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8/2010

希臘危機帶出的四個問題 (雷鼎鳴)

四月二十七日,標準普爾把希臘國債評級下調至垃圾級別。兩天後,我在有線的財經清談節目Money Café 表示,我對希臘前景殊不樂觀,人民似不肯收緊開支,有賴賬的傾向。不過,因其經濟規模不大(佔歐盟總GDP不足百分之二點四),歐盟及國際社會若肯救她,目前仍有足夠實力。
五月一日,希臘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緊縮政策,包括減少公務員薪酬、推遲女性退休年齡、加稅等等,對希臘「大花筒」作風最為不滿的德國隨即也同意借出二百二十億元歐羅,使希臘總共可從歐盟及IMF得到一千一百億歐羅貸款(幾乎等於希臘半年的GDP),理應可解燃眉之急。但五月五日當國會正討論通過緊縮措施時,希臘卻出現全國性大示威,且有暴力傷亡。國會最後仍是通過這些措施,但希臘社會將來不甚和諧,已屬必然。
希臘的形勢發展觸及一大堆頗為重要的經濟與政治問題,值得我們小心思考。
第一個問題是歐羅區應否解體?這個問題極有爭議性。二○○一年,對貨幣最有認識而經濟理念接近的兩位大師佛利民(Milton Friedman)與蒙代爾(Robert Mundell)有場著名的大辯論【註】,對多個國家使用共同貨幣的利弊進行過尖銳的交鋒。身為「歐羅之父」的蒙代爾對建立歐羅區當然大聲叫好,但佛利民卻認為這是大錯。
歐羅區解體機會極低
歐羅區可對歐洲帶來什麼好處?蒙代爾認為歐洲諸國之間的貿易量會大大提高,歐洲在經濟上及政治上也會更加統一。今天我們若把歐羅區看作是統一的經濟板塊,其總體GDP與美國大致相若。理論上,若諸事順利,歐羅將來可發展成為國際上各國信任的儲備貨幣,與美元爭鋒。換言之,歐洲只須開動印鈔機,其他國家也會把艱苦生產的貨物乖乖送上,換取這些並無內在使用價值的鈔票,以作儲備,這對歐羅區各國有很大的好處。
不過,各國若用統一的貨幣,自然便失去了獨立的貨幣政策,歐羅區國與國之間亦再不可能利用滙率的升降作為防火牆,化解外來的震盪。某國若有貿易順差,因滙率不能上升,資金自然流入。這又會造成通脹。如果有逆差,資金便流走,通縮出現,但物價下調後,工資因受各種勞工合約束縛,不一定能配合地下降,這便會引起失業及衰退。使用聯繫滙率的香港在一九九八至○三年間便出現過此種困境,我們記憶猶新。
歐羅區雖用同一貨幣,但各國政府卻有主權行使獨立的財政政策,這便帶來不易化解的矛盾。倘若某國政府胡亂花錢,靠借貸度日,會造成什麼後果?假如該國財赤能保持在較低的水平,問題便不大。歐羅區各國本有義務把財赤控制在GDP的百分之三以下,但是希臘去年赤字已達百分之十三點六,累積外債估計GDP百分之一百一十五,顯然已違反加入歐羅區的協議,但其他國家可對她怎樣?
如果不拯救希臘,她幾乎一定破產,過去借給她的錢,相當一部分會追不回來。希臘自救的選擇不多,最可行的也許是脫離歐羅區,並把自己貨幣大幅貶值,希望可造成貿易順差刺激經濟,慢慢還債。但貨幣貶了值也意味着以本國貨幣計算,所欠的債務會變得更為沉重,並非是一理想後果。
希臘一旦脫離歐羅區,在金融市場難免引起震盪。市場會猜測是否還會有其他受財赤困擾的歐羅區國家會步希臘後塵,被迫退出,歐羅區會逐漸萎縮甚至解體。大家對是否持有歐羅作為儲備貨幣大有戒心,新增的風險會推高歐羅利率,不利歐洲的經濟復蘇。所以萬不得已,歐羅區其他國家就算十分憤怒,也只得繼續死撑希臘。短期內,歐羅區解體機會極低。
但這又帶出第二個問題,希臘是否可有恃無恐,不用削減財赤?觀之於希臘相當一部分人強烈反對其政府的減赤方案,恐怕不少希臘人民是不惜賴賬,也不願削減開支的。
