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7/2017

真本土與泰亨 (雷鼎鳴)

(本文原載於 <我們是香港真本土> 一書)

      近年香港冒起一種標榜「本土」的思潮。「本土」觀念本身並無不妥,懷念與自己一起成長的環境與歷史,關愛在此地一同生活的人,抱著民胞物與的胸懷,我們讚賞還來不及。但真理過了一步便變謬誤,正確稍有偏差便成荒唐,本土思想也容易被扭曲,排外與封閉都容易,披著本土的外衣出現在我們眼前。要欣賞本土,明白本土,我們不能不多點歷史感,對個人的或短暫的經驗不假思索便將其當作是香港整體歷史的代表,將會十分危險,對本土完全曲解。

 

      先稍談一點歷史。香港二千多年以來與整個中國都有著密切關係。李鄭屋邨古墓有「大吉番禺」的磚刻,墓葬者很有機會是東漢時的鹽官。在歷史上,香港大嶼山及西貢等地曾是中國的極重要產鹽基地,官富場,即今天的土瓜灣,從前也有不少產鹽的遺址。今天我們若跑到九龍城的侯王廟,仍可見到一塊石碑,當中記載著一八二二年重修侯王廟時善長仁翁以店鋪或個人名義捐款的名單,當中大量商鋪的寶號,名稱風格與廣州的無甚分別,足以說明香港當時的商業實屬嶺南一系。一八七零年間,容閎替清廷挑選一百多名男童到美國留學,也是以香港為基地,中選者當中不少本身便是香港人或後來在香港定居,例如上世紀香港名流周壽臣及曾任清廷駐美大使的梁誠便是。英國人佔領香港後,原本的算盤是把此地弄成為一個主要是歐美人居住的地方,但此計劃從未實現,因為他們發現要與內地的中國人做生意,非用中國人做買辦不可,香港迅即成為與中國內地做生意的中介中心。一直以來,九成以上的香港居民都是華人。從這些例子可見,香港的本土實與整個中國的歷史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我讀過一些科技大學的創校歷史記載,一九九一年創校時,我們吸納了大量原本在台灣長大,後來在美國成就大名的學者,他們為何肯來香港?原因是把科大看成是一所位處南中國,面向內地及世界的大學。

 

      我不認為我個人的經歷可代表整個香港,但我前前後後在香港生活超過四十年,算是見證過不同年代的港人有何種心態,視野可能比年輕人寬一些。以下我會以一個觀察者的身份報道我年輕時所見所聞的點滴,以增加我們對「什麼是香港本土」這一命題思考時的角度。

 

千金難買少年窮

 

      我是個五十後,媽媽在少女時代粵港兩地跑,但在內地結婚。我尚是幼兒時,母親先帶著我一人從廣州到澳門,以便轉來香港,但因澳門或香港突然改變了一些法例,我們要滯留澳門六個月才能來港。記得我們寄住在大三巴附近草堆街朋友家中,有次媽媽在街上被扒手搶去載著證件的銀包,她帶著我跑不快,唯有呼救,附近真的有店員跑去追賊並將其擒獲,可見澳門也實有見義勇為的人。

 

      到了香港我才進幼稚園,爸爸兄姐半年後也來到。爸爸來港的方法是從澳門「屈蛇」過來,多年後我在科技大學工作時,駕車載著媽媽路過科大附近的打鼓嶺,並告以當地名稱,她突然記起,當年爸爸登陸之處便以此嶺為記,想來在月黑風高中,他便是在今天科大校園的區域登陸吧。想到我一九九一年回流香港,也是以科大為目的地,歷史倒是替我家開了個小玩笑。

 

      我們先寄住在筲箕灣淺水碼頭村親戚的石屋中,屋內有電,但無自來水,我們要打井水度日維生。那時民風純樸,我自己便是整天滿山跑。稍後搬到灣仔日街租床位居住,後來升級至住板間房,地方擁擠,一個單位等閒住上數十人,若有風暴,擔心樓房會倒塌,常要躲到附近較新樓宇的樓梯中過夜。記得有鄰居獲通知可入住徙置區,他們視此為中了「小搖彩」(馬票的一種)一般的幸運。這也難怪,我在灣仔住過的日街、永豐街與秀華台(住在歌星影星Teddy Robin關維的樓上),内多半没有厕所,要倚靠公廁。香港那時候是十分貧窮的,遠比今天的綜援戶貧窮。

 

      但貧窮不等於那時的人都不快樂。有些小學同學擔心沒有錢連中學也讀不了,大學更是遙遠的夢想,這的確使人感到壓力。但貧窮也磨出港人的意志。當時香港的工業結構有一偉大創新,便是把工廠中的部份工序轉移到家家戶戶中——穿膠花,替玩具塗上顏色等等,都可在家居中讓照顧著小孩的主婦做,當然我們也可成為童工賺取外快。在沒有零用錢時,我也會將大疊大疊的舊報紙搬去街市出售,每斤可換取一角,得整齊一點價格還稍高些,街市的檔戶需要報紙去包菜包肉也。

 

