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0/2014

五四與今天的學運 理想與現實的關係 (雷鼎鳴)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我最不想見到發生,但又一早知道必會發生的「佔中」所引起的多輸局面,已經出現,將來如何收拾,則誰敢說自己可未卜先知?

 

有些事情是可以預知的,有些則大家都會覺得始料不及。對於預計會出現動亂,卻又無人比得上周融和他的朋友們這麼準確。在大型社會運動中,尤其是在沒有明顯擁有強大威望的人領導下,參與者都把自己看成是主導者,群眾一旦受情緒所激,局面是無法控制的。說自己一方是和平理性是無用的,你怎知道在你的不遠處不會有人作暴烈的行動?就算你和平,警察怎知道你是否與憤青不是一夥的?你對警察只是高舉雙手和平地大叫口號,但兩眼卻赤紅,附近又有不知名的人以鐵馬作武器,在過去一年多的互動中早已無端飽受某些市民羞辱滿肚子氣的警察,是不會把你視作和平分子的。周融也不是什麼群眾運動的專家,他這方面的見識,據我所知,是因為他們曾向一些有防暴經驗的退休高級警官取過經,但不少人以為他們危言聳聽。

 

「佔中」定性 敵我矛盾

 

另一點我從各種耳語傳聞中聽到的事,是中央政府早已把「佔中」定性為「敵我矛盾」。熟悉此詞政策含義的人都會知道,這意味著與「佔中」有所涉及,敵我的界線便分得清楚,沒有商量餘地,「佔中」的核心搞手會被視為敵人,若用「佔中」要挾推動某某方案,只會起到反作用;學生罷課我相信並未被視為「敵我矛盾」,而是「人民內部矛盾」,但它若與「佔中」掛鉤,情況很可能便不一樣。

 

有些事情卻又的確是始料不及的。「佔中」頹勢本已日漸形成,但學生年輕單純少利益衝突,在市民眼中形象好一點,他們佔據政府總部外邊,頗有聲勢。不知「佔中」搞手是否見獵心喜,要利用此形勢使「佔中」敗部復活,突然宣布「佔中」即時開始,但這卻意味著他們過去搞的商討日,找人預先想清楚才簽名參與,以及不鼓勵年輕人尤其是未成年人參與的各種舉措,基本上都拋諸腦後。「罷課」突變「佔中」,並不是所有參與者都認可之事。

 

警方的部署可能在反映出他們也要不斷適應新局面而調整策略。這麼早便用催淚彈,我是沒有預料到的,年少時1967年在街上所見到的防暴隊對付左派示威群眾的景象,又再出現在電視畫面。警方選擇一開始便動手,可能是要防止台灣太陽花佔據立法院的故事在港出現,也可能是不想在國慶日有「佔中」,有損國家的尊嚴。既然「佔中」已被視作「敵我矛盾」,用上較大功率的防暴設施,是無足奇怪的了。

 

此等形勢是多輸的局面,只有很少數的人得益。港人居住在這裏,在此工作,動亂不會對他們有什麼好處。港府的民望也很可能下跌,大家不想見到的事出現後,批評的聲音總會指向政府。香港失色,安定繁榮能否維持?答案蒙上陰影,中央政府也會受拖累。不過,此種損失對中央來說,卻頂多是隔靴搔癢的,只要確保主權在手,她不會太在意香港的一些零星動亂。美國等「外部勢力」也不見得拿到好處,中央及港府一旦採取強硬政策,可以動搖不少美國人的利益及遏止其一些不為人知的活動,新加坡、上海等香港的競爭者,卻可能會受惠。

 

在此香港歷史的大轉折中,我們最需要的便是一副冷靜的頭腦,不人云亦云,被情緒左右大腦的判斷。要冷靜思考,起步點莫過於重溫歷史,以史為鑑,檢討自己有否吸收歷史的經驗與教訓。重溫歷史,最適當的一段當是「五四運動」,它是中國學生運動的源頭(1902 年也有上海南洋公學的罷學風潮,但影響與「五四」相比,不可同日而語),也是中國近代史真正的分水嶺,它的前因後果及歷程,對今天都有極大的參考作用。

 

「五四」與今天的學生運動有很多共通之處,但差異的地方也有不少,兩者我們都要注意。「五四」的直接成因,是中國雖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但北洋軍閥政府當中的親日派在1919年竟打算簽署《凡爾賽和》,同意把青島割讓給日本,又未能廢除日本之前強加給中国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三千名主要是北京大學學生組成的隊伍高舉著「打倒賣國賊」的標語,遊行到曹汝霖、章宗祥與陸宗輿開會的地方,章被抓住打倒差點死去,曹與陸則逃走掉,但學生一把火便燒掉他們開會的趙家樓。整個過程頗涉暴力,但學生此舉卻得全國支持聲援,北大校長蔡元培也與多位北京大專院校校長一起擔保被捕學生,使他們很快獲釋。從此,「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口號深入民心。

 

「五四」是複雜的事件,有大量原始資料流傳下來,但若以可靠性及可讀性而言,我會大力推薦北大當時前後兩位校長蔡元培及蔣夢麟的著作及周策縱教授的傳世之作《五四運動史》。蔣夢麟的《西潮》是一本影響我極深的書,我少年時曾仔細讀過多遍,多年前,香港中學中文科的範文中似乎也包括了此書,今天的學生重溫它應無困難。《西潮》及蔡元培的一些回憶錄式的文字可糾正今天不少的誤解,還歷史真相。

 

《西潮》一書 帶來啟示

 

