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0/2016

特朗普與希拉里之爭 (雷鼎鳴)


說美國總統選舉的電視辯論,只是一場政治騷並不為過。電視中可見,希拉里強要保持着一種皮笑肉不笑的表情,但覺此人十分虛偽。特朗普則一貫語無倫次,瘋瘋癲癲,但這次卻可能被政治化裝師要求稍為克制。


辯論過後,另一戰場的戰爭迅即開始。CNN率先作了「民調」,宣布62%的人認為希拉里在辯論中勝出,認為勝利者是特朗普的只是27%,香港不少媒體忘記了幾年前(依稀記得是汶川地震時CNN有些胡亂報道)大陸流行了一陣子的歌詞「做人不要太CNN」,跟車太貼,說希拉里大勝,但殊不知CNN調查的人當中,只有27%是共和黨中人,樣本顯然有巨大偏差。


特朗普陣營也不甘示弱,紛紛引用另一些民意調查,《時代雜誌》說59%人認為特朗普勝出,CNBC說更多,是61, Fortune則說是55%,特朗普的大擁躉Drudge Report更說成是80.48%人相信特朗普是贏家。


特朗普瘋人瘋語 或損美自身利益


這些「民調」我不敢保證其準確性,但為甚麼雙方陣營都努力製造一印象,己方候選人表現更佳?這顯然是因為他們都相信選民沒有獨立分析能力,容易跟風、西瓜靠大邊,對美國此一選舉大國,這豈不可悲?


我們身在香港,倒也不用理會美國的「民調」戰爭,大可獨立分析誰當選所帶來的影響。


先說特朗普,此人所提出的政策或言論,一塌糊塗,已是無法包裝。他若當選,對美國人的經濟利益,會帶來不妙後果,當中最核心的,是他似乎要大搞右派民粹,在貿易上倒退,在最低工資問題上,比民主黨更民主黨。他若上任,美國可能慢慢走上十九世紀初美國「門羅主義」的自我孤立道路,這對世界來說也未嘗不是好事。


但這些恐怕也是說說而已,美國的軍事工業利益集團,豈容他如此做,特朗普也不見得是個將原則看成是不可侵犯之人,其立場隨時可改變,已是有迹可尋,只要他不把核彈發射控制器當作玩具胡亂按鈕 ,他的好壞影響,未必有持續性。


至於希拉里,她跟美國傳統政治及利益集團,瓜葛極深,與軍事工業集團關係更非一般,其國內政策,與現時可能變化不大,但她是鷹派外交與軍事的悍將,卻是毋庸置疑,希拉里在這方面的往績,歷歷可數。


希拉里作風鷹派 恐再造世界亂局


2002年布殊打算侵略伊拉克,希拉里其時是紐約參議員,立刻大力支持,其後在2008年她競選總統的辯論中,此細節被飽受質疑,她卻推搪說過去被誤導。20072008年間,希拉里反對美國政府用無人機飛到巴基斯坦大搞轟炸,當時的目的是躲在巴基斯坦的拉登,但到她自己當上了國務卿後,此種侵犯巴基斯坦主權的轟炸,卻發生了近300次。2009年美國要在阿富汗增兵,她也同意多派3萬人去,其後此批人出現不少傷亡。2011年她是推翻利比亞政權的大力支持者,但後來利比亞人因戰亂流離失所,連奧巴馬也承認自己犯了大錯。在敘利亞問題上,她的角色也可疑,有傳聞她聯同中情局,支持為敘利亞的反政府分子提供武器,以推翻巴沙爾政府,但奧巴馬對中情局訓練出來的反政府分子卻是沒有多大信心。


對中國而言,希拉里若當選,當不是利好因素。美國重返亞太區,圍堵中國的戰略,構建者之一正是希拉里。


她與中情局關係密切,在亞太區會搞甚麼活動,不得而知。


也許希拉里若當選,對美國自身的破壞力比不上特朗普,但在世界製造亂局的能力與意志,卻是勝過特朗普。民主制度替美國弄出兩個爛橙,人民如何選擇

 

(Sky Post 2016-9-30)

 

 

9/23/2016

對,香港也可以掂! (雷鼎鳴)


香港的大學畢業生起薪點近二十多年來停滯不前,增長極慢,但若是成績優異、面試時對答得體、工作態度正確及所懂專業為市場有需求的,卻大多可得筍工。不少僱主亦曾告訴我,有很多職位他們找不到合適的人選。


有人研究過美國的就業市場,發現起薪點與將來的薪水有密切的關係(當然不是百分百的必然關係),我不知道香港是否也是如此,但若果是,香港在職專業人士之間的收入,恐怕也會長期保持頗大的差距,社會中的鴻溝繼續存在。怎樣才可使到更多的人能在事業上步步上升?