      當時主要的娛樂是聽廣播,當時麗的呼聲的金庸武俠,商台的天空小說及倫理小說,我都可一邊聽一邊做功課,練成了分心二用的絕技,今天功力卻大不如前。小學時幾乎每兩天便同學步行到大會堂借出故事書四本,順便在皇后碼頭旁釣魚,那兒有條大渠,很污染,魚很蠢,每次收穫都甚豐,但不太敢吃。在有限的資源下,那時的港孩仍可活得歡暢。

 

小學獲得的珍貴「財富

 

      我小學六年在灣仔華仁書院對面的東華三院小學度過。當時這是一所慈善學校,每月學費兩元,比官立學校的三點五元要便宜,但常常要替校方推銷獎券而多付錢。父親是知識份子,在中山大學讀過書,但學位不被殖民地政府承認,在港幾乎無法找到工作。他的朋友中有教署的視學官,當年算是高官了,據說她為我找到聖保羅男女校小學的學位,但父親認為太貴族,婉拒了。東華三院很多老師都很好,五年級時的班主任崔國泰老師與六年級時的班主任梁勁謀老師都學問淵博,教學認真,我們得益甚大。年前我與常見面的幾位小學時的同學合資捐了一小筆錢到母校,用崔、梁兩位老師的名義成立了獎學金。崔老師年近九旬,常有見面,梁老師已仙遊,他獨身沒有子女,把一生的積蓄都捐了給母校,使人敬佩。

 

      東華三院的校長當年叫主任。我們在讀時的一位女性主任處事常有不公,頗引起學生的不滿。有次不知是哪一位同學在體育課後感到太悶熱,開了課室中的風扇,她發現後竟要罰整班同學每人扣操行分五分,使我們十分驚恐憤怒。一群同學放學後拉隊到位處灣仔道的星島日報報館投訴,有位很有文化氣質的中年人接見我們,也許我們是香港首批學生「運動」中懂得向傳媒求助的人。事後,主任十分驚慌,把每一位有份投訴的學生的家長都找去談話。在那年代,「見家長」被視為處罰學生的極刑,但我們也挺過去了。

 

外國神父向我們講解中華文化 

 

      小學時每天上課都可在窗口中看見對面山上華仁的神父在天台步行念經,繫在神父袍肩上的兩條布條隨風飄揚,十分瀟灑,於是便決定入華仁。華仁的學風十分自由,課外活動的氛圍籠罩著整個校園,我也很快地成為活躍份子。華仁當年有十多位愛爾蘭來的神父,他們學問極為淵博,德行足為世人楷模,但華人老師中學問水平則互相頗有差異。近年因為香港已十分富裕,愛爾蘭的神父寧願去窮國幫助窮人,少來香港了。

 

      神父中很多對我的幫助都很大,例如歐陽理神父(Fr. Francis McGaley, SJ)誠乃謙謙君子,與他交往如沐春風。尚在世的狄恆神父(Fr. Alfred Deignan, SJ 今天仍是華仁舊生精神支柱的象徵。若論學問,我最佩服的是教英文的鮑善能神父(Fr. Matthew Brosnan, SJ)。「華仁」的校名來自創校人徐仁壽的家鄉五華縣(當年當過華民政務司的徐家祥是他兒子)。 有次鮑神父借題發揮,在黑板上寫上「華」與「仁」二字,並用廣東話問大家「華仁點解?」接著便滔滔不絕地講解中國文化與「仁」的觀念,並論證中華文化與天主教並無矛盾。鮑神父喜歡穿著中國式的白色長衫,頗有五四運動時知識分子的風範,看著一位英語文學修為學究天人的洋神父用廣東話向我們講解中華文化的精之處,班中不少同學後來都有強烈的愛國情懷,可能源頭在此。

 

學校社會活動的積極分

 

      華仁當時的學費是每月三十二元,堂費十二元,包括我在內的近半同學都因家庭收入低微,可免去學費。同學中有少量家境顯赫的,但大部份是普通家庭出身,大家相處融洽,我記不起有任何比較身家的擺闊例子。很多同學服務社會的心很強,我得到一些學長的指引,也積極參加過這些活動。在中二及中三差不多兩年的時間內,比我高四級的張明德學長每個周六都會帶我與另一同學到石澳附近爛泥灣的一個漁村替一些漁民子弟免費補習。這些子弟學業程度不夠,但十分好學,通常我的學生在年級上比我還要高一班,但似乎我也可以越級教他們的數學。聖保祿學校的校長每週都派一輛小汽車送我們到爛泥灣附近的公路,從海邊的漁村上山走回公路卻是費勁的,尤其在烈日之下,但在張明德學長的帶領下,我們都無怨言,只會覺得對需要幫助的人有實質上的貢獻是使人快樂的事。張明德入大學後數十年未有再見,近日才再聯絡上,甚喜。

 

      這裏要提一提一九六七年暴動後港英政府推出的新政策所帶來的影響。我當時還年少無知,但後來聽說,政府高層研判過,為了防止將來暴動再出現,方法之一是要消耗掉年輕人過剩的精力。在隨後的幾年,政府突然大力補貼各種學生的聯校活動,亦有約見不少學校的學生領袖,鼓勵他們多舉辦舞會、夏令營、研討營及工作營等等。我是這些聯校活動的活躍份子,創立過一個聯校組織。在七十年代香港的大專界出現過「認識中國,關心社會」的「火紅年代」源頭之一正是當時的大學生早已在中學時具備搞大型活動的經驗。我沒有在香港念大學,但對組織大型活動卻毫不陌生,因早已在朋友中學到了。例如,每年秋天一次在聖保祿學校舉行的明愛籌款賣物會,我校的檔攤我便主要負責過兩年,常常與同學走堂找商戶捐贈禮品及設計攤位遊戲,每次賣物會結束後,一群大孩子都會在禮頓道的松竹樓慶功。

