屋的機會成本,假設一個單位的平均月租是一萬五千元,那麼一成的減租等於港人每月共可省回約二十八點五億元。

  整個郊野公園為一千三百萬人次遊客提供多少價值?若每人是五百元,每年總值便是六十五億元,每月五點四億元,又因為不是抹走了整個郊野公園,只是取走百分之二的地,合理的按比例計算,效益損失是每月一千零八十萬元左右。每月付出了一千多萬元而每月省回二十八點五億元房屋成本,成本效益比例是二百六十三倍!如此大的差別,不發展部份郊野公園完全說不過去。當然,政府也應多植樹(成本很低)以補償生態的損失。

 

 (Headline Daily 2017-10-6)

10/03/2017

論「佔中」者的四大錯誤 (雷鼎鳴)


「佔中」鬧劇已過去三年。

 

這是一個非法的活動,它的失敗,可證之於在「佔中」(嚴格來說,應是「佔鐘」及「佔旺」)79天的後期,絕大部分港人已心生厭惡,多種民意調查都顯示,多數人都認為「佔中」者應退場,連主要參與者也承認失敗。「佔中」剛過去一年時,雖也有人要在金鐘搞搞「紀念」,但到場的支持「佔中」者加上反對「佔中」者總共才一千一百人。原因是當時將有區議會選舉, 「佔中」恐怕已成選舉時的負資產,政黨中人能避則避。

 

除了支持度下降外, 「佔中」也沒有為香港帶來實質性的正面變化。普選特首是「佔中者」的主要訴求,但普選在今天比沒有「佔中」前更遙遙無期。若說「佔中」毫無影響也非事實, 「佔中」形成社會大規模的撕裂,甚至是家庭內部的撕裂。支持「佔中」者雖不願承認2014年已有180多萬人簽名反對,但他們應不難印證這個數字的可信性,只要廣泛地問問家人及朋友有多少人反對「佔中」便可,若港人一面倒地支持「佔中」,香港社會怎會如此撕裂?

 

對社會形勢的錯誤認識

 

「佔中」背後所謂的理論,有幾種無可彌補的對社會的錯誤認識。

 

第一, 「佔中」發起人自稱是從「愛與和平」出發,但他們佔路多天,不少商戶無辜地遭受巨大損失,市民因交通延誤浪費了大量時間,的士司機怨聲載道,這些在在都顯出「愛與和平」口號的虛偽性。若真的是「愛與和平」,為什麼「佔中」者不去積極籌款,用以補償不認同「佔中」的人期間遭受的損失?又或者不搞「佔鐘」或「佔旺」,只「佔維園」以求減輕社會的損失?但主事者沒有這樣做也絕不會這樣做,因為其核心策略正是要以港人及社會利益為人質,以脅迫政府讓步。挾持者怎可能對人質有「愛與和平」?

 

第二,其理論推斷完全與事實不符。「佔中」發起人有一個理論,把「佔中」比為核彈,以為其威力足以使中央政府不敢不就範,會應允其要求云云。早在「佔中」前,中大便有民意調查,其結果顯示大部分港人都不相信「佔中」可迫使中央讓步。以後的事態發展亦使人清楚,中央政府不可能向威脅讓步。由此可見, 「佔中」發起人的政治判斷力還比不上大多數普通市民。

 

在方法學上,假如一套理論的主要推論與事實相矛盾,這套理論便無甚價值,可以推翻。不過,我有時也會懷疑, 「佔中」的策動者是否真的愚蠢至相信其目標可以達到。也許他們心裏也知道會失敗,但為求鼓動群眾,唯有說些違反常識的話去騙人。

 

第三,主事者似乎對「廣場定律」無知無識。發動參與者並非最困難,反而是如何「退場」,什麼時候「退場」才是考功夫的所在。參與者當中會出現權力,年輕人面對新得到的權力極容易陶醉其中,為求不用放棄手中權力,他們往往做出極端的事情。既然佔據著大台,意味著掌握話語權, 「佔中」者怎肯退場?他們就算知道不妙, 「佔中」拖得越久越會失去支持,但同時也知道有些蠢蠢欲動的人正巴不得他們早日離開大台,好讓後來者搶走權力。此種人性的醜惡,在經典小說《蒼蠅王》中已有描述。在2016年初的旺角暴動中,亦有人以更極端暴烈的手法去爭取及宣示自己的權力, 「愛與和平」在「廣場定律」面前,時間一久便必被衝擊得七零八落。

 

第四,錯在「佔中」者所宣揚的所謂「違法達義」。很多港人不見得認同他們爭取的是什麼「義」,但人各有自己的價值觀,我們也不用糾纏此點,反倒是「違法」一節便與港人的核心價值相悖。我並不認為人人都必須做循規蹈矩的乖孩子,在道德上,你犯的法若是無受害者的(victimless crime),社會也許會採取原宥的態度,但「佔中」運動導致港人損失嚴重,不屬此例。現在法律界的頭面人物紛紛表態指出「違法達義」的錯亂,但一些人被洗腦幾年,要他們重新學懂真正的批判精神,不是易事。

 

「有識之士」應負最大責任

 

「佔中」的策動者最不敢面對的,便是它為社會帶來的經濟損失。其實經濟損失絕不止於79天內商業活動受阻,及市民要多浪費寶貴的時間上班下班,更為嚴重的是受「佔中」影響的年輕人,會白白失去了他們事業上的一些重要機遇。

 

當今世界是科技出現重要革命的年代,而創新者及最具潛力的市場主要在內地,一定會衍生出大量財富與機會,大大增加人類的自由。但要利用此種歷史上罕見的機遇,不全心全力投身進去是不會成功的。大部分香港的年輕人都十分理性,也希望能建立自己的事業,但我很難想像,某些政治上腦、主張「港獨」、受極端思潮影響的年輕人,如何可以集中精神在這創新科技浪潮中?反觀內地,每年理工科的大專畢業生便有兩三百萬人,超過歐洲與美國的總和,而且他們的創業精神強大。「佔中」則在思想上、精神上拖了香港不少年輕人的後腿,長遠而言,香港經濟被人超過已將是不易否定的事實了。

 

是什麼原因使香港犯上「佔中」此等歷史性的錯誤?馬丁·路德·金曾有名言金句:「世上沒有比真誠的無知更危險的事了。」(Nothing in the world is more dangerous than sincere ignorance)年輕人滿腔熱血,我不懷疑他們大部分人的真誠,但觀乎其中部分人把上述的錯誤都犯透了,顯然他們對真實世界的政治、經濟與人類行為規律的認知嚴重缺乏,所以他們的行為也是危險的。

 

本來社會中的「有識之士」,尤其是教育界中人有責任去幫助他們看懂世界,但很可惜,某些所謂「有識之士」不但自己愚昧,犯上一大堆判斷錯誤,還大呼小叫鼓動年輕人往錯誤的、對香港有害的方向奔跑,直至他們受到重傷。這些站在道旁為年輕人的錯誤喝彩的人,應為香港受到的傷害負上最大責任。

 

(TKP 2017-10-2)

 

9/29/2017

中美朝三國的博弈 (雷鼎鳴)


3個月前我在本欄提過,3年內北韓很可能擁有能發射到美國去的洲際導彈(見6月30日〈北韓三年內有洲際導彈?〉),想不到北韓軍事力量的進步比這更快,從其近月的試驗可推斷,現在其導彈也許已有可能射到美國西岸,準確度則不得而知,而且北韓又已在試驗威力更大的氫彈了。如此發展,怎能不使人對金正恩另眼相看?美國又怎能不感到如芒在背?