前周黃元山追我去一個座談會當聽眾,我多年來一直忙碌,要自己當講者的座談會也大多推掉,一般沒有時間去聽別人的。但這次不同,主講者是劉遵義教授,另外參與座談的是馮國經、黃友嘉、羅康瑞與陳繁昌等有識之士,都是認識多年的朋友,主題是Yes, Hong Kong Can!內容主要環繞着劉教授為香港團結基金所做有關香港經濟如何發展的研究。


港處戰略位置 掌握經濟機遇


報告及各人的發言中巨細無遺的展現了香港在金融、藝術、創新科技、國際專業服務等等領域上的成就與潛力,「一帶一路」可帶來的機遇等等,其中有一突出之處是香港地理位置所具備的戰略意義,若是機會掌握得好的話,香港經濟前途燦爛。


他們的觀點與判斷,我都十分同意,香港這地方位處世界經濟增長動力最強的中國大陸的旁邊,若懂得利用,的確發展無限,想窮都難。但我聽着聽着,卻不由大生感觸,按不住舉手發言,問曰:「你們的發展建議雖正確,可使走此路的人致富,但香港社會分化,你們愈發達,生活愈過得滋潤甜美,有另一批人卻會愈憤怒,如何可打造更共容的社會。」


羅康瑞最初以為我要提議派福利搞社會主義,當然不是這樣,派福利解決不了有些人因不懂,或不肯掌握或利用香港最大機遇所帶來的問題,這機遇是內地經濟的迅猛發展。有些從來不到內地,或多年不到內地,對內地經濟發展完全脫節;或是別有用心的人,最喜道聽塗說,把一些困難誇大,或是使用一些過時的資訊,而不知「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內地社會與經濟的變化,已經與他們誤己誤人的認知完全不一樣。使到社會更多的人能夠事業發展得更好,不能靠福利,而是靠營造一種氛圍,培養及發揮到港人所一直擁有的企業精神,懂得捕捉內地發展所帶來的機遇。全球化的視野一定要有,香港本身太小了,但在這世代,全球化的主要新內容卻是中國經濟的崛起。座談會的講者都是走遍世界的精英,對經濟與科技都十分熟悉,他們十分明白這道理。


中國高新科技 已成發展動力


部分港人對中國發展的資訊十分過時脫節,但世界其他地方的決策人與有識之士卻不見得會犯此錯誤。在過去幾個月,我讀過不少外國的科技專家對中國科技產品的最近評估,他們早已把北京與深圳看成是可與加州矽谷一爭長短的創新科技中心,這與中國從前只懂抄襲的形象已不可同日而語。


我最近在YouTube看到我母校一位教授Ellen McGrattan與我一位老師諾貝爾得主Ed Prescott合作的研究報告演說,其中引用了美國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的數據,我看後倒也大吃一驚,原來在2014年,中國高科技產品附加值已佔有全球的27%、28%左右,與美國的不到30%非常接近,附加值是指在中國本土所創造的價值,例如蘋果手機的價值大部分不在中國創造,便不會計算在內。高科技產品是指航空設備、半導體、通訊產品等等。在1990年中國在這方面比美國落後了近35個百分點,現在則只差1個百分點,怪不得美國有腦之人都要想方設法搞清楚中國為何可成功並制定應變之道。此種思維才是美國人要保持優勢的態度。香港的年輕人懂不懂此道理

 

(Sky Post 2016-9-23)

社會為何撕裂? (雷鼎鳴)


6年多前,我在本報發表過兩篇文章,討論社會如何從中間派佔多數變為兩極化或撕裂的過程,並提出了一套「雙峰分布」(bimodal distribution)的理論【註1】,到了今天,社會撕裂只會比當年更嚴重,那兩篇文章所描繪的境況,竟是不幸而言中。

 

撕裂對社會傷害極大,全民都會是輸家,我們不能讓情緒主導思維,必須冷靜分析撕裂的原因,否則便不能對症下藥,誤己誤人;社會當中當然有不少人提出過各種解釋,最小學雞的答案自是特首便是社會撕裂的禍源。

 

為什麼這不可能是答案?假設特首極不得民心,人民十分不滿其政策或作風,但這充其量只能造成普遍的不滿,與撕裂是兩碼子事。撕裂是有兩派人(或更多派別也無妨),其觀點南轅北轍,各派人數與力量可能不相上下,誰也吃不掉誰;更有甚者,他們的價值觀在未撕裂前可能分別不大,後來卻各自強烈地相信己方是對的,對立的另一方若非愚笨,便是邪惡。

 

收入不均 衍生不滿

 

雙方很可能都對現狀十分不滿,視對方為社會進步的障礙;對立雙方也不一定是利益有衝突或屬於不同階級,佔中期間,同一家庭的成員往往各持己見,口角頻仍,他們顯然都是屬於同一階級,利益也無甚衝突。對港獨的看法,政制應如何改變,持不同觀點者也難以用階級利益簡單劃分界定。特首有如此神通令大量港人劍拔弩張,家庭不和,又或在網上互相對罵嗎?我看不到誰人有此能力。

 

有些人或許會辯說,若非其施政不當,怎會有人搞港獨或佔中,所以撕裂的禍源仍是他。但正如上文說過,社會中兩派或更多派的人尖銳對立,與不滿是完全不同性質的現象,對某人的不滿並無必然性會導致撕裂。

 

不滿雖不是造成撕裂的充分條件,但我相信嚴重的對立背後,總會有某種不滿情緒存在。光是不滿不夠,大家對不滿根源的不同解讀才是撕裂的根源。我們也要注意一點,社會撕裂絕非香港獨有現象,美國出了個特朗普,並有不少支持者,本身已反映美國社會的裂縫很深。英國脫歐公投,歐洲人對難民潮的不同態度,在在都顯出這些社會並不和諧。

 

