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9/2013

「將有五危」的啟示 (雷鼎鳴)


《孫子》的確是本奇書,它展示出與敵周旋可用的策略,當中精微細緻處或許不及學術界建構出的《博弈論》,但它對人性的深刻了解及由此而衍生出來的詭變之道,卻又非《博弈論》諸位行家所及,難怪內地書店中《博弈論》著作雖大受歡迎,但《孫子》的各種解說之多,同樣使人目不暇給。讀讀《孫子》,對判斷今天世事,大有益。


《孫子》兵法絕情絕義



《孫子》引人入勝的章節不可勝數,《九變篇》中的一段便使人拍案叫絕:「故將有五危:必死,可殺也;必生,可虜也;忿速,可侮也;廉潔,可辱也;愛民,可煩也。」用現代語言表達,可說成:不怕死的將領,容易被殺;貪生怕死的,容易被俘;急躁易怒的,容易衝動鹵莽出戰而敗;廉潔愛好名聲的,容易被人故意羞辱氣昏了頭而犯上錯誤;愛護人民的,容易被人用擾民策略而煩惱受困。


《孫子》說得很清楚:「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若要在商場或政治鬥爭上變成長勝將軍,不可不聽《孫子》的警告:任何情況下,在分析問題形勢時,都要懂得冷靜如恒,不受情緒左右,面皮要如城牆般厚。此種境界,非常人能及,但對手同樣做不到。正因如此,可以此原則制定破敵之法。由此觀之,《孫子》實為絕情絕義之書,也可視為「行為科學」的鼻祖。


現代社會仍可應用



在現代社會中,各政府無法不顯出愛民如子的姿態。恐怖分子的頭號對手是美國政府,他們發動911恐怖襲擊,正是看中對方死穴,用上了《孫子》中「愛民,可煩也」的策略,美國政府不能不為此而耗費大量資源。香港推動「佔領中環」運動諸人,又何嘗不是用同一策略?「佔領中環」的意圖是以損害人民經濟利益的手段去迫使政府就範,這中間其實是(正確地或錯誤地)假設了政府愛民,所以會被它所煩。


碼頭工人罷工至今已過一個月,從雙方的角力中,也可看出其策略及優缺點。李嘉誠用過130億元搞慈善事業(他個人從香港的碼頭中每年只能賺得幾千萬利潤,「濕濕碎」),顯示出他可能十分重視名聲。工會用的策略之一便是不斷用語言暴力侮辱他,希望他受不了而出錯。李嘉誠會否犯上「將有五危」中「廉潔,可辱也」的弱點?我不知道,但他從不直接回應相關的挑釁,顯示出他的EQ頗高,不易受算。


至於工人方面,已略顯沉不着氣的現象,隨時墮入「忿速,可侮也」的險境。開口叫價增薪23%並為此堅持一段長時期,使到一艱難經營的外判商索性倒閉,拒絕再「剝削」工人;從工人的利益看來,已是「貪勝不知輸」。


其實,從更大的格局看此事,香港碼頭為何只保持低度的機械化?原因只是因為香港工資較歐美為低。若工資成本上升,碼頭公司自會輕易調整策略,更多用機器少用人手,否則,高昂的收費會嚇走它的顧客。


工人若今次堅持到底,不怕犧牲,勝了這一仗,反而可能犯上「必死,可殺也」的錯誤,加快了碼頭公司轉型用機器的速度,從而令更多人失去職位。


中美關係時好時壞,溫家寶似乎也是個極重歷史名聲之人,並以廉潔自勉。美國媒體指控他家人擁有大量財富,並因而得到普立茲獎。在有意無意間,美國人也是用上「廉潔,可辱也」的一招了。是否有效,不得而知

 

(Sky Post   2013-4-29)

 

 

4/26/2013

工資水平與剝削 (雷鼎鳴)


碼頭工人罷工,要求加薪23%,有人認為是獅子大開口,使行業難以承受,但也有人認為其工時長,雖有近兩萬元月薪,工人仍是被剝削。究竟他們現時待遇是合理的,還是正在被剝削?


「剝削」是一個帶有強烈價值取向的字眼,經濟學是一門解釋行為的科學,不喜涉及價值觀,但經濟理論也的確有助我們搞清事實,各人從而可根據事實及自己的價值取向去判斷有沒有「剝削」行為。


工資要等於勞動邊際產值



經濟學對勞動市場的工資有頗為完整的理論。我們可先用大學一年級最基本的經濟理論分析工資。首先,在競爭的市場中,工資的水平受供求力量所決定。假設工資是每小時50元(你它是10元、100元也無不可),那麼,公司僱用工人時,必要做到工資等於「勞動邊際產值」(MPL)。所謂「勞動邊際產值」是指僱用多一小時的勞動力後,這新增的勞動力會替你生產出多少價值。因為「報酬遞減律」,最初一批勞動力的「邊際產值」會較高,但工人或工時愈多,再增加勞動力,它帶來的額外產值便會愈低。如果勞動邊際產值本來是60元,高於50元的工資,有人會認為這已經是剝削了。新僱用的勞動力可替你多賺60元,你只付他50元,這不正是剝削嗎?但其實若出現這種情況,僱主必會試圖改變。既然多僱用一小時可替你淨賺多10元,絕對值得僱用這員工。僱主會一直增加僱員,直至勞動邊際產值跌至剛好等於工資為止。


工資等於勞動邊際產值是想謀取最大利潤的僱主所選擇的結果。在生產過程中,僱主提供資本,勞工提供勞動力;僱主可得到資本的回報,勞工也可得到工資。按以上相同的理論,經濟學也可證明出資金回報率剛好會等於資本邊際產值。在競爭市場上,決定資方可得多少回報及勞方可得多少工資,其機制是對稱的。只要工資等於勞動邊際產值,資本回報率等於資本邊際產值,我們便很難說資方在剝削勞方,或勞方在剝削資方。


