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5/2017

回歸20年的中港關係 (雷鼎鳴)


香港回歸20年,發生的事數不勝數,我們若要總結這20年的歷史,需要沿一些線索看透表象,並搞清誰是主要的博弈者。

 

最重要的博弈者自然是內地與香港,為求去除較次要的枝節,我們可把中央政府和特區中與中央對著幹的勢力視為博弈雙方。在香港和內地以外,美國很可能是另一較隱藏的博弈者。至於分析的線索,最重要的是認清經濟和政治實力的變化;軍事力量本來也可扮演重要角色,但美國沒有理由在港採取軍事行動,中國則根本不用這樣做,香港本身除了駐港解放軍外,並無軍事力量,我們大可把軍事因素略過不表。

 

美國對港絕對有興趣

 

表面看來,美國並無直接參與中港博弈,她的角色更似一個並非中立的觀棋者。美國有無幕後參與或甚至資助一方的活動,由來涉及外交問題,所以不會輕易留下把柄;我是局外人,不會掌握到什麼實證,但我是相信她有積極參與香港事務的。美國在世界多處地方捲入別人的國事已不是什麼秘密,其圍堵中國的意圖也昭然若揭,而香港的高度自由更是令她有資格成為世界重要的情報中心,美國政府怎會不感興趣?

 

林行止先生多月前引用過台灣清華大學研究生王梅香所寫有關1950至1962年美國出錢介入港台文學的論文,我也找來翻閱過,讀後不能不使人驚覺美國政府干預香港事務無孔不入。回想我在芝大念書時,每周15個小時在圖書館打工負責整理寄入的刊物,每天都會收到一大疊駐港美國領事館收集的有關內地的各類資料情報,說美國對香港毫無興趣只可能是欺人之談。

 

但在美國政府眼中,香港的價值只可能跟隨美國的利益及對華政策而變,某些港人若要把美國政府當作是盟友,可能會發現她並不那麼可靠。我20多年前在本報便指出,美國人喜歡當一哥,不容別的國家超越她。這有如賽車,當後面的車離開前面的距離仍遠時,前面的車不用理會後面的,但當中國這輛車要超越美國車時,後者便會在路上左擋右擋,容易險象環生。現在正當中國在多個領域中爬頭的時刻,我們不能排除美國在港有鋌而走險、做事露骨的可能。

 

不過,我們也應記著尼克遜於1994年出版的《和平以外》(Beyond Peace)一書所言︰「今天,中國的經濟力量使美國關於人權的說教顯得鹵莽(imprudent)。10年內,這些說教會顯得不適當(irrelevant)。20年內,它們會變成可笑(laughable)。」觀之於特朗普對華政策的前倨後恭,毫無章法,尼克遜20多年前的預言大有可能成真。若然如此,香港也隨時可變為美國棋局中的棄子。

 

影響著中港關係及中美關係最大的因素,無疑是中國經濟實力的急速擴展。從1997至今年這20年內,中國的總體實質GDP上升了約5.71倍(若從1978年算起,更是上升了34.46倍)。1997年,按官方匯率計算,香港的GDP是內地的19.65%,而美國的GDP則是內地的9.5倍,當時香港對中國的重要性還十分明顯,而美國仍可視中國如無物;但今天情況已大為不同,若以購買力平價計算,香港的GDP連中國的2%也不夠,而且中國早已超越了美國,成為第一大經濟體。

 

此種經濟巨大的增長必會帶來社會中多方面的變化。馬克思主義的「量變到質變」在此可看到實例。中國人民富有了,生活上的自由與方便也大幅提升。有位內地記者告訴我,幾年前她來香港,覺得香港樣樣都方便,但今年重訪,卻覺得內地生活遠比香港方便,這倒並非香港退步了,而是內地人民一部手機便可走遍天下,解決到他們生活中大部分問題,香港的科技已追不上他們了。

 

從前中國人重視增長多於環保,但近幾年中國已迅速成為太陽能和風力發電的最大利用者,且代替了要退出《巴黎協議》的美國,竟成為環保的國際旗手。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宏圖和亞投行,若在從前,恐怕和應者寡,但現今有興趣參與的已高達60多個國家。

 

港人收入只上升31%

 

在科技上,中國似正處於一井噴式階段,新產品使我們感到跟不上時代,從前的模仿已變成創新,國際科技界中早已知道中國實力的雄厚,北京的中關村已在威脅著加州矽谷的霸主地位。在一些國際調查中,中國人對經濟前景的樂觀程度一直維持在世界第一或第二的位置。美國若要制約中國的經濟,已是力不從心了。

 

香港20年來經濟的表現顯然大有不如,但九七以後,香港仍能保持基本的繁榮,實質總體GDP 20年內增長近88%,失業率低企,外匯儲備豐足,從此等意義上,資本主義香港的「一國兩制」落實得尚算成功,經濟自由也保持得不錯,在世界的各種排名中,香港的經濟自由與競爭力一直都名列前茅。

 

不過,香港的經濟理應是可以有更佳表現的。香港位處全球經濟增長動力最強的中國南大門,近水樓台先得月,但從1997至2015年,港人就業收入的中位數,在扣掉通脹後,共只上升31%,20至24歲年輕人的實質收入增幅,更低至9.3%。樓宇供應不足導致樓價大升,無樓之人叫苦連天。

 

我們可以說,在港也有部分精英捕捉到中國發展帶來的機遇,如魚得水,但大部分市民恐怕沒有受惠或受惠有限。從另一角度看,這也顯示出香港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愈來愈少,此點對香港的地位有不妙的影響。

 

上文提到中國經濟增長迅速,近年進行艱巨的經濟結構調整,仍能避免到硬著陸;但毋庸諱言,中國人均收入尚未達發達國家行列,中國的最大政治仍是盡可能利用這數百年難得一見的機遇努力發展經濟,中國社會的穩定性及中央政府所得到的高度認受性,也是建基於經濟不斷有高增長(每年GDP新增的部分,以購買力平價計算,已超過一個澳洲的GDP),以及人民生活不斷改善。

 

在外交上,中國最顧忌的應是美國的圍堵,但中國運氣不錯,2001年美國遇上恐襲,小布殊不得不改弦易轍,與中國合作反恐,這替中國爭取多七八年的外交寬鬆環境;2008年金融海嘯,美國自顧不暇,又替中國多爭取了幾年時間;特朗普上台後瘋瘋癲癲,間接提高了中國在世界政治上的領導地位。在台灣問題上,中國應已一早明白,就算香港的「一國兩制」落實得如何成功,台灣也不會相信,香港的所謂示範作用,本來便並不存在。

 

從上可知,中央政府要面對的重大問題多如牛毛,根本沒空理會香港這個只懂哭叫的孩子。張德江一再表示,香港的角色只應是一個經濟城市。若香港保持繁榮穩定,無人踩過涉及中央主權的底線,中央政府並無誘因自尋煩惱,金睛火眼的盯著香港。

 

在回歸的最初幾年,中央對港的態度幾乎是有求必應,其他省市對港甚至頗為眼紅。中聯辦與駐港解放軍都極其低調。記得曾蔭權仍當財爺時,他代表就業專責小組寫信到解放軍處要求他們幫忙訓練香港的年輕人,使他們更有紀律,增加在職場中的競爭力;但解放軍不願捲入香港事務,所以婉拒了。我的舊同事鄭國漢教授曾獲解放軍邀去講解經濟,但他發現來接他的人員幾乎迷途,可見他們整天留在軍營,不出市區,極為低調也。

 

年輕人只沉醉政治攻訐

 

從中央的角度看,此等懷柔政策並不能說成功。沙士期間,中央宣布自由行、CEPA等一系列政策,但換來的卻是每年一度的「七一」示威。在此情況下,我們大可推斷中央有兩種選擇,一是繼續懷柔,靜觀其變;二是逐步收緊,以免港人不識好歹。

 

按照中國的傳統文化,別人對你待之以禮,你卻是報之以怨,這便是尼克遜所說的鹵莽了。我猜想中央領導人可能會十分納悶,香港那些熱中於政治的人腦子是如何構造的,為何在自己實力愈來愈弱、愈無討價還價能力之時,反倒是愈搞愈激,甚至公開傳播港獨?

 

其實,這也並無難解之處,此種行為在寵壞的港孩身上容易見到,但一涉及管治權的大是大非問題,中央不會甘於扮演慈父的角色。香港的極端分子若是踏過中央底線,事實已證明,中央不會和稀泥。在這個時候叫中央採用寬鬆政策,恐怕機會已經錯失了。

 

本來香港的政治環境是可以不用劍拔弩張,中港雙贏,但這需要條件。7年多前我在本報已指出,雖然香港的GDP相對於內地已愈來愈不重要,但只要港人懂得如何在經濟上對中國作出貢獻,使人感到香港不可或缺,港人在政治上的議價地位可以保持。但可惜不少年輕人沉醉於政治攻訐中,失去對經濟建設的興趣,在北大人眼中,香港的價值只可能一減再減。

 

不過,香港還算是好運氣的,「一帶一路」國策橫空出世,港人懂基建,搞過加工區,也熟悉金融,有能力通過對「一帶一路」作出貢獻而爭取回自己的政治地位。但實際上恐怕只有部分港人能做到此點,那些只喜歡鬥爭的人不可能有興趣去思考「一帶一路」的策略。

 

最近兩三年港獨思想冒了出來,這對大多數港人來說,只可能是糟透之事。也許港獨的支持者甚少,短期內成不了氣候,但全球正處於民粹主義思潮泛濫的階段,此等思潮包含排外與反精英的元素,誰敢說對它不了了之,它便會自動消失?中央可向泛民發放回鄉證,但卻要把港獨變成過街老鼠,正反映出她對任何形式的港獨不會容忍。

 

有人認為港獨只是中央人為地炮製出來的稻草人,替鷹派找尋攻擊的藉口。我不相信此說,但就算此「陰謀」屬實,與港獨無關的泛民也可輕易化解,只要他們願意與港獨劃清界線,以行動而不是不痛不癢的罵兩句港獨,便沒有人可以把他們當作港獨了。

 

這本是舉手之勞之事,但我們見不到有此行動,這是很可惜的。這有兩個可能,一是他們沒有政治智慧,二是他們自己也是港獨的同路人或後備軍。中央對他們難感信任,怎會放心讓香港普選特首?