當然,我們絕不可能以香港特首的存在去解釋為何世界多處地方都有尖銳的撕裂。要解釋撕裂的出現,我們需要一種更宏觀的視野。這涉及兩個步驟,第一是為何世界各地有那麼多的人不滿或有挫折感;第二是讓不滿變成互不相容、對世事南轅北轍的解讀,如何會出現。

 

我深信收入不均一定是造成不滿與挫折感的重要因素,但世事複雜,叫叫口號打倒某某霸權並不會幫助我們明白真相。

 

前年初夏,我在梵蒂岡開經濟學術會議,並有幸第二次覲見教宗,會議的主題正是收入不均。當時我遇到一位原本是塞爾維亞人,後來成為世界銀行主要經濟師的經濟學家米蘭奴域(Branco Milanovic),承他介紹,我讀了一些他寫的有關世界人民收入分配的文章,甚有得益【註2】,並曾在本報討論過他的發現;近月他更把幾年前的研究擴展開去,並出版了一本頗有影響力的專著,我也一早把書購下。書中的發現,對我們了解世界大勢及香港如何發展,極有幫助,我在半個月前團結香港基金的論壇中也提過它們。

 

米蘭奴域首先把覆蓋世界人口94%的各國收入數據找來,並把各人所屬的國界範圍完全打破,不論原本的國籍如何,都視人人為地球村的成員;這幾十億人中,有些是富國的有錢人,有些是富國或中等收入國家的中產,有些是窮國的窮人,地球村居民的收入差距自然很大,貧富懸殊。

 

但我們若仔細讀讀米蘭奴域的數據,又會發現當中有很重要的結果。自歐洲工業革命以來,在大約2002年開始世界第一次出現貧富差距比前收窄的現象,這與很多人的表面印象不符。為什麼世界人民的貧富差距收窄了?

 

這是因為中國與印度兩個人口眾多的大國收入急速上升,人民從極窮變成小康之故。我們若把世界人民按其收入排列一下,按照米蘭奴域的數據,在2008年最窮的10%人口,比起1988年最窮的10%,實質收入大約只增加15%;次窮的10%人口,2008年收入比1988年高出40%;第310%,收入升了48%;第4個升了60%,第5個升了67%,第6個是77%,第7個是62%,第8個降至28%,第9個只是3%,第10個又升回到18%,最有錢的1%則上升了67%

 

不要小看這組數字,天下大勢已藏其中矣。最窮的人20年來收入上升輕微,但從第2個至第710%,收入上升都很顯著,中國及印度的大部分人口都屬這些組別,他們是全球化的得益者;但第9及第1010%的人,亦即富國的中產,收入升幅卻是似有若無,但最富的1%,卻可享受近七成的收入升幅。

 

中國印度 得益巨大

 

這裏要先點出一件事,中國從19882008年,人均實質GDP總共上升了447%,為何上述數字中,收入上升最快的組別(第6個組別)只升了77%,而非中國的447%這麼厲害?原因簡單,上述數據只是說,2008年排第610%組別的收入比1988年屬於第6個組別的人收入增加了77%,而2008年屬於第610%組別的中國人,在1988年根本還未有資格列入第6組別,他們更窮,可能仍在第1、第2個組別。在20年間,中國人民不但在組別上爬升了幾級,還推高了第6、第7個組別的增長率。

 

中國與印度在全球化中得益巨大,但她們也搖身一變成為實力強大的競爭者;反觀富國的中產,卻似乎未能掌握到全球化帶來的機遇,收入停滯不前,這些人的不滿容易出現。更有甚者,他們在自己同胞中,會見到有部分人變得極富,他們面對的正是前無去路後有追兵的困局,自己與國內富豪差距益大,後面又有大批別國的中產追上來。

 

此等勢態,容易使部分人感到恐懼與挫折,甚至眼紅,但這只是較為局限於富裕地方的現象,香港正屬於此等地方。在中國或印度等新興國家,國內的收入分配也比前更不均(儘管整個世界人口收入分布比前均勻,但每一個國家內部卻可更不均),但這並不會使其人民如富裕地區般變得這麼不滿。情況有如數十年前的香港,收入極不均,但經濟增長快,機會充盈,人人拚命賺錢,對前程感到樂觀,一些國際組織所作的快樂及樂觀指數調查也證明此點。中國或印度目前沒有出現革命或大動亂的條件,但富裕地區卻是充滿不安與躁動,活像火藥庫。

 

此種情況仍只能說明很多人會不滿現狀,不足以解釋大規模撕裂的出現。我在6年前文章中的分析,正可把缺失的答案補回。撕裂需要一個過程,假設開始時社會並無撕裂,中間派佔大多數,「左」「右」兩邊人數較少,持極端觀點的人則更為罕見;再假設符合中間觀點的政策本來是正確的,而當地的政府亦按此施政。但世事無常,正確政策也可因偶然或不測的因素出現而走了樣,導致失敗。

 

在此情況下,靠「左」或靠「右」及極端觀點的人都會自行解讀失敗原因,並批評政策的失敗是因為其不夠「左」或不夠「右」,原本中間派的部分人也會動搖,各自給左或右的觀點說服,社會開始分裂,若政府不夠自信,政策搖擺,向錯誤的一方靠攏一點(例如向左傾一點,但向右也無損分析),那麼再失敗的情況可能又出現,更「左」的人說它不夠左,靠右的人卻乾脆說政府的失敗再次證明左是錯誤的。此種動態會繼續下去,大家都各自有其不一定是正確的邏輯自圓其說,諉過於人。沿著此種思路發展,他們很難走回頭路,社會愈形分裂。