 

一段記錄香港當代民主發展的難忘記

 

      現在回想起來,當年雖未有明白政府政策背後的目的,但在我參加過的多項活動中,有一項值得拿出來仔細記述,因從此可體會出多種香港本土的元素。這裏涉及一個青少年團體,一個鄉村,一段陸港古代歷史,與一段鮮為人知的香港當代民主發展歷史。

 

      中學時參加過一個叫CLCChristian Life Community)的團體,此團體的前身成立於一五六三年,在二零一三年剛慶祝了它的四百五十周年,香港不少中學及大學都有它的分會,但每個分會的人數限制在十人以下,我曾當過香港華仁分會的會長。當年香港有一個CLC的聯會,同一時期的團員可能不足一百人,積極活躍的估計有二、三十人吧。這二、三十人是來自多所學校的少年人,從他們日後的表現來看,當中有很大的比例都成為了社會棟樑。這些人有兩位後來成為十大傑出青年,其中一人是作曲家,一人是多名影視界天皇巨星的「教母」。另又有人成為特區政府的局長,也有人當上了立法會秘書長。電影製片家、銀行家、醫生、工程師、心理學家、老師、會計師等等都可在這群人中找到,其餘多人對社會亦各有貢獻,未能盡錄。有著這一大群朋友,我感到很有福氣。這批人有不少共通點,其一是對社會十分關愛;其二是通過聯校活動,培養出不錯的組織能力;其三是做事正能量充沛,甚至帶有宗教式的熱忱,不易退縮;其四是大家重視友誼,至今不少人仍常有聚會;其五是他們的成長,大多與香港社會的發展緊密地交集在一起。他們的思想與活動是香港孕育出來的,他們的故事也應視為香港本土不可分割的一部份。自一九九七年起,CLC還負起了管理跑馬地名校瑪利曼中學與小學的職責,但除了兩人外,其它的校董團員我都不認識了。

 

      上文提到的鄉村是大埔附近的泰亨鄉。此鄉在太和坐25A小巴不到十分鐘便可到達。鄉中的原居民姓文,是文天祥堂弟惠州知府文天瑞的後人。若以當過唐莊宗帳前指揮使的文春元為一世基祖,文天瑞便是十三世。十七世的文蔭在十四世紀時到了今天大埔的碗窯,造碗維生,後人遷至今天泰亨的祠堂村定居,家族繁衍。今天的泰亨鄉,由三條村組成,即祠堂村、灰沙圍與中心圍。遊客若到泰亨,可見到二零零五年重修完成的文宗祠、刻著文天祥《正氣歌》的文山公園,步行到村後,有建於一七二八年的天后古廟與建於一八八四年的文帝古廟。鄉內有幾所歷史悠久的學塾,清代建的藝沅學校、藝沅堂、善慶書院、叢桂書院與正倫書院,一九六二年藝沅堂臨近建立了泰亨公立學校,但此校今天早已因學生不足而停止運作。

 

      CLC團員與泰亨鄉拉上關係,始於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我們在這八天,在泰亨的農田之間建了一道三英尺寬的混凝土小徑,從泰亨公立學校附近出發,穿過田地,蜿蜒而上直達天后宮。這本是一項我們組織的工作營的成果,平凡不過,但數十年後的兩次重訪及與原居民的訪談,卻使我們發現不凡之處。

 

      我們今天仍存有不少當時的照片,甚至各參加成員的更期編表及每日活動的計劃表。我們不少團員的記憶力超強,所以仍可把整個歷程重構出來。有參加建路的約七十人,但並非每人都做足八天,全程都在的約二十余人。修路的英泥、碎石、沙、木板與工具是政府提供,最近與團友譚希平女士考證過,其他的費用(主要是數百元的食物費)由理民府補助,我們提供的是勞力。政府付出的這些補貼,是在貫徹一九六七年後所訂的政策。(插入圖一及圖四)

 

      我們沒有拌混凝土的經驗,有的只是主修土木工程的胡家彥學長(立法會前秘書長文華的先夫)在實驗室中用筷子把小量混凝土成份攪和過。我們睡在泰亨公立學校的書桌及座位上,下午及晚上缺不了康樂活動,玩得瘋癲,清晨則雞鳴即起,一包包一百一十二磅重的英泥放在肩上帶著鐵鏟便衝去工地開工。村民見我們雞手鴨腳,認為政府應派更專業的人來建路,最初並不歡迎我們。他們有人懂得怎樣拌混凝土,雖見我們失敗,但袖手旁觀,我們倒是吵吵鬧鬧,爭論如何防止混凝土的水份流走。過了一兩天後,有名頗為好熱鬧的孩子在工地上被鐵釘刺傷,我們的團員姐姐連忙替他清理傷口及小心包紥,此事倒是轉折點,村民見我們對他們的確有關愛之心,便派出土叔(文土有先生,尚在世)教我們怎樣拌石屎。小徑如期完成。