 

回歸20年已成過去,未來20年又怎樣?我相信更大的巨變還在未來。

 

人工智能與大數據的應用,肯定會把社會弄得翻天覆地,而中國在這些領域上早已乘上快車,是世界的領頭人了。香港若乘不上這輛快車,會否被時代拋棄,變得再無關重要。觀乎人工智能有可能於10年內取代到大半金融業的職位,香港的前途真的存有巨大風險。

 
(HKEJ 2017-6-23)

6/24/2017

俄羅斯之旅 (雷鼎鳴)


6月份,香港天氣已燠熱,但俄羅斯卻是清爽涼快。原來這個月也是俄羅斯的旅遊旺季,有些香港的旅行社,同一天便可搞到兩三個旅行團到那裏去。我幾乎走遍過歐洲諸國,但從未到過俄羅斯,今年便決定一遊。

俄羅斯是地球上幅員最廣的國家,人口密度低,但大城市如莫斯科也有千萬人口。我初到貴境,倒要處處留神觀察。莫斯科或聖彼得堡(蘇聯時期稱列寧格勒)的市區繁華處,建築風格是巴洛克式為主,看上去與巴黎或歐陸不少地方無異,但不少民居稍見破舊,據說是二次大戰過後,史太林用較低成本興建以補償戰爭時期遭到的破壞。

到訪俄羅斯很容易得到一個印象,到處都十分乾淨整潔,我從未見過在同一城市中有這麼多人整天都在掃垃圾或拖地。它每年冬天很長很冷,理應凍死了不少細菌,俄羅斯人為甚麼似有潔癖般,不斷打掃,使人費解。俄羅斯有過燦爛的文明,到那裏當遊客,便意味着要參觀多所宮殿及教堂,二者都很有特色。皇宮等若博物館,藝術品極多,牆壁及天花都有鍍了18K金的石膏裝飾,金光閃閃。導遊問我們估計用了多少金,多數人都用多少噸作答案,但我知道鍍金用量可以很少,單位應用斤計算,果然數十萬呎的宮殿共只用了8公斤的金,想來我若如此無聊,把家中天花牆壁都鍍上了金,幾安士便足夠有餘了,我應該付得起。

港人外遊 同樣大造聲浪

到俄羅斯去,改變了我對它的一些印象。沒有見到電影《齊瓦哥醫生》(我相信這是史上最偉大電影之一)中所看到面孔冷冰冰的革命分子的形象,但俄羅斯人似比美國人內斂一些,表情不會太誇張。我們的導遊倒是活潑得很,不斷告訴我們俄羅斯的各種「秘密」,以致團員受到感染,把「秘密」一詞用作口頭禪。兩位導遊都是俄羅斯姑娘,普通話都說得不錯,其中一位曾來華留過學。要她們服務一批批喧嘩得很的港客,算是屈才了。一些港人常埋怨內地來港的遊客舉止失儀,但這恐怕是中國人的通病,香港外出的遊客,一樣會不斷製造使當地人側目的聲浪。

在一個新地方,我對其人文社會的興趣大於風景。莫斯科的地鐵站各有特色,甚至可以說是藝術殿堂,但人流擁擠,上下班族匆匆而過,與世界各大城市一樣,站在地鐵站中欣賞建築藝術,形同阻街,頗為不妥。俄羅斯的芭蕾舞世界聞名,多數人嫌悶,我卻覺得很好。我在聖彼得堡觀賞到的是《天鵝湖》,主角不錯,但其他演員似是學生,其整齊程度比不上內地一流芭蕾舞團舞者雙腿要180度便180度,要90度便剛好是90度。

震盪治療 大大扭曲經濟

90年代初蘇聯解體後,俄羅斯人經歷過一段慘痛時期。葉利欽親美,被西方媒體描寫為英雄,但此人在治國能力上是草包,把俄羅斯搞得一塌糊塗,從美國所畏懼的對手變為美國的附庸。小兒在芝大讀書時所住的學生公寓,樓上竟住有數學界地位與諾貝爾獎同級的菲爾茲獎得主,來自俄羅斯的數學家。莫斯科國家大學本是世界最傑出的大學之一,但90年代人才流失嚴重,精英紛紛被挖走,芝大數學系便乘此機會弄走了俄羅斯幾名頂尖數學家,香港科大也接收過俄羅斯來的教授。

人才外流的最重要原因是當時的俄羅斯經濟陷於崩潰,大部分人民的實質收入,竟大幅下降,遠遜蘇聯時期。導致此局面的根源是葉利欽受美國專家影響,採用了「震盪治療」,即把原本的計劃經濟體制一步到位地改為自由市場。計劃經濟效率的確低,走向自由市場也十分正確,但一下子改過來卻是揠苗助長,欲速不達。經濟從一體制過渡到另一體制有大學問,當中幽微曲折處若不被掌握好,經濟會出現很大的扭曲。反觀中國同期所用循序漸進,國有及民營企業並存的「雙軌制」,卻是大獲成功,從90年代中到現在,實質GDP上升了六、七倍!俄羅斯「震盪治療」的失敗與中國循序漸進的成功,已成過渡經濟學的標準教材。某些港人所提出的「真普選」,我相信會與「震盪治療」一樣,可造成不測亂局。
(Sky Post 2017-6-23)

 

 



 
6月份,香港天氣已燠熱,但俄羅斯卻是清爽涼快。原來這個月也是俄羅斯的旅遊旺季,有些香港的旅行社,同一天便可搞到兩三個旅行團到那裏去。我幾乎走遍過歐洲諸國,但從未到過俄羅斯,今年便決定一遊。
俄羅斯是地球上幅員最廣的國家,人口密度低,但大城市如莫斯科也有千萬人口。我初到貴境,倒要處處留神觀察。莫斯科或聖彼得堡(蘇聯時期稱列寧格勒)的市區繁華處,建築風格是巴洛克式為主,看上去與巴黎或歐陸不少地方無異,但不少民居稍見破舊,據說是二次大戰過後,史太林用較低成本興建以補償戰爭時期遭到的破壞。
到訪俄羅斯很容易得到一個印象,到處都十分乾淨整潔,我從未見過在同一城市中有這麼多人整天都在掃垃圾或拖地。它每年冬天很長很冷,理應凍死了不少細菌,俄羅斯人為甚麼似有潔癖般,不斷打掃,使人費解。俄羅斯有過燦爛的文明,到那裏當遊客,便意味着要參觀多所宮殿及教堂,二者都很有特色。皇宮等若博物館,藝術品極多,牆壁及天花都有鍍了18K金的石膏裝飾,金光閃閃。導遊問我們估計用了多少金,多數人都用多少噸作答案,但我知道鍍金用量可以很少,單位應用斤計算,果然數十萬呎的宮殿共只用了8公斤的金,想來我若如此無聊,把家中天花牆壁都鍍上了金,幾安士便足夠有餘了,我應該付得起。
港人外遊 同樣大造聲浪
到俄羅斯去,改變了我對它的一些印象。沒有見到電影《齊瓦哥醫生》(我相信這是史上最偉大電影之一)中所看到面孔冷冰冰的革命分子的形象,但俄羅斯人似比美國人內斂一些,表情不會太誇張。我們的導遊倒是活潑得很,不斷告訴我們俄羅斯的各種「秘密」,以致團員受到感染,把「秘密」一詞用作口頭禪。兩位導遊都是俄羅斯姑娘,普通話都說得不錯,其中一位曾來華留過學。要她們服務一批批喧嘩得很的港客,算是屈才了。一些港人常埋怨內地來港的遊客舉止失儀,但這恐怕是中國人的通病,香港外出的遊客,一樣會不斷製造使當地人側目的聲浪。
在一個新地方,我對其人文社會的興趣大於風景。莫斯科的地鐵站各有特色,甚至可以說是藝術殿堂,但人流擁擠,上下班族匆匆而過,與世界各大城市一樣,站在地鐵站中欣賞建築藝術,形同阻街,頗為不妥。俄羅斯的芭蕾舞世界聞名,多數人嫌悶,我卻覺得很好。我在聖彼得堡觀賞到的是《天鵝湖》,主角不錯,但其他演員似是學生,其整齊程度比不上內地一流芭蕾舞團舞者雙腿要180度便180度,要90度便剛好是90度。
震盪治療 大大扭曲經濟
90年代初蘇聯解體後,俄羅斯人經歷過一段慘痛時期。葉利欽親美,被西方媒體描寫為英雄,但此人在治國能力上是草包,把俄羅斯搞得一塌糊塗,從美國所畏懼的對手變為美國的附庸。小兒在芝大讀書時所住的學生公寓,樓上竟住有數學界地位與諾貝爾獎同級的菲爾茲獎得主,來自俄羅斯的數學家。莫斯科國家大學本是世界最傑出的大學之一,但90年代人才流失嚴重,精英紛紛被挖走,芝大數學系便乘此機會弄走了俄羅斯幾名頂尖數學家,香港科大也接收過俄羅斯來的教授。
人才外流的最重要原因是當時的俄羅斯經濟陷於崩潰,大部分人民的實質收入,竟大幅下降,遠遜蘇聯時期。導致此局面的根源是葉利欽受美國專家影響,採用了「震盪治療」,即把原本的計劃經濟體制一步到位地改為自由市場。計劃經濟效率的確低,走向自由市場也十分正確,但一下子改過來卻是揠苗助長,欲速不達。經濟從一體制過渡到另一體制有大學問,當中幽微曲折處若不被掌握好,經濟會出現很大的扭曲。反觀中國同期所用循序漸進,國有及民營企業並存的「雙軌制」,卻是大獲成功,從90年代中到現在,實質GDP上升了六、七倍!俄羅斯「震盪治療」的失敗與中國循序漸進的成功,已成過渡經濟學的標準教材。某些港人所提出的「真普選」,我相信會與「震盪治療」一樣,可造成不測亂局。
 
 
 
 
 
 
 
 



 

 

 

 

 

6/16/2017

港人收入的差距稍有縮減 (雷鼎鳴)


上周五統計處發表關於香港住戶收入分布的報告。這報告的數據來自2016年的人口普查,其主要推演結果是香港貧富收入的差距在2011至2016年間有輕微縮窄,但可惜香港的一些傳媒根本不懂解讀數據,又或認為貧富差距減低並不夠煽情,所以只好以訛傳訛,硬說報告結果顯示貧富差距正在擴闊,胡混交差了事。

量度收入分布有多種方法,在港比較常用的是所謂的「基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港譯「堅尼系數」,其實是錯譯,因Gini是意大利名字,不應用英文的發音)。此方法好處是十分簡單,收入完全平均,則系數為0,收入全部集中在一人手中,則系數為1。一般而言,此系數愈高,則被解讀為貧富差距愈大,但其實這也不盡然,當大量貧民脫了貧,收入有所提升時,「基尼系數」也可以升高。由此可知,「基尼系數」升高不一定是壞事,但這裏我依然從俗,假設政府的政策目標是降低「基尼系數」。

分析數據基礎 應計算福利政策

但就算我們沿用「基尼系數」,也會立時碰到一系列量度收入或財富的問題,若用錯了數據,只會使大眾錯誤解讀情況,政府政策也會失效。

第一個問題是應該用某人擁有的資產,或是用其收入,還是用其每月的消費額來量度貧富?這問題不難解答,資產總值的數據十分稀缺,甚至不可靠,不能用,剩下來的問題是應該用收入還是消費額? 我相信兩者俱可用,所得結果可互相印證。