 

社交媒體 引副作用

 

本來這也並非無可解決的難題,只要社會中有一種氛圍,事事以講理為先,並肯對事實仔細推敲,不作情緒式發洩,不斷冷靜檢驗那種解讀是否正確,那麼撕裂並不容易出現。不過,假如社會中早已存在強烈的不滿及挫折,事情便不好辦了,要人民冷靜客觀,恐怕是陳義過高。

 

更為嚴重的是,過去10年光景,出現了社交媒體,人民可自由隱名發表意見,就算是胡說八道也無人知曉其身份,不用負上任何責任。社交媒體尚有一「功能」,便是黨同伐異,意見接近的可以互相「呃like」,不同意見的會遭人罵走,轉戰他方;久而久之,聚在一起的會是同一意見的人,而且大家發言時不會花時間去深究問題,用字遣詞但求過癮,自己友會更喜歡,其他人會更反感,接下來是對其他觀點採取閉目塞聽的態度,在充滿挫折感的大環境中,躲在一個個沒有正視現實排他性強旳避難所中。對世事的解讀是否正確不再值得關注,令自己心靈舒服才是關鍵。社會不繼續撕裂才是怪事。

 

要彌補此種集體性的錯失已非易事,在上面提到的團結香港基金的論壇中,羅康瑞問我(既然我說在富裕地方收入不均),是否要多搞福利平息人民的不滿。我不認為這有用,在這些地方,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世界上仍居於頭20%或更高,生活不算困苦,他們的挫折來自看不到自己的前景,而且見到意見與他們不一致的人,卻往往能掌握到全球化帶來的機遇,生活過得滋潤歡暢。他們需要的是,重建自己的思維,例如在香港,是否肯開動腦筋,思考如何可利用中國大市場所帶來的巨大機遇。

 

民主制度雖有其優點,但卻解決不了人民撕裂的困局,君不見發達民主的富裕國家,正是社會撕裂愈趨嚴重的國家?不過,這並非說政府的政策毫無作用,而是香港比前更需要一個走中間路線、政策經過仔細專業推敲敢頂住民粹壓力的政府,經過一段頗長時期,社會才有望再次和諧。

 

 

1:見拙著〈社會兩極化的成因與後果〉(2010621日《信報》);〈優質民主與政治兩極化〉(2010628日《信報》)。

 

2:見拙著〈怎樣降低全球貧富差距?〉(2014610日《信報》)。

 
(HKEJ 2016-9-22)

9/09/2016

從選舉結果 看民主缺陷 (雷鼎鳴)


立法會選舉已塵埃落定,我們當可總結一下形勢。有幾點想談。


第一,天下三分格局初現,但未必會長久。各派有得亦有失。建制派在議席數目上稍降,但無損他們在議會中控制多數票的大局,在票源上,他們似稍有得益,不知是因為泛民中的少數票流向他們,還是他們部分的支持者今回肯出來投票。


傳統泛民在地區選舉中,失票不少,且有幾名老將下馬,但民主黨及公民黨在每區都可各取一席,民主黨在超級區議會中各取得兩席。


年輕派入局 議事水平更堪憂



新進入的所謂自決派在立法會有了立足點,但其議政能力存疑,在激進陣營中,最有殺傷力的黃毓民被學養與他差了不知多少倍的人取代。另外,自稱國師級的人低票落選,面目無光,致使在社交媒體表示上帝已離棄香港,勸同道中人潛藏起來。失去了武功高強的丁春秋,星宿派的嘍囉除了口舌之爭外,尚有多少能量?這倒也不好評估。正因三派都有所失,似乎每派都有人暗自飲泣。


第二,所謂策略性投票或配票,在今次選舉中大出風頭。以我所知,我是香港評論人中最早討論策略性投票的人,可算是此道的老祖宗。199454日寫了第一篇長文,其後二十多年總共寫過十來篇。其中的要義是七十年代初期,已有兩位經濟學家用深奧的數學方法證明了一個定理,只要有多於兩個的選項,在任何——要注意,是任何——選舉投票制度,不管是如何設計,都一定有空間被人不按自己的本意策略性投票。正因如此,投票結果多多少少都會被扭曲掉,不可肯定能反映到真正的民意。這定理對民主的神聖性打擊甚大,在學術界中早已多有討論。


這個本來是「堅離地」的抽象理論,竟可在今回的選舉中大規模地體現。此理論的另一引伸是,配票是極高難度的動作,成功與否,運氣多於一切,隨時得不償失,今次選舉中,三派中人都有票王或票后,這正顯示出配票的失敗。成功的配票是使到自己陣營中人有最多的人僅僅夠票入閘,票王票后不是把票都浪費掉嗎?此中最明顯的是鄺俊宇吸了49萬多票,倘若民建聯及工聯會配票技術高明一點,王國興完全夠票取代涂謹申。