要推測局勢如何發展下去,我們宜從北韓、美國與中國3方的博弈着眼。

核武成本效益遠勝常規武器

我們可視北韓與金正恩為贏家。美國軍力冠絕當世,北韓選擇與其對敵,金正恩最要警惕的是甚麼?假如我是金正恩,必會把2011年阿拉伯之春期間利比亞的卡達菲死於非命及2006年伊拉克的薩達姆被處決兩事銘記於心,而且會深信這都是美國政府搞的鬼。怎樣才能活命?答案是使到美國不敢輕舉妄動,對北韓發動戰爭。

本來金正恩已有第一道防綫。南韓是美國保護國,集中了南韓一半人口的首爾離開南北韓邊境只有35英里,大約等於大澳至將軍澳的距離,北韓的炮彈與飛彈可在三兩天內把首爾夷為平地,死亡人數以千萬計,使到美國大失面子。不過,若北韓如此做,殺害的便是韓國人,政治代價太大,而且並傷不到美國筋骨,所以這道防綫並不太可靠。

核武加上洲際導彈卻不同,正如麻省理工學院商學院的黃亞生教授近日指出,核武成本低廉,其成本效益遠勝常規武器,窮國若要與富國抗衡,選上發展核武是自然不過之事。有了核武與飛彈,金正恩的壽命才較有保障。這也是為甚麼在外國的利誘及威逼下他從不肯放棄發展核武的原因。

狂人特朗普挑戰癲佬金正恩

這裏尚有個博弈學的問題。眾所周知,若北韓真的用核武攻擊美國,她很快便會被摧毀。既然如此,她應是絕不敢用的,這意味著就算有核武也無用處,北韓的核武也就無甚威脅力可言。要破此推論,方法之一是營造癲人形象,金正恩及北韓過去的領導人往往大言不慚,狀若瘋癲,可能是扮出來的。瘋子在壓力下甚麼也做得出,核彈當然也可射出,這或許正是金正恩想營造的形象。

美國有着這個對手真是頭痛之極。在北韓核武力量不足以威脅美國時,美國尚要因南韓的安全而投鼠忌器,不敢怎樣,現在北韓羽翼已成,核彈可能射得到美國本土,美國還能怎樣?逼北韓放棄核武這一保命符不可能成功,美國還有些甚麼手段可用?特朗普其實也頗聰明,他有狂人形象,狂人對癲佬,可謂旗鼓相當,北韓也不敢完全相信美國不會發動猛烈軍事攻擊。不過,美國軍力雖遠勝,但瓷器碰上爛缸瓦,美國不易討好,所以美國惟有寄望北韓在外間的經濟制裁下會崩潰,但對捱慣了苦的北韓人民而言,此招並不見得效果顯著。

助北韓開放經濟或可解僵局

北韓在經濟上最倚賴的國家是中國,北韓9成的外貿都是依靠中國,但中國的施壓便有效嗎?北韓早已是一個幾乎沒有國際貿易完全自力更生(autarky)的國家,他最需要進口的是能源,這的確要靠中國,所以後者也不是對北韓毫無影響力。但北韓也知道,中國不會想見到北韓政權崩潰,因為一旦如此,中國的邊境便少了一個緩衝地,容易被美國勢力直達邊境,而且以後與美國的博弈便少了一隻棋子。當然中國也不想崩潰後的北韓難民潮對中國造成重大負擔,不過這隻棋子有核子牙,對中國來說也絕非好事。

對中國最理想的景況,是北韓中親華力量強大,中國對北韓有制約能力。但除非北韓突然把經濟發展看得重要,否則中國對北韓可用之牌也十分有限。

禁運、重創北韓的銀行體制等等懲罰性措施是否有效,我十分懷疑,反而幫助北韓開放其經濟,使其加入全球化經濟的大家庭,可以增加北韓胡搞時的機會成本。一個一窮二白又武功高強的國家十分危險,現在的局面正是這樣。

(Sky Post 2017-9-29)

 

鼓吹港獨與討論港獨 (雷鼎鳴)


  近月校園中宣揚港獨的事件仍未完全結束,大學校長聯署反對港獨,有大學當局則決定若校園中有港獨標語或橫額的,見一張,撕一張,亦有學生會派人守著標語,不容撕除,也曾有校長明確反對港獨,但認為若只是在大字報上「討論」則不用被禁,這些爭議,涉及甚麼是鼓吹,甚麼是討論,言論自由的界線又在哪裏?

 

  鼓吹一詞源自擊打與吹奏音樂,有宣傳、慫恿、煽動之意,鼓吹一種思想或行動時,可以曉之以理,但也可以毫無根據,百分百是宣傳。討論的基本要求是把不同人想說的意見講出來,這當中多會要求各人要說得出道理,高層次的討論要符合邏輯,結論要經得起實證的檢驗。

 

  從上述的描述中,我們可知鼓吹與討論是兩種不同的事,但兩者之間亦有重疊之處,在大學校園貼貼標語,拉拉橫額,支持港獨,這顯然只屬鼓吹或宣傳,與討論風馬牛不相及。寫文章研究年輕人為何買不起房子、在學術會議中與人辯論人類從何而來、或與朋友探討人生的意議等等,只屬討論的範疇,與鼓吹無關。不過,有時某些鼓吹又難以跟討論分得清,孫中山或毛澤東搞革命時,都要鼓動群眾,但他們也發表演說,以及寫文章客觀論證革命為何是必須的理據。社會中也有不少人根據過往的經驗認定某些港獨份子口中所說的討論只是為其鼓吹港獨作掩護。

 

  究竟哪種鼓吹,哪種討論可以被社會廣泛接受?對於一些人畜無害的觀點,例如怎樣過健康的生活,無論在鼓動或只是討論,都不會有多少人介意。不過,若是命題對社會有害,例如鼓吹仇恨或吸毒,又或討論如何進行恐怖主義襲擊,不少國家都有明文法例禁止,違者有罪,這與行動是鼓吹或是討論無甚關係。有些命題對社會的利弊並非十分清楚,但卻是違反憲法的,例如美國的黑人及女性從前並不能投票,那麼我相信先拿出來討論,再作定奪並無問題,否則便永無修憲的空間。

 

  不過,即使如此,言論自由並不意味討論的命題與過程都可毫無限制,如上所述,對一些明顯有損社會利益的命題,例如恐襲、殺人及放火等,只能反對,根本沒有其他討論空間。

 

  所有命題在討論探索的過程中,亦必須有根有據,能接受實證的檢驗。學術界素來重視學術自由,但其實行內人都懂得有嚴格的規則要遵守。發表論文時,權威學術期刊等閒都會把八九成的來稿拒諸門外,變相剝奪作者在該刊發表意見的自由,編輯及審稿人的標準便是來稿內容素質是否夠高,有無足夠堅實理據支持。香港主流的媒體,編輯也有責任按質量篩選來稿,無根無據、語無論次、或是對社會有害的稿件作者不一定有他們所希望有的言論自由。

 

  極端份子應否有鼓吹或討論港獨的自由?根據上面所用的標準,港獨不但違反《基本法》,討論或鼓吹的過程足以損害港人利益,港獨份子亦從未能提出使人信服的理由,使人相信港獨行得通對港有利,鼓吹及討論港獨的自由都應限制。

 

(Headline Daily 2017-9-29)

9/22/2017

學生運動與學生鬧事之別 (雷鼎鳴)


新學年甫始,香港的校園便鬧出冷血冒犯有喪子之痛的蔡若蓮事件,及有學生利用「民主牆」鼓吹港獨的行徑,雖然涉事的學生極少,但因為事件嚴重,衝擊着香港的核心價值及法制,社會便有校園都是沸沸揚揚的印象。這些事件在校園中發生,可算是學生主導,究竟他們的活動算是學生運動的一種,還是只屬學生鬧事?