低工資補償潛在風險



以上只是最粗略的基本理論。在現實世界中,有時工資與勞動邊際產值可以不一樣。例如,多僱用一小時勞工後,或許產值可增加60元,但資方只肯出50元便就此停步。原因可能是資方覺得該名工人態度古怪,隨時會怠工,影響到其他人,所以有必要把這潛在風險帶來的成本也考慮在內,在僱用該工人時付出較低的工資,以作補償。


我們也可注意到某些公司提供較佳的工作環境,又肯多付福利。有人以為,這是企業肯負起所謂「社會責任」所致,其實不一定。提供這些優厚條件要額外經費,企業會視此為投資,而回報正是因為這些措施可穩定軍心,增加歸屬感,從而使到員工更拼命工作,企業可賺更多的錢。企業的目的是利潤,再用「社會責任」去包裝,使自己站在道德高地。


資方較勞方富有,資方應否向每一工人付出比他們的邊際產值更高的工資,當做爭取當「慷慨僱主」或賺取「社會良心」之名的手段?這會甚為不妥。如此一來,會使競爭者面對壓力,被迫加薪挽留員工,搞不好的,可能頂不住成本上升而倒閉。


況且資方若要做善事,為何不把錢捐給真正的窮人?把錢送給員工豈是最正義的做法?


尚有一個問題。外判工作通常只局限於公司的非核心技能,但為甚麼碼頭會把一些核心工程也外判出去?這容易解釋。今年與明年香港的大學因為改成四年制,有些課程的學生人數突然暫時性的猛增一倍,但將來會回落。大學怎樣應付?外判是也!即找一些臨時性的教員頂替一兩年。碼頭公司把部分工種外判,很可能是認為這行業在走下坡,不敢僱用太多人,而用外判則容易脫身

 

(Sky Post  2013-4-26)

4/24/2013

香港未來的教育與人口趨勢 (雷鼎鳴)

周日在北京參加了一個我校一間商學院的舊生活動,統計顯示,我們商學院的各類畢業生,包括本科、MBAEMBA、碩士班、博士班等等,在北京工作的有數百之眾。香港人在北京,年紀輕輕便已打出天下的,為數不少;也有一部分本來是內地人,在港畢業後才回到北京工作。但據一位本科畢業生告知,同屆同學當中,畢業後留在香港的幾近九成。看來,中港兩地人才的互相流動融合,早已默默地進行着;亦有年輕的畢業生告訴我,現時在內地職場,本科畢業的學歷已不甚足夠,所以她積極考慮將來是否繼續進修,攻讀研究院的學位。


內地城市25%學生入大學本科

這是很正常的事。內地高等教育在近十多年來搞了個「大躍進」,1997年被高校取錄的只得100萬人,2011年新入學的竟急增至680萬人。不要忘記,美國人被高校取錄的,每年才得250萬人。中國適齡年輕人口能進入高校的,已高達三分之一。這批人當中,稍低於一半能入讀學士學位課程,其餘的當大專學生。按此比例,大約15%左右的內地適齡人將來可得學士學位,但城市人口能入讀大學的,遠遠高於農村。屈指一算,我們可輕易得出結論:城市中能入讀正式大學本科課程的,可能已達25%左右,北京、上海等一綫城市可能更不止此。這些數字還未計算出國的留學生。

這些數字與香港比較又怎樣?在過往一段長時間,教育界中人掛在口邊的數字是18%能進本地大學,若加上留學生、副學士及其他種種大專課程,約有六成人能得到高等教育。去年第一屆中學文憑試參與者有73,074人,他們都是12年免費強迫教育的產品,能進大學的約15,000人。從此可見,入學率是20%左右,已經比不上內地的城市了。


新時代的「怪獸家長」


不過,幾年後這個入學率卻會大幅上升,原因不在學位增加,而在年輕人口下降。我讀過一份政府的統計數字,當中預測未來十年中學及小學學齡的人口,當中已把「單非」及「雙非」兒童帶來的影響考慮在內。在2013/14年度,1217歲在港居住的人數有400,100人(即平均每一歲的有66,700人左右),但到了2018/19年會下挫21%,跌至315,900人,其後四年,又會回升16%。按這些數字推算,大約八年後,本地大學的入學率會增至29%左右。

大學的入學率從20%增至29%會不會帶來新的問題?更大比例的人口能入讀大學本來是好事,但我們也不用諱言,大學生的平均質素可能會因此下降,除非政府能投放更多的資源改善中小學教育,使到學生的基礎更加牢固。另一事不可不先有心理準備:在八十年代或以前,能入讀大學的人比例絕小,正因如此,今天的大學生多數是家族中第一個大學生,其父母絕大多數都沒讀過大學。但自九十年代開始,大學學額劇增,再多等十年八年,這批九十年代的大學生的子女便要入大學,這批新時代的家長教育程度高,但似乎極度重視子女的學業,不少「怪獸家長」可能隱藏其中,校方也許要窮於應付。

政府的統計數字也涉及小學人數。2013/14年有229,900人在小學年齡,但隨後人數在接着的六年內上升28.6%,接着又再慢慢減低。這些人口的波動會替政府製造不少頭痛問題,人數上升不易搞小班教學,當然也很難殺校,但幾年後學生人數也會下降。學生人數上的不穩定性會使政策的效果也變成不穩定。

太陽之下所有事物都有關連。教育政策成效受到學生人數多寡的影響,學生人數則受出生率左右。據我過去的研究顯示,現時二十歲出頭的人,可能有高達四成的人一生不會有子女,而原因之一正是香港樓價太高,不適宜在此育兒