策略性投票 扭曲民意基礎



泛民似乎也明白此次配票的危險性,不少人都甚表反感。但真正值得他們檢討的,正如我日前在友報所說,別人可在選舉中使用策略性投票,但自稱相信民主選舉能彰顯民意的泛民,卻絕不宜鼓勵一種可把民意扭曲掉的配票手段,否則他們只是把民主選舉當作是一種奪權工具。


第三,香港的選舉愈來愈似西方國家選舉中的一個特色,誰掌控的資源多一點,誰的勝算便愈大。服務將軍澳多年的方國珊與民主思路的兩位參選人,我看他們的資源與大黨無法比擬,落敗也不是很奇怪。


朱凱迪也缺乏資源,但他是唯一激進左派的代表,自會有一部分人支持。鄺俊宇政治能量及學養都未見有何突出之處,能登票王,豈不與有人幕後大力催谷有關?但用上這麼多資源在選舉日叫人投票給他,雖然當中有不少浪費,但這算不算是超越廣告費的上限?


胡搞的民主 終損害港人利益



第四,民主制度的地位在近年頗有退步的迹象。阿拉伯之春及各種顏色革命後,涉及的國家俱禮崩樂壞,民窮財困,甚至出現大量難民,這豈不提醒我們,胡搞的民主不但不會把我們帶至天堂,只會造成動亂。


美國總統大選,今屆的兩個候選人,都使人無從揀得落手,堂堂民主世界領導國,怎會衰頹至此?英國的脫歐公投,用上了最直接的民主方法,但結果卻損害英國及歐洲利益,而且不少投票者紛紛表示後悔。香港上屆立法會議員表現的差勁,全港有共睹,泛民今次失票巨大,正好反映選民的不滿,但他們流失的票,卻是改向更無能力,但只懂叫口號的人那邊跑,下一屆立法會已篤定是多事之秋,如此一來,我們怎能不反思民主制度的缺陷。


我從來支持民主,但卻對它抱有很大的保留,正因如此,我更相信小政府與人民的自由來得更重要,就算民主制度出錯,小政府與自由都可把損失減低

 

(Sky Post 2016-9-9)

9/06/2016

配票與立法會選舉 (雷鼎鳴)


今屆立法會選舉,有一個概念變得很顯眼,這便是「配票」或「策略性投票」。

 

在香港,我似乎是討論「策略性投票」的老祖宗。早在199454日,我便在《信報》發表了一篇長文《「五四」七十五年祭談民主與科學》(見拙著《用經濟學做眼睛》),當中便介紹了經濟學中一個重要理論, 「吉伯特 撒德韋特定理」(Gibbard-Satterthwaite定理,可簡稱為GS定理),其核心正是策略性投票。二十多年來,我寫過有關GS定理的文章不下十多次,近年的部分收集在《民主與民生的經濟解讀》一書中。既然如此,我自信很有資格談談「策略性投票」的問題。

 

隨時可把民意扭曲

 

GS定理曾被芝加哥大學前校長孫能善評為20世紀社會科學領域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此定理簡單但證明十分艱深。兩位經濟學家用高深的數學工具證明了一個有深遠意義的結果:任何選舉制度,無論如何設計,只要有兩個以上的選擇,便必有空間被策略性投票所操控(manipulable),最後所得結果,不一定能準確反映真正的「民意」。由是之故,雖然各方各派都喜歡自稱自己代表「民意」,但其實「民意」並不一定可知。

 

這定理在理念上及操作上都有重大的意義,先說理念問題。

 

所謂「策略性投票」,是指為求勝利,投票人不一定誠實地按照自己真正的偏好去投票。例如今次選舉,便有大量票流到處於可勝可負的邊緣人身上,致使寂寂無聞的人也可成為票王,但一些資深政客卻隨時敗走麥城。民主制度有其重要的優點,便是權力的轉移會和平一點,但假若選民有誘因策略性地投票,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本心去投,那麼便絕不能肯定勝出者都能代表真正的民意。

 

我對策略性投票並不抱有贊成或反對的態度,因為我只客觀地把民主投票看成是一種有優點有缺點的機制。其最大缺點便是,並無辦法可保證民意得以彰顯,選舉結果很多時是策略或運氣所決定。但既然選民有誘因進行策略性投票,我們只應把它看成是一種客觀現象,我對此不會作道德判斷。

 

但對於把民主制度神化了的「泛民」而言,他們卻絕不應鼓勵策略性投票。這不是此種投票方法一定有什麼不對,而是「泛民」若一旦如此做,便等於自相矛盾,口不對心。他們一方面把民主選舉的價值無限擴大,事事以民意代表自居,但卻支持一種隨時可把民意扭曲掉的手段。他們並非真正相信民主,而只是把民主選舉當作是一種獲取權力的工具,當中若有阻止他們成功的任何障礙,他們對不擇手段清除這些障礙,不會猶豫,其自構的道德高地並無基礎。

 

在操作方面,策略性投票往往只會帶來混亂,不一定有成效。改變或引導選民的投票意向是高難度之事,有時會成功,有時會失敗。以今次超級區議會的投票為例,因為當中顯然有人號召把票配給本來位於邊緣位置的鄺俊宇,但這樣一來,他得到超過49萬票,從策略的角度看來,是一種浪費,致使涂謹申差點因失了票而輸掉。若無幾天前的有人退選及有人大力鼓動策略性投票,結果很可能也與今次相若。

 