第二個問題是該用個人的就業收入數據,還是用住戶家庭的收入作基礎。用個人數據較為不妥,因沒有就業的人士,如家庭主婦等,收入可能是零,但他們並不一定貧窮。用住戶數據可避開此問題,但住戶有大有小,人多的住戶的收入若與人少的住戶收入一樣,前者的成員顯然比後者貧窮,所以我們若以住戶為收入的單位,便必須因應住戶的人數而對收入加以調整。

第三個問題是不同人等繳稅數額不一樣,享受到的社會福利(如公屋、醫療補貼等等)也不同,有需要為這些項目加以調整後才比較各人收入的差距。換句話說,貧富差距的量度要着眼於不同人等實際可得多少消費。

統計處自2007年起,每5年發表一份收入分布的報告,而這報告也盡量兼顧上述問題。若是完全不理會上述問題,只簡單機械地計算未經任何調整的住戶收入數據,香港的「基尼系數」從2011年的0.537增至2016年的0.539,香港部分媒體也只是誤用了這結果。但這顯然是錯誤的,一個要納貴租、住劏房的人收入可能比住公屋的稍高,但前者真的比後者富裕嗎?統計處把稅收與福利都考慮在內重新估算「基尼系數」,這涉及大量数据運算,其付出的努力值得肯定。

樓價更應關注 人工智能衝擊大

統計處根據人口普查的數據算出,2011至2016年,一人住戶數量上升15.6%,二人住戶數量上升11.4%,但五人住戶下降了13.3%,六人或以上的則下降了8.3%。由此可知,住戶平均人數愈來愈少,更有甚者,人數較少的住戶中,相當大的比例是由無甚收入(但不一定無資產)的退休長者組成,我們若對住戶人數多少都一視同仁,不加調整,得到結果便會充滿誤導。統計處對此倒是有盡其責任,它把住戶收入除以其人數得出人口平均住戶收入,用此再算出「基尼系數」,果然發現此系數從2011年的0.507下降至2016年的0.499。若再把稅收及福利轉移的影響也計算在內,則「基尼系數」由2011年的0.431降至2016年的0.420。

從這些結果可知,粗糙地量度的「基尼系數」有輕微的增加,只是因為它把一個人賺1萬元與十個人共只賺1萬元都視為有同等收入。一經對住戶人數作出適當調整後,「基尼系數」便應聲下跌。部分不明白實況的人以為香港一般性地是貧者愈貧,富者愈富,其實是一種誤解。

統計處的報告也另有一些有趣的發現。我們素來知道香港貧富差距高企,但並無惡化,不過,卻少有人知道原來世界不少大城市的「基尼系數」都與香港相若,例如紐約是0.551、芝加哥是0.531,此種現象值得探討。

我們若關注未來貧富差距的走勢,應多留意樓價對港人購買力的影響,有樓與無樓之人的差別。此外,人工智能將迅速殺至,對不少職業都會有巨大衝擊,有不少人會失業變貧,不可不察。

(Sky Post 2017-6-16)

6/15/2017

人工智能將如何衝擊香港? (雷鼎鳴)


近日「人工智能」(AI)大出風頭,谷歌的AlphaGo三連勝圍棋棋王柯潔,我們才意識到人工智能不但在邏輯思維上比人類優勝,而且在戰略創新上也可擊敗人類。柯潔與它對弈後偷了師,棋藝竟也大進!IT界名人、在中國內地社交平台微博擁有五千萬粉絲、「創新工場」的創辦人李開復在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禮關於人工智能的演說更是對我們的當頭棒喝,他認為在十年內,人工智能可以取代目前一半的工作,我們正處於一個極速的新工業革命中

Hans Moravec為名的Moravec悖論指出,人工智能往往對一些我們認為是簡單的事,如上樓梯、開門、踢球等做得不是很好,但我們總也得承認,在不少領域內,尤其是通過其強大學習能力,人工智能可以遠勝人類

科技進步對經濟從來都可產生深遠影響,李開復並非等閒之輩,他的預言就算不一定完全兌現,我們也應記著《孫子》的智慧﹕「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早日估量著未來的勇敢新世界會變成怎樣,並籌謀如何利用新的機遇,否則香港會變得無足輕重,失業變成是社會人口的常態。究竟哪些行業會受到最大的衝擊

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金融服務業的核心是如何把人民擁有的資金集合起來再配置到最能產生效益的企業或家庭。但李開復也指出,現時證據顯示,用人工智能加上大數據去評估應否對某些企業貸款,其壞賬率遠低於使用傳統的方法,而且處理個案的速度百倍於用舊方法。如此說來,銀行倒是無需僱用這麼多的借貸分析員,我們自己若想投資取得豐厚回報,便要立時炒掉基金經理,改用人工智能服務。強積金一直為人詬病收費過高,在人工智能的競爭下,這些基金不降低收費恐怕便會無人問津。今天打算讀金融財務或數量財務的學生要注意了,你們可能正走入一夕陽行業,除非你們肯擴闊眼界與知識,及早學習金融科技(Fintech)。同理,人工智能對於會計業、保險業可能也帶來同樣的衝擊。

醫生、律師又怎樣?以機械人的不少動作還頗為笨拙的現況看來,人工智能應該還取代不了外科手術醫生,但將來也難說得很。若擁有大數據,飽讀醫學典籍的人工智能對斷症沒有理由不能勝過醫生。事實上,我在美國見到一些醫療機構也逐漸地電子數據化。醫療工作也許應包含照顧及安慰病人,人工智能的作用可能不大,護士職位未必會減少,還可能增加。但這也未必一定,建造一些懂得與人互動、會用溫柔聲音安撫病人情緒的機械人也許可以起到一定作用

人工智能既有超強的記憶力及分析力,甚至有創造力,應該對如何應用法律條文有強大能力,甚或在法庭辯論中可使對手啞口無言。如此一來,律師收入豈不要大減?

香港的GDP中除了金融業佔了一成六外,專業與商業服務也有一成左右。專業服務包括上述的幾種行業,也包括了教育。我不相信教育可被人工智能完全取代,但部分取代卻是難免的。現今不少大學的老師早已把自己的教學放在網上供世界人民學習,這是否是教師在「自掘墳墓」?

香港進出口貿易加上物流業佔GDP的四分之一左右,現在無人駕駛的人工智能汽車早已出現,十年內,其進步應足以使到它能完全取代真人駕駛,那麼的士還有無生存空間?無人駕駛的Uber可能才是未來。同理,貨車司機還有無需求?這點我也頗為悲觀。

我對自己的本行經濟學倒是較為樂觀。一所公司如何管治或投資方向如何決定,也許人工智能可幫忙,但經濟學是經世濟民管理國家之學,人工智能有助我們分析問題,但要說取代,恐怕不是這二、三十年做得到之事

害怕被人工智能取代職位的行業可否實行保護主義自救?我相信這最多能在一段短時間內拖慢發展,根本無力抵擋歷史大潮。例如會計公司老闆發現人工智能比會計師更好更快更節省成本,他必有強大誘因改用人工智能,否則在市場競爭中會敗下陣來。

人工智能當然也可為我們帶來巨大的好處。香港的勞動力在這一兩年便開始減少,人工智能不正好填補失去的人口紅利嗎?香港的醫生人數不足,應付不了人口老化帶來的新需求,但若人工智能可以取代醫生的一部分工作,豈不可解決了問題?人工智能也意味著生產力的進步,也許從此不少人都可從工作中解脫出來

香港人應如何回應這逼在眉睫的變局?在歷史上香港人一直都非常靈活,對市場的變化反應敏捷,而事實上,香港經濟都一直在轉型,八十年代開始從製造業大規模地轉至服務業便是一例。未來哪些行業或職業會式微,哪些會有更大的需求(例如人口老化帶來的關顧長者的服務),需要整個社會的及早考慮。

社會中人會否及早應對,早著先機?這倒是使人無法樂觀。從前市民把精力集中在經濟上,對市場的風吹草動感覺敏銳,但近幾年來部分年輕人沉溺於民粹主義,還錯誤地以為自己站在道德高地,對人工智能可能帶來的變化怎會一早察覺並調整自己的人生規劃?李開復認為,中美現為人工智能發展的兩個領先大國,而四成三的AI應用程式已是由中國人編寫。一部分港人的排外情緒可能已成為他們在人工智能大潮中捕捉先機的障礙。

(Yazhou Zhoukan 2017-6-25)

6/10/2017

中國的信貸評級與債務 (雷鼎鳴)


兩周前,穆迪把中國的主權信貸評級從Aa3(信貸風險非常低)降了一級至A1(信貸風險低),前景從穩定變為負面,並順帶把香港也降低一級。本來香港經濟與內地關係密切,內地信貸風險若增加,把香港調低也屬合理。不過,股市卻似乎視穆迪的評級如無物,近期股市不跌反節節上升。

我相信市場的反應是對的,穆迪評級沒有參考價值,中國經濟避免了硬着陸,第一季的較高增長為中央開拓了空間,使其可進行更深入的經濟結構改革。其實穆迪應為中國的信貸評級升級,而不是降級。既然穆迪的評級脫離實際,我們大可自己另行檢視一下中國真實的信貸情況。

負債佔GDP比率低 外儲豐厚

我們可把中國的債務分為政府債、企業債及家庭所欠的債,幾種性質不同。穆迪的評級主要着眼於政府債,而此種債項又包含中央政府所欠的債及地方政府的債。據美國中情局估計,2016年中央政府所欠的債等於GDP的20.1%,其比率之低在180個國家中排名163。其實按照中國財政部的官方數字,2016年底國債餘額實際數只是12萬億元人民幣,等於該年的GDP的16.1%。

我們可將中國與其他國家比較一下。政府欠債比率最高的是日本,2016年底共欠債等於GDP 234.7%,日本的儲蓄率遠比不上中國,經濟增長又多年停滯,怎麼穆迪對日本的信貸評級竟與有豐厚外滙儲備的中國同處一級?美國政府欠債率高達GDP的73.8%,儲蓄也遠低於中國,但信貸評級卻可高踞第一位。

中國中央政府欠債雖少,且隨時可開動印鈔機還債,信貸應無甚風險,但有不少人認為中國的地方債務在2013至2014年期間曾大幅上升,所以中國的信貸市場有隱憂。

按中國的財政制度,地方政府一半的稅收要上交中央,但卻要負擔起八成的地方開支,近年賣地收入又頗受限制,這自然值得我們關注其欠債會否失控。但據財政部的官方數據,地方債佔GDP的比重,與中央政府的欠債大致相若,地方債加上中央的債,以國際標準來衡量,依然極低,暫時無足為患。