(Sky Post   2013-4-24)

4/22/2013

免費教育與「學券計劃」 (雷鼎鳴)


政府要落實特首在競選時的承諾,計劃推動15年免費教育。政府願意多投資在教育上,這絕對是好事,但落實的方向與細節,卻大有可議論之處。


香港從2008/09年度開始,把免費教育的年期增至12年。現在說要有15年免費,那多出的三年從何而來?正是年期特長的幼稚園教育(美國幼稚園只得一年,但另有學前幼兒班),所以現在的焦點是幼稚園免費教育的模式。


2006
年政府提出用「學券計劃」去資助家長的教育費,以確保沒有家長因為經濟原因而使到子女不能入讀幼稚園。


此計劃在2007/08年正式實施,在2012/13年度,每學童可得的資助金額是16,800元,明年增至17,510元,家庭經濟另有困難的,尚有數額頗大的減免。政府用在「學券計劃」的開支一年約20億元。


直接資助是開倒車



現在政府正要考慮如何落實三年幼稚園免費教育的承諾,有些團體認為應取消學券計劃,改為政府直接資助學校。現時的學券計劃的確有缺點,但我認為直接資助幼稚園是開倒車,大大不可。


「學券計劃」是怎麼一回事?支持及推動學券制度最不遺餘力的是2006年去世的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經濟大師佛利民(Milton Friedman)。佛利民是芝加哥學派的領軍人物,世人皆知芝加哥學派最崇尚自由經濟,但讀者可能不知,此學派另有一執着,便是對教育的重視。人生來就有美醜智愚之分,但一個好的制度應該可以把不平等的程度盡可能減低,而又不阻礙人民自由追求幸福的努力。收入上的平均主義不是辦法,因這會打擊工作意慾及自我投資的積極性,會引致社會停滯。


佛利民認為,政府可在起跑綫而不是終點綫上盡量促進平等,其方法是政府多投資在教育上,使人人都有機會掌握學識和技能。但教師若都變成公務員,學校與學校之間會日漸缺乏競爭,老師亦易不思進取,所以他主張用「學券制」。


真正學券制符家長利益



「學券制」的核心是政府給予家長一筆錢(直接間接都可),但這筆錢只可用在教育上。擁有學券的家長可自由選擇送子女到哪一所學校就讀(當然也要這所學校願意取錄),其學費可按學券的金額得以減免。學校若辦得好,會吸引更多家長的垂青,收入也會增加。學券制雖是政府出錢,個個學童有份,卻可保自由市場競爭的優點。綜觀佛利民一生所建議的各種政策,學券制可能是他最重視的一項。


2006
年香港政府提出「學券計劃」,佛利民卻對此大表不滿。他當然不是反對學券本身,而是認為此計劃規定了家長不能選擇牟利的學校,否則便拿不到學券帶來的資助。學券制的原意之一是向學校提供誘因,使它們可通過改善教學來爭取更大的利潤。學券計劃既然只適用於非牟利學校,等於一半武功被廢掉了。


家長是教育資訊專家



有人認為,牟利學校是學店,政府不願資助它們。但政府資助的其實是家長,使他們子女的教育得到補貼。政府又有甚麼權利認為家長不應選擇牟利的學校?若非牟利的學校辦得比非牟利的要好,家長自會有所判斷。這好比政府提供綜援,但卻只准綜援人士到非牟利的商店消費,這是很荒謬的事。有人認為家長會揀錯學校,所以政府可限制他們的選擇權。但香港家長對子女教育的緊張程度世所罕見,我們哪用害怕他們資訊不足?不少家長在子女未出生前已把幼稚園查得一清二楚,初中時已掌握了大學的各類資訊,他們都是教育資訊的專家,我們不用擔心。


有人建議政府直接資助學校,但此建議只有利於辦學團體,使它們不用面對競爭壓力,這並不符合家長利益

 
(Sky Post     2013-4-22)

4/19/2013

恐怖分子是誰? (雷鼎鳴)


波士頓馬拉松賽事在人多之處發生爆炸,再次提醒美國人民恐怖主義還未根除,恐怖襲擊隨時又再殺到埋身。


我們若看一看數據,便知道從小布殊開始的「反恐戰」根本沒有成功,美國雖派兵佔據伊拉克與阿富汗,但恐怖襲擊卻不減反加。芝加哥大學政治系有位深信經濟理論的,研究恐怖分子的專家,叫丕配(Robert Pape),他寫過兩本書分析恐怖活動。


據他的數據顯示,從19802003年的24內,世界上共發生過345宗自殺式恐怖襲擊。但美軍攻打阿富汗及伊拉克後,在20042009短短六年間,同類的襲擊增至1,833次。高峰期在2007年,一年便有531次自殺式恐怖襲擊,後來美軍開始撤退,襲擊的數量才稍為下降。


恐怖分子可能是住家男人



美國政府本來認為,恐怖分子主要都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極端分子,只要殺到他們的老家,便可把他們根除,反恐戰便算成功。丕配的研究卻發現,美國政府完全把形勢搞錯了,這些恐怖分子根本與宗教無甚關係,而且伊斯蘭教本身也視恐怖襲擊為犯罪。那麼,這些恐怖分子究竟是甚麼人?


