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1/2012

市場經濟與道德有無矛盾? (雷鼎鳴)


眾所周知,商業化或商品化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個特色。去年本欄曾經評介哈佛哲學教授桑德爾(Michael Sandel)的大作《正義──一場思辨之旅》(〈「公義」與財富配置〉,刊2011 8 29 日),月前桑德爾又有新作:《金錢買不到什麼》(What Money Can't Buy: 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書中對各國──尤其是美國──社會中諸事商品化大為不滿,認為市場價值觀侵蝕了道德教化,經濟學則進入了一些它不應進入的領域。

桑德爾書中用了不少例子闡明他的觀點。他用的例子中,有些我耳熟能詳,我在一些經濟入門課中過去亦曾多所運用;但他例子中也確有不少十分有趣,有些甚至匪夷所思。例如,他引述一段2001 年的新聞,天津有所「道歉公司」,客戶只要給它付錢,它便可提供道歉服務,向客戶得罪過的人用不同形式說聲「對不起」。


警車消防車可賣廣告?

又例如,倘若你正在為婚禮中要發表的演說發愁,不知如何才能說得情深義重、賺人眼淚,那麼你不用再擔心了,有些公司會替你寫講稿,價錢視演講長短、感人程度,以及是否度身訂做而定。再有一例子,在香港我們見慣了巴士、小巴、電車車身上都有廣告,但知否美國某地的消防車也曾髹上KFC 火辣雞翼的廣告?曾有公司甚至建議以幾乎是免費的價錢向警方贈送警車,條件是車身須有廣告。

桑德爾對這類現象十分不滿,用金錢買回來的「代客道歉」或「愛情宣言」怎會不是虛情假意?消防車或警車是社會公器,以它賣廣告,置政府顏面於何地?當然,反駁者也可說,如無道歉公司的服務,某些破壞了的關係,可能永遠無法復修。

對文思窒礙、口才拙劣的人而言,有人代其撰寫婚禮演說,正好替他表達心意,無可厚非。某些城市經費短絀,買不起警車或消防車,若無人贈車,該地的治安或防火能力恐怕都要大打折扣。


一支鉛筆看出市場力量

桑德爾認同市場機制是配置資源、尤其是物質資源的最有效率的工具,但他認為市場意識的勝利(market triumphalism),在在都影響到社會道德的規範,所以市場機制對意識形態的影響並非是中性的,有時甚至是有害的。

大部分經濟學家對桑德爾的觀點可能不以為然。什麼是市場機制?說到底,它只是一個容許不同人等互相交易的平台。每人擁有的東西或懂得生產的產品,與他們希望消費的產品不會完全相同,容許他們互相交換這些產品,正是市場機制的根本功能。由此看來,市場只是一個工具,正如剪刀、筷子、電腦、槍械等等工具,市場本身並不屬於道德領域。

不過,市場的配置效率又的確高超。以鉛筆為例,天下間沒有人懂得完全獨立地製造一支簡單的鉛筆,它的材料包括木條、石墨、鐵、擦膠(其實不是膠),而製造這些材料時又涉及用工具伐木、開礦等等活動,世上哪有人完全掌握這些技術?但市場機制卻有辦法把成千上萬互不認識的人組織起來。

多人要買鉛筆,石墨需求便會上升,這又會自動推高石墨的價格和石墨工人的工資,這使到他們更願開採更多石墨等等。市場的配置效率創造了大量財富,這便難免使人更願意按照市場機制的規則參與交易活動,對於一些鄙視交易的人而言,他們的價值觀的確有可能受到揚棄。這是人民自由意志的選擇,但不能引申為市場機制本身含有道德性。


市場與貪婪的關係

2008 年金融海嘯後,不少人把市場與貪婪混為一談,但近來此種態度有變。

去年10 月,蓋洛普的民意調查發現,64%的美國人民把當前經濟困境主要歸咎於美國政府,主要歸咎於華爾街的只有30%。貪婪與市場機制有沒有關係?是有的。

佛利民有言,市場機制的設計正是針對人類有貪婪的一面,而且是把貪婪引導至有建設性的最有效機制。市場中我們常見到人們討價還價,若非貪婪地希望以最少的價錢換取最大的好處,怎會討價還價從而達到最後互利的成交?

