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2/2011

世界大變局 中國經濟如何轉型? (雷鼎鳴)

世界的大變局中,有兩點對中國經濟最重要,中國必須調整策略去面對。

其一是中國今年的實質人均GDP 已增至1978 年的十五倍,總體GDP 應可達6.7 萬億美元(要看用哪一個月的匯率作計算);若用購買力平價計,即把中美物價的差異作出調整,那麼中國的GDP 可能高達12 萬億美元,已等於美國15 萬億元GDP 的八成。兩國經濟板塊的差距迅速收窄。

其二是世界的主要經濟體盡皆形勢不妙,歐洲高福利、高稅制所帶來的債務危機沒完沒了,美國失業率仍高企,日本經濟衰足二十年後,還是毫無起色。

這兩個現象均意味出口拉動經濟的動力正在減弱,歐美日的人民消費增長放緩,不可能不直接影響中國出口。歐羅和美元相對於人民幣都在貶值,同樣不利中國出口。

國際貿易曾對中國經濟起過重大的貢獻。八九十年代中國的產品打入世界市場,其所遇到的國際競爭壓力逼使中國不能不重視成本效益,中國的產品也從低效率的資金密集轉到勞動密集。但現在若出口不濟,中國要轉向增加內需,出口的企業便要轉戰國內市場,與原早就面向內地的企業競爭。


不能單靠資本積累推動經濟

這種競爭並不如想像中容易。出口企業擁外有勞動力比外國企業便宜的優勢,所以在世界市場中所向披靡;但在內地,其競爭者一樣有廉價勞工為其工作,出口企業的優勢立時盪然無存,鹿死誰手尚不可知。出口企業若要在內地市場中突圍而出,便要在產品創新、科技和人才上有所進步。這是中國經濟轉型的一個重大挑戰。

中國GDP 組成中差不多一半來自投資(私人加上政府),即社會每生產100 元,只能消費50 元,其他的要儲蓄起來用以投資。在這麼高的投資率下,分析中國內需必不可不理投資的部分。

投資率既這麼高,資本的積累必定較快。這本來應引致「報酬遞減」出現,但在中國這似乎暫時並不明顯,她的資本邊際回報率還是保持在22%左右(見5 23 日拙作〈中國的投資回報率為何一直能高企〉),當中原因可能有三個。

第一是中國製造業的大規模生產有規模效應,工人工作經驗的積累很快。

第二中國人口城鎮化。1978 年,城鎮人口只佔總人口的18%,今天則有50%。這意味用作農業生產的人口愈來愈少,但製造業及服務業可僱用的人力卻大規模增長。假如光是資本上升,勞動力不變的話, 「報酬遞減律」的影響會較大;但現在不但是資本多了,勞動力也多了,報酬遞減的作用會受到部分抑制。不過,人口城鎮化這麼高的速度能維持多久,是未知之數,中國不能主要靠資本積累去推動經濟。


「報酬遞減律」必起作用

第三是中國不斷找到新的基建投資項目。這三十多年來,城市從不足兩百個增至超過六百個。一座一座城市的建立,一條一條連接這些城市的超級公路出現在我們眼前,未來還會有五萬公里的高鐵網絡、幾十個新機場;保障房今年建成一千萬個單位後,未來五年還會多建三千六百萬個單位。這些投資不見得全部合乎成本效益,但若以歷史的角度觀之,因中國已進入中等收入階段,社會總需要較多的基建和房屋,所以這類投資的浪費性我相信不高。

雖則如此, 「報酬遞減律」不可能不起作用,靠超高的資本積累去拉動經濟增長終會有局限。解救的方法是把投資轉型。其中的一個方向是仿效新加坡般,把部分資金投到國外;但到目前為止,中國這方面的成績並不顯著,有些項目虧本不須再說,收購別國的礦場也遇到諸多阻撓,這條路似乎並不易走。更好的投資方向應該是培養及吸納人才。