 

      在完工前的一個晚上,鄉長文卓茂(一九七四年去世)特別在學校附近慎德堂對出的空地上舉行了一個露天晚宴,大讚我們這群少年人有熱誠的服務之心,並向村民訓話,告訴他們不能自私,應以我們肯老遠跑來當義工為榜樣。但少年吱吱喳喳的,當時我們是否對此稱讚感到汗顏倒是記不清楚了。文鄉長這一段講演,不料後來卻為新界帶來深遠的影響。

 

      二零一二年二月,我們有十多名團友決定重游故地,先在教育學院校長張炳良家中集合再拉隊到泰亨。資深銀行家袁鯤濤(舊名袁玉波)眼利,在眾多新建的丁屋之間,發現了40多年前所建的小徑在接近天后宮的一段依然健在。重訪泰亨之後的幾天,立法會秘書長吳文華與曾當過泰亨鄉長的大埔區名人文春輝先生聯絡上,春輝先生倒是告訴文華不少我們原不知曉的事情。(插入圖五)

 

      原來春輝先生是當年文卓茂鄉長的孫兒,我們的工作營結束後,他受到我們的工作及文卓茂先生講演的啓發,在次年仿照我們工作營的模式,組織了一批村中的孩子多建一條小徑。他們的材料與工具由理民府提供。文春輝先生當時還在初中,但卻是主要組織者。他的爺爺文卓茂鄉長捐出了六百大元,解決了孩子的食物問題。

 

在從前,鄉長或村長並非村民選出來,他們多是父老推舉,一做可能是終身,不會隨便更換。但文春輝等一群少年人在我們工作營後受到影響,建了小徑後,接著還組織了不少青少年活動,後來更成立了個太坑(泰亨)青年中心,接著又推動了民主選舉活動,在八十年代初,泰亨鄉公所的委員已是正式投票選出。村公所在一九八五年的投票中,有戶籍的一戶一票,設投票箱,鄉事委員會有派人來監票,民政主任亦有把過程錄影下來以示公允。當時文春輝早已當上民主選出的鄉長,對祠堂村、中心圍及灰沙圍三條村都頗有影響力。吳文華轉述時,認為新界鄉村的第一個選舉在泰亨出現,這可能是事實。若是如此,一個不起眼的青少年工作營竟是新界民主選舉的重要源頭,世事有時的確出人意表。

 

      二零一二年的探訪後,有好些當年的細節尚未完全弄清,除了請教記憶力奇佳的文春輝先生以外,我們後來也記起當時尚有一位重要人物,她是每天替我們準備飯菜的牛姐,亦即土叔的太太。當年所用的廚房有兩只巨鑊,可煮數十人的飯菜,我們的女團員不少都有跑到廚房幫忙,CLC團友譚希平女士便是重要的助手,她特別懷念與牛姐合作的一段情,很想再見到她。

 

      二零一七年一月中我第三次踏足泰亨,這次運氣很好,八十一歲的原居民文喬松先生看到我們到處探頭探腦,形跡可疑,便遠遠觀察著我們,但我一拿出當年工作營的大合照(見圖一)便知我們不是白撞,他熱情地帶著我們到處參觀,後來遇到春輝先生的弟弟文帶來,他認得照片中每一位父老的身份姓名,照片中有泰亨公立學校校長文柏恆,喬松先生原來是柏恆校長的侄兒,帶來先生又開了鎖讓我們進入藝浣堂(香港三級歷史建築)原來這正是當年廚房所在地,我重見當年廚房所用的灶頭與兩個大鑊,連忙拍照記錄。插入圖二

 

      最大的收穫是在村中終於找到牛姐,她也是八十一歲,記憶力很好,當年之細節她仍可清楚陳述,見到她的貌樣,我已可肯定她的確是工作營八日中解決我們食物的廚師。

 

      近年雖多有人說本土,但又有誰比已建村七百多年的泰亨及其原居民更有資格代表本土?香港的符號之一劉德華兒時也在泰亨度過,泰亨的本土地位是無可質疑的。只要一踏進鄉內,我們都可明顯見到此處與中國歷史文化血肉相連。文天祥是中國的英雄人物,《正氣歌》的浩然正氣是中華文化道德的典範,泰亨的文氏家族來自江西,亦有幾房族人住在廣東其它地方,文氏宗廟中的祖宗神主牌更是地道的中國特色。我到過不少中國內地的農村,其布局與泰亨共通處甚多。香港的本土根本便是中國本土的一部分。

 

      我們當年初到泰亨時被部分村民排斥,但因為我們的確是為他們建設,明顯有服務之心,所以村民很快便接納了我們。幾十年後他們的父老仍可對當年的活動如數家珍,可知只要有服務熱忱及真正關愛之心,人民是會記著的。反之,若我們不是去建設,而是去破壞,恐怕現在留下的只是千古罵名。香港是我們成長生活之地,真正的本土都會想著如何建設香港。

 

      人一生中很多行動都等同在播種,大多數的種子都不會結出果子,但偶然有些是會的。我們那年沒有想過修路會結出什麼果,但事後看來,平凡的活動才真有點作用。當然,我們所建的路有部份仍能保留下來,繼續方便村民走路,這也是我們高興見到的。