再以何秀蘭為例,2004年她已經因有人胡亂告急而流失選票,失去了議席,今次又不斷有人要她棄選。這些動作若無發生過,究竟是陳淑莊勝,還是王維基贏,或是何秀蘭當選,難說得很。在新界西,若無「泛民」的勸退,李卓人又不見得一定輸給何君堯。

 

在新東,部分梁國雄的票配給了陳志全,自己差點便輸給方國珊,沒有輸相當程度靠運氣。由此可見,雖然選民及候選人都想利用策略性投票,但運作極易出錯,不一定有利。

 

反觀建制派,我們並無見到其大鑼大鼓配票,但從結果所見,他們確是浪費了不少選票,當中以九西最為明顯。蔣麗芸與梁美芬二人加起來有102016票,比起游蕙禎、黃碧雲與劉小麗三人加起來的84863票還要高出一大截,但建制在九西的6席中只能得到2個席位,他們似乎未有作配票,或配票不善。在策略性投票中,誰當上票王票后,往往代表策略失敗,需要檢討為何浪費了這麼多選票。

 

今次一些沒有議政經驗的人進入議會,但立法會非建制與建制的互相制衡格局並無大變,主要的變化是頗多資深「泛民」下了台,換了一批無經驗的反對派。其原因恐怕是某些「泛民」選民並不滿意「泛民」議員在立法會的表現,他們不會投建制,選票苦無出路,唯有投給一些新面孔。但這樣對「泛民」或非建制來說,可能得不償失。反對派中的議員,若論學養能力,無人及得上黃毓民,我雖不認同其理念或手法,但卻相信反對派因他被一些能力頗成疑問的人取代而失去不少「戰鬥力」。

 

退選策略錢從何來?

 

選舉前幾天有幾人退選,這雖很可能是他們策略的一部分,但看來收效甚微,甚至得不償失。退選的人根本拿不到多少票,其他人也就無從得益。反而較有實力若退選對選情有影響的候選人,似乎不甚情願退出。

 

由此可見,所謂「碎片化」及退選策略,很可能只是白忙一次。若說此種做法有什麼作用,可能便是在選舉論壇中讓一些「二打六」也有不少發言時間,但這是有巨大金錢代價的。競選活動往往要花上數以百萬計的費用,跑去玩一回便提早退出,若非沒有自知之明便是有無限的資金可花費,他們錢從何而來,使人奇怪。

 

「碎片化」的現象也有建制值得學習的地方。不少團隊一人帶幾人,在「比例代表制」中領頭人其實要消耗掉不少選票才能讓團隊中的第二人當選,這不一定有利。若調節得宜,把團隊拆散可能更易分配選票,但這當然難度也很高,選票未必會配搭準確。

 

這次選舉另有一趣怪現象,三十五名地區直選成功的人當中,十一人是女性。九龍東當選的五人是全男班,九龍西的六人則是全女班,莫非男與女難以混在一起?

 

 (TKP 2016-9-6)

9/02/2016

立法會水平讓人堪憂 (雷鼎鳴)


過去幾個星期我一直不在香港,前一陣子還與十多位中學同窗到阿拉斯加坐郵輪度假。


其實此類郵輪假期,收費不算貴,光是每日免費五餐頂級美食,便足可把船公司吃窮。但船公司為了維持利潤,其他的可選擇性項目的收費,卻十分高昂,例如在船上上網,費用竟高達200港元左右一天。


我無法脫離世界大事,所以只有乖乖的付款,十分肉痛。不想被斬太深,惟有盡量上網個夠本,所以也沒有錯過跟蹤立會選舉的各類論壇。


今年候選人特別多,但水平參差,從各人的論辯可看到,不夠班的佔多數,立會競選變成麻雀亂飛的局面。市民目睹立法會議員過去表現低劣,甚至可以烏煙瘴氣去形容,來屆會否改觀,以不少競選者茫然不懂議政為何物的現實觀之,我們很難存以厚望。


高薪厚祿 吸引年輕人參選


為何這麼多的人參選?我們當然不能排除有些人是想一展抱負,為自己的理念發聲。但水平不夠卻可壞大事,立法會是議決市民重要議題的殿堂,並不是政客為自己不足的能力上補習課的地方。
那些想一展抱負的政壇初哥、初姐,最好還是先去較低一個級別的的場所,學習、磨練一下,才再來參政,以免累己累人。


當然也可能有些人被立會優厚的薪津所吸引。對一些專業人士而言,這份薪津只算是不過不失,但對一些年輕人,卻是個巨大的誘因,而且當選後,尚有資源可僱用其他人為自己抬轎。競選成功的機會雖偏低。但總算是有個機會,況且市民既然眼見不少競選者都是海軍鬥水兵,選出誰人,隨機的運氣因素也存在。只要有重賞,機會又不是零,總也有些勇夫會跑出來。


改變多議席單票制 杜絕偏激

在郵輪上有位昔日同學,但今天已在星洲落戶成為金融界名人的朋友,對香港政壇水平之低大惑不解,多次追問為甚麼過去有這麼多差勁的議員當選。我們的標準答案是香港的比例代表制所致,更正確一點是多議席單票制,已足以製造此等局面。


香港有五大選區,有些選區可以有高達九個席位,但每名市民在自己選區卻只能投一票。
這與世界上不少選舉制度大相逕庭,別人是一區一個議席,得票最多者當選,有些可能要過半數票才能當選。在多議席單票制下,得票只得幾個百分點的一樣有機會。