很多人都曾提到中國的企業債很高,2015年時已有78.6萬億元人民幣,等於當年GDP的115%。不過,我們要注意,企債或家庭債的性質與政府債頗為不同,後者還債的能力取決於政府可抽取多少稅或發行多少鈔票,但前者卻是有資產作後盾的,因此我們評估企債的風險,主要應着眼於該企業擁有的資產是否大於欠債。

這裏有兩個問題要搞清。第一,不少評論以為企業欠的債愈多,該企業的風險便愈大,這其實並不盡然。根據以兩位諾獎得主命名的Modigliani-Miller定理,一座市價1,000萬的樓宇,究竟購買時的融資方法是700萬靠借款,300萬自己出;抑或是500萬借款,500萬自己出,對樓宇的價值根本都不會有影響,它同樣是價值1,000萬。同理,一所企業的債股比,即融資多少是靠借貸,多少是靠發行股權,同樣不會影響該企業的價值。不過,債股比的不同卻是意味着股東與債權人所承擔的風險不同。

儲蓄量高達GDP一半 支撑企業

第二,中國的儲蓄量高達GDP的一半,光是從2009年到現在,新增的資本已超過200萬億元,數倍於現在的GDP。這筆錢要找渠道轉到企業中投資,而主要的渠道正是通過銀行將存款借給企業。因此企債高企只是反映中國人民願意節衣縮食,努力儲蓄。本來儲起的錢可以通過購買股權而對公司投資,但中國股市不發達,總市總值也只得50萬億左右,消化不了超過200萬億元的新增資本,所以我們可見到一現象,在中國,人民愈願意儲蓄投資,企業債相對於GDP的比例便愈高。

西方國家儲蓄率低,沒多少資金積累,一見到債量增加,便大驚小怪,這是不懂中國國情之故也。以中國人民對前景的樂觀情緒看來,儲蓄率高會繼續下去,企業債也會再上升,這不是壞事,是好事。

(Sky Post 2017-6-9)

 

 

6/06/2017

二十年「一國兩制」實踐出現的問題 (雷鼎鳴)


香港即將迎來回歸祖國二十周年,我們也應藉此機會回顧「一國兩制」實踐二十年的得失。

 

眾所周知, 「一國兩制」是鄧小平的重要構思,為什麼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時,鄧小平要提出這一方案,而不是一步到位在港搞「一國一制」?

 

我相信循序漸進是當年中央決策層的主流思想,要明白此點不妨注意在那段時間中國的經濟改革亦出現過近似的考慮,究竟中國應否搞「雙軌制」,亦即容許無甚效率要靠補貼才能運作下去的國企與活力充足的民營企業同時存在,或是推動後來學術界稱之為「震盪治療」的政策,迫使國企立即改革,改革不成便立時讓其關門大吉?最後中國選擇了「雙軌制」,雖然也要付出一定代價,但避免了採用「震盪治療」的東歐諸國在九十年代所出現的經濟大倒退。循序漸進的策略在中央決策人心中自然更顯正確。

 

「一國兩制」與循序漸進或「雙軌制」在理念上顯然一脈相承。「雙軌制」的目的在於尋找在一定時期內對社會穩定及經濟增長最有利的政策,它不應是一成不變的原則,而應跟從時代的進步而調整。「永續基本法」甚至搞「港獨」,不可能是兩地關係的終極結果。至於兩地融合的速度,卻是可以調整,而中央在法理上亦掌控着調整的速度。最近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的講話再次提醒港人,根據《基本法》,中央與香港的關係不是「分權」,而是香港政府「被授權」,正好印證此點。

 

香港對國家貢獻越來越小

 

從二十年來「一國兩制」的實踐中,我們還可觀察多一點中央對港政策的思維。第一,中央認為香港應該是一個經濟城市,它的功能是要保持自身的繁榮安定,並對國家的經濟發展有所貢獻,中央也願意通過CEPA等策略支持香港的經濟民生。第二,香港的內部事務,若沒有跨過「一國兩制」的底線,中央根本不會干預。這並不一定顯示中央認同香港發生的一切事,只是希望香港自己能處理好事務。不過,香港有一批人不懂中國政治,並自我催眠,認為自己既正義又有實力,錯誤地接受一些邏輯不通的「抗爭才能改變」之類的教條,不停地超越中央的底線。這樣的後果,是使中央更信不過香港的某些政客,在下放權力給香港時更為謹慎,不會隨便放鬆。一個例子是中央絕不會在人大8.31決議上有所退讓。

 

在上述的大環境下,不能說香港沒有浪費一些重大機遇。香港位處全球經濟增長動力最強的中國的大門口,使世界不少地方羨慕不已。在1997年,按當時官方匯率計算,香港的GDP佔中國內地的19.65%,但在2016年已下降至2.78%。我們當然不能說香港經濟毫無成績,事實上,從1997至2015年,港人就業名義收入中位數共上升了60%,扣掉22%的通脹,實質收入在十八年內也共有31%的增長,只是這個增長與香港應可達到的數字頗有差距。

 

長期觀察中國經濟發展的人都應看到,中國的高新科技正處於一個噴井式發展的階段,現在內地經濟雖處於轉型鞏固期,但影響人民生活的各種科技,如電子商貿、大數據、人工智能、大規模的太陽能、風力發電等等,已逐漸接棒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火車頭。但香港除了金融業及進出口貿易外,並無多少人趕得上乘搭國家這輛經濟快車。

 

究其原因,是香港有兩種人。一種是看得懂大勢找到商機並會積極捕捉機遇的有識之士,我們不用擔心他們的經濟前景。另一種是一葉障目或是戴上有色眼鏡沉溺在主觀構建的意識形態中的民粹分子,他們對急劇變化的世界茫然無知,更遑論能看清歷史大潮。要他們放下思想包袱,在兩地間創業找尋商機,豈不是對牛彈琴? 「一帶一路」本是香港經濟發展的一個很好機遇,但估計只有部分精英才懂得從中利用機會,那些終日只懂空談政治口號的人怎可能珍惜此等機會?長遠來說,這兩種人的貧富差距可能會更大,這又會倒逼第二種人更政治上腦,強要把別人賺得的錢分走一份。

 

歷史非必修「害了一代人」

 

在民生上,港人目前最關注的無疑是樓價。香港的地理位置太優越,將來金融業能更大發展的可能性很高,這些條件都會推高樓價(世上哪一個國際金融中心的樓價會不高企?),但香港只有36%的住戶在私人市場中擁有自己的物業,有樓與無樓,在樓價急升的條件下會擴大貧富差距。這本來有一個救治良方,便是多發展土地大量增加房屋供給,正是在這個問題上港人在自殘。更準確的說法是某些反對派喜歡胡搞蠻纏,不斷通過各種政治手段阻礙開發新土地。難道他們不知道港人都希望住的房子更大更便宜嗎?希望下屆政府不要再理會這些胡搞之人。

 

香港二十年來自我製造的難題中,影響較深遠的一項是沒有在教育上提供條件讓港人解決身份認同問題。在年齡層上,十二至十八歲是身份認同的關鍵時期,但正在這一階段,大約只有十分之一左右的高中學生能讀到中國歷史。我是在港英年代讀中學,但即使那時候,中國歷史還是我校的必修課,而我在芝加哥大學時亦有幸跟從幾位大師級的歷史學家,補回古代史與近代史的不足。這個過程對我個人身份認同的知識基礎十分重要。

 

要一些不懂自己過去,不懂中國歷史的人去建立與中國經濟發展休戚與共的心態,豈不緣木求魚?但若對國家發展所帶來的機遇沒有足夠的關注,又怎可能利用機遇創造自己的一片新天地?若要我選出一項回歸二十年來特區政府的最大誤失,我很可能會選歷史不是必修課這一項,它害了整整一代人。

 

(TKP 2017/6/6)

6/02/2017

香港會否終究垃圾圍城? (雷鼎鳴)


政府推出了一個名曰「都市固體廢物收費」的方案,計劃在2019年下半年正式實施,到時家居垃圾一定要用指定的收費垃圾袋盛載,每人每公升垃圾平均收費0.11元,估計1個3人家庭每月要因此多付30至44元左右。

從經濟學角度看,這個方案貫徹用者自付原則,方向值得支持。垃圾造成對社會的污染,但生產垃圾者一般不會理會此等社會成本,用簡單的垃圾袋收費方法向他們討回處理垃圾的成本,既符合多生產垃圾便要多付錢的原則,當中涉及的交易成本也不高,我沒有理由反對。其實早在十多年前,當廖秀冬仍是負責運輸與環保的局長之時,她便曾委託我寫過一份關於廢物循環再造的經濟分析報告,我便曾建議過類似的方案。

解決方案須多管齊下

對垃圾袋徵費雖然正確,但我對它是否足夠解決香港都市固體廢物(Municip Solid Waste,簡稱MSW)問題,卻較為悲觀。早在2002年,我便與MSW結緣。除了上述我撰寫的報告外,那年廖局長突然來電,說香港的垃圾問題很嚴峻,還有幾年,所有的堆填區便會用完,政府一定要早日設法破解此逼在眉睫的困境,所以會成立一個委員會制定方案,並叫我當此委員會的經濟小組主席。我一聽這確然是民生大事,不敢不從,一做便做了5年。

這5年內開過不少會,政府也外聘了一些顧問公司建議不同的對垃圾處理的技術方法。據我印象所得,對付垃圾的主要方法不外是堆填區、焚化、循環再造、源頭減廢、化學處理,及運到外地的堆填區。猶記得當年委員會作出建議後,廖局長已離任,人走茶涼,沒多久,新任的環保負責人似又成立了另一委員會制定相關政策,後來又有人找我開會,討論的問題與細節竟與數年前的幾乎一模一樣,看來早一屆委員會的5年工作是白廢了,整個過程又被重複。

我一直相信解決MSW,不能單靠一個方法,要多管齊下。上述的化學處理耗地甚多,不合港情,至於運垃圾到外地,現時鄰近地區經濟已騰飛,誰肯接收香港的垃圾?堆填區一直是香港用的主要方法,而且技術日見進步。我家面對着一個早完成任務的堆填區,上面覆蓋的泥土早已綠草如茵,夾雜着一些樹木,在適當天氣下,頗有瑞士雪山風光的感覺,環境不錯,但香港面積有限,在垃圾不斷產出的條件下,持續性頗成問題。至於循環再造,香港一直也有做,但大多數垃圾恐怕無法再造成有用的物品,仍要待處理。

政府現在提出的源頭減廢政策可以起到多大的效果?若參考台灣與南韓的情況,似乎效果頗大,但我們若看一看香港的官方數據,卻可能不應太過樂觀。2002年,港人平均每天生產的MSW共1.4公斤,當中的家居廢物共1.11公斤。到了2011年,經過當局及市民的努力下,MSW已降至1.27公斤,家居垃圾則已跌至0.84公斤,成績也頗為顯著。但成績的背後,也可能顯出不少潛力已經用掉。到了2015年,MSW已回升到1.39公斤,家居垃圾亦輕微上升到0.88公斤。垃圾袋收費主要針對家居垃圾,從2002年的1.11公斤到2011年的0.84再升回0.89公斤,是否意味着此政策已無多少可發揮的空間?