恐怖分子首先並不一定是狂熱的宗教信徒,他們的目標非常世俗,與天國無關。例如,斯里蘭卡的泰米爾猛虎(Tamil Tigers)在八、九十年代發動了76次襲擊,目的全都是要搞分離主義,無宗教色彩。這些人幾乎都面目模糊,多數是新手,很可能屬於「住家男人」類型,下班後或許喜歡回家煮煮飯,看看球賽而已。有人以為,他們的教育水準偏低,所以容易受人唆擺利用,做出傻事,枉自送掉性命。但事實也非如此,他們當中有42%的學歷,超過中學,可見他們並不都是文盲之輩。他們甚至不用接受嚴格的訓練,襲擊的方法可以很簡單,例如波士頓今次所用的便類似「土製菠蘿」,整個恐怖流程,可視作為「不用收費的專營權」,方法可供人自由模仿,這更似是一個運動,而不是有組織嚴密策劃的活動。


佔領造成仇恨



為甚麼美國的反恐戰愈打愈多恐怖襲擊?港人或美國人沒有注意此點事實,可能只是因為他們沒有留意中東或中亞的新聞而已。據丕配的分析,最大的問題是美國派兵佔領別人的地方。佔領容易造成仇恨,你佔領時誤殺(或故意殺掉)一個人,隨時可製造出十個充滿怒氣的恐怖分子。十多年前,小布殊把一位1973年便去世的哲學家史特勞斯(Leo Strauss)「追封」為「國師」,因為史氏贊成「先下手為強」的戰略,美國政府可用此為其侵略別國的政策辯解。但史氏同時在其著作中警告,千萬別佔領別人國土,小布殊政府卻對此選擇性地忘記掉。


美國在世界到處樹敵,在其佔領過的地方所造成的血仇既不能解,恐怖分子也不會就此消失。這些恐怖分子就其反侵略的一面有其正義之處,但為甚麼幾乎整個世界一提恐怖分子便同聲痛罵?原因很簡單,無論他們的目的如何正義,但所用的報仇方法累及無辜,The end does not justify the means,世界人民不能接受他們的行為

 

(Sky Post   2013-4-19)

4/17/2013

外判制度與分工 (雷鼎鳴)


碼頭工人罷工,引發不少問題可作議論,其中之一是外判制度是否合理?我聽過一種意見,是堅決反對外判,認為是剝削工人的一種手段。


甚麼是外判?在現代生產中,很多產品或服務都十分複雜,其生產過程中,每有一些部分不適宜在原本的公司進行,付錢找另外的公司提供更划算,這便是外判。


大學校園內的外判

舉個例子,大學的核心技能是教學與研究,但要教育出學生或出產研究成果,必須有多種其他的服務或條件配合。教職員及學生需要吃飯,飯堂應由校方提供或應該外判?校方自己辦飯堂不是不可能,但以香港目前的制度,飯堂員工便要像公務員般按級聘請,他們能否為教職員及學生提供比外判快餐廳更為價廉物美的食物,我極有懷疑。若不能夠,學生天天為反對昂貴質劣的食物而示威,豈不糟糕?又例如,校園需要校舍,提供校舍的一種方法是校方有長駐的建築部門,僱用有長期合約的工人隨時候命建造大樓,但沒有建築活動時,他們仍能受薪。


這樣做當然是浪費公帑,納稅人不大罵才怪。更常見的方法當然是大學把建築任務外判給一專業的建築公司執行。


大機構把部分生產工序外判給其他公司,一定是認為後者更有效率,亦即認為後者能夠用同樣的人力物力或成本,可生產出更多更好的產品。若非如此,為甚麼不自己包攬?我們也應注意,外判是現代社會才普及的事物,在小農社會,大家自耕自足,你不易找到外判的例子。


外判是一種分工



嚴格來說,外判是一種分工。亞當史密斯在1776年出版的經典《原富》的第一卷第一章,第一句開宗明義便指出,勞動生產力的進步來自勞動力的分工。《原富》最有名的章節之一,是它的卷一第三章,題目是「勞動力的分工受到市場規模的限制」。


說何解?在小農社會中,不可能有太細的分工。一個農夫不但要種地,還要懂得屠宰牛羊,烹調食品,織布造衣等等。假如他搞專業分工較易工多藝熟,效率進步。例如專生產鐵釘,也許一天可生產一千支,一年三十萬支,但在同一村落中,哪裏有人會買這麼多鐵釘?由此可知,若要分工,必定需要市場有足夠大的規模,但市場規模如何才會擴大?


在亞當史密斯的年代,交通發達,例如有水運代替馬車的陸路運輸,才可使自己的專業產品無遠弗屆;從各處賺回來的錢,又可支持生產者到處購買消費品。深圳的大芬村,彈丸之地在全盛期可生產世界六成的油畫,遠銷歐美,這也是市場夠大,可以充分分工的效果。


管理外判靠IT



在現代社會中,交通方便仍是擴大市場的一個因素,但另一重要因素是資訊科技的進步。蘋果的手機電腦等產品,風行世界,但它絕對要倚賴外判。設計新型產品是蘋果的核心技能,組裝機件卻外判給在內地的富士康等公司。


若無外判,蘋果的產品會貴得多,消費者不會高興,它的股東也不滿意,但它的競爭對手卻會求之不得。若資訊並不發達,管理複雜的外判會很麻煩,社會中的分工程度也會受到制約。


我相信外判制度是社會生產中的一種進步,大大有別於小農社會「小而全」自給自足的落後模式。在「全球化」的大潮中,外判不可避免

 

(Sky Post   2013-4-17)

4/15/2013

香港的工潮會否蓬勃發展? (雷鼎鳴)