學生運動與學生鬧事有何區別?我是學生運動的過來人,也許會對它有所美化而不自知,但在我的認知中,學生運動實有其悠長並且光榮的傳統。若學生感受到時代的訴求,承擔起民族的責任,其充滿衝刺力的運動,不難使他們站在道德高地上,成為人民希望的所在,但做到此點,前提是其運動的方向要順應浩浩蕩蕩的歷史潮流及符合人民的利益。學生鬧事則不見得與偉大的目標掛得上鈎,往往會充斥着破壞性的力量,不符社會的總體利益,人民常會厭之煩之。

五四感染力在正義性

中國現代史中的學生運動,若論地位,沒有甚麼比得上1919年的「五四運動」,其影響深遠以致從前我在芝大時的一位老師、著名政治學家鄒讜認為,直至毛澤東、周恩來在1976年去世,五四時代才算結束。從前我讀周策縱的《五四運動史》時,見到學生高呼「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口號,總會心潮澎湃。五四之有感染力,在於其正義性。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國是戰勝國之一,德國是戰敗國,但《凡爾賽和約》中,竟要把中國的青島從德國人的控制中交給日本而不是中國。學生得悉3名親日漢奸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從中作梗,索性火燒曹汝霖的寓所趙家樓,及圍毆這3人。學生雖被北洋政府抓了起來,但中國的百姓仍是同情他們。五四前後,中國的思想界變得極為活躍,1921年共產黨成立,也與此有莫大關係。

但即使是這麼一個偉大的學生運動,我們仍可見到一些頗值得我們思考的負面現象。北大校長蔡元培的行止便頗堪玩味,他拯救出被關起來的學生後知道危險,要逃離北京,臨行前卻在報章廣告上引用《白虎通》留下幾句話︰「殺君馬者道旁兒,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殺君馬者一句是指策馬者在路邊小兒的拍手歡呼鼓勵下過於興奮,要馬不停奔跑,終於喪了馬命,這暗指學生在群眾的支持下一樣可以做事過火,群眾反而是害了學生。這句充滿智慧的話,實值得搞任何群眾運動貪勝不知輸的人銘記於心。

無理無節令行動變質

五四算是成功的學生運動,但成功往往又會異化,反而使學生成為使人討厭之人。在蔡元培的好友及北大校長接班人蔣夢麟所寫的《西潮》一書中,便記錄了學生運動衰敗或學生鬧事的現象。此書第16章說︰「學生們在五四勝利之後,果然為成功之酒陶醉了。」學校裏的學生竟要奪取學校當局聘請或解聘教員的權力,若所求不遂便會鬧事,教員考試嚴格的,學生便馬上罷課反對他們,總之他們向學校予取予求,從來不考慮自己對學校的義務,「他們沉醉於權力,自私到極點」,一提到校規,便咬牙切齒,準備揍人!在一次衝突中,蔡元培真的生氣了,捲高了衣袖,喝罵學生為懦夫,並表明哪個學生碰一碰教員,「我就揍他。」

從上述例子可見,即使是開始時有堅實道理支撑的五四,學生運動亦可因為一些人承受不了權力的陶醉而墮落為自私爭權的學生鬧事。群眾運動若要成功,要講求「有理、有利、有節」,「有理」是最關鍵的。現在一小撮學生要鼓吹大多數港人所反對的「港獨」,首先便失去了理。他們懂不懂利用有利時機,我不知道,但觀乎一些學生處理「民主牆」及辱罵師長的表現,可看出他們完全不懂「有節」,做事無底綫。此種活動便只能歸類為學生鬧事,對社會無正面貢獻,浪費參與者的學習時間。10所大學校長對學生愛之深責之切,我能體會他們的心情。蔡元培當年有巨大的道德勇氣與學生劍拔弩張,今天希望學生能迷途知返的校長,其實也是在保護學生,不想他們誤陷法網。

(Sky Post 2017-9-22)

 

香港要增多少地才夠? (雷鼎鳴)


  香港未來三十年究竟要供應多少土地才「足夠」?這問題沒絕對的答案,要視乎港人對住所的擠逼及高樓價的忍受力有多大而定。

 

  據政府《香港2030+》的估計,香港的長遠土地需求約四千八百公頃(即四十八平方公里),這當中包含了工商業樓宇、房屋、政府機構、運輸、休憩、特別設施等等用地。不過,政府暫只有把握取得三千六百公頃的供應,尚欠一千二百公頃不知何處可覓,所以要成立「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去想想辦法。

 

  工商業的樓宇及道路等的用地當然重要,但港人最關心的恐怕仍是住宅的供應是否足夠。我們若細分各類型的土地供求,據政府的分析所示,未來三十年要多建一百萬個住宅單位,單是房屋的土地需求便是一千六百七十公頃,而政府暫只能提供一千四百四十公頃,欠了二百三十公頃。

 

  但此組數字只是基於香港住戶數量的變化而來,只能算是勉強應付未來的需要,未能使港人住得上較便宜及較大的房子,殊不理想。

 

  我過去說過,港人住屋又貴又細,極需改善。多貴?兩周前我提過,一個收入處於中位數的住戶要十八點一年的收入,才買得到一所價格處於中位數的住宅單位,冠絕全球。排第二名的澳洲雪梨則只需十二點二年,但要注意,澳洲的住宅比香港大得多,二○○九年,澳洲人均居住面積是八十九平方米,而今天的香港只是十六平方米(住公屋的只得十三平方米)。十六平方米是甚麼的概念?住新加坡組屋的,是人均二十七點六平方米,據國家統計局數字,二○一六年中國城鎮居民人均有三十六點六平方米,農村更達四十五點八平方米,而且住房面積連年上升,但離美國的七十七平方米仍有距離。

 

  我相信使到港人居住面積增大三成或更多是完全合理的訴求。假設只要求未來新建的一百萬個單位面積都要大三成,其他因素不變,那麼房屋的土地需求便要從上述的一千六百七十公頃增加五百零一公頃,至二千一百七十一公頃。政府原本已有一千二百公頃的短缺,加上這新的需求便是約短缺了一千七百公頃了。

 

  這是否已經「足夠」?尚未!港人一個重大訴求是不要一生一世當房奴,這需要樓價顯著下調才可以。上述的供應量只是應付到頗低的要求,樓價下跌有限。若要樓價跌得有點感覺,總也要再多幾百公頃吧!要增加多少?這無答案,加得愈多,樓價便跌得愈多,這應是摸著石頭過河的事。

 

  假設只再增三百公頃,那麼總的土地短缺量便是二千公頃。地從何處而來?將來「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或許能有精準一些的答案。不過,我相信不論填海、棕地、郊野公園等等都應作些貢獻。

 

