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經濟諾獎得主赫曼（James
Heckman）到科大演講，題目是「創造技能」。近年赫曼十分關注貧窮及收入不均問題，而他又以實證為據，深信在適當時間培養適當的技能，才是減低貧窮及收入不均之道。他演講中提到「大亨曲線」（Great
Gatsby Curve）及跨代流動性，我剛巧今年9月11日在本報寫過一篇〈大亨曲線與跨代社會流動性〉，又正值有兩組學生交來研究作業，都是以估算香港的「大亨曲線」為主題的，所以對赫曼所講十分注意。
收入不均與社會流動性是兩個相關但卻是不同的概念。近年香港社會雖為人詬病，指其收入差距太大，貧者愈貧、富者愈富，但其實只有前者是對的，後者則經不起推敲。政府統計處利用歷年人口普查數據，發現若扣掉經濟上非活躍的住戶（主要指並無工資收入的退休人士），並以稅後、福利後住戶人均收入作計算，2001年量度收入差距程度的「基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是0.412，在2011年則是0.413，十分穩定。這些數值的「基尼系數」以國際標準來衡量，也是頗高的，反映香港貧富一向不均，但近年倒不能說收入差距是愈拉愈闊。
年輕人薪酬差別拉開一點
在某些研究中，「基尼系數」似在增加，但其實這只反映香港人口老化，退休後沒有收入（但可能有資產）的人增加迅速。但這帶來一個問題：若今天的香港與從前的香港收入都是同樣不均，為什麼現時港人對貧富差距比以前不滿？我相信這是因為社會流動性減慢之故，而社會流動性中，又以跨代流動性是否暢順最值得我們注意。
所謂跨代流動性，是指父母收入對子女收入究竟有多大的影響。經濟學中有一概念，叫「跨代彈性」（IGE， Intergenerational elasticity），是專門為量度跨代流動性而設的指標。較為正規的量度方法是找來成年子女（例如在他們30歲）的收入數據，並估算出在他們少年時代（例如是15歲之時），其父母的收入是多少。從這些數據中，我們大可估算出平均而言，父母的收入比別人高出1%，其子女後來的收入能較別人的子女高出多少，這便是上述的「跨代彈性」IGE。IGE愈高，子女的收入（或經濟地位）便愈受父母影響，這也就意味着跨代流動性愈低。
我的學生把人口普查的數據找來，若子女仍與父母同住，則數據中會顯示出他們之間的關係；但若子女已長大成人，離開家庭，我們則無法知道誰與誰有父母子女關係。從這些數據中，他們可以估算出歷年人口普查中香港的IGE究竟有多少【註】。
用人口普查收入數據估算出的香港IGE是多少？2001年是0.121，2006年是0.126，2011年是0.155。從這些數字可見，香港的跨代彈性愈來愈高，反映出父母收入對子女收入的影響愈來愈大，亦即香港的跨代流動性愈來愈低。與國際上其他地方比較，上述的IGE卻是偏低的，大約與瑞典、芬蘭等相若，亦即雖然流動性有減慢趨勢，但香港的跨代流動性仍然頗高，為何如此？
香港年輕人薪酬長期以來有一個特點，便是起薪都很低，僱主似是要看看他們將來在工作上的表現，才判斷誰人是龍誰人是蟲。既然年輕時薪酬差別不大，無論他們上一代收入多少都是如此，那麼看起來，香港年輕人收入便顯得不受父母影響，跨代流動性便顯得較高，亦即IGE偏低。不過，近年部分僱主的策略已有改變，他們在挑選某些優秀的年輕人時，也會十分謹慎，所願給予的薪酬也可高出別人甚多，年輕人中薪酬的差別也就拉開了一點，父母過去的影響便突顯出來，跨代彈性便較高。香港跨代流動性與外國相比仍是偏高的另一原因是香港教育近20年來迅速普及，今天的年輕人教育水平遠比上一代為高。
灣仔中西區跨代彈性最高
香港過去亦有一些學者估算過IGE， 現在政府經濟分析部門工作的James Vere多年前對IGE的估算是0.4左右（仍是遠低於英國的0.57），他用的數據不是來自人口普查，而是用較少的問卷調查樣本。在調查中，他可知道現時工作的人的收入，但他們大都說不出父母過去的收入，所以他要知道父母的職業、教育水平等，從而推斷出他們的收入。這個方法有其優點，但樣本卻是遠比不上人口普查這麼大。我自己的判斷是Vere對IGE的估算是偏高了，我的學生的則是偏低了。實情如何，還須探討。
最近兩三年經濟學中出現了一批研究，都在找尋跨代流動性與收入差距有無關係，他們用的方法是把不同國家或不同地區的IGE及「基尼系數」都找出來，並且看看兩者有無關係。若用的是OECD國家或美國境內各地區的數據，這兩個變數多會呈正面關係，把這關係畫成一條曲線，便叫「大亨曲線」。根據有限國家所得的結果，「基尼系數」與IGE似有正面關係，收入差距愈大，跨代流動性便愈差。香港的情況又如何？
我的學生按照官方的分區方法，把香港分成18個區，他們可算出每一區人口的「基尼系數」及跨代彈性。根據這18個區各自的數據，我們可輕易畫出一條「大亨曲線」。這條「大亨曲線」顯示出IGE與「基尼系數」呈正面關係，與世界其他地方情況相同。這18個區中，又以灣仔及中西區的跨代彈性最高，大埔的則最低。若把天水圍獨立地當成一區，其跨代彈性甚至可能是負數，顯示在這一獨特的地區，子女的收入與父母的收入竟然有相反的關係。
香港的「基尼系數」不是很高嗎？為什麼跨代彈性也很低？其實「大亨曲線」本身是否正確也並非無可質疑。父母的收入若是較高，可有更多的資源投到子女的教育上，從而提升他們將來的收入。父母的收入差距若大，的確有可能拉開子女收入的分布，好的學校的學位都被富裕家庭的子弟佔據了。但父母收入不同，也有可能製造誘因，使窮人的子女更加奮發向上，富裕家庭的子女卻反倒慣於安逸生活，不求進步，所謂「千金難買少年窮」的意義正是在此。由此可知，「大亨曲線」所呈現的跨代彈性與「基尼系數」的正面關係是否放諸四海而皆準，大成疑問，只是香港的18區數據，卻是仍然突顯出這正面關係。
未生育女性收入比男性多
我們也要注意，父母的收入只是決定子女未來收入的眾多因素之一，其他因素也在起作用。例如，父母若是新移民，子女的收入會較低。家庭中人數較多，資源被分薄，同樣也會使到子女未來收入下降。男女性別對收入有何影響？這倒要較小心求答案。以全部勞動力去作估算，男女若有相同的教育水準及年齡，男的收入會較高，原因可能只是中年或以上的女士曾經因生育而離開過勞動市場一段時間以致影響事業，與她們的能力無關。但我的學生卻發現，在30歲以下的港人中，女性的收入比男性更高，這組群的女性大多數尚未生育，而近年來女生能進大學的比例又已超過男生，平均成績可能也較優秀。因此，在年輕而不是整體人口中，女性是收入較高的一群。
上述分析只能幫助我們了解香港的跨代流動性，但並不能衍生出一些政策建議加快流動性。倒是赫曼的思想甚接地氣，他思茲念茲的問題正是如何使到教育更有效，從而使草根階層的子女未來也能得享較高的收入。篇幅關係，赫曼的建議我只能下回分解。
註：提交有關大亨曲線研究報告的學生是Lucas Braun、Frederick Haas、Hyun June
Kim、葉國林、張仲賢、何嘉倫、何秉聰、羅博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