另一方法是用焚化爐

當然另有一方法是用焚化爐。此方案當年的委員會曾熱烈討論過。事實上,日本、台灣、新加坡等地近半或過半的垃圾都是靠焚化處理,而且現代的焚化科技,早已發展到無污染的地步,所以不少國家才樂於採用。但在事事政治掛帥的香港,某地一建焚化爐,幾乎必有人抗議,事實上有無公害不一定是他們的焦點,心理上的不安或是怕影響樓價才是他們真正反對的原因。

這本另有一法,便是到某個荒涼的離島去建焚化爐,當年所知,是香港的每一離島都有特定的環保規劃,建焚化爐必有環保團體誓死反對。後來,我從唐英年口中得知,此規條其實並不那麼死板,可以有點鬆動。現在政府不提焚化,很可能是不夠政治能量推動此事,但從港人的角度看,垃圾不斷出產,終會垃圾圍城,環保人士腦筋僵化,怎辦?

(Sky Post 2017-6-2)

 

5/28/2017

UGL事件的攻訐策略 (雷鼎鳴)


说中国人最喜内斗,不懂团结,十年文革浩劫,经济几乎全面崩溃,便是鲜明的例证


香港人似乎也擁有著同樣的文化基因,當內地人痛定思痛,把精力從想著如何把別人垮鬥臭改為考量著如何建高鐵、修公路,拓展一帶一路時,香港人的鬥爭「藝術」,卻是不斷「長進」,無日無之的政治攻訐已到使人煩厭的地步

 

  我深信人是經濟動物,鬥爭能帶來回報才會使人樂此不疲。鬥爭不是會帶來內耗嗎?有甚麼回報?

 

  政治的攻訐可能會擊倒對手,從而使到自己得到更多的政治資源。退一步來說,進攻是最好的防守,打倒對方才可更保護到自己,但若人人都這樣想,後果卻堪虞

 

典型的二囚困局

 

  這情況是典型的「二囚困局」博弈。警方把兩個互知對方底細的嫌疑犯抓起來隔離開審問,警方對這兩名嫌疑犯都說︰「你若提供有關你的拍檔的罪證,我們可減你的罪。」

 

  據博弈論的分析,二人的理性回應都是充分與警方合作,不講義氣,以圖自保。最終結果是警方能掌握到更多的罪證,以致二人的控罪更加嚴重,要坐牢更久。

 

  由此可見,理性的自保(或自私)行為,也會為對方帶來更大的損失。

 

  細看近日的政治攻訐,新的焦點似已出現。

 

  梁振英的UGL事件,本是反對派可資利用對付梁的資源,梁去年突然宣布不參加競選特首,此事件的價值已經大跌,但現在臨近97回歸20周年,反對派有必要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資源去為「七一」領導人訪港「贈興」,所以UGL事件又可挖出來。

 

  按理此事已擾攘多時,我實在看不到梁在他既非行政會議成員及尚未宣布競選行政長官時收受5千萬元的補償有何違法。

 

委員會身份混亂

 

  我不是稅務專家,對他有無欠外國及香港政府稅款不得而知。看樣子,立法會的議員手上也無證據證明甚麼,調查也只是政治姿態而已,這個UGL事件的委員會本來無疾而終的機會頗大,但卻突然爆出了周浩鼎一事。

 

  平情而論,這個委員會既是調查員,又是判官、陪審團,身份頗為混亂,被調查對象向周提供看法,希望委員會擴大調查範圍,把事情查得清清楚楚,不留尾巴,我不認為這有甚麼不對

 

  但周浩鼎把特首的意見,一字不易的照單全收,卻容易使人懷疑他的獨立性,這對初出道的政客來說,絕對是失招的行為。但話說回來,立法會內早已涇渭分明,我們可會相信有那一位UGL事件委員會的成員是獨立的嗎?

 

  這裏想到70年代初姜大衞、狄龍有套叫《新獨臂刀》的電影,話說有位武林奸雄,為了維護自己當大俠的名望地位,只要一發現武林中有年輕高手出現,便會在他們尚未成熟時,想法毀了他們,以除威脅;周浩鼎這位初哥犯了錯,對手怎會不乘勢盡量把他消費掉,這是攻訐的必要步驟也!

 

一拍兩散無贏家

 

  更值得注意的其實不是周浩鼎,而是梁繼昌。梁繼昌正有官司纏身,被梁振英控告誹謗,我不明白為何UGL委員會可以讓有利益衝突的梁繼昌參加。

 

  但我說他更值得被注意,倒不是因為他是委員會的成員,而是特區政府的鬥爭策略已經靜悄悄地在改變了

 

  梁振英餘下的任期已經不長,在大機構工作過的人都應懂得,離任前的CEO已無包袱,當可乘機處理一些過去不敢處理的事,特首控告反對派議員,正是一個事例,其含義是千萬不要以為沒根沒據的誹謗會沒有成本。

 

  周浩鼎事件被反對派抽水,梁振英也是在抽水,他乘此機會質疑梁繼昌的利益衝突,目的是使人加深印象,若無證據而攻擊行政機關成員,可能會惹上官非,絕不是沒有代價

 

  在博弈學上這也有個名堂,叫「威脅點」(threat point)。大家爭鬥討價還價時,既可以互有進步,達至雙贏,也可以一拍兩散,兩敗俱傷。威脅點便是在一拍兩散後大家處境都不好過,它提醒了我們,惡性的互耗是沒有贏家的。



(Sky Post 2017-5-26)

 

 

5/25/2017

道可道非常道的林毅夫 (雷鼎鳴)


5月12日科大同事王勇教授為他的老師林毅夫教授在北京大學舉辦了一個學術研討會,祝賀林回國任教30年;北大英杰交流中心的大禮堂冠蓋雲集,坐滿了數百人。我與毅夫在科大有10年同事關係,亦被邀評論他對經濟研究的貢獻。

 

毅夫是中國經濟學界以至不少發展中國家的大紅人,其理論深深影響中國國策,今天的「一帶一路」便顯然有他的影子;他在非洲不少國家以至在波蘭等地都有大量粉絲。曾有位從非洲到中國訪問的總統, 為了等待剛好出了國訪問的林毅夫,好向他請教國家發展之道,竟刻意在北京多等了他兩天;北京大學不少師生都認為林將會是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第一位中國人。

 

而據我所知,近年一直都有人提名他,不少已獲諾獎的大師亦對他大加推崇,若在10年內他得此獎, 我絕不會奇怪。了解他的思路對明白今天中國的國策,以至「一帶一路」的由來十分有用。

 

林毅夫原名林正義,是第一位來自發展中國家而當上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的經濟學家,但更為人津津樂道的是他充滿傳奇的「身世」。毅夫是台灣宜蘭人,小時候家貧,但他父親說他素有大志。他1971年入了台灣大學的農業工程系,並是積極的學生領袖,但不到半年,他參加了成功嶺的軍訓後毅然投筆從戎,轉到陸軍軍校就讀,在當時的台灣這是大新聞,蔣經國也對他大加注意,要總戰政部主任王昇特別關顧他。

 

學生領袖轉讀台陸軍軍校

 

林軍校畢業後,便派到政治大學企管所攻讀碩士。其後他被派到金門最前線當上被稱作「天下第一連」的284師馬山連當連長,在軍方有巨大的威望,他的一些部下今天在台灣已當上將領。據一些熟悉情況的朋友所說,他的舊部下今天對他仍十分敬畏。我曾好奇的問過他,大學畢業後按規定只能當排長,為什麼他可當上連長?毅夫謙稱只是因為他是軍校畢業而已。

 

1979年5月16日(農曆4月21日)風高月黑之夜,毅夫在金門進行了他的「驚天一跳」,深夜中用上了3小時,在急流逆水中潛游至廈門投奔大陸。我問他要否用籃球助浮,他說不能用,因會被懷疑。看他1米85非常紮實的體格,游泳3小時恐怕也只是小菜一碟。到了大陸後,他原本想到中央黨校或人民大學就讀,多讀點意識形態的書;但他不是黨員,不能到中央黨校,人民大學在當年仍是軍隊中二炮(火箭部隊)的駐紮地,戒備心太大,不肯取錄此來歷不明之人。據聞今天人民大學的校方與校友都為當年的愚蠢懊悔不已(此校也曾拒絕聘用後來成為文學諾獎得主的莫言,被校友罵個半死)。反而是北京大學的領導見他剪了個小平頭,形象十分陽光,所以招他入經濟學的碩士班。

 

我曾問過那段時期在北大就讀、今天是人民銀行副行長的易綱,當時是否與林做過同學,易綱說知道他,但對其身份頗感神秘。原來當年校方聲稱林是一個新加坡富商的兒子;多年後,當他在「失蹤」了10多年後重回北大當上了他與朋友創立的「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主任後,有位記憶力很好的北大職員在電視上見到林出現,大感震驚:怎地北大一個部門的一把手可以容許一個新加坡富商之子擔任!

 

林的人生最大轉折點可能是1980年芝大的諾獎得主舒爾茨訪華,林當上了他的隨身翻譯員,其後芝大取錄了林,舒爾茨便成了他的博士論文導師。林在芝大時身份仍然神秘,但據當時在芝大念書後來在台當過財政部長的劉憶如(劉是我在美國教書時一位同事的姨甥女)憶述,有人在舞會中見到林的舞步為台式步法而認定他有台灣背景。1987年他是第一位在名校畢業後回國的經濟學家,據說軍方還容許他把在美國的汽車也運回去,並一直為此汽車提供汽油。有朋友告訴我,林後來在軍方退役時,已是少將軍銜,我倒是忘記了問毅夫此事是否屬實。

 

林對中國經濟學的影響是巨大的。他早年在AER及JPE的文章便奠定了他在學界的地位,但他真正廣為世界各國所知,我相信是因為他與蔡昉及李周合著《中國的奇蹟》一書。此書已翻譯為多國文字,其中以一簡單的經濟原理解釋了為什麼人類史上從未有過的經濟奇蹟可以在中國出現。

 

他的解釋源自初級的國際貿易理論,即國家經濟政策要符合其要素稟賦結構,亦即是其相對優勢。換言之,一個有充裕勞動力但資本稀少的國家絕不應大搞資本密集的重工業,而要搞勞動密集的產業。此種國際分工,自然需要國際貿易互通有無來配合,但此等分工也不是一成不變,當資本稀缺的國家累積到多一些資本後,其要素稟賦便會改變,其產業結構也應隨着調整。

 

這套簡單的理論是每一名經濟學系的大學生都應明白的,並不算新奇,但林的真正貢獻是他能進而以此簡單理論解釋到一大片複雜的問題,且自成一個龐大的理論與實證體系。例如在他的一些論文中便可看到,若不按照相對優勢去決定產業結構便會容易衍生出浪費性的尋租活動或貪污腐敗。但使他更廣為國際經濟學界所知的,可能是在九十年代他在發展策略的辯論中擊敗了薩克斯(Jeffrey Sachs)及提出「華盛頓共識」的威廉遜(John Williamson)等諸多名家。

 

「雙軌制」成功發展經濟

 

九十年代初前蘇聯解體,東歐諸國也紛紛要擺脫指令經濟的枷鎖。有兩個模式可跟從:一是薩克斯等人所主張的「震盪療法」,即從指令經濟一步到位邁向自由市場,並同時把國企私有化;二是中國式的循序漸進,亦即一方面容許私營有活力的民企出現帶動經濟增長,但同時保留效率低下難以在無津貼條件下生存的國企,此種模式被稱為「雙軌制」。這兩種模式哪一種更優勝?