倘若這二千公頃中的一半來自郊野公園,也只是要動用郊野公園總面積四萬六千公頃的百分之二左右,十分值得,只要政府肯再花資源多植樹,生態可能還會改善。

 

(Headline Daily 2017-9-22)

9/16/2017

學生要與違法及不道德切割 (雷鼎鳴)


新學期甫開始,一些政治思想偏激的學生又在大學校園挑動事端。大學本為追求學問的場所,但現在要還校園一個清淨的學習環境,已經不是簡單之事。

我教學多年,深知絕大多數學生都理性,肯講道理,但也知道總也有少數的人,思想走偏鋒,對學問不肯花工夫,最感興趣的便是搞政治鬥爭。因為要鬥爭,所以他們視學生會為必要奪得的平台,而大學的學生會選舉,只需極少的人投票已可合法,既然大多數人對奪此權力並無興趣,有志者要把持學生會在操作上容易做到。

煽動行為 實屬刑事罪行

最近的兩次校園事件雖可能都是政治光譜接近的人所為,但性質有頗大不同。貼標語宣揚港獨,是愚蠢及犯法行為;冷血冒犯蔡若蓮則是道德淪亡的問題,不一定犯法。不少泛民的成年人不斷說香港沒有港獨,便是不想刺激中央出招干預,但港獨的宣揚者卻是不斷大聲呼叫︰「港獨在此!」這叫那些成年人情何以堪?至於宣揚港觸犯法與否,不是看你、我或某些人所說,而是要看看香港的《刑事罪行條例》,當中可見,連發表煽動文字或印發煽動刊物,甚至管有這些刊物隨時都可被判一、兩年監禁或更多。資深大律師胡漢清最近在訪問中指出,這些法例並無過時,宣獨者為免被人送到獄中仍不知是怎麼一回事,實應在網上找來《刑事罪行條例》自己細讀。

發表涼薄的冒犯性言論,超越大多數港人道德標準的下限,但要坐牢的機會極低,這卻不是沒有代價的。教大的學生會會長表示,聽聞有些校長表明因此事不會再僱用教大畢業生,也有機構也不肯給予教大學生實習的機會。學生會會長說這很不公平。這含有「株連」成分(「連坐法」其實是比商鞅更早的墨子已有推行),當然不公平,對與案件無關的學生特別如是。經濟學家看此問題,卻會從不同持份者的角度看,才再判斷會發生甚麼事。

首先從作為僱主的校長角度看。他們會看到如下的情況︰寫涼薄標語的二人,雖不一定是教大學生,但可能性不低,此種人絕不可以當老師,否則會有不少家長追究。此種可能性是否意味着有不少其他的教大學生也有相同的歹毒思想?校長們未必知道確切答案,但若他們看不到教大的其他學生與此等涼薄行為劃清界綫,切割得清楚,校長們理所當然對僱用教大學生會更加疑慮。他們不是要歧視教大學生,而是教大學生未有向他們提供到足夠的資訊釋其疑慮。

泯滅人性 各界都要正視

校方管理層當然明白這道理,所以教大校長要神情悲憤地譴責此種行徑。學生不可不知,這正是校長努力保護學生與校譽的必要之舉。

但學生會的回應卻使人失望。若認為「株連」不公,最好便是使僱主相信大多數學生不會有此惡劣行為。但學生會不但不切割,還替涉事者辯護。正如教協前會長張文光所說,此等大字報失掉了人性,此種人性是不教自明的。學生會會長連這種基本道德觀也掌握不了,豈不愈描愈黑,連累教大的校譽及其他學生的就業機會?若要改變此局面,最有效的方法便是學生會協助校方追查出貼標語的二人,並思慮清楚為甚麼這二人應被譴責。

兩位涉事者也有其角度看此問題。我不寄望在短期內他們會深切領悟自己過錯的嚴重性,但想指出兩點。

第一,他們要明白,他們正在連累教大的學生,教大的校譽受損,學生也受到傷害。這是很不道德的行為,他們欠教大一個深刻的道歉。第二,我寫文章從來都真名實姓,我手寫我思,文責自負。大字報的冒犯語言,卻是匿名的。為甚麼你們要匿名?是自知不對感到羞恥?還是偷偷摸摸不敢為自己行為負起責任?我看不起這些人!

回想七十年代香港校園火紅的年代,大學生也積極發表意見,他們當中很多都用真名或用並不秘密的筆名寫文章,不用躲躲藏藏。今天學生中的極端分子,有膽量單獨地站出來,不用粗口與別人理性辯論嗎?

(Sky Post 2017-9-15)

9/15/2017

兩種大學生 兩條道路 (雷鼎鳴)


  最近幾宗校園事件,的確使人為香港前途憂心。教大出現冷血冒犯蔡若蓮的字句,固然使人懷疑有些人有無道德底線,但更使人擔心的是,該校學生會不但不斥責寫標語者違反學生會規則匿名張貼,而且還多方包庇,我們怎放心讓這些是非不分的人教育下一代?至於中大學生會支持宣揚港獨,則隨時會觸犯港英時代所訂立但尚未過時的《刑事罪行條例》第九及第十條,犯者可被監禁兩三年。這些學生最好自求多福,讀讀法例,搞清刑責。

 

  我教書數十年,深知絕大多數大學生都理性,肯講道理,胡搞的只是少數。學生犯錯是家常便飯,不值得奇怪。我所教過的數以千計的學生,平均的判斷力與學習能力遠高於現在所見到的極端份子,但他們一樣常常犯錯,只要他們有能力看到錯誤並糾正,問題便不大。不過,現時校園中極端份子所犯之錯,對他們自己及對社會經濟都會影響深遠,而且損害不易逆轉,不可不防。

 

  年輕人處於求學時代,簡單而言,他們有兩條路可走。第一條是努力增進學問,學懂一些對社會及自己的生產力有貢獻的知識,將來不但可為自己建立事業,而且社會也會因為他們的存在而得益。

 

第二條路是把精力用於搞鬥爭,走此路者,正規的學習成績通常不會很好,也不易搞懂真知灼見或社會所需求的專業知識,但「念念不忘,必有迴響」,日久有功,他們的鬥爭技巧多會日漸純熟,「成就」高一點的,會成功把別人的生產成果弄到自己手中(立法會中不事生產的拉布者也可享有高薪),這些人的作為,在經濟學中有個名詞,叫「直接無生產力但對己有利活動」(Directly unproductive profit-seeking activities)。成績不及他們的,也可不用工作,躲在家中當宅男宅女,父母尚在時生活不憂,還可上網匿名發表偉論辱罵他人,其樂無窮,父母將來不在時也可領取綜援度日。

 

  由此可見,走第一條路的人愈多,社會的經濟水平及增長速度都會更好,社會累積的財富不少,也可養得起一些寄生蟲。反之,走第二條路者眾多的話,社會便漸漸變得缺乏人才,經濟自會萎縮,財富短缺,僧多粥少,當寄生蟲的人就算寶刀未老,鬥爭技術高超,也分不到多少資源,內鬥反而容易出現。

 

  有遠見的社會當然都不會希望此種情境出現,最好的方法便是防微杜漸,在鬥爭活動尚未普及成為年輕人時尚之前,便將其扼殺於萌芽,否則好鬥者人數一多,互為激勵,積累的鬥爭經驗豐富後,積重難返,他們更不會放棄此道路,不會參與對社會生產活動有貢獻的活動。大學及執法當局做事若婆婆媽媽,最終會替社會造成硬傷。

 
(Headline Daily 2017-9-15)

9/14/2017

極端分子應搞清自己的刑責 (雷鼎鳴)


新學期開始,香港的校園中便發生了一系列事件,不但使教育界蒙羞,也使人擔心部分港人素質會劣化到什麼地步,香港的發展又會受到什麼影響。

 

先是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的長子因去年在單車比賽中腦部受傷而產生抑鬱症自殺身亡,竟遭人在教育大學民主牆以大字報用極為涼薄的語言冒犯,引起社會嘩然,但教大學生會會長卻竟不認同校方要追究,公民黨黨魁還強詞替涉事者辯護。涉嫌貼上標語的兩名年輕人,有可能將來會為人師表,如此毫無道德底線的行徑怎能不教我們擔心下一代會受到什麼樣的仇恨教育?