戴卓爾夫人去世及近日碼頭工人罷工,都使人聯想到工會及工潮會否在港蓬勃發展。


在上世紀30年代至60年代,可能受到共產主義國家相繼出現的影響,工會在西方國家的輿論中頗得支持。但70年代開始,形勢逆轉,此點在英國尤其明顯。在1978年底至1979年初,英國與公共服務有關的工會要求加薪不遂,發動大規模的工潮。一時間,掘墓人罷工,幾百屍體堆積,不能安葬;汽油貨車司機罷駛,油站無油可供;醫院外糾察隊阻礙工作人員上班,醫療服務停頓;街上垃圾無人清理,堆積如山。英國人對此十分不滿,民意大幅轉向,堅決主張抑制工會力量的戴卓爾夫人大受歡迎,終登上首相寶座,至今不少工會人士仍對她痛恨不已,視她為女巫。


工潮不會變得更普遍



回到香港,工潮似乎得到部分社運人士支持,但工潮會變得更普遍嗎?長遠而言,我看機會不大。


從數字上看,香港有大約800個不同行業的職工會,會員人數近數年來都有緩慢上升。2004年工會會員人數佔被僱用人數總數的21%;到了2011年,工會參與率已增至23.6%,共有79.3萬人。但就其政治傾向而言,香港的職工會會員似非激進,與社運人士的部分觀點更是南轅北轍。這79.3萬人中,工聯會會員佔了48%,職工盟則有16%,而所謂建制派的工聯會及民建聯不少支持者可能來自這些會員,他們會與年輕人或社運人士共同搞工潮嗎?

 

我有個習慣,坐的士的時候喜歡與司機說話,他們大多會大發議論,聽其觀點,絕大多數對香港的社運持負面態度。的士司機當然不能代表所有職工,但他們屬中級技術人員,且不斷收聽電台時事評論,資訊發達,其態度值得參考。是否如此,讀者坐的士時大可自己尋找答案。


全球化令工運難蓬勃



工運難以蓬勃的原因其實並不在本土政治,而在國際形勢。近幾十年來,在發達國家工會的參與率都呈現長期萎縮的現象。美國在1973年工會參與率達到24%,但到了2012年已跌至11.2%,比香港前年的23.6%低得多。英國的參與率高一些,但也從1979年的44.8%下降至2009年的22.5%,而且跌勢遠未停止,加拿大及不少歐洲國家都有近似情況。為甚麼會這樣?這對香港有何啟示?


最大的原因相信是因為「全球化」。工會的運作模式,說穿了,不外是製造出一種工人的市場力量(可稱為壟斷力量),迫使僱主就範。但「全球化」卻使到不同地區的工人互相競爭,企業也要面對世界的競爭,消費者的選擇權則大大擴充。某個地方的成本高於別處嗎?生產商不能不考慮轉移陣地,到別處重張旗鼓,減省開支,否則產品在市場中沒有競爭力,消費者會不顧而去。


在這種競爭壓力下,工潮很難得到支持,更談不上有多少勞動市場中的壟斷力量。若有的話,很可能在與政府有關的工會中出現。本地政府所提供的服務不用面對境外的競爭,故較易出現工潮。


年輕人,尤其是參與社運的年輕人,會否成為工運的新血?此事也不易。世界各地工會的參與者中,往往以年輕人最少,而且下降最快。年輕人掌握的學識技能較新,容易轉工,工會不易留得住他們。因此,香港的社會雖往往因小事都會劍拔弩張,有利政治活動的出現,但工潮不易普及

 

(Sky Post   2013-4-15)

蓋棺論定戴卓爾夫人 (雷鼎鳴)


戴卓爾夫人已經仙遊,蓋棺論定此其時也。世界主流意見大都對她讚頌欽敬,但亦有英國人為她的離世而歡呼慶祝,並要BBC 播出舊歌來羞辱她。以她如鋼鐵般堅強的性格,若泉下有知,亦絕不會為此兩極反應而對自己的信念有所動搖。她在任內(1979 54日至19901128日)打過大小硬仗無數,戰果足以顯示她拯救了英國的經濟,但同時亦是免費午餐派及工會的天敵。她的上台與下台,都與她的戰鬥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1978 年底至1979年初的冬天,英國爆發了一次規模巨大的工潮。其時工黨首相卡拉漢本來與工會有親密關係,但因要控制通脹,對公營部門工會的加薪要求不得不加以限制。這便引發了一連串大罷工,路上垃圾成堆;掘墳人不幹活,幾百具屍體在停屍間不能下葬;醫院外工會糾察線使醫療服務停頓;運載汽油的貨車司機罷工,到處油站都無油可供應……;局面變得難以收拾,史稱「不滿的冬天」,但卡拉漢卻似乎不把這當作一回事。

 

在五六十年代,左派勢力抬頭,工會頗受輿論支持,但英國經濟卻往往由工會把持,進退不得。戴卓爾夫人對此旗幟鮮明,大肆鞭撻。一波波工潮愈搞愈烈,人民對工會愈來愈反感,民意轉向,保守黨得到的支持壯大,1979年的大選中它在議會增添了六十二席,工黨卻失去五十席,戴卓爾夫人終登上首相寶座。

 

 

工潮迭起出任首相

 

她上台後乘著不滿工會的民情推動立法,提高進行罷工的門檻,從此,工會若未得工人投票授權,罷工便屬違法。1979年英國工會會員人數高達1321萬,佔勞動人口的44.8%;但到了1990年戴卓爾夫人下台時,工會人數已下降至981萬,只佔總勞動人口的33.9%。因為工潮而喪失掉的總工作天,也從1979 年的2947萬天猛跌至1990 年的190萬天。

 

但要正確評價戴卓爾夫人抑制工會與工潮的功過,我們還須檢視兩個問題。第一是工會的集體行動與組織的工潮是否正義?第二是工會勢力下降,究竟是時勢使然還是應歸功或諉過於戴卓爾夫人?

