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復始，萬象更新。香港經歷過不平凡的一年，當然希望頹氣盡去，揭開歷史新的一頁。政府自稱香港是「動感之都」，充滿活力動感雖也不錯，但要香港轉勢，若是只懂得亂郁亂動，無的放矢，則顯然不夠。在全球經濟一體化所帶來的強大競爭壓力下，香港要殺出生路帶領潮流，「創新」精神及能力是必需的。
在過去幾十年的歷史中可以看到，港人的「創業」精神十分足夠。如果不是，也不能湧現出這麼多企業家。但港人的「創意」是否得到發揮？我們懂不懂得怎樣培養「創新」精神？
不懂保謢知識產權
這些問題不易回答。有位搞「創意工業」的朋友，最近找我就有關問題搞個講座，我頗有自知之明，對這個近乎問道於盲的要求只有拒絕，但卻同意問題的重要性，認為值得我們思考一下。
香港在今天並不以「創新」精神聞名於世，我們的創意被甚麼力量壓抑著？經濟學家一見到這種問題，必定會從回報率及成本效益的角度觀察。年前我在《星島》的專欄上也提過「創新」問題，立時有一位素未謀面的企業家來電告訴我，關鍵是政府不懂保護知識產權。現時若侵犯報刊的版權，會觸犯刑事法，但工業界發展出來的創意產品，只要稍有市場價值，都會迅速被人抄襲，受害人只能通過殺傷力較低的民事法去追究，起不了阻嚇作用。我很同意他的觀點，為甚麼報刊文章的知識產權有刑事法保護，工業及科技產品的知識產權卻沒有？創意得不到足夠的法律保護，創新活動的回報率便偏低，誰會願意搞創新？
做不做一件事，有時並不一定要看你可以得到甚麼效益，而是要看倘若你不做，會招致甚麼損失。在學術界有publish or perish (不出版就滅亡) 的壓力，出版好文章必定需要發揮創意，而這些創意是被壓力逼出的。在有點名堂的大學裏，讀博士學位的研究生多多少少都在恐懼中度日，寫不出有分量有創意的論文，教授便不准畢業，獎助學金會消失，生活頓成問題，於是想爆腦袋也要弄點新意出來。(後記﹕曾聽說過有些研究生竟要求大學提供保障﹐確保他們都能畢業﹐不禁啼笑皆非。)
危機感引發創意
有人說「憤怒出詩人」，我認為「危機出創意」，雖不中亦不遠矣。在面對生死存亡無路可走的局面下，平常沒有想到的意念也會湧現。中國歷史上思想最具創意的年代是春秋戰國，在危機繫於一髮的社會中，最懂用腦的人才能生存。
成本效益固然可為發揮創意提供誘因，但創意的境界也有高低之別，要發揮出高質素的創意，還需要多一些條件。最重要的條件之一可能是智力。有些人可以不斷發表一些新意見，但若是邏輯混亂，新意也變成胡言亂言，毫無用處。有個報導說，香港人的智商在世界排名第一，我對此說極度懷疑，但既有調查得到這個結果，或許港人不至於太蠢，若創意得到發揮，質素也不會過低。
獨尊神學遺害八百年
有一種說法是人人皆天生有創意，但後天的種種束縛卻使它不能充分發揮出來。我很同意這種說法，思想上的束縛最能窒礙創意。在西方哲學史上，有人認為聖奧古斯汀 (公元354年出生) 是影響力最大的思想家，原因不在於他比帕拉圖、阿里士多德等高明，而在於他去世後，西方世界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根本沒有出現過甚麼可與他競爭的思想家，況且當時很少人懂得希臘文及其經典，所以談不上直接受到希臘哲學家的影響。
在聖奧古斯汀以後，下一位有份量的哲學家要等到阿奎拿的聖多默 (St. Thomas Aquinas) 才再出現。阿奎拿在1224或1225年才出生，這一等竟等了八百七十年，期間西方世界竟沒出過有點思想的人才，其創意的斷絕不能不使人觸目驚心。
究其原因，中世紀的神學定於一尊，一旦質疑聖奧古斯汀綜合起來的神學哲學，便變成大逆不道，肯定不利創意的出現。在西方文藝復興後，人民思想得到解放，其後出現的藝術、文學與科學上的大量創新，正好說明束縛思想的惡果。經歷過文革的中國人對此應深有體會。香港學生在上課時多舉手提問也會被視作搗蛋，創意怎不被壓抑？
對經典既欣賞又批判
創意不但不應壓抑，還需要培養。在教育上，我最贊成的方法是從小就讓學生多閱讀人類文明史上最重要的經典之作，因為這些作品之所以能成為經典，原因正是它們內含的創意。中國舊一套的教學方法也要求幼童熟讀百家諸子，這個取向其實正確，中國代有才人出，部分原因也許在於此。但要求強記不准挑戰前人思想的做法卻十分錯誤，使到前人的創意變成後日的教條。在今天西方頂尖的名校中，熟讀經典也是重要的教學要求，但西方人不會要求強記，而是要學生把批判性及欣賞性的態度並用於經典，這與只懂背書相比，高下立判。
香港要變身為知識型經濟，發展創意工業，還有待我們檢討社會上有甚麼因素不利於港人發揮創意。年輕人創意本應最強，在教育上我們也要研究一下，現存制度有沒有摧殘他們的創新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