 

 

圖一:1969年泰亨工作營部份參加者的合照

第二排左起第五人是文柏恆校長,第六人是文卓茂鄉長,第七人是祠堂村文雙全村長,第八人是父老文卓芹先生

 

圖二:藝浣堂中廚房的大鑊,我們工作營中的食物在此烹制

 

圖三:20171月重訪泰亨村,筆者與當年為我們烹飪食物的牛姐合照

 

圖四:當年繪制的地圖

 

圖五:不同年代華仁CLC的會長,左起筆者,余鎮中醫生,袁鯤濤先生,攝於2012

5/13/2017

本土與排外 (雷鼎鳴)


友刊編輯出版了一本名為《我們是香港真本土》的新書,我是十八個作者中的一員。書中基本上不談理論,主要是這十八人說的一些故事。我沒有參與訂定書名,但知道書名會引起一些爭論,因為「本土」一詞不好定義。

只能欣賞無從批評

所謂本土,可以包含多種意義。對自己成長的地方懷有感情,關愛此地的人物、歷史、一草一木,追念此處逝去的風情,珍惜與朋輩的友誼等,都可算是本土情懷,我們只能欣賞,沒有甚麼可批評的,這十八名作者寫此書時,相信筆觸也是帶有此種憶想的。不同的人也許對本土另加定義,但我相信我們都很難把侵害港人利益的做法與香港本土掛上鈎。

甚麼思想甚麼做法會根本性地侵害港人的利益?假如我們是活在一個與世隔絕而又能自給自足的桃花源中,也許怎樣的排外思潮對我們的利益也不會有甚麼影響。但香港除了四面環海,有深水港,優越的地理位置與不錯的人才庫外,沒有甚麼天然資源,就算有,也不可能足夠支持香港這個國際大都會的經濟。就算是地理位置、港口、人才,一旦香港與當今世上經濟增長動力最強的內地經濟隔離,也會立時變得無用武之地。

輕則會拖低港人收入

因此之故,假如把本土變成是排外或甚至是仇外(或仇內地)的藉口,那麼所謂「本土」也就立時變得自相矛盾,不能再視之為本土了,因為這正正是會把香港的經濟引向死亡的思潮,若它有影響的話,輕則會拖低港人的收入,重則會摧毀經濟。要知道,進出口貿易、金融服務業、旅遊業等等,正都是港人的核心技能,港人亦是靠着接通內地與世界而賺到外邊的錢養活自己。一旦不能在中國騰飛的經濟中分一杯羹,香港的經濟便立時陷入難以為繼的困局。

不過,我們又應注意,近年歐洲與美國等發達地區一樣出現了排外思潮。英國人陰差陽錯地脫了歐,美國人則選了位要在邊境建一堵牆的人當總統,法國、意大利、奧地利差點也弄出些法西斯極右排外的人做國家領導;由此可見,香港只是國際上排外思潮的一個特例。

但其實排外也只是席捲全球發達地區的民粹思潮的一種特徵而已,民粹主義者不但排外,而且不信任精英,更而喜歡散播仇恨言論,並把自己狹隘的思想當作是代表社會的民意。當今各國的有識之士,對此已深以為憂,認為這些民粹主義者雖口稱正義,但卻是對民主制度的最大破壞者。我們在香港,尤其是在某些網上媒體上的仇恨言論中可看到,西方知識界對這些人的批判並非無的放矢。

排外只會使問題更糟

除了一小部分極端分子與別有用心的政客外,大部分即使是把排外當作是本土的人都不見得是天生邪惡。他們的過火言論可能只是在反映他們的焦慮。在過去二三十年的全球化過程中,絕大部分的世界人口收入都有大幅度的增長,但在發達地區中,情況卻並不理想,相當大比例的人口收入停滯不前。這些人眼見較窮國家人民的收入追了上來,自己卻是原地踏步,甚至可察覺到本來只有自己能做到的工作,其他國家的人民已一樣可做到,而且別人要求的工資低得多,亦勤力得多。

此種情況不會怎麼改變,因此而排外更只會使問題更糟,收入更不會增加。面對境外人的競爭,最好的回應是自己更努力,找出自己的相對優勢,與人互補合作。但這前提是開放心靈,了解別人的進步及長處,從而使到自己知己知彼,變得更強大。

我在上述書中所寫的一章,提到了自己曾經歷過的一段新界歷史,當中可見香港的真正本土與中國的歷史文化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本土與愛國情懷在精神上本應相通,在利益上同樣也是相輔相承。

(Sky Post 2017-5-12)

5/09/2017

融入大灣區? (雷鼎鳴)


特首與大批司局級官員上月到珠三角幾個城市考察,如此大動作,應是為未來香港發展定調。因為我對三藩市灣區的布局比一般人熟悉,所以也花了點時間思考香港融入大灣區的問題。

 

大灣區並非新概念。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開始,大批香港企業家湧到東莞、深圳等地開設工廠,把珠三角成功地打造成世界工廠。

 

二十多年前,科技大學的創校校長吳家瑋最喜歡推銷大灣區概念,到他辦公室往往會見到他對著一張珠三角地圖滔滔不絕。他曾在三藩市當過大學校長,想來他對大灣區發展的靈感該是來自他在加州灣區的經驗。我們要注意,加州灣區的獨特經驗主要來自全世界都想學習的硅谷,這裏的創新科技龍頭地位近年雖被北京中關村及深圳南山威脅著,但要說被全面超越,恐怕起碼還有一二十年。