 

在主流的經濟理論中,倘若勞工市場是自由競爭的話,不同人等的工資會趨向於該勞動力的邊際生產值(marginal product of labor) 。換言之,若多僱用一人,他可替僱主生產的價值大於工資的話,僱主會有誘因多聘請一些人,直至最後僱用的一人生產值跌至等同工資為止。同理,資本的回報率亦會等於資本的邊際生產值。著名的歐拉定理(Euler's Theorem) 早已證明,在規模效應或規模反效應在市場壓力下消失無蹤時,上述訂出的勞工工資與資本回報,剛好可把總產值完美地全部分配掉,分配方法且是對稱的,不存在資方剝削勞方或勞方剝削資方。數十年前我初讀這新古典經濟學收入分配的核心理論時,已不能不讚嘆其數學結構的簡單優美。但要注意,此結果所需的條件是市場競爭。

 

 

壓抑工會態度堅決

 

工會與常隨之而來的集體行動是一種壟斷力量,主要目的是要把薪酬推高,若是薪酬高於工人的邊際生產力,這便是對資方及消費者的一種剝削。美國底特律的普通汽車工人年薪及福利可達15萬美元,正是這現象的表表者。同理,僱主之間的組織也可能具備壟斷力量,若他們有密謀不理市場競爭力量,共同壓低工人薪酬,則可視為剝削工人。若是工人有工會,僱主有僱主聯會,最後薪金與資本回報率是什麼,是否符合競爭市場的水位,這完全取決於雙方的議價力量;但結果多數與市場所定價位不符,並不理想。由是之故,我一向不認同工會與僱主聯會的存在價值,兩者都批評。

 

在戴卓爾夫人所面對的英國勞動市場中,工會顯然有巨大的市場力量。工會人數幾乎有總工作人口的一半,而且在某些行業,非工會會員根本不被允許工作,稍作幫忙也受禁止,「不滿的冬天」當中所顯示出工潮對社會的破壞力,在在使大部分英國人相信戴卓爾夫人抑制工會的政策與立場是正義的。當然,參與工潮的工人不大可能認同此點。

 

但戴卓爾夫人任內工會人數急劇下降只是她的「功勞」嗎?她反工會的堅決態度及策略,歷史不能抹煞,但我們也應注意到工會力量減退,正是多個發達國家的大勢所趨。1990年英國仍有981萬工會會員,但跌勢不止,到了2009 年人數已下挫至705萬人,佔勞動力的22.5%。工潮所造成的工作天損失,亦繼續跌至45.5萬天。在美國,此種跌勢也極其明顯,198023%的勞動力是工會會員,經過連年下降後,到了2012年只剩下11.2%,工會力量只在個別行業內才起作用。

 

為什麼工會力量會減弱?這與經濟全球化的進程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企業與工人都要面對全球的競爭,你的人工比別處高嗎?買家隨時可轉到別國買貨,工會就算有本土性的壟斷力量,但卻不能在全球壟斷。最近香港工潮中,正有不少人擔心將來貨運業務會轉至內地其他口岸。以數據而論,工會能為工人帶來的「紅利」亦慢慢萎縮。1995年英國工會會員平均薪水比非會員要高25.9%,但到了2011年已降至18.1%。這「紅利」是否真實也說不得準,工會會員多數年紀較大經驗豐富,他們較高薪,並不全部因為是工會會員之故。

 

 

削減開支經濟有增

 

由上所述,戴卓爾夫人只是順著國際大勢削弱工會的力量而已,當然她的作用也是不可磨滅的。不少人認為她拯救了英國經濟,她尚有其他什麼「貢獻」?

 

有兩個指標是很有用的。第一是政府的開支。在198081年度,她剛上任後,英國公共開支佔GDP的比例是47%,戴卓爾夫人雖努力通過私有化等手段壓縮政府規模,但阻力重重。在198485年度,這比例仍佔47.4%,一直到她下台時的1990 91 年度,公共開支才跌至佔GDP 39.1%。

 

第二個指標是 GDP 的增長率。她剛上台時的 1980 年,英國仍在衰退,GDP 負增長2.08%。戴卓爾夫人花了幾年時間才扭轉乾坤,198085GDP平均每年增長只得2.12%,但到了198590年,增長率已上升至每年平均3.32%,這結果可說明,增加政府開支不見得有利於經濟,戴卓爾夫人做到了削減政府開支的同時,還有更好的經濟增長。此外,她把21%的通脹率也控制住了。

 

有人說她放寬了對銀行業的監管,因而埋下了2008年金融危機的種子。我們只要檢視歷史,便知此說極不準確。在1986年戴卓爾夫人的政府的確有引入一些新規則,對倫敦股票交易所放鬆了一些不必要的束縛,但其主要項目不外乎是引入電腦交易使過程現代化,拆牆鬆綁使外國公司也可買下本國公司,將經紀與他們之間的中介人公司所存在的一些障礙廢除掉,有利日後發展多元化的銀行服務,又容許股票佣金收費靈活一點,以提高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

 

這些措施被稱作「大爆炸」(Big Bang) 使到倫敦的金融業務競爭力大增,但與多年後的金融危機基本上風馬牛不相及。

 

我以前多次說過,美國政府替房利美房貸美包底所產生的道德風險是造成次按危機的根源。投資銀行的股權極度分散,沒有大股東老闆去守護銀行利益,是使到交易員不計風險胡亂投資的基礎。包括佛利民等在內的經濟學家一直都認為金融業與銀行業要有適度的政府介入,例如貨幣量要牢牢地控制在政府手中,中央銀行有責任要扮演最後信貸人角色等等皆是。戴卓爾夫人對政府的正確角色並無破壞,但卻使倫敦日後成為了最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華爾街的國際性比不上倫敦)。

 