首先要指出的是蔡元培對「罷課」的態度及他辦學的方針。蔡元培因有保釋學生,突顯出他關愛學生之情,不可質疑,但他卻是十分反對學生罷課的,在蔡所寫的《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中,他「以為學生在學校裏面,應以求學為最大目的,不應有何等政治的組織,其有年在二十歲以上,對於政治有特殊興趣者;可以個人資格參加政治團體,不必牽涉學校。所以民國七年夏,我曾力阻他們(參加遊行)」。香港的一些政治組織,力圖以學校名義搞政治,顯然與蔡元培理念有違。

 

《西潮》中蔣夢麟在第十六章也指出:「蔡校長和胡適之他們料得不錯,學生在『五四』勝利之後,果然為成功之酒陶醉了。」學校要聘請或解僱教員,學生也要過問,考試或紀律要嚴格一點,他們也會罷課反對。《西潮》中也有記載,有次學生風潮中,蔡元培氣憤地對著學生喊道:「你們這班懦夫!」「有膽的就請站出來與我決鬥。如果你們敢碰一碰教員,我就揍他。」蔣也指出,學生有時「沉醉於權力,自私到極點」,當然他們當中也「包含各式各樣的分子」,那些「願意對他們行為負責的人,結果總證明是好公民,而那些鬼頭鬼腦的傢伙,卻多半成為社會的不良分子」。

 

對於學生的「囂張跋扈,……另一原因是這些學生多半是當時統治階級的子女。學生的反抗運動,也可以說等於子女對父母的反抗。」香港的學生與「五四」時不同,不屬統治階級,但現在大學生近半來自一孩家庭,中學的比例則更高,他們的心理質素,與蔣夢麟此位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博士所描述的,有否共通之處?香港學生大多是理性及純真的,但若只是吹捧他們,便會脫離實際,變成「捧殺」,害了他們。「天安門事件」後期,部分學生也有十分乖張的行為,以致中國錯失了一個推進民主的機會,這也許是物極必反,當時學生定力不夠,被「捧殺」了之故,我們豈能對此人性的幽微處所帶來的影響不作深思?

 

蔡元培在191959日清晨,因聽到風聲,自己會被開除,所以留下辭職信悄然離開北京,打算到杭州西湖隱居。他也留下一段大家爭相各自解讀的文字:「殺君馬者道旁兒,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此語引自《白虎通》的典故及詩經,典故是指有高官藏有匹駿馬,有次騎出來,道旁的小孩大聲為馬喝采,高官受此鼓舞,於是放馬狂奔,直至駿馬脫力死去。我對蔡元培留言的解讀是他自比那匹馬,被學生喝了采後不得不拚命幹,做得很累,工人也可休息,他也須要休息了。他是不想被學生「捧殺」的。

 

「五四」帶來的影響是深遠的,中國的民族意識被喚醒,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五四」的直接結果,中共之建國,源頭可算是「五四」。它也帶來了新的思潮,德先生(民主)、賽先生(科學)與馬列主義相互競爭,結果馬列主義得勝,究其原因,也許是因為西方列強口說民主,但同時也是侵略各國的帝國主義,使人反感。當時的「新文化運動」,也得「五四」之助甚大,知識界思想開放活躍,可算是中國的文化復興時期。

 

「五四」以其影響之大來看,是十分成功的。我相信它成功的原因有三:一是學生的對立面是權力基礎薄弱、隨時倒台的北洋軍閥政府;二是學生「外抗強權內除國賊」保土衛國的訴求深入民心,有廣泛支持;三是有蔡元培、胡適、李大釗等傑出的思想與學術領袖。順帶一提,蔡元培雖有幾年時間離開北大,但他對北大的建設卻是比保釋學生重要得多的,他招納了一大批一流學者、首次招收女生入學、重整學系等等,沒有他「為學問而學問」,重視古希臘認知方法及對科學的推崇及驚人的魄力,「新文化運動」會完全走了樣。他與蔣夢麟都最希望學生能把精力放在讀書上,大家讀讀《西潮》便可知曉。

 

合理制約 毫無認識

 

香港的學運並無「五四」賴以成功的條件。第一,他們面對的不單止香港政府,而是按GDP而論中國歷史上權力最大的政府,就算香港政府被打翻在地踩上一腳,也不會改變到人大常委的決定,甚至會使這決定更嚴厲。第二,學生種種對民主政改的訴求,理論上及實踐上存在巨大缺陷,爭議性極大,在港人及知識界中並不認同的人很多。第三,我看不到香港有什麼思想領袖,足以帶領港人學懂如何為港定位,並走出一條長治久安的道路。香港的學運若不重新定位,成功無望,只會造成內耗。

 

經濟學的定義是研究有關如何在有限的資源下做到最好的學問。用另一方式表達,它是現實與理想的結合。香港起碼有三、四成的年輕人讀過經濟,他們都應知道要如何考慮在不同的制約下尋求最大的效益或快樂。制約是現實,不理會現實的制約而追求理想,得到的,便只是永不會成功的空想!只顧制約毫無理想,只會使自己不思進取,甘於平庸。香港學運的帶頭人的主要缺點是對真實世界的各種制約,甚至是合理的制約毫無認識,部分人甚至把個人的偏執誤作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良知」。某些政客或「成年人」竟自甘放棄獨立思考的能力被少年人牽著鼻子走,除了在文革時期出現過類似現象,我想不起有其他案例。

 
無論我們相信中央政府是邪惡、還是為人民服務,但又堅持對港政制擁有主導權,我們都要明白,港人要爭取什麼,都要有實力基礎才會成功。實力不在於搞不搞得起示威「佔中」,這對中央毫無威脅力,但卻害苦了港人,而是要看港人是否有競爭力,中國的發展是否不能缺少香港的貢獻,提升競爭力(蔡元培的北大便做到此點)要靠知識學問長期的積累,並無捷徑。不少港人缺此認識,所以香港的前景是不妙的,但有此認識的人境況會好一點。

(HKEJ    2014-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