既然如此,參選人只要走偏鋒,扭盡六壬去討好社會中一些偏激分子,便可能與得到大多數人支持走較中間路綫的人在立會平起平坐。


這是香港政治生態扭曲的其中一個根源。


改變這制度不容易。最簡單的方法是把香港分為更多的選區,每個選區只選出一人,那麼社會較易走回中間理性路綫。




既得利益者眾多 不接受變革


這有個缺點,便是只代表少數市民聲音的人不易進議會,但這也比香港政治走上極端的局面來得可取。也許折衷的辦法是按香港有18個區計算,每區選出2人左右(3人也未必不行,但人數不能多),那麼當選者總也應有相當數量的票才致勝出。第2名當選人可能也是代表少數派,但極端分子卻難以言勝,除非他們改走更貼近較多市民認可的路綫。


上述「建議」,在可見的將來大概不會實施,因為必有現任議員拼死反對,你動了他們的根本,他們會接受嗎?但若不如此做,香港政治難以健康發展

 

(Sky Post 2016-9-2)

9/01/2016

言論自由、觸動警告與安全空間 (雷鼎鳴)


上周香港與美國的高等教育界都有重要的界定言論自由的聲明,頗引起知識界的討論。

 

港大校長馬斐森在開學禮後代表其管理層向傳媒發表立場聲明,除了直指港獨不切實際,不符港大利益外,還表示擁護言論自由,並強調大學不會接受憎恨、冒犯性語言與行為或暴力,又力陳港大成員要尊重法律,在這些前提下討論問題,才算健康。

 

馬斐森的聲明不可能只是他個人的意見,港大的管理層我只是部分認識,但聲明發表前的幾天,我尚在阿拉斯加的郵輪上與朋友度假,其中一人正是其首席副校長譚廣亨,在溫哥華上岸後他便要趕回香港開會,以我對他的認識,他肯定認同這份聲明的內容。有報章也向香港其他一些大學查詢,他們的回應也與港大的聲明大同小異,我猜測各校長在大學校長會中對相關立場早有討論,也許已有一定的共識。是否如此,要待將來驗證。

 

成年人嬰兒化

 

也是上周,芝加哥大學的學生事務主管艾利森(Jay Ellison)對本科入學新生也發了一封信,詳述芝大對言論及表達自由的觀點與立場,校長森馬(Robert Zimmer)隨即又在《華爾街日報》發表文章闡述其對相關問題的看法,並向其校董傳發本科生學院院長(John Boyer,我曾修過他的歷史課)一篇關於學術自由的論述。如此隆重其事,艾利森所寫的信與森馬的文章,顯然是深思熟慮後的重要動作,肯定是芝大的正式立場。他們的聲明不但在美國的傳媒廣泛報道,亦得到知識界中不少人喝采,當中頗有香港的校友。

 

芝大的聲明說了什麼?他開宗明義痛陳美國高等教育界正面對著一股逆流,發表言論的自由正受到威脅,獲大學邀請的講者往往因為大學有一部分人不喜歡講者的言論而要取消演說,或在演講中因被(故意)喝倒采而要中止,有些人因為觀點與某些既定的想法不符而被迫道歉,有時大學的主管人員還在推動此種逆流。

 

但大學教育的核心部分正是訓練學生掌握到質疑其他人及自己觀點的能力,為此,接觸不同的觀點是必須的,每位大學成員都會被鼓勵發表觀點,挑戰別人的觀點不會被禁,但文明的行為與互相尊重對每人都極為重要,表達的自由並不意味我們擁有滋擾或威嚇他人的自由。為了達到此等目標,艾利森在信中明確宣布,芝大絕不認可「觸動警告」(Trigger Warnings)與「安全空間」(Safe Spaces)這兩個近年在美國校園甚至社會中大行其道的概念(甚至是制度)。這兩個相關的概念對我們了解當前思想界的發展有重要意義,這裏要先解釋一下。

 

什麼是「觸動警告」與「安全空間」?雖然其定義仍存在相當爭議,但其主要含義仍不難明白。所謂「觸動警告」,是指在寫文章、發表意見或上課指定教材時,若快將觸及一些敏感名詞或內容,估計可能會觸動某些人的不愉快或痛苦回憶,便要先行發出警告,例如法律課堂上討論強姦法,便要先警示學生,若她們當中曾有遭遇強姦的經驗,大可離開課室,免致勾起回憶。在香港我們也時有在電視中見到有聲明,說某某節目可能會引起觀眾情緒不安,這便是「觸動警告」的例子。

 

此種警告,本來無傷大雅,問題是,在不少校園它已走火入魔,幾乎事無大小,某些學生都要求加上「觸動警告」。兩年前布朗大學的學生便通過議案,要校方對所有課程都設立「觸動警告」,但什麼名稱、用字、內容會突然使某些心靈脆弱的人感到不安,卻是無人知曉。名校奧伯連(Oberlin)學院的校方年前制定一份文件,要教員注意種族主義、階級主義、各種性傾向、特權與壓迫,若有任何可能觸動學生情緒的內容,最好都不一定要學生學習。這些觸動性材料,又有人把其推廣至包括殖民地歷史、宗教迫害、自殺問題等等,只要肯開動腦筋,世上任何討論,都有可能犯上觸動不愉快聯想之罪。