 

從一般經濟原理看來,自由市場的競爭自會迫使追求利潤的私人企業生產符合自己相對優勢的產品,所以中國八十、九十年代的民企不會大搞重工業。既然如此,按照要素稟賦結構去決定什麼是有優勢的產業,應是發展策略的目標,而自由市場恰恰是達到這目標的手段,那麼一改便改到底的「震盪治療」豈非是最佳方案?為何還要蹉跎歲月,搞些過渡期長的「雙軌制」?我們也可擔心,在國企繼續存在的時候,資源配置仍受權力所影響,容易出現尋租貪腐。但林毅夫卻指出,真實世界實另有幽微曲折之處,循序漸進比震盪治療更合理。

 

在低效率的國企與較高效率的民企並存的「雙軌制」下,國企向政府要求津貼,是政策容許,可在陽光下進行的,尋租活動雖存在,但卻是較透明的。反之,若不管一切強要立刻完全市場化私有化,總會有部分企業難以生存,立刻倒閉,一旦倒閉潮出現,龐大的失業大軍會使政府吃不消,那些企業也就會想方設法要求政府用各種形式的政策保護,隱性的尋租活動可以變得比「雙軌制」更猖獗,對經濟的拖累更大。兩種方案哪一種更行得通?答案已不是支持華盛頓共識主張一步到位的理論家說了算,而是要看證據。

 

九十年代跟從震盪治療的東歐諸國紛紛出現經濟大倒退,人民生活還比不上蘇聯瓦解之前;反而中國的經濟增長仍然一往無前,再延續了20年的高增長,6億多人脫了貧,至此勝負之分已為世公認。林毅夫分析此問題時所用的架構,仍是他一貫的簡單易明套路。

 

有思想能力的香港人對此應有所感悟,有時就算有遠大的目標,也必須搞清楚在步向目標時路徑是否毫無曲折。香港有些人曾以所謂「真普選」為由否定前年的政改,現在看來,極可能在一段很長的時間內都不會有普選了。所謂的「真普選」其實在現時香港的環境下容易變為民粹而不是民主,對社會有可能構成亂局,情況與震盪治療有相似之處。反之,循序漸進的思維早已因經濟改革的成功而深植中央領導人腦中,他們不會相信一步到位之說。

 

林毅夫當然還有不少觀點充滿爭議性,例如去年他與北大另一位朋友張維迎關於政府應否有產業政策的辯論,便在海內外引起轟動。據說,在網上直播這高度學術性的辯論時,竟有50、60萬人觀看;兩位都是我的好友,我也就不捲入其論爭了。

 

林的成功動力部分來自他的方法學,部分來自他的個性。他著有一本小書,叫《本體與常無》,記錄着他與學生有關方法學的對談,這竟驚動了諾獎得主、 一代宗師的貝卡爾(Gary Becker),在毅夫慶祝60歲的學術活動時傳來了他的視頻,並暫且扮作是毅夫的學生向他問難。

 

毅夫的所謂「本體」是指經濟分析必要假設不同人等或不同組織在作決定時都會按其理性而行,亦即他們會追求最大的利益。在外部環境及制約有所改變時,他們的行為,儘管依然是理性的,也應隨著調整。既然如此,因實際制約千變萬化,行為也會不同,要準確分析世界,需要「常無」的態度,亦即不可先驗地存在成見,分析問題時要從「第一原理」開始,不囿於既有理論。林的著作中,常常強調自己不肯隨便接受主流經濟理論,亦因此他才能在震盪治療的問題上敢於挑戰主流經濟學家的意見。

 

堅持經濟分析以「本體」或第一原理開始推導, 這絕對是好事,香港的中學數學考試中也有要求學生從微積分的「本體」極限推導出一系列的定理,這是很好的學習方法;但林屢屢以震盪治療為主流經濟學的代表,卻有過火之嫌。震盪治療並不是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的必然推導結果,個別經濟學家主張震盪治療並不顯示經濟理論有什麼錯誤,這只能說明有些人學藝不精而已。

 

比郭靖更似郭靖

 

毅夫深受道家思想影響,「常無」與《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一脈相承。一個可以描述出來的理論在它出現時便變為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我們必須注意真實世界的變化。此點很多時間是正確的,但我不認為我們可把此絕對化,「道可道,非常道」本身是否一永遠皆對的「常道」?在經濟學中也有大量經嚴格證明的定理,在可描述清楚的假設下,我們確切知道,其結論是對的;無論世界如何變化,都無損這些定理的正確性,阿羅的「不可能定理」便是一例。

 

既然毅夫深受道家影響,我倒是要指出,太極圖中黑的部分有一點白,白的部分也有一點黑,這可提醒我們凡事不要絕對。提起道家,我倒記起18年前我在北京大學附近的書店看到一整套道家典籍《道藏》,共約兩書櫃的書,售價8000多元,差點買下來。據金庸在《射鵰》「報道」,北宋時的一位狀元黃裳曾負責編校《道藏》,因從頭到尾小心校閱過,所以悟出了九陰真經的絕世武功。

 

現在電視熱播《射鵰》,但我看來看去,從外形、 性格、練成的功力,毅夫都比電視中的郭靖更似郭靖。他體格魁梧,受過長期軍訓明顯「好打得」,除了在討論學術問題時,他不善言詞,屬剛毅木訥之輩,下定決心做一事時絕不言棄,毅力驚人。他的辦公室燈光永遠是最後一個熄滅的,他掌握了《老子》與芝大的經濟學,等同得到九陰真經。

 

現時毅夫致力把其理論提升為技術上極為困難的「新結構經濟學」,不但用諸於中國,而且對「一帶一路」的國家有重要指導作用,他頻密訪問非洲,希望能幫助窮國的發展,「俠之大者,為國為民」。20多年前內地經濟界有句說話「南左北林」,左是上海社會科學院的朋友左學金,北是北大的林毅夫。郭靖被金庸稱為「北俠」,這位比郭靖聰明的人被稱為「北林」,是歷史的巧合。

 
(HKEJ 2017-5-23)

5/24/2017

林毅夫教授與一帶一路 (雷鼎鳴)


上周北京大學林毅夫教授的同事與學生為他舉行了一個紀念他回國教學30年的研討會,來自各地的與會者數百人,我被邀作為他研究成果的評論人之一。

毅夫在經濟學界赫赫有名,不少人認為他是最有可能取得經濟學諾貝爾獎的中國人。1995至2005年他同時任職科大與北大,所以他與我有10年同事的關係。毅夫是著名的傳奇人物,他是台灣宜蘭人,1971年入了台大唸了半年後投筆從戎,轉到軍校學習,當年震動台灣學界,連蔣經國也吩咐其部下王昇要特別關顧他。

1978年他被派到金門的最前綫馬山,離廈門不到三公里,他以優秀軍人的身份當上了被稱作天下第一連的馬山連連長,但在79年5月16日他毅然決定投奔大陸,在急流逆水中游泳3小時至大陸投誠。80年芝大的經濟諾獎得主舒爾茨到訪大陸,毅夫其時在北大碩士班就讀(他本要到人民大學讀馬列主義,被拒),當上了舒爾茨的繙譯,被他看中,接着被芝大經濟系取錄,82至86年完成博士學位,87年回國回復解放軍的身份。94年與朋友在北大創辦了聞名中外的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其對經濟理論的貢獻不但在國際上大大有名,而且深遠地影響着中國的經濟政策。在一帶一路這國策上,他是重要的先驅者之一。

任世銀高級副行長

2008至2012年他被委任為世界銀行的高級副行長,是第一位亞洲人有此殊榮。在上周研討會的答謝詞中,毅夫述說了一段使人動容的往事。作為世銀的領導,他常要率團視察各國的發展情況,有次他們在非洲某國的村落中,有大群小孩圍着他們,去到那跟到那。這些小孩十分貧窮,跟着他們可能是出自好奇與艷羨,毅夫卻不由得感懷身世。他自己也是自幼家貧,當孩子時也時常要在宜蘭農村的田地中幫着幹活,若有外人來到,他和其他小孩一樣也會跟着他們到處跑。曾幾何時,他成功了,成為世界級的人物,但他應如何幫助非洲那些窮孩子創造及尋找人生的機會?

世銀與其他的一些組織過去也曾對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但效果並不都理想。有些援助被誤用了,有些被侵吞了,這些國家硬是發展不起來。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光是派錢搞福利絕對比不上能幫助這些窮人做到自力更生、自我增值。由此可見,設計一種發展策略,使發展中國家能富裕起來,而不是攤開手掌向人索錢,是經濟學家的最大挑戰。

多個世紀以來,窮國便像跌入陷阱般,無法脫貧,但中國卻在30多年間,人均實質GDP上升了二十多倍,這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是多麼寶貴的經驗!今天非洲的不少國家,便像是數十年前的中國一般貧困,中國成功了,為何非洲(起碼是部分國家)便不能把中國模式移植過來,再加以修訂,以符合本國的實際?這問題不可能不在非洲的有識之士腦中縈繞,而當代中又有誰比林毅夫更適合作為「中國發展模式」的詮釋者?

馬不停蹄游走各國

近年毅夫馬不停蹄,游走於世界各國,尤其是一帶一路沿綫諸國。據說他在非洲及甚至波蘭等收入較低國家擁有着大量粉絲。年前有位來自非洲的總統到中國訪問,剛好毅夫出了國,這位總統竟決定多留兩天,一定要見到毅夫當面向他請教發展之道。

現在中國大力推動一帶一路,肯把資金借出,幫助相關的國家搞好基建,融入世界的經濟圈中。它們富了中國的貨品便更有出路,而不少一帶一路的國家增長的潛力大於歐美,所以這策略十分聰明,會為中國帶來長期的回報。對於香港,這也是難得的機會。香港的有識之士都應明白,使到香港更有經濟上的利用價值,香港才能有更大的話語權。在一帶一路上,香港可作貢獻的地方不少,但社會中硬是有些人把精神放於內鬥中,對急劇發展中的世界完全無知,也不感興趣。林毅夫這種充滿家國情懷,放棄高薪厚職只求為中國為世界人民作出貢獻的人可能會被某些港人視作來自火星。但若果若干年後連尼日利亞也追上了香港,我們豈不要同聲一哭?