天下間沒有免費午餐,沒有一個國家可以不理會財政紀律,長期靠外債支撑經濟。一九九六年我與當時的同事關蔭強研究香港聯繫滙率的經驗時發現,在固定滙率下,經濟對來自總體需求的震盪(其中包括政府的財政收支)十分敏感,財政政策若不穩定,經濟波幅很大。希臘若不解決其財赤困局,可對其經濟帶來巨大衝擊。
阿根廷前車可鑑
這點有先例可援。八十年代後期阿根廷不去控制財赤,只靠多印鈔票解決政府的開支,年通脹率高至百分之二千!阿根廷新政府痛定思痛,財長卡法友(Domingo Cavallo)效法香港,採用鈔票局制度,阿根廷披索與美元掛鈎,政府不能隨意增減貨幣量,物價隨即穩定下來。又因阿根廷政府同時把不少政府企業私有化,經濟效率得到提升,政府也因賣出資產而暫時多了收入,所以,九十年代中有七八年,阿根廷經濟欣欣向榮。
我與關蔭強在九八年還特地訪問她的中央銀行及其他機構,以了解其鈔票局制度的運作。可惜,阿根廷卻有一致命錯誤仍不肯改正,就是政府依然沒有財政紀律,財赤連年。八十年代它引發了超級通脹,九十年代政府不能靠印鈔票,惟有靠舉債借錢。但國際社會眼見阿根廷並無任何減赤的意圖,借給她的錢愈多便愈感驚慌,終於停止了借貸,阿根廷經濟立時陷入危機,人民爭相擠提,把披索換作美元,鈔票局制度崩潰,人民暴動,結果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總統乘直升機倉皇辭廟。
新任政府賴掉了一部分欠債,又將貨幣大幅貶值,物價上升,經濟大衰退,整個二○○二年阿根廷風雨飄搖。但貨幣貶值後的阿根廷出口也得到刺激,幾年前更因國際糧價上升,對出口大豆的阿根廷有利,經濟才止跌回升。
民主制未必有利經濟
希臘若在人民壓力下,不敢大削財赤,厚着臉皮打算賴債,阿根廷的經歷便可能重現。歐羅區其他國家若見到借出的錢如泥牛入海,保住希臘的成本太大,終於也只得放棄。是否如此結局,要看看希臘人民如何自處。
第三個問題,是民主制度是否能有效解決經濟困局?希臘是富裕的國家,民主制度亦高度發展。人民生活若豐足,不會甘於事事聽命於人,對民主的訴求會較大,這也是為什麼富裕國家多數採用民主制度。但我們卻不可把因果關係倒轉,以為民主制度對經濟增長必定有利。
哈佛大學的巴羅(Robert Barro)十多年前便有實證研究發現,在低民主程度的國家,增加民主的確有利經濟增長,但民主程度已高的地方,增加民主卻可能拖累經濟。
以希臘人民今天的情緒,如果搞一個最直接的民主行動,公投應否削減財赤,結果恐怕是政府的緊縮措施不能推行,也不能取信於歐羅區諸國,終於玉石俱焚,破產了事。
量入為出有遠見
希臘人民的憤怒,其實也不止於對政府緊縮政策的不滿。希臘政府貪污盛行,逃稅嚴重,也是造成財困的部分原因。希臘政府去年開支佔GDP四成二,收入只佔三成,差距巨大,追稅就算成功,也不可能對削赤有很大的幫助。
至於貪污,我對此問題研究多年,在國際上算是有點名氣,我知道的其中一個結論是貪污由權力造成,而干預市場的權力正是滋生貪污的溫床,我以前多次撰文談過此點,不贅。希臘的經濟自由度指數世界排名八十一,在歐羅區幾乎最低。希臘民主程度高,經濟自由度低,干預市場嚴重,我們見到其貪污盛行,不應奇怪。
香港實施聯繫滙率不能自印鈔票,與參與歐羅區共同貨幣的希臘實有相通之處。第四個問題是香港可從希臘吸取什麼教訓?既然希臘問題的根源是近年連年財赤(本世紀初希臘經濟形勢尚好),外債比例之高全球排第八,香港要注意的倒十分簡單︰要避免經濟災難,便不能如希臘人民般以為世界有大量免費午餐。《基本法》規定政府要量入為出是有遠見的條文。
註 佛利民與蒙代爾的辯論,在網上可輕易找到原文;又上周拙作「再論香港的社會流動性」所引述的有關科舉文獻《同年齒錄》,誤植為《同年齡錄》,特此更正。

HKEJ   2010-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