 

金融服務業是香港優勢

 

時移世易,今天所說的大灣區與二三十年前的大灣區已有頗大的分別。

 

首先是公路網現在已四通八達,把天涯變為比鄰的高鐵已通了車,甚至成為了人民日常交通工具的一部分。4月份我去了大灣區較為貧窮的肇慶,在深圳到那裏的高鐵直通車票早已賣光,唯有到廣州再轉肇慶,沒有座位,只買到站位,但轉瞬便已到達。回程也買不到票,有點狼狽,但可看出高鐵班次雖幾分鐘一班,仍然供不應求。可見內地各區域的經濟也已高度融合了。

 

其次是資訊科技比以前更發達,智能手機的滲透量在世界名列前茅。交通網絡與通信技術都是區域融合的重要條件。

 

第三是大灣區的經濟結構已經深度轉型,很多勞動密集製造業的工廠已離開了,代之而起的是服務業及深圳有世界級風範的創新科技產業。

 

第四是要素稟賦已大幅改變,低技術勞工不少已離去,學校已供應了更多高教育水平的勞動力,不少科技專才已在此生根,資本的充裕程度與八十年代已不可同日而語。有了這些改變,就算過去港人有在珠三角設廠的成功經驗,現在也應重新檢視將來融合之路應怎樣走了。融合不代表大灣區的九個市二個區都應做同一些事,互相競爭,而是不同的區市做不同的事,分工互補。此種模式,倒是過去三十年經濟全球化以來不斷出現的自然現象。現在的世界分工已越來越細,某一個小地方或只是一個工廠,隨時擁有某個零件全球性的壟斷地位,不同地方生產不同的元件,最後它們被組裝起來才變成一個產品。由此可見,產業或服務業的定位十分重要。

 

如何定位的根本性因素是要看看自己有什麼相對優勢。在計劃經濟體制,這往往由官員在辦公室拍板決定。但在市場經濟中,最可靠的參考信息是價格。生產要素與產品的價格決定了利潤,在某處地方生產某樣產品能提供最大的利潤,便意味著這地方有生產這商品的相對優勢。例如, 某處地方土地昂貴,這裏便不適合搞佔地甚廣的企業;某地勞工便宜,勞動密集產品便有優勢。

 

進出口貿易或進一步下跌

 

香港一百多年以來,最大的優勢行業是國際貿易,這主要是因它有良好的地理位置及擁有深水港,近年它的進出口(加上轉口)貿易總值已接近GDP的四倍,但實際帶來對經濟的貢獻(加上相關的物流業)卻下降至GDP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但這仍高於金融服務業所佔GDP的百分之十六。香港並未失去它的絕佳位置與港口,但香港地價高,限制了它的發展。內地的港口也日漸成熟,更多的貨物不用經香港出口或入口,進出口貿易未來在港所佔的GDP比重,恐怕會進一步下跌,這便要求我們發掘新的增長點了。

 

中央認為香港的優勢是金融服務業,在大灣區分工中,這個定位雖是由計劃部門提出,大抵沒錯,因為市場的信息亦是指向相同的方向。大量金融機構選擇在港落戶便是明證。

 

金融業會繼續發展,服務全國,以至世界,這點不用有太大懷疑,但單靠一個火車頭, 可能仍不足夠, 並不是所有人都適合做這一行。香港還需發掘什麼新亮點?此問題的答案,我相信由企業家找尋比政府更準確。

 

香港價值提升的關鍵

 

有幾項倒是可以考慮的。金融與創新科技都是高增值的行業,香港有無發展創新科技的優勢?我相信單靠香港,成事機會不高,香港的大學有優秀的科研團隊,但缺乏生產基地,而後者恰好是深圳的強項,但深圳的大學科研水平仍未成熟,所以深港兩地實有很強的互補性。

 

若香港政府敢於再多走一步,創造條件吸納更多在內地長大但現時身在歐美的高級科研人員來港,根據我多年招聘的經驗,相信很多人是可能來的。這是因為他們較適應香港的生活。但這需要解決兩問題,一是香港有無足夠他們子女讀書的學校,二是有沒有公司願意在港招聘他們。這兩方面政府都有拆牆鬆綁的工夫要做。若成功吸引足夠多的海歸來港,他們所創造的財富會如硅谷般衍生出對多種本地服務業的需求,有助製造就業。

 

除了創新科技,大專教育也可視為服務業的一種。香港有好些優質學府,招收外地學生已是常規了,外地的本科生及碩士生一般繳交較高學費,財政上不但沒有用政府的錢,反而在補貼香港的學生及支持著大學的科研。另外,香港的電影業與內地似也有越來越深度的融合,可以加以重視。

 

不過,這裏要指出,香港越是能在高增值的行業有發展,經濟越有進步,便越會使香港這個地方的價值提升,但這也會使土地的價值自然增加,從而推高樓價。君不見紐約、波士頓、三藩市、倫敦、北京等國際金融中心或高科技中心樓價都非常昂貴?此種市場力量會把低技能不適應這地方的人趕走。這在經濟上正確,但在政治上後患無窮。化解其壓力,要靠多開發土地紓緩樓價及多輸出退休人士到內地較便宜的地方居住來解決。例如,在肇慶用五十萬元人民幣便可買下近千呎的房子。不解決房屋問題,會使融合過程中帶來的經濟利益分配得十分不均。