(Sky Post 2017-5-19)

 

 

5/17/2017

真本土與泰亨 (雷鼎鳴)

(本文原載於 <我們是香港真本土> 一書)

      近年香港冒起一種標榜「本土」的思潮。「本土」觀念本身並無不妥,懷念與自己一起成長的環境與歷史,關愛在此地一同生活的人,抱著民胞物與的胸懷,我們讚賞還來不及。但真理過了一步便變謬誤,正確稍有偏差便成荒唐,本土思想也容易被扭曲,排外與封閉都容易,披著本土的外衣出現在我們眼前。要欣賞本土,明白本土,我們不能不多點歷史感,對個人的或短暫的經驗不假思索便將其當作是香港整體歷史的代表,將會十分危險,對本土完全曲解。

 

      先稍談一點歷史。香港二千多年以來與整個中國都有著密切關係。李鄭屋邨古墓有「大吉番禺」的磚刻,墓葬者很有機會是東漢時的鹽官。在歷史上,香港大嶼山及西貢等地曾是中國的極重要產鹽基地,官富場,即今天的土瓜灣,從前也有不少產鹽的遺址。今天我們若跑到九龍城的侯王廟,仍可見到一塊石碑,當中記載著一八二二年重修侯王廟時善長仁翁以店鋪或個人名義捐款的名單,當中大量商鋪的寶號,名稱風格與廣州的無甚分別,足以說明香港當時的商業實屬嶺南一系。一八七零年間,容閎替清廷挑選一百多名男童到美國留學,也是以香港為基地,中選者當中不少本身便是香港人或後來在香港定居,例如上世紀香港名流周壽臣及曾任清廷駐美大使的梁誠便是。英國人佔領香港後,原本的算盤是把此地弄成為一個主要是歐美人居住的地方,但此計劃從未實現,因為他們發現要與內地的中國人做生意,非用中國人做買辦不可,香港迅即成為與中國內地做生意的中介中心。一直以來,九成以上的香港居民都是華人。從這些例子可見,香港的本土實與整個中國的歷史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我讀過一些科技大學的創校歷史記載,一九九一年創校時,我們吸納了大量原本在台灣長大,後來在美國成就大名的學者,他們為何肯來香港?原因是把科大看成是一所位處南中國,面向內地及世界的大學。

 

      我不認為我個人的經歷可代表整個香港,但我前前後後在香港生活超過四十年,算是見證過不同年代的港人有何種心態,視野可能比年輕人寬一些。以下我會以一個觀察者的身份報道我年輕時所見所聞的點滴,以增加我們對「什麼是香港本土」這一命題思考時的角度。

 

千金難買少年窮

 

      我是個五十後,媽媽在少女時代粵港兩地跑,但在內地結婚。我尚是幼兒時,母親先帶著我一人從廣州到澳門,以便轉來香港,但因澳門或香港突然改變了一些法例,我們要滯留澳門六個月才能來港。記得我們寄住在大三巴附近草堆街朋友家中,有次媽媽在街上被扒手搶去載著證件的銀包,她帶著我跑不快,唯有呼救,附近真的有店員跑去追賊並將其擒獲,可見澳門也實有見義勇為的人。

 

      到了香港我才進幼稚園,爸爸兄姐半年後也來到。爸爸來港的方法是從澳門「屈蛇」過來,多年後我在科技大學工作時,駕車載著媽媽路過科大附近的打鼓嶺,並告以當地名稱,她突然記起,當年爸爸登陸之處便以此嶺為記,想來在月黑風高中,他便是在今天科大校園的區域登陸吧。想到我一九九一年回流香港,也是以科大為目的地,歷史倒是替我家開了個小玩笑。

 

      我們先寄住在筲箕灣淺水碼頭村親戚的石屋中,屋內有電,但無自來水,我們要打井水度日維生。那時民風純樸,我自己便是整天滿山跑。稍後搬到灣仔日街租床位居住,後來升級至住板間房,地方擁擠,一個單位等閒住上數十人,若有風暴,擔心樓房會倒塌,常要躲到附近較新樓宇的樓梯中過夜。記得有鄰居獲通知可入住徙置區,他們視此為中了「小搖彩」(馬票的一種)一般的幸運。這也難怪,我在灣仔住過的日街、永豐街與秀華台(住在歌星影星Teddy Robin關維的樓上),内多半没有厕所,要倚靠公廁。香港那時候是十分貧窮的,遠比今天的綜援戶貧窮。

 

      但貧窮不等於那時的人都不快樂。有些小學同學擔心沒有錢連中學也讀不了,大學更是遙遠的夢想,這的確使人感到壓力。但貧窮也磨出港人的意志。當時香港的工業結構有一偉大創新,便是把工廠中的部份工序轉移到家家戶戶中——穿膠花,替玩具塗上顏色等等,都可在家居中讓照顧著小孩的主婦做,當然我們也可成為童工賺取外快。在沒有零用錢時,我也會將大疊大疊的舊報紙搬去街市出售,每斤可換取一角,得整齊一點價格還稍高些,街市的檔戶需要報紙去包菜包肉也。

 

      當時主要的娛樂是聽廣播,當時麗的呼聲的金庸武俠,商台的天空小說及倫理小說,我都可一邊聽一邊做功課,練成了分心二用的絕技,今天功力卻大不如前。小學時幾乎每兩天便同學步行到大會堂借出故事書四本,順便在皇后碼頭旁釣魚,那兒有條大渠,很污染,魚很蠢,每次收穫都甚豐,但不太敢吃。在有限的資源下,那時的港孩仍可活得歡暢。

 

小學獲得的珍貴「財富

 

      我小學六年在灣仔華仁書院對面的東華三院小學度過。當時這是一所慈善學校,每月學費兩元,比官立學校的三點五元要便宜,但常常要替校方推銷獎券而多付錢。父親是知識份子,在中山大學讀過書,但學位不被殖民地政府承認,在港幾乎無法找到工作。他的朋友中有教署的視學官,當年算是高官了,據說她為我找到聖保羅男女校小學的學位,但父親認為太貴族,婉拒了。東華三院很多老師都很好,五年級時的班主任崔國泰老師與六年級時的班主任梁勁謀老師都學問淵博,教學認真,我們得益甚大。年前我與常見面的幾位小學時的同學合資捐了一小筆錢到母校,用崔、梁兩位老師的名義成立了獎學金。崔老師年近九旬,常有見面,梁老師已仙遊,他獨身沒有子女,把一生的積蓄都捐了給母校,使人敬佩。

 

      東華三院的校長當年叫主任。我們在讀時的一位女性主任處事常有不公,頗引起學生的不滿。有次不知是哪一位同學在體育課後感到太悶熱,開了課室中的風扇,她發現後竟要罰整班同學每人扣操行分五分,使我們十分驚恐憤怒。一群同學放學後拉隊到位處灣仔道的星島日報報館投訴,有位很有文化氣質的中年人接見我們,也許我們是香港首批學生「運動」中懂得向傳媒求助的人。事後,主任十分驚慌,把每一位有份投訴的學生的家長都找去談話。在那年代,「見家長」被視為處罰學生的極刑,但我們也挺過去了。

 

外國神父向我們講解中華文化 

 

      小學時每天上課都可在窗口中看見對面山上華仁的神父在天台步行念經,繫在神父袍肩上的兩條布條隨風飄揚,十分瀟灑,於是便決定入華仁。華仁的學風十分自由,課外活動的氛圍籠罩著整個校園,我也很快地成為活躍份子。華仁當年有十多位愛爾蘭來的神父,他們學問極為淵博,德行足為世人楷模,但華人老師中學問水平則互相頗有差異。近年因為香港已十分富裕,愛爾蘭的神父寧願去窮國幫助窮人,少來香港了。

 

      神父中很多對我的幫助都很大,例如歐陽理神父(Fr. Francis McGaley, SJ)誠乃謙謙君子,與他交往如沐春風。尚在世的狄恆神父(Fr. Alfred Deignan, SJ 今天仍是華仁舊生精神支柱的象徵。若論學問,我最佩服的是教英文的鮑善能神父(Fr. Matthew Brosnan, SJ)。「華仁」的校名來自創校人徐仁壽的家鄉五華縣(當年當過華民政務司的徐家祥是他兒子)。 有次鮑神父借題發揮,在黑板上寫上「華」與「仁」二字,並用廣東話問大家「華仁點解?」接著便滔滔不絕地講解中國文化與「仁」的觀念,並論證中華文化與天主教並無矛盾。鮑神父喜歡穿著中國式的白色長衫,頗有五四運動時知識分子的風範,看著一位英語文學修為學究天人的洋神父用廣東話向我們講解中華文化的精之處,班中不少同學後來都有強烈的愛國情懷,可能源頭在此。

 

學校社會活動的積極分

 

      華仁當時的學費是每月三十二元,堂費十二元,包括我在內的近半同學都因家庭收入低微,可免去學費。同學中有少量家境顯赫的,但大部份是普通家庭出身,大家相處融洽,我記不起有任何比較身家的擺闊例子。很多同學服務社會的心很強,我得到一些學長的指引,也積極參加過這些活動。在中二及中三差不多兩年的時間內,比我高四級的張明德學長每個周六都會帶我與另一同學到石澳附近爛泥灣的一個漁村替一些漁民子弟免費補習。這些子弟學業程度不夠,但十分好學,通常我的學生在年級上比我還要高一班,但似乎我也可以越級教他們的數學。聖保祿學校的校長每週都派一輛小汽車送我們到爛泥灣附近的公路,從海邊的漁村上山走回公路卻是費勁的,尤其在烈日之下,但在張明德學長的帶領下,我們都無怨言,只會覺得對需要幫助的人有實質上的貢獻是使人快樂的事。張明德入大學後數十年未有再見,近日才再聯絡上,甚喜。

 

      這裏要提一提一九六七年暴動後港英政府推出的新政策所帶來的影響。我當時還年少無知,但後來聽說,政府高層研判過,為了防止將來暴動再出現,方法之一是要消耗掉年輕人過剩的精力。在隨後的幾年,政府突然大力補貼各種學生的聯校活動,亦有約見不少學校的學生領袖,鼓勵他們多舉辦舞會、夏令營、研討營及工作營等等。我是這些聯校活動的活躍份子,創立過一個聯校組織。在七十年代香港的大專界出現過「認識中國,關心社會」的「火紅年代」源頭之一正是當時的大學生早已在中學時具備搞大型活動的經驗。我沒有在香港念大學,但對組織大型活動卻毫不陌生,因早已在朋友中學到了。例如,每年秋天一次在聖保祿學校舉行的明愛籌款賣物會,我校的檔攤我便主要負責過兩年,常常與同學走堂找商戶捐贈禮品及設計攤位遊戲,每次賣物會結束後,一群大孩子都會在禮頓道的松竹樓慶功。