 

教育界深感悲傷羞愧

 

中大某些學生也來湊熱鬧,「民主牆」上貼滿港獨標語,其前學生會會長周峰在錄像面前大演功架,頗顯躁狂地大罵內地在港的學生為「支那人」。新亞書院院長黃乃正教授發表聲明,指周的行為粗暴惡劣,有負新亞創校諸君子的教誨,但新亞學生會不但不作檢討,還用錯誤的尺牘體裁寫了封回信,不無故意的稱呼黃乃正為「黃乃共」,並要他深切反省己過云云。內子乃新亞舊生,平素討厭政治,也按捺不住,認為此等學生行徑「映衰」母校,應該開除。

 

倘若認為上述事件只是極個別的惡劣行為,涉事學生會經教導後知道悔過,便是太天真了。沒錯,絕大部分學生都理性,可以講道理,這是我多年教學的體驗,也是我不斷地要告訴社會的,但這並不意味校園中沒有一些走火入魔的極端分子。針對蔡若蓮的涼薄言論,早於教大出現標語之前,已在極端分子盤據的網站上到處可見。張文光對教大出現這樣失掉人性的大字報深感悲傷和羞愧,認為此種人性,不教自明;張文光此言,正可說到包括筆者在內的教育界人士心裏。

 

你要這些蠻了心的人愧疚當然是陳義過高,要他們不錯上加錯恐怕也不能如願。教大隨著出現的新一波涼薄大字報,表面上是要羞辱劉曉波與劉霞的,但從語法、用字與常理推斷,插贓嫁禍的意圖都是呼之欲出。此等「小學雞」行徑目的顯然是要「平衡」一下社會對這些極端分子的不滿,騙得了誰?

 

以上事件對不少人來說,都是似曾相識。文革中的紅衛兵豈不都認為自己最「革命」(等於今天某些港人自以為的「正義」)嗎?他們要鬥垮別人時所用語言又是如何歹毒?扣黃乃正院長帽子,要他深切反省己過,又豈不是與紅衛兵們「敢把學閥拉下馬」的氣概如出一轍?文革十年浩劫過去了已40多年,毛澤東曾預言文革每隔一段時間便會發生一次,但現在內地未見文革,它卻竟在香港以不同的背景再次登場,誰敢說毛不是預言家?對香港泛民的一些東郭先生而言,大學中的極端分子也不停地在打他們的臉:你們說香港沒有港獨嗎?他們便要用更鮮明、更極端的言行去證明他們的存在。我也認為他們難成氣候,但否定他們所可能帶來的破壞卻是不符實際的。

 

表面上看來,某些大學生或年輕人的激進化似乎顯示他們攻勢凌厲,其實他們是在為自己的社會運動自掘墳墓。任何社會運動若要變得可持續,必須得到足夠的人民支持度。

 

港人不支持港獨,港獨分子卻稱可以不妨一試,而不理此舉雖不可能成功,但過程卻足以使中央失去對港的信任而大大損害了港人利益。他們自以為站在道德高地,但其行事道德標準的毫無下限,卻使我們見到他們比其攻擊對象,更加不堪。

 

我日常生活中接觸的多方友人,其實對香港的政治本來並無一定取態,但正因見到不少極端分子的胡搞,而傳統泛民又不敢與這些人劃清界線,所以不能不對他們大起警惕,甚而反感。我從來相信,走極端路線的人,不管其理念是左是右,對社會及自己的同路人破壞都會大於建設,中共黨史中,王明、李立三的極左路線便曾對共產主義運動造成嚴重的損害,這是內地中共人士熟知之事。香港的各個大學學生會只需極低的投票率便能上莊,一般學生並無興趣參與高度政治化的活動,也只有低比例的人肯去投票支持學生會,所以它們的代表性成疑,但當選者大權在握後卻容易脫離群眾,這也是他們容易走上極端路線而不自知的原由之一。

 

極端分子躁狂有因

 

為什麼這些極端分子近來顯得特別躁狂,坐立不安?我們倒是要探究一下他們正要面對的壓力。我屈指一數,起碼有4種壓力:

 

第一,過去社會中人雖屢有指出「違法達義」的荒謬,他們卻不但置若罔聞,而且還以此作為其精神支柱、道德基礎,甚而自我催眠認為提醒他們的人都是邪惡之輩。最近上訴庭的判決及嚴正的判詞,卻根本性地動搖了這根精神支柱,他們立時陷於道德低地,為千夫所指,他們如何會不躁?

 

第二,他們的一些同道中人已經鋃鐺入獄,他們豈無唇亡齒寒、兔死孤悲之感?

 

第三,法律界有獨立思考能力的頭臉人物紛紛出來表態,認為上訴庭做得對,並且不支持所謂「違法達義」的「違法」部分,這些人熟悉律法,極端分子若不把他們所言當作一回事,將來只會遇上更大的困厄。

 

第四,這些年輕人過去幾年很大可能根本無心向學,把時間投資在搞政治運動之上,據我在1999年《政治經濟學報》(JPE)一篇論文中的分析,他們會失去部分帶有生產力的人力資本,但卻可能得到更多可讓他們進行尋租活動的政治資本,而他們鬥爭的本領技能,也可能超越於把時間放在學習或生產的人。不過,面對觸犯法網的風險,這種政治資本的價值難免大打折扣,在道德上,極端分子習以為常,久居鮑魚之肆而不聞其臭的惡劣言行,清楚告訴我們其欠缺人文精神甚至人性,其政治資本加速貶值已寫在牆上。他們能不為前途擔憂嗎?