在金融銀行業中,戴卓爾夫人對英國尚有一重大貢獻,便是反對英國加入歐羅區。

 

把不同國家用統一貨幣綁在一起,但又容許她們有各自的財政政策,喜歡作大花筒的便大花筒,出事後別人怕歐羅崩潰不得不打救,這自相矛盾的制度所衍生的亂象今天已在歐債危機中暴露無遺,足證當年的戴卓爾夫人雖非經濟學家,但經濟的直觀能力超卓。

 

導致戴卓爾夫人下台的是她的「人頭稅」(Poll tax) 她推出這個稅項,以代替房屋的「差餉」。後者與香港的一樣,稅額視乎所擁有房屋名義上的租金是多少。「人頭稅」古已有之,是向每一成年人徵收固定稅款,但低收入家庭的稅款可以減低。稅款多少由地方的委員會決定,收入也只是用來支付地區服務的費用。戴卓爾夫人「人頭稅」背後的理念其實是港人所熟知的「用者自付」,公民享受公共服務的同時,有義務要繳付開支,但在吃了幾十年免費午餐的英國人心中,這不一定能夠接受。

 

 

痛恨懶人終生奮鬥

 

在執行時技術上也出現問題,一些地方委員會飛擒大咬,徵收的稅額過高,也有人隱形失蹤以逃避交稅,致使別人要負擔更重的稅。政策背後的理念就算如何正確,細節出了問題,一樣會被人抓著痛腳肆意打擊。戴卓爾夫人被保守黨人叛變,惟有下台。

 

戴卓爾夫人的核心信念是什麼?她是一個對道德風險有深刻認識的人。電影《鐵娘子戴卓爾夫人傳》有段對白對此有很精準的概括。在內閣討論「人頭稅」的存廢時,她說:「若要在這個國家生活,你必須為此特權而付出代價,付出多少也要付出!若一點也不付,你不會對任何問題加以理會」;「就算街上垃圾成堆」,「你只會認為這是別人的問題、政府的問題!」她接著訓斥那些想在「人頭稅」問題上讓步的同僚:「你們從來不用為任何事而奮鬥,你們所擁有的一切都是別人給予的──正因你們心中為此歉疚,所以你們才不敢對抗他們。」「我要代表所有靠自己殺出血路的人正告你們:我們痛恨那些懶人,那些只想取得好處而從來對社會不作貢獻的人!(要這些人交稅)我們絕對不會感到道德上有所虧損!」電影中的戴卓爾夫人確是一個深刻的人性觀察者。在香港最反對免費午餐的,往往不是商界,也不是從來未捱過苦的年輕人,而是經歷過獅子山下歲月奮鬥而上的市民。

 
(HKEJ  2013-4-15)

4/12/2013

從「治大國若烹小鮮」說起 (雷鼎鳴)


習近平上月出訪俄羅斯、南非等金磚國家前,用「治大國若烹小鮮」一句概括他的治國態度。


這名句出自《老子》六十章,表面上義意不明確,但歷代精研《老子》的經學大師,大都明白它是老子「無為而治」學說的表述。烹煮小魚,不宜隨意翻動,否則容易把魚肉搞爛,治國亦然:政府多作干預,胡搞一通,不會有好結局。例如《詩經》毛傳,魏經學家王弼等對此句都有近似的詮釋。


「國進民退」不利經濟發展

閱讀內地的一些評論,指習近平是在強調做事要小心謹慎,這是沒有學問的觀點,反倒是北大管理學院前院長張維迎老弟能正確解讀《老子》原意。


自改革開放以後,在經濟領域上,政府確有走放權路綫。在80年代初,中國99.5%的工業生產掌握在國企(76%)與集體企業手上,今天各種國企的產值已跌至GDP的兩成左右。不過,近五、六年來「國進民退」似有復辟的迹象,這對中國的長遠經濟發展不會是好事,若習近平真的能貫徹《老子》之意,中國會更有能力推動經濟。


與「烹鮮」有淵源



我與《老子》這段說話頗有淵源。20年前的春天,我在開宏觀經濟的博士生課,有天,有位旁聽了整個課程的年輕人在課後對我說,他受林行止所託,想找我替《信報》寫專欄。這位年輕人是陸啟明,原來是林行止姨甥。我一聽之下,大驚失色,我用慣數學工具,十多年未用中文寫作,如何能每周寫一專欄!後來思前想後,找來科大一班同事,包括鄭國漢(今天科大商學院院長)、陳家強(今天的財經事務局局長)、張介(今天港大商學院院長)、魏國強(我校的股票分析名家)與練乙錚(今天的媒體名人),當時各人寂寂無聞,但我卻深知大家實力。商議結果,每人一月一篇,輪流而寫,專欄正是取名《烹鮮集》,憑欄寄意,當然顯示出我們十分欣賞《老子》的思想。後來該欄各同事的文章對香港的政策發展有輕微的影響力,在港英年代,這幾乎已可被認為是奇蹟。


最喜歡《孫子》《老子》



就我個人而言,《孫子》與《老子》是我在先秦古籍中最喜歡的著作,二者都充滿辯證法思維。「陰陽」、「主客」、「敵我」、「虛實」、「剛柔」、「行止」等近70個辯證詞組在《孫子》中出現;《老子》中也有「生死」、「吉凶」、「榮辱」、「巧拙」等40餘個辯證詞組,而且二書對世事的分析都極為冷靜,《孫子》更閃耀着從生死存亡的實際戰爭中所磨練出來的智慧,可算是行為科學的鼻祖,某些論斷,使人驚嘆。兩本書顯然有關連,但我更喜歡《孫子》。