 

一段記錄香港當代民主發展的難忘記

 

      現在回想起來,當年雖未有明白政府政策背後的目的,但在我參加過的多項活動中,有一項值得拿出來仔細記述,因從此可體會出多種香港本土的元素。這裏涉及一個青少年團體,一個鄉村,一段陸港古代歷史,與一段鮮為人知的香港當代民主發展歷史。

 

      中學時參加過一個叫CLCChristian Life Community)的團體,此團體的前身成立於一五六三年,在二零一三年剛慶祝了它的四百五十周年,香港不少中學及大學都有它的分會,但每個分會的人數限制在十人以下,我曾當過香港華仁分會的會長。當年香港有一個CLC的聯會,同一時期的團員可能不足一百人,積極活躍的估計有二、三十人吧。這二、三十人是來自多所學校的少年人,從他們日後的表現來看,當中有很大的比例都成為了社會棟樑。這些人有兩位後來成為十大傑出青年,其中一人是作曲家,一人是多名影視界天皇巨星的「教母」。另又有人成為特區政府的局長,也有人當上了立法會秘書長。電影製片家、銀行家、醫生、工程師、心理學家、老師、會計師等等都可在這群人中找到,其餘多人對社會亦各有貢獻,未能盡錄。有著這一大群朋友,我感到很有福氣。這批人有不少共通點,其一是對社會十分關愛;其二是通過聯校活動,培養出不錯的組織能力;其三是做事正能量充沛,甚至帶有宗教式的熱忱,不易退縮;其四是大家重視友誼,至今不少人仍常有聚會;其五是他們的成長,大多與香港社會的發展緊密地交集在一起。他們的思想與活動是香港孕育出來的,他們的故事也應視為香港本土不可分割的一部份。自一九九七年起,CLC還負起了管理跑馬地名校瑪利曼中學與小學的職責,但除了兩人外,其它的校董團員我都不認識了。

 

      上文提到的鄉村是大埔附近的泰亨鄉。此鄉在太和坐25A小巴不到十分鐘便可到達。鄉中的原居民姓文,是文天祥堂弟惠州知府文天瑞的後人。若以當過唐莊宗帳前指揮使的文春元為一世基祖,文天瑞便是十三世。十七世的文蔭在十四世紀時到了今天大埔的碗窯,造碗維生,後人遷至今天泰亨的祠堂村定居,家族繁衍。今天的泰亨鄉,由三條村組成,即祠堂村、灰沙圍與中心圍。遊客若到泰亨,可見到二零零五年重修完成的文宗祠、刻著文天祥《正氣歌》的文山公園,步行到村後,有建於一七二八年的天后古廟與建於一八八四年的文帝古廟。鄉內有幾所歷史悠久的學塾,清代建的藝沅學校、藝沅堂、善慶書院、叢桂書院與正倫書院,一九六二年藝沅堂臨近建立了泰亨公立學校,但此校今天早已因學生不足而停止運作。

 

      CLC團員與泰亨鄉拉上關係,始於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我們在這八天,在泰亨的農田之間建了一道三英尺寬的混凝土小徑,從泰亨公立學校附近出發,穿過田地,蜿蜒而上直達天后宮。這本是一項我們組織的工作營的成果,平凡不過,但數十年後的兩次重訪及與原居民的訪談,卻使我們發現不凡之處。

 

      我們今天仍存有不少當時的照片,甚至各參加成員的更期編表及每日活動的計劃表。我們不少團員的記憶力超強,所以仍可把整個歷程重構出來。有參加建路的約七十人,但並非每人都做足八天,全程都在的約二十余人。修路的英泥、碎石、沙、木板與工具是政府提供,最近與團友譚希平女士考證過,其他的費用(主要是數百元的食物費)由理民府補助,我們提供的是勞力。政府付出的這些補貼,是在貫徹一九六七年後所訂的政策。(插入圖一及圖四)

 

      我們沒有拌混凝土的經驗,有的只是主修土木工程的胡家彥學長(立法會前秘書長文華的先夫)在實驗室中用筷子把小量混凝土成份攪和過。我們睡在泰亨公立學校的書桌及座位上,下午及晚上缺不了康樂活動,玩得瘋癲,清晨則雞鳴即起,一包包一百一十二磅重的英泥放在肩上帶著鐵鏟便衝去工地開工。村民見我們雞手鴨腳,認為政府應派更專業的人來建路,最初並不歡迎我們。他們有人懂得怎樣拌混凝土,雖見我們失敗,但袖手旁觀,我們倒是吵吵鬧鬧,爭論如何防止混凝土的水份流走。過了一兩天後,有名頗為好熱鬧的孩子在工地上被鐵釘刺傷,我們的團員姐姐連忙替他清理傷口及小心包紥,此事倒是轉折點,村民見我們對他們的確有關愛之心,便派出土叔(文土有先生,尚在世)教我們怎樣拌石屎。小徑如期完成。

 

      在完工前的一個晚上,鄉長文卓茂(一九七四年去世)特別在學校附近慎德堂對出的空地上舉行了一個露天晚宴,大讚我們這群少年人有熱誠的服務之心,並向村民訓話,告訴他們不能自私,應以我們肯老遠跑來當義工為榜樣。但少年吱吱喳喳的,當時我們是否對此稱讚感到汗顏倒是記不清楚了。文鄉長這一段講演,不料後來卻為新界帶來深遠的影響。

 

      二零一二年二月,我們有十多名團友決定重游故地,先在教育學院校長張炳良家中集合再拉隊到泰亨。資深銀行家袁鯤濤(舊名袁玉波)眼利,在眾多新建的丁屋之間,發現了40多年前所建的小徑在接近天后宮的一段依然健在。重訪泰亨之後的幾天,立法會秘書長吳文華與曾當過泰亨鄉長的大埔區名人文春輝先生聯絡上,春輝先生倒是告訴文華不少我們原不知曉的事情。(插入圖五)

 

      原來春輝先生是當年文卓茂鄉長的孫兒,我們的工作營結束後,他受到我們的工作及文卓茂先生講演的啓發,在次年仿照我們工作營的模式,組織了一批村中的孩子多建一條小徑。他們的材料與工具由理民府提供。文春輝先生當時還在初中,但卻是主要組織者。他的爺爺文卓茂鄉長捐出了六百大元,解決了孩子的食物問題。

 

在從前,鄉長或村長並非村民選出來,他們多是父老推舉,一做可能是終身,不會隨便更換。但文春輝等一群少年人在我們工作營後受到影響,建了小徑後,接著還組織了不少青少年活動,後來更成立了個太坑(泰亨)青年中心,接著又推動了民主選舉活動,在八十年代初,泰亨鄉公所的委員已是正式投票選出。村公所在一九八五年的投票中,有戶籍的一戶一票,設投票箱,鄉事委員會有派人來監票,民政主任亦有把過程錄影下來以示公允。當時文春輝早已當上民主選出的鄉長,對祠堂村、中心圍及灰沙圍三條村都頗有影響力。吳文華轉述時,認為新界鄉村的第一個選舉在泰亨出現,這可能是事實。若是如此,一個不起眼的青少年工作營竟是新界民主選舉的重要源頭,世事有時的確出人意表。

 

      二零一二年的探訪後,有好些當年的細節尚未完全弄清,除了請教記憶力奇佳的文春輝先生以外,我們後來也記起當時尚有一位重要人物,她是每天替我們準備飯菜的牛姐,亦即土叔的太太。當年所用的廚房有兩只巨鑊,可煮數十人的飯菜,我們的女團員不少都有跑到廚房幫忙,CLC團友譚希平女士便是重要的助手,她特別懷念與牛姐合作的一段情,很想再見到她。

 

      二零一七年一月中我第三次踏足泰亨,這次運氣很好,八十一歲的原居民文喬松先生看到我們到處探頭探腦,形跡可疑,便遠遠觀察著我們,但我一拿出當年工作營的大合照(見圖一)便知我們不是白撞,他熱情地帶著我們到處參觀,後來遇到春輝先生的弟弟文帶來,他認得照片中每一位父老的身份姓名,照片中有泰亨公立學校校長文柏恆,喬松先生原來是柏恆校長的侄兒,帶來先生又開了鎖讓我們進入藝浣堂(香港三級歷史建築)原來這正是當年廚房所在地,我重見當年廚房所用的灶頭與兩個大鑊,連忙拍照記錄。插入圖二

 

      最大的收穫是在村中終於找到牛姐,她也是八十一歲,記憶力很好,當年之細節她仍可清楚陳述,見到她的貌樣,我已可肯定她的確是工作營八日中解決我們食物的廚師。

 

      近年雖多有人說本土,但又有誰比已建村七百多年的泰亨及其原居民更有資格代表本土?香港的符號之一劉德華兒時也在泰亨度過,泰亨的本土地位是無可質疑的。只要一踏進鄉內,我們都可明顯見到此處與中國歷史文化血肉相連。文天祥是中國的英雄人物,《正氣歌》的浩然正氣是中華文化道德的典範,泰亨的文氏家族來自江西,亦有幾房族人住在廣東其它地方,文氏宗廟中的祖宗神主牌更是地道的中國特色。我到過不少中國內地的農村,其布局與泰亨共通處甚多。香港的本土根本便是中國本土的一部分。

 

      我們當年初到泰亨時被部分村民排斥,但因為我們的確是為他們建設,明顯有服務之心,所以村民很快便接納了我們。幾十年後他們的父老仍可對當年的活動如數家珍,可知只要有服務熱忱及真正關愛之心,人民是會記著的。反之,若我們不是去建設,而是去破壞,恐怕現在留下的只是千古罵名。香港是我們成長生活之地,真正的本土都會想著如何建設香港。

 

      人一生中很多行動都等同在播種,大多數的種子都不會結出果子,但偶然有些是會的。我們那年沒有想過修路會結出什麼果,但事後看來,平凡的活動才真有點作用。當然,我們所建的路有部份仍能保留下來,繼續方便村民走路,這也是我們高興見到的。

 

 

圖一:1969年泰亨工作營部份參加者的合照

第二排左起第五人是文柏恆校長,第六人是文卓茂鄉長,第七人是祠堂村文雙全村長,第八人是父老文卓芹先生

 

圖二:藝浣堂中廚房的大鑊,我們工作營中的食物在此烹制

 

圖三:20171月重訪泰亨村,筆者與當年為我們烹飪食物的牛姐合照

 

圖四:當年繪制的地圖

 

圖五:不同年代華仁CLC的會長,左起筆者,余鎮中醫生,袁鯤濤先生,攝於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