 

絕大多數的香港人都不會樂於見到年輕人前途險阻甚至要面對律法制裁,但當前的困局是,如果法律目前未能顯示其力量,公義得不到彰顯,將來便會有更多的人蹈入法網,對社會不利。是什麼原因令社會陷此困境?我素來相信思想的力量,也認為錯誤的思潮可造成巨大的破壞。

 

主流經濟學家相信人的理性,不同的人可有不同的偏好,但決定其行為的主要力量,仍是當外在約束條件改變時,其行為會有什麼調整。不過,有一種叫「字典式偏好」(lexicographic preferences),卻可使人有怪異行為。此種偏好顧名思義,是指人雖有無限多的訴求,但其重要性的排列,卻像字典一樣有先後的凌駕性。舉個例子,英文字典中的auto排在babe之前,前者有u、t、o 3個字母都排在後者的a、b 、e之後,但第一個字的第一個字母a有凌駕性,所以第一個字排在第二字之前。

 

同理,我們若有此偏好,等於在追求快樂會把所有的資源集中用在單一的目標之上。

 

在呼叫政治口號或建構理論,某些極端分子正是忽視了人類訴求的多樣性,把人民的偏好都當作是字典式的。我們可把問題稍作簡化,以方便明白當中道理。我相信社會追求的,應是人民最大的總體幸福,而這是多種因素共同形成的,但有些人卻把他們心目中的某些民主手段,例如普選,看成是有凌駕性的追求目的。

 

我們不用爭論追求民主是「達義」,還是追求人民的幸福才是,但若使用字典式偏好作分析,便不難明白為何有些人認為追求普選便足以凌駕包括法治的所有其他考慮,所謂「違法達義」的「正當性」便由此而來。

 

同理,他們在判斷一個政府是好是壞時,也用一個自定的標準為唯一根據。例如,他們對內地政府可用「不民主」或「專制」等概括一切,對中國人民自改革開放以來人均實質生產總值上升了32倍視而不見,對人民因經濟繁榮而帶來的自由與幾乎是世界排名第一的對前景樂觀的情緒更是不屑理會。我們大可不用忌諱地批判內地的種種不是,但若把政治因素完全凌駕於經濟或其他因素,正正也在體現「字典式偏好」的影響,也顯出其評價一個在人類歷史上使其人民收入有最大增幅的政權為邪惡的突兀。

 

體現「字典式偏好」影響

 

但在個人行為上,極端分子卻絕非服從「字典式偏好」。他們真的可以為其追求的所謂「真普選」而放棄一切,包括坦然坐牢嗎?以他們對上訴庭判刑的抗拒,可知其行為與從前叫的口號並非一致。也許很多年輕人從一開始便沒有搞清情況,不知自己真的要負上刑責,或刑責充其量只是社會服務令,但這是危險的,誤導他們的成年人實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資深大律師胡漢清最近一段長達半個小時的錄音訪問便發人深省。

 

胡指出,任何國家都把保護國家安全的法例放在極重要的位置,例如,意圖推翻政權的行為過去叫capital offense,因為可判死刑也。港獨是分裂國家行為,自是嚴重的罪行。從前曾德成在港英年代派派傳單一樣判了坐牢兩年。我查了查香港的法例第200章《刑事罪行條例》以檢驗胡之所言是否屬實,倒是大吃一驚。

 

此條例第一部分便講「叛逆」罪,第二部分是「煽惑」罪,可知法律對此二罪的重視。原來煽惑、勸誘或協助政府官員或警務人員棄職或擅離職守者可罰款5000元及監禁兩年;勸誘解放軍放棄職責或叛逆的,更可判終身監禁。發表煽動文字或刊印煽動刊物等第一次定罪為2年,第二次為3年,管有這些刊物第一次定罪是1年,第二次是2年。

 

經濟學家相信,犯罪者比守法者有更大的誘因搞清所面對的刑責。胡漢清特別指出,這些刑法雖是港英年代訂立,但法律仍在,法庭也無判決其為過時,打官司時只要把英女皇改為中央政府,便可按這些法律進行。我希望香港的極端分子,尤其是宣揚港獨的,最好在網上找來這些條例,甚至其他國家的相關法律仔細研讀,自己衡量,以免誤蹈法網後又喊冤叫屈,說香港已變成威權社會云云。忠言多為逆耳,無奈!

 

(HKEJ 2017-9-13)

9/08/2017

訂立《國歌法》合情合理 (雷鼎鳴)


人大立了《國歌法》,在香港《基本法》附件3中也會備載,香港須自行為此再立法,將來若有人在港公然侮辱國歌,便要受法律懲處。

尊重國歌,理所當然。但尊重之前,最好先了解其歷史及時代背景,這樣更可避免形式化。國歌《義勇軍進行曲》的作曲者是聶耳,作詞人是田漢,2人都大名鼎鼎。我當學生時,曾遍閱上世紀50年代在《人民音樂》等刊物有關聶耳的記載,並在留學生刊物寫過幾篇文章,比較3位風格不同的音樂家,包括聶耳、創作過《旗正飄飄》的黃自與《黃河大合唱》作曲者冼星海,年代久遠,舊文已找不到,甚憾。

《義勇軍進行曲》觸動人心

聶耳生於1912年,原名聶守信,雲南人。1931年到上海加入「明月歌舞社」當小提琴手,但因不滿此社販賣《桃花江》、《妹妹我愛你》等流行音樂,批評其為靡靡之音,遭解僱而離開。1933年田漢介紹他加入共產黨,這段時候全國抗日呼聲此起彼伏,上海的左翼文化人中,抗日的聲音尤烈,多套電影都或明或暗的反對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聶耳在此氛圍下,在去世前不到2年便創作了37首樂曲,70年代海外及香港的大專生相當熟悉的《畢業歌》(電影《桃李劫》插曲)及《大路歌》(電影《大路》主題曲),都出自他的手筆。

據說田漢為《義勇軍進行曲》作詞時,因情況緊急,把歌詞寫在香煙包背後,聶耳快速完成曲譜後,為避國民黨追捕而逃亡日本,不幸於游泳時溺斃。此曲在電影《風雲兒女》出現,因為詞曲都觸動了人心,迅速流行全國,甚至成為當時國民革命軍第5軍200師的軍歌。在抗日戰爭年代,它是喚起民族魂的一首經典創作,極具時代意義。

《義勇軍進行曲》歌詞雖為田漢所作,但素材很可能源自「九一八」以後東北抗日義勇軍的軍歌《血盟救國軍軍歌》。田漢是30年代上海左翼文化重要人物,寫過大量劇本與歌詞,周璇的《馬路天使》插曲《四季歌》、《天涯歌女》等經典便是他的手筆。但他的人生也頗為悲慘,坐過國民黨與共產黨的牢,他撰寫《義勇軍進行曲》歌詞時,正在逃亡路上,所以才需匆忙間把歌詞寫在香煙包上傳給聶耳。田漢在文革時遇上大禍,被關在牢中並遭紅衞兵虐待至死,其主因恐怕與「四人幫」的江青有關。江青在30年代仍是年輕貌美之時是上海的小明星,她後來最怕別人提起這往事,所以對那年代的上海文化人一早便埋下殺心,田漢是所謂「四條漢子」之一,是遭到江青怕恨的代表人物,不死不行。年前電影《建國大業》中也有田漢的角色,由甄子丹扮演。田漢的悲劇告訴我們,當社會被文革般的極端思潮所騎劫時,如何荒謬的事情都可發生。

走音犯法論故意找麻煩

因為田漢的關係,《義勇軍進行曲》成為國歌也是一波三折。1949年9月有關當局從600多件應徵歌曲中選出了此曲,當時有人認為歌詞中「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已不合時宜,建議修改,但周恩來認為應尊重歷史,毛澤東也同意,遂用了原來的歌詞。但到了1967年因田漢的問題,歌詞不能再唱,國歌便只剩下音樂。後有人修改了歌詞,但得不到認受性。1979年田漢被平反,2004年《義勇軍進行曲》作為國歌正式寫入憲法,歌詞繼續用田漢所作之詞。

自鴉片戰爭後中國百年積弱,《義勇軍進行曲》創作期間,飽受欺凌的中華民族真正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此首歌曲實在是不屈不撓的民族精神的載體。任何對國歌不莊重的舉止,不單應為法律所不容,亦應是道德上被譴責的對象。