中國財政性的教育經費佔GDP 的比例,政策目標曾經是4%,但老是達不了標,只在3.5%以下浮動,在世界排名中入不了一百名,原因使人疑惑,不能不深思。至於吸納人才,力度同樣不足。中國有所謂「千人計劃」,即撥出經費招納千名人才回來當海歸,但現在在歐美的華人高級科技人才以十萬計。假如把他們全吸引回國,中美的科技力量對比會起到重要變化。

十萬人多少錢?以年薪100 萬元計,大約是每年1000 億元人民幣。這項投資與中國每年超過20 萬億元的投資總額相比,只是微不足道,中國政府似乎仍未明白投資要轉型到人才投資的重要性。在歐美經濟不景的條件下,吸納人才是好的時機。

經濟轉型中另一要注意的問題,是政府控制的資源是否過大。中國近幾年來似乎是按「國家資本主義」的模式去發展。所謂「國家資本主義」,就是政府控制大量的資源與權力,並且使到國企在市場中有壟斷地位。中國政府似乎忘記了國企效率的低下。


三四年後走進「人口赤字」

1978 78.3%的就業人口在國企工作,其餘的主要在集體企業。當時每生產1美元的GDP,中國的耗能量是德國的5.9 倍、印度的1.64 倍;耗鋼量是德國的2.9 倍、印度的1.29 倍。就算是今天,若投入的資源與人力相同的話,國企的產出平均仍遠遜於民企,其浪費與低效率可見一斑。

不過,中國近年「國進民退」,政府控制的資源有增無減,三年前4 萬億元救市方案中政策也是向國企傾斜,它們就算沒有符合效益的項目,仍可以低息借到資金,間接造成了月前內地資金鏈斷裂的危機(見本報今年10 10日拙作〈內地資金鏈斷裂會否構成危機?〉)。中國若要保持可持續的高增長,最應該做的是約束政府的規模,讓民間的企業家不用面對國企不公平的競爭。按照這個思路,政府應大幅減稅( 現時入息稅的邊際稅率高達45%),而不是容許苛捐重稅不斷出現。

在生產力方面,中國亦可能要面對一系列問題。首先是人口結構。中國現時仍有「人口紅利」,即適齡工作的人口佔總人口的百分比仍在上升,這樣對人均GDP (即GDP 除以總人口,而不是GDP 除以勞動人數)有幫助,但大約三、四年後中國便要走進「人口赤字」,適齡工作的人口比例愈來愈低,倒過來拖慢GDP的增長。

第二,中國在科技上過去擁有後發優勢,可以不用從零開始便可抄襲西方經多年時間才發展出的科技。中國與西方科技水平差距已然縮窄,後發的優勢日益減少,若自身的創新不足,生產力的進步會減慢。

第三,民營企業若受到太多掣肘,發展空間縮窄,企業家創新的精神便會受到壓抑。

第四,中國與印度等新興國家發展迅速,對能源及天然資源需求日增,它們的價格自會被推高,制約經濟發展的速度。同理環境的破壞也會使到發展的成本不斷上升。


需人力資源和科技創新

上述與生產力有關的變化是挑戰,但同時也可指出經濟轉型的新方向。人口老化意味醫療及生命科技愈益重要,它們會成為GDP 中更大的板塊。既然天然資源與能源價格都會上升,節能及節省天然資源的產品也會成為新的發展方向。環保產品及生產模式也會日漸成為主流,例如高鐵此種極度節能的交通工具,會在油價不斷上升後更受歡迎。

但上述的轉型方向都需要共同的條件,即人力資源與科技創新。恰恰是在這些方面,中國大有改善的空間。教育的公共開支佔GDP 的比重,在世界各國的中位數大約是5%,如上所說,中國早有目標說要達到4%,但多年來說來說去,連3.5%也突破不了。

至於科研的開支比重,中國只用了稍多於GDP 1.5%,與台灣、新加坡2.5%至3%之間的水平相差頗遠,與南韓、日本、瑞典等3%以上的開支,更是遙遙不及。

中國若肯把佔GDP 比重一半的投資性開支,從傳統的搞基建買機器等粗放型方法轉到教育及科研上,未來的有效率的經濟轉型才更有可能。

編按:本文是作者在12 11 日上海舉行的第11 屆「中國經濟學年會」的閉幕演講稿


HKEJ  2011-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