《孫子》與《老子》誰先誰後是歷史疑案。照內容來看,《老子》有吸納《孫子》思想的可能性較大,但有傳說老子其人比孔子更早,若是如此,當然老子不可能「抄襲」孫子。

 

去年才在九五高齡去世的先師史學泰斗何炳棣,在晚年有三篇關於二書誰先誰後的考證。我與香港幾位經濟學界的朋友都讀過何師「中國通史」博士班的課,得其厚愛,一生受用無窮。何師仙遊後,其公子託人帶來《有關《孫子》《老子》的三篇考證》的刊印本及手寫修改意見,再讀其書,深感其推理的細緻綿密,當中精微處更勝福爾摩斯破案的推理。炳棣老師所用多條綫索之一竟是把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往上八代的師承都找出來,而司馬談的絕學正是「黃老之學」。結論是《老子》乃戰國時所作,晚出於《孫子》。香港的年輕人若想對世情更加了解,也許不用考究二書誰先誰後,但深度閱讀它們,絕對值得

 

(Sky Post    2013-4-12)

4/10/2013

信任與談判實力 (雷鼎鳴)


2017年特首普選,泛民說要有「真普選」,反對預先篩選,中央政府卻認為《基本法》已言明它有委任權,而委任權意味着它有權不做「橡皮圖章」,不是愛港愛國及對抗中央的,它不會接受。有此矛盾,要避免僵持,港人有必要思索我們要求甚麼?甚麼可行?甚麼不可行?如何才能為港人爭取最大利益?


特首可痛罵共產黨?

一位泛民領袖人物在一英文的電視訪問中說,民主派不是要特首對抗中央,但是特首有權利在中央領導人面前要求他們放棄一黨專政!


這是很孩子氣的訴求。在泛民眼中,中央政府的形象不外乎以下二者,或二者之間的任何一點:一是中央政府是一個十惡不赦的專制組織;二是嚴父威權主義(paternalistic authoritarianism)的政治實體。若是專制組織,你要它委任一個有權叫自己下台的人當地方官員,豈非使人笑掉大牙?若是嚴父威權組織,它會把你看成是無知小兒,提出上述要求就如邀請它摑你一巴掌。部分泛民的幼稚病使人驚訝。從鄧小平開始,中央政府過去多次表明,在港痛罵共產黨是可以的,過去十多年港人的確有此自由,但行政長官不行。這正如美國人可公開大罵總統,但後者委任的內閣官員,卻無此自由,除非他想被炒。喬曉陽公開設下底綫,正是管理預期的策略。


有人以為「佔領中環」的運動威力大如核彈,可以迫使中央就範。在公司收購合併理論中,的確有用「毒丸」策略去阻止敵意收購。反對收購的人可以擺明車馬,你一收購我們便要破壞公司,吞下毒丸,死給你看,收購者權衡利益或許會打退堂鼓。但此策顯然不適用,從中央角度看來,「收購合併」早已完成,特首委任權若成橡皮圖章,等於失去對香港主權,情況更壞,所以不能讓步。


說「佔領中環」運動就算難以成功,起碼也可用作討價還價籌碼,在別的項目上得到更多對港有利的承諾。這是對國情無知的一種幻想,若要有效,必須對手處於弱勢才可能。1990年香港的GDP是中國的25%,去年已跌至3.1%,若把物價差別也計算在內,香港GDP已不足中國的2%。內地精英不見得都熟悉這些數字,但數字所代表的現實早已起到作用。我在內地與各種人物交流意見的經歷不知凡幾,早已感到香港地位已跌至四腳朝天。在經濟、教育、電影等等項目上香港仍稍有地位,例如無綫的劇集在內地便頗有粉絲,但在政治問題上,內地人只是把香港看成是邊陲小鎮。在撰寫《基本法》期間,中央在一些權力問題上也是寸步不讓,何況現在香港是弱勢?


中央對港的判斷也許如此:「大部分港人愛國愛港,但反對勢力也十分猖獗。」此類判斷不見得準確,但中央必定預留足夠的安全系數,才敢在港搞完全公開的特首選舉。它愈不放心,便愈不會有所謂的「真普選」。


香港現在需要降溫


一套多年前的電影叫《驚天十三日》,講述60年代初,美蘇在古巴的核彈危機。當年此事的確十分危險,隨時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所以雙方都極力克制並力圖解讀對手任何微小動作的意義。在劍拔弩張的條件下,一個誤判,隨時可帶來核戰。今天香港的情況也已經有點劍拔弩張,此種情況可以非常敏感。例如,揮動龍獅旗在港人看來,可能只是少不更事的一些小朋友作為,但中央卻可能問,為何如此大逆不道的動作香港的媒體還似乎認可?那只會火上加油,使中央更相信「真普選」並非時機。一些小朋友跑到街上示威,絕不會改變中央的決定。


香港現在需要的是降溫。中央在港過去推動溫和政策,當年姜恩柱時期的中聯辦幾乎隱形,但得不到中央希望的效果。現在強硬路綫已抬頭,雙方更缺乏信任。沒有信任的基礎,誤判對方意圖的機會容易出現。港人早應出來搞降溫,中央也宜對事態更小心研判。「佔領中環」與此背道而馳。


港人要爭取更多對己有利的政策,這是無可厚非的。但除了要小心言行,避免發放錯誤信息外,更重要的是增強本身的實力,在談判中才有可為。香港的GDP跑得愈來愈慢,已是回天乏術的現實,但香港仍有機會發展出多項不可取代的,對中國經濟有極大貢獻的行業,金融業正是其中一個。


港人把思維精力放在經濟發展上,既有利於本身及內地的經濟利益,亦可強化香港在政治上討價還價的能力,這才是智者之選

 

(Sky Post  2013-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