近日一些「唱歌走音」會否犯法等「小學雞」言論,目的當然是故意找麻煩,但為了釋疑,香港倒可參考美國《國歌法》(36 US Code§301)的具體說明。該條例除了對穿有制服的軍人有特別要求外,對平民亦指明一定要在升旗奏國歌時脫帽,右手放在心上,專心站立,面向國旗或音樂發聲之處。至於是否尊重,強說為不知者大概都會懂得在教堂唱聖詩時有甚麼是不可做出的行為。在教堂不敬,信宗教者會認為此乃犯罪行為,將來要由天主發落;對國歌不敬,由法官判罰,無甚難處。

(Sky Post 2017-9-8)

 

「土地供應專責組」應發動大辯論 (雷鼎鳴)


  政府剛成立了一個「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它並無行政或法定權力,其成立的主要目標似乎是要推動一次有關土地問題的社會大辯論,但辯論不能無的放矢,這小組其中一項職權便是「提升公眾對土地供應有關事實和限制的認知」。

 

  我幾年前已贊成應該有這樣的辯論。房屋問題早已成為香港的深層次矛盾,據紐西蘭一組織Demographia所做的跨國調查,香港樓價的中位數是香港住戶收入中位數的十八點一倍,在世界四百零六個被調查的城市中,高踞第一,遠遠拋離第二名雪梨的十二點二倍。

 

  其實這對於飽受樓價愈來愈貴,但房屋面積卻小至納米型的港人來說,這個世界第一是毫不使人驚訝的。多年以來,批評樓價高的言論已不知凡幾,但頗多的評論我相信是焦點錯置,既搞不清甚麼是推高樓價最重要的因素,也不願承認天下沒有免費午餐,要樓價下降,我們便必須有取捨。這一事實,政府在辯論前希望公眾能先提高對相關事實與限制的認知,是應有之義。若不懂得對症下藥,港人可能一直都要捱貴樓。

 

  影響樓價的因素當然很多,但有些並非很重要,有些卻有決定性。我二○一○年八月三十日在《信報》寫過篇「香港樓價高企的原因」(見我的博客),指出炒家與地產商都不是高樓價的主因,土地供應不足才是。有些網民把此文罵過半死,但今天看來,我的立論完全得到事實的支持,反而是社會的後知後覺可能拖慢了制訂正確政策的時間。

 

  過去幾年一系列房屋政策已使到炒家幾乎絕跡,但樓價卻仍節節上升,「炒家論」一說,已可以不用理會。「地產霸權」一詞深入民心,地產商的確都希望賺盡,但若無政策的支持,他們的能力其實十分有限。從一九九七至二○○三年,樓價下跌了六成三,原因主要是因為預期樓宇供應會大幅上升所致。雖說當時經濟不太好,影響了樓價,但不可忘記,二○○○年期間科網股熱潮帶來的經濟復甦也扭轉不了樓價的跌勢。地產商在此役中根本無法抵擋市場的力量。舉個例子,新鴻基地產在九七時的股價高位是一百一十六元,但二十年來,它大多數時候的股價都只是稍高於一百元左右,難說它得到了多少暴利。究其原因,是地產商要面對二手小業主的強力競爭,從二○○七年到二○一一年,二手交投量是一手新樓交投的十點三倍,地產商那有壟斷能力?不過,自從近年限制小業主買賣的政策推出後,二手盤的交投便跌至一手盤的二點五倍左右,地產商議價能力反而大增。

 

  但所有這些因素又都遠遠比不上土地供應的重要性。九七至○三年樓價因預期供應增加而大跌,○九年在金融海嘯經濟大衰退的環境下,樓價反而急據上升,原因便是當年只有七千多個單位出售。今天政府重新認識大幅度增加土地供應才是治本之道,是認知上的進步。但怎樣增加,以後再談。

 

(Headline Daily 2017-9-8)

9/05/2017

是什麼損耗著港人應變創新能力? (雷鼎鳴)


1963年有一位美國的商學院教授在演說中這樣概括達爾文的進化論: 「能夠生存下來的物種,並不一定是最強大的,也不一定是最聰明的,而是最能適應環境變化的。」這段話雖不能在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內找到,卻是大有道理。縱觀世界經濟史,名不經傳的小公司走對了路後可變成巨無霸,曾領一代風騷的公司也因沒有掌握到世界的變化而要退出歷史舞台,只要看一看「一雞死一雞鳴」的高科技企業便知此言不虛。過去港人常以靈活應變見稱,但近年經濟表現失去了昔日的光彩,是否因為港人對變化已不太懂得應對?

 

我們只要看一看香港的就業情況,便可知大多數包括大學生在內的年輕人二十年來收入增幅甚慢,但也有小部分畢業後即可在職場中獲得很高薪酬。成功的多是因為他們掌握的技能可符合世界的新需求。此種情況自然會引致收入不均,事實上,以2015年為例,家庭收入的平均數等於家庭收入中位數1.69倍,這反映出有一小部分人薪酬遠遠高於一般人等。我們若將港人薪水與新興國家相比,也可發覺中國內地、印度等地人民收入上升的速度遠遠地超過香港。什麼原因造成這些現象?我相信是因不同人等對世界上的變化反應的能力不一所致。

 

錯失科技發展的絕佳機會

 

近三十年來,有兩大動力推動著世界經濟的變化,一是全球化,二是科技的急速進步,而這二者又是緊密關連的。全球化使產品的市場擴大,國際上的分工也愈來愈細密,例如一部手機的零件可以來自多個不同的國家。分工細、市場大本身便會推動生產力,舉個例子,內地的微信有近十億的活躍用戶,一個應用程式若被採納,錢途不可限量,所以這會激勵很多人去改進程式的設計。反過來看,科技的進步又會促使全球經濟一體化更易實現,只要我們看看今天通訊科技的發達,便可知天涯若比鄰已非難事,整個世界都緊密連在一起。全球化與科技雙劍合璧,互為影響,又會加快及加大它們對世界的影響。

 

這便是今天我們要面對的生存環境。而世上各地的變化中,又以內地的進展最為使人目不暇給。近年中國有所謂新的「四大發明」,即高鐵、共享單車、電子商貿與支付寶,樣樣都在顛覆著人民的生活,提供前所未有的方便。這些變化,不斷地在拷問我們:香港能適應到它們,利用到它們,還是會被它們淘汰?

 

就以這四大發明作例子,香港的回應可算是十分遲鈍的。過去八達通是極優秀的發明,使香港在小支付額的交易中領先世界。但現時通過用支付寶或微信進行的電子商貿,真的是太方便了,遠遠把沒有進步的八達通拋在後面,這難道不是向我們發出不進則退的警號嗎?共享單車在港也有人搞過,但開始時有人在惡意破壞。高鐵嗎?這是把城市與城市間的距離縮短為等同社區間距離的偉大工具,而且節省能源,但香港一直有人對此新科技強烈抗拒,港人能否適應並利用到高鐵帶來的新機遇,使人生疑。

 

在這三十多年的全球化與科技進步的巨變中,最明顯使人感到日新月異的是中國內地,而香港這個開放型的國際大都會,恰恰應是最能從這些變化中獲益的城市。但很可惜,我們在香港並未見到應有的迎接新世界的朝氣,機會在那裏,卻少人肯花費精力想想怎樣利用這些機遇去帶動出更新的潮流。是什麼障礙損耗著港人應變創新的能力?