 

不理大灣區,不融合,是否一種選擇?香港不習慣被規劃,但若內地在大灣區有大動作而香港故意不順其勢而找尋及發展自己的優勢,便是十分愚蠢了。不好好利用大灣區的發展,絕不會使香港有傲立當世的孤高形象,只會使自己陷入被邊緣化的處境,人民收入日漸萎縮,失業率不斷上揚。香港的工商界對此種結局應一早了然於胸,只是部分政客會對此閉目塞聽而已。

 

(TKP 2017-5-9)

5/05/2017

應否找陳美齡當教育局長? (雷鼎鳴)


近日盛傳陳美齡可能當香港的教育局長,這雖似是娛樂圈新聞多於是政圈新聞,但若仔細推敲,林鄭實不應放過她。

1967年香港暴動後,港英政府突然領悟,年輕人有太多精力,要多搞活動讓他們發洩一下,社會才能穩定。據一些學長回憶,政府當年曾召集過不少名校的領袖生開會,鼓勵並補貼他們多舉辦舞會、夏令營、工作營、音樂會等等活動,其後幾年,香港中學界的聯校活動不絕。

我校是港島區的天主教名校,數來數去,天主教著名的男校,港島區只有兩所,但天主教著名女校則有六所,校內不少活躍男生都感到很幸福。林鄭所屬的SFCC與陳美齡的MSS都是他們經常出沒的校園。

我與陳美齡素未謀面,但她十四五歲時已在學界有大名,最近有朋友憶述,我校第一屆學生會會長、現時新加坡基金界名人羅先煜,曾邀她來我校表演,但其父規定一定要在晚上9時半前送她回家,先煜於是找來後來在哈佛取得力學博士的魯國錦打的送她回家。

人選最好是空降

同學近日向國錦逼供,要他說出他們當年談了甚麼,但國錦負隅頑抗,不肯招認說過甚麼。我倒是依稀記得,陳美齡學業成績極其優異,會考或許是四優四良(或三良,我已記不清楚),因當年會考分數比近年嚴格得多,她的成績大約可等於近年的九優十優,在全港應排名在幾十名之內,與林鄭的3A5B是同一檔次。林鄭比陳低三屆,中學時應已聽過陳的大名,究竟她們是惺惺相惜還是互相眼紅,不得而知。

選局長當然不能單看會考成績。我多年來參與過多次校內遴選校長、副校長或院長等工作,自然需要研究一下觀人術。對於教育局長此等高管職位,我相信有幾個條件是應有的考慮。

第一個考慮是人選最好是空降的。大專界的校長或商界的CEO很多也是從外間物色,此種做法有不少好處。其一是可能帶來新思維,使到機構不會因循守舊。其二是外來的人並未有與舊員工拉幫結派或捲入一些無謂的利益恩怨中,行事更可客觀獨立。

教育界某些人也許會嫌陳美齡不懂實況,但對聰明的管理人員來說,迅速地掌握主要情況並不難,不墮入一些政治陷阱才是重要。新人可以不太理會人情面子,較易避開陷阱。

第二是必須有證據證明此人一生中起碼有一樣來之不易的重要成就,若無此證據,她可能鎮不住場,或是根本能力不足。陳的履歷是亮麗的,屬從開始便一直領先到尾的典型。她學歷好,史丹福的教育學院全美排名第一,取得教育學博士並非一般人等可做到,而她又同時育有幾名學有所成的兒子。

在事業上,據說她出了幾十張CD及寫過幾十本書,我對其日語歌曲無興趣,但其成名作《Circle Game》唱得比Joni Mitchell更順耳,可能是因為她略有童音的關係,有些少年時期的歌稍為嬌嗲,風格與其他歌手大異其趣。但最為難能可貴的是,她在十多歲便可在文化背景迥異的日本立穩,成為偶像,此種應付跨文化壓力的能耐不是人人皆有。1998年開始,聯合國的兒童基金會找她為日本的親善大使,2016年成為亞太區大使,沒有對兒童的關注與個人成就,聯合國怎會找她?

第三是要有足夠的道德勇氣,擇善固執。她80年代時在日本的電視上批判南京大屠殺,引來日本極右分子的死亡恫嚇。她又曾帶初生兒子到電視台上班,在已婚婦女必須留在家中的日本文化中,引來長達兩年的爭論,在這意義上,她的勇敢還可被視為日本文化觀念現代化的先驅。

北京當不會有惡感

第四是要在相關的領域有抱負。局長的薪酬比不上大學校長及頂尖教授,與商界高管差距更大,而且投資活動受到限制,若只是看着金錢的,此職位並無足夠吸引力。陳一直鼓吹兒童的權利,在教育議題上,她有專家的身份,在港若與人辯論教育問題,誰敢斷言可一定勝得過這位外表柔弱但卻有着強大自信的人物。