經濟學並不假設人人皆貪,但卻必定假設世上資源稀缺,後者是經濟學的根基;在資源充裕的領域,經濟學並不適用。不過,在解釋人類的某些行為時,經濟學並不介意假設這些人都是貪婪的,但同時他們又受各種制約束縛著。第二步便是設身處地把自己代入這些人當中,判斷在這些制約之下自己會怎樣做。

第三步便是判斷如果這些制約發生改變,自己的行為會隨著有什麼調整才最符合自己的利益。這種方法學的核心便是找出一些可觀察到的制約上的變化(例如自己中了六合彩,突然發達),對一些可觀察到的行為(例如會否多購買名牌手袋),有什麼因果關係。研究貪婪的人對制約的變化有什麼反應,使經濟學的預知力十分強大而且準確,但這顯然與經濟學是否認同貪婪這一道德問題毫無關係。在軍事上優秀的將領都懂得把自己代入敵人的思維,但這當然不等於認同敵人。


碳排放配額涉道德意義?

以此角度觀之,我們可發現桑德爾在書中分析一些有趣的例子時,心態頗為迂腐。

1997 年的京都會議在討論地球暖化時,美國曾堅持在減少碳排放時,必須引入一項交易條款——各國可以都有碳排放的限額,但某國若需更多的碳排放時,要先把別國的限額買入才可進行。換言之,出售自己限額的要減排,付出代價後的國家可增排,但世界各國的總排放量不會高於原來所設的限額。

從經濟學看來,這是雙贏的方案,地球上的二氧化碳又可望減低,有利環保。

但桑德爾當時在報章上撰文,從道德上反對這方案。反對什麼?原來他認為碳排放是不道德的,若付了錢後便可多排放,會削弱減排保護環境的道德力量。

碳減排是否符合道德見仁見智。對一些急欲發展的國家而言,在發展過程中不可能不排放。減排可能意味她們永遠深陷貧窮當中,不得超生。我從前讀過一些報導,香港曾有調查,問受訪者是否贊同環保,絕大多數人都贊同。但問到是否願意付出代價(例如徵稅)保護環境時,收入較高的一群則說願意,收入低的卻不贊同。由此可知,處於不同發展階段的人對環保的觀點不一。

我們若採用桑德爾當年的觀點(近年稍為軟化),純以他個人心中的道德尺度作準則,反對碳排放量的交易機制,結果會怎樣?恐怕是碳排放量更控制不了。桑德爾當年遭大肆批評,教過他經濟學入門的老師對他大表同情,但卻同時要求他不要讓人知道他上過這位老師的課。桑德爾對經濟學和市場的理解,真的不算怎麼樣。

七、八十年代時很多難民要求到美國(香港一樣有越南船民),美國政府和人民大感頭痛。從道德角度,不讓人進來似乎於理不合,但從利益角度又感吃虧(香港不也是有相同問題嗎?)。當時有人建議用價高者得的辦法,誰付得起一筆錢便接納誰。

桑德爾對這類建議十分反感,認為應幫助難民,怎可要他們付錢?假如美國的移民配額極度充裕,誰都可以到美國定居;桑德爾當然可唱高調,但美國人不願自己的利益受分薄(拒絕利益遭分薄是否不道德?),又不想負上完全拒絕難民的惡名,所以才有價高者得的建議(近年的投資移民正是這類政策的變種)。唱高調的政策我一向懷疑。


市場效率衝擊傳統觀念

美國有一種生意,專為將死之人而設。假如某人早已買下人壽保險,但突然驗出身懷絕症,不久於人世,而他又急需錢用,那麼,他便可以與一些公司作交易,條件是公司立時付出一筆錢,但人壽保險的受益人要改為該公司。這看來也是互利的交易,因病人未死前有錢可用,公司亦可從今天的付款與將來收取的保金的差額中賺得利潤。

不過,交易一經簽定,公司便會希望病人「早死早著」,若因靈藥面世他變得長命百歲或保單到期時他仍在生,公司豈不虧本?因此之故,公司常要打電話到病人處,查詢他死了沒有。

這種態度的確不會為人所喜,但雙方既因可以互利而一早簽約,病人當可早料及此。若我們認為此種交易不道德,把它禁止,病人與公司雙方都會失去一個互利機會,我們又憑什麼說剝奪了人們的自由互利的選擇權時,世界會變得更加道德?

市場可以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從而創富,使更多的人得益。市場活動因此變得很有活力和生命力,我們可不斷看到人們想出各種方法利用市場機制。但這種活動又很可能衝擊到一些舊有的觀念。我們可以完全不理舊有的倫理道德,什麼事物都可交易,但也可堅持道德教條,對市場的交易機會不作理睬。

從市場交易中可得到的利益,與舊有道德,可能都是人民想擁抱但卻不易兩者兼得,多了甲,便要減少乙。在此局面下,人民要有取捨,找出最適合的位置。自由選擇本身便是符合倫理道德,我們不必因某些市場行為與傳統的道德觀相悖而大驚小怪。

HKEJ  2012-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