 

政治爭拗牽扯太多精力

 

一個重要的阻力是無止境的政治爭拗。內地近年飛躍式的進步,已使它再非昔日吳下阿蒙,但部分思想僵化或別有用心的政客卻刻意地「妖魔化」中國,對其創新與進步也不聞不問。這是很可惜的,在歷史上最急劇的社會及生產力巨變中,港人竟然痛失機會,參與不足,誰會最吃虧?不要忘記上文提到的進化論中心思想,不懂得審時度勢適應世界變化的人最易被淘汰掉。反之,有部分港人樂於積極了解國家的,則較易掌握到新形勢,最有機會領導新潮流。

 

面對香港的教育,建制有無責任促進新變化?有的,教育界中人必須要問,現在課室中所教的,在五年後還有沒有價值?要不要更新課程?現在教的有沒有足夠的廣度與深度,使年輕人將來保持著有效率的學習能力。

 

政府也要注意一個趨勢,並對此作出適當的調整。現時的年輕人成長的環境與從前的分別很大。在他們從小面對的互聯網世界中,不用證實道聽塗說的消息流傳甚廣,容易扭曲他們的認知。網友們也容易物以類聚,意見相近的聚在一起圍爐取暖,外間意見與他們相左的人一旦進入他們的根據地便會被罵走,久而久之,他們根本搞不清他們小圈子以外的人的看法,把自己的觀點視為人間正義,別人的則全是邪魔歪道。在性格上,由於生育率長期偏低,不少港孩都是獨生孩子,他們對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缺乏技巧,容易犯上社交上所有的錯誤,在職場中也會吃虧。

 

政府及社會要想法應付此種新變化,否則社會容易撕裂不穩。方法是在學校中引入與他們觀點不同的意見及論據,多與內地交流使他們較易見到新變化,並且多搞一些活動,訓練社交能力及改善人與人間關係的技巧。近50年前,港英政府也曾大搞青年活動,其做法值得參考。

 

(Ta Kong Pao 2017-9-5)

9/01/2017

香港的反對派何去何從? (雷鼎鳴)


去年選舉過後的「小學雞」(幼稚)宣誓為他們的麻煩掀開了序幕,不但觸發了人大釋法,社會亦對某些當選人的低劣質素大開眼界,隨著而來共有六名議員被DQ褫奪資格,議會中非建制的實力立時大為削弱。究竟政府及建制派會乘勝追擊,利用機會改變議事規則杜絕拉布及多取一些議席,還是仿效宋襄公之仁放反對派一馬,現在仍是未知之數

 

近日林子健事件因指控太多疑點及過程太搞笑,市民除了當作笑談外,不免也懷疑某些人是否患上了被迫害狂症候,反對派本來要集結力量反對高鐵站「一地兩檢」,聲勢反而大弱,市民若沒有杯弓蛇影,自會懂得「一地兩檢」對港人的巨大好處。

 

政治一天也嫌多,林子健事件雖仍未終結,但它為反對派所帶來的尷尬,卻迅速被十三名因在東北土地事件使用暴力及三名在二零一四年衝擊政府總部廣場的學生領袖被法庭送進監獄而沖淡了。雙學三子被上訴庭加刑至坐牢六至八個月不等,會對反對派構成沉重打擊

 

反對派所受的挫折本來便是自找的。我們只要仔細分析過去二十年香港的政經形勢,不難可得到以下結論﹕中央政府認為香港可繼續搞資本主義,繼續發揮金融中心、進出口貿易中心的功能,只要港人不踏過中央的底線,即絕不挑戰中國對港擁有的主權,則中央並無干預香港政治的誘因。反過來說,若有人過了界,或明或暗推動港獨,那麼中央政府卻不可能坐視不理,當作等閒。支持港獨的人雖然不多,但香港確有產生港獨的土壤,中央政府恐怕已起戒心,在香港可肆意放任的空間已縮小

 

為何說雙學三子的判刑是對反對派沉重的打擊?這有兩方面的原因﹕第一,判刑意味著違法的抗爭活動並非毫無成本的大眾同樂活動,此案一成案例,以後同類案件的判刑便有準則,參與反對派活動的風險大增,他們號召群眾的能量定受影響。第二,更重要的打擊是理念上的。佔中運動以來,反對派一直標榜著「以法達義」的口號,但上訴庭非常清晰的判詞卻嚴厲批判了他們實際上「違法」的錯誤。上訴庭的批判本來便基於社會應有的常識,但由權威性的法庭作出這一論斷,卻不由反對派的支持者不作檢討。他們賴以號召群眾的借口正是自以為站在道德高地,此高地一崩潰,反對派「違法達義」的整個理念根基便被動搖。

反對派要害被攻,最自然的反應是奮力防守,減少損失,所以他們無可避免要反駁法庭的判決,但這須面對上訴庭判詞十分嚴謹、法官形象又獨立的事實,攻擊法庭策略上十分不智,他們更方便的方法是轉移目標,攻擊律政司長,認為他不應提出上訴。但既然法庭判政府得直,這便顯出政府的上訴正確,可為受違法活動影響的人討回公道;而攻擊律政司的理據也十分薄弱。

 

反對派陷此困境,相當程度是他們的思想方法所造成。他們的核心假設有兩項﹕第一,中央是可與妖魔相比的極權政府;第二,一人一票的直選才是真民主,民主就算不是萬能,也是能醫社會百病的靈丹。按此兩項不證自明的「公理」,他們大可推斷出任何與中國內地的交往,尤其是中央的涉入港事,都是不義之舉,反之,若在港支持他們心目中的民主模式,則是道德高尚之舉。簡而言之,他們的思維是有如幼兒般忠奸分明,非忠便必奸,忠奸標準由他們而定。

 

此種自以為正義的思維與文革期間紅衛兵的一樣,紅衛兵絕大多數都以為自己是最「革命」的(等同今天最「正義」的),其他人則為牛鬼蛇神。紅衛兵的大塊理論文章往往寫得大氣磅礴,而且在其自設的「公理」體系中,邏輯完整,但可惜一與事實相碰撞,便被證明錯得離譜。反對派有時為求撐住自己的體系,要多加一些假設,例如佔中前便預測佔中有如核彈,惡魔般的中央一定會讓步,並認為中央外強中乾,不斷預測中國經濟快將崩潰。他們也曾告訴港人,佔中能做到充滿和平與愛,又暗示就算犯法刑罰也不會重。若我們將他們的假說用歷史事實一一檢驗,立即可知道沒有任何一個主要假說經得起考驗。以方法學的標準來看,其理論已是破產,以實踐成敗作標準,也是失敗的

 

可以預見,反對派現時的必要策略除了批評律政司外,還要營造入獄者的英雄主義色彩。他們有人以為入獄可增加將來搞抗爭的政治本錢,甚至把他們與台灣當年因美麗島事件而入獄後來奪得政權的人相比。但其實他們也大可與希特勒一九二四年入獄相比,希魔在獄中寫成《我的奮鬥》,贏取大量民眾支持,後來卻為禍人間。但因美麗島事件入獄七年的張俊宏對香港反對派卻沒有這麼樂觀,反勸他們應更珍惜法治。八十年代的國民黨政府是末代王朝,一推便倒,今天的中國卻是如日中天,港府的政治總體來說雖有缺點,但總算清明。香港對內地經濟倚賴日深,時間並不在反對派的一方。反對派若不改變思維,除了在港製造亂象累己累人外,並無前途。

 

(亞洲周刊 2017-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