 

「安全空間」與「觸動警告」關係密切。此等空間是要讓一些學生有避難之所,當他們聽到或讀到一些使他們不快的觀點時可躲在此處休養治療,空間內可供應曲奇、彩色圖書、寧神音樂、枕被等等,但求使用者感到受呵護,得到安全感。設立「安全空間」其實反映出一種愈來愈強、來自學生並得到部分校方行政人員支持的訴求,他們認為校方有責任保護學生,使其免受一些他們感到不舒服的觀點轟炸。4年前香港的一些中學生反對國民教育,認為會被洗腦,其思想根源與「安全空間」近似。

 

此等做法若無部分大學校方的支持,很可能成不了氣候,但此種支持又確實存在。不少大學因害怕學生不安而取消一些講者的演說;年前Hampshire大學取消一隊樂隊的表演,原因是樂隊有太多白人音樂家,怕大家在討論此樂隊時,有人心靈會感到受創而不「安全」;Smith大學的校長曾要為一件無厘頭的事件道歉,因她在一個舊生活動中並無制止一位講者論及種族主義,令一些學生和教員心靈受傷;牛津大學一個學院的「督導」(censor,近似院長),去年取消一個關於墮胎的辯論,原因是一些婦解分子不滿正反兩名辯論人都是男性。

 

全因玻璃心作祟

 

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去年我在《亞洲週刊》曾撰文列舉大量例子,指美國校園中事事追求「政治正確」的現象已使人啼笑皆非。耶魯的一些學生在去年萬聖節中認為某些人穿的古怪服飾藏有種族歧視的隱喻,要校方監管,但校方不樂意干涉學生穿衣的自由,引致學生不滿,最後校長竟發信說忽視了種族主義的影響,說委屈了學生;在UCLA有位教育學院教授在一位黑人學生交來的作業中糾正其文法、拼字與標點的錯誤,竟引來抗議,說這位教授在校園製造「敵意」;在Steven Point的威斯康星大學,校方指定須要避忌的用語中,竟包括「美國是一個(文化或種族)熔爐」;哈佛大學宿舍的舍監本叫Master,去年因怕人聯想到主人與奴隸的關係,校方於是下令更改這稱號。

 

事事怕受傷害,要別人對其呵護備至,說得好聽一點是重視各人的感受,說得直接一點便是把成年人嬰兒化,承認自己弱不禁風,名副其實的「玻璃心」。不要以為只是美國校園才有此現象,香港去年中港足球世界盃外圍賽前後,不少人便對外國廣告商設計的廣告中提及港隊有不同「層次」一語而大感不滿。我估計這廣告商也許至今仍不明白「層次」一詞誘發某些人的什麼聯想。

 

社會中人若心理如此脆弱,固然不妥,如果是大學的學生或教授也是如此,更是大大不妙。美國知識界不少人對此早已大表反感,對某些大學順從學生的無理要求十分不滿,就連普林斯頓的一些學生也醒覺到此種風氣不利學術探索,他們並成立一個「普林斯頓開放校園論壇」,以對抗此種思潮。芝大校方的正式立場,不啻是一種反潮流之舉,起到遏制左翼自由主義思想的作用;但芝大的立場,看來看去,我只能看到是對言論與學術自由的執著,符合芝大一貫的信念。

 

對自由的侵害,不一定都來自政府,民間中的一些錯誤思潮一樣有作用。「觸動警告」及「安全空間」是要把學術殿堂的學術探索按照心靈病人的思維方法去改造,這如何了得?一旦如此,社會必然退步。

 

寬鬆的言論與學術自由環境有利學術的進展與社會的和諧,但若遇到尖銳的議題,例如有人在校園中「播毒」,鼓勵人吸毒或殺人等等違法行為,那麼自由寬鬆與保護社會的界線應如何訂定?

 

這個平衡點不易定出,但就香港各大學與芝大的聲明或立場而論,我們可概括出幾點原則:第一,自由要盡可能寬鬆,大學比中小學或社會應鬆得多,否則不易探索新思想。第二,仇恨、歧視、冒犯性語言不應在大學中出現,受到這些情緒所影響,而又不懂得用理性語言表達己見的,其觀點的智力質量幾可斷言,不會好得到哪裏去,在大學中沒有地位。第三,在大學校園中辯論或研究港獨的理念或可行性,並無不可,但若是刻意鼓吹,則不但違反《基本法》,而且很可能導致港人自由受損的後果(見本欄拙作〈自由與港獨〉,刊816日),校方須與其劃清界線,不動用任何資源支持。第四,張五常說過,中國文化有一缺點,便是喜歡談仁義道德,不重視科學探索。其實美國校園與知識界出現的思想嬰兒化逆流,一樣包含只管個人的價值觀,不理會科學真理的毛病。這些人的錯誤是以為自己的價值便是普世價值,一聽到別人不同的觀點,便以自己的幼稚準則去斷定別人不道德,他們缺乏一種多元性角度看問題的能力,而且可能因長期受父母或學校保護太甚,對不同己見的觀點充滿恐懼,因而無法接納。解毒方法是事事用事實去驗證觀點,對別人和自己的看法都學懂質疑,這才是批判性思維。

 

(HKEJ 2016-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