她的日本關係值得關注,但她仍保持港人身份,並無入籍日本,而且明辨是非,與安倍雖是朋友,卻只會支持和平,反對日本的軍國主義。從北京的角度看,她甚或可以變成中日間外交上傳遞重要信息的信差;況且她反對佔中,北京對她當不會有惡感。

林鄭若考量她,有一點倒是要注意的。陳美齡成就太突出,在不同文化背景中進出自如,但太多成功有時反而容易使人犯錯,所以林鄭應多注意陳美齡失敗的例子,明瞭她如何應付挫折。

(Sky Post 2017-5-5)

 

4/29/2017

新政府有無誘因重啟政改? (雷鼎鳴)


林鄭在競選時已一再表明,她不會把政改視為下屆政府的首要任務,近日中聯辦的王振民部長也認為先解決社會的其他矛盾更重要。究竟下屆政府有無可能重啟政改?我相信機會極微,近乎不可能,因為這違反了博弈論的一些基本原理。

博弈論或經濟學在分析問題時都要求我們把自己代入不同的持份者,從他們各自的利益角度考慮問題。先從泛民的角度看,他們可不可能真正的支持特首普選產生?

泛民的光譜很寬,理念差別可以很大,但我想不起有哪一個泛民黨派是以在港執政為己任的。就算是有,他們也明知其自身理念與中央政府必有摩擦,根本不可能真的有效施政。既然如此,他們最好的出路便是當反對派,而反對派的生存基礎便是要與政府唱對台。

倘若特首是普選產生,所得之票幾乎必然遠多於任何一位民選議員,那麼對抗特首時,自然會少了一個基礎,不能指着特首說你是689或777,自己卻有多少萬票云云。泛民或非建制政客就算口頭上不願承認,他們也只能是葉公好龍,不會真的希望普選特首。他們堅決反對8.31人大的決議,開天殺價自稱只要「真普選」,不會不知這只會使普選遙遙無期,但在博弈上,暗阻普選卻是符合其利益的最優策略。

最佳博弈不啟政改

既然如此,為何他們仍不斷提出要啟動政改呢?這是他們聰明之處,若是政府再諮詢政改,他們便又可動員群眾反對政府的方案,這個過程是他們練兵吸納群眾的好時機,有利他們組織的發展。倘若社會穩穩定定,無風無浪,這些政黨的實力恐會日漸衰敗。

從政府的角度看,香港的矛盾可以是意識形態的,亦可以是社會經濟的。是否普選特首,與前者關係較大。究竟政府應把重心放在啟動普選,還是放在化解與社會經濟民生有關的政策上?

既然啟動普選只可能為反對派築構/平台,不會弄得出普選,那麼最好的策略便只能是盡量化解樓價高企等社會矛盾,如果做得出成績的話,民間怨氣可望減少,將來推動的政改,才可能有成功的機會,不用白忙一場。

因此,政府的最佳博弈選項只可能是目前絕不啟動政改。若泛民向政府施壓,政府可指出過去泛民根本無意接納8.31這不可動搖的決策便可。

社會對立不易消失

但政府就算集中力量化解社會經濟問題,也不可能短期內克服困難。樓價高的根源是沒有發展足夠土地,但填海造地要十多年才會有成,使用棕地綠地又涉及多種人的利益,更難推行,所以政府根本沒能力在五年內解決樓價高的問題。

至於貧富差距則更難化解。中國經濟已經探了底,其繼續上升之勢本來有助港人的經濟發展,但可惜懂得利用機遇將來財富會大增的人只會是少數,很多人連面向內地的決心也沒有,遑論掌握到機遇,他們的收入可能會停滯或甚至下降,他們與懂得利用機遇的人相比,貧富差距會愈來愈大。

在此種情景下,社會的對立不易消失,非建制仍會有群眾基礎。不過,隨着中國經濟增長上調,港人對內地觀感有望轉好,這卻是有利政府施政,不利作為反對派的泛民。

由此可見,政府在未來幾年不會有誘因啟動政改。泛民也奇怪,一方面要政府早日重啟政改,一方面繼續擺出高姿態絕不肯「袋住先」,這不正是減滅政府搞政改的誘因嗎?

(Sky Post 2017-4-28)

 

 

4/21/2017

為何美國航空服務如此差勁 (雷鼎鳴)


美國每年因航空公司超額訂位政策而遭拒載的乘客據說約有41000人,這等於平均每天約有112人被無理拒載。據此看來,越南美籍華裔醫生杜成德在聯合航空所遭受的不公對待,除了血流披面而錄像又在網上廣傳外,實乃天天都發生百餘次的「小事」,為何竟成為國際新聞,而且多天不衰?很可能這事件不但有代表性,而且觸動了各國人民的一根神經,其含義值得我們深究。

 

有人認為,美國航空業在2016年有6.6億人次的載客量,因超額訂位被拒載的機會率只是每10萬人次中有62次,遭此無妄之災的概率極低。我不大相信這數字,因我自己也遇過同等經歷。

 

1994年1月初,我在波士頓開完了一個經濟界的國際會議後,按行程要乘US Air飛到紐約再駁另一飛機回港,怎料我辦完登機手續後4個小時要登機時,竟被告知劃好了的機位已轉送了給另一位乘客,我不能登機。我告訴航空公司職員,我不能坐另一班機,因為會錯過了時間轉不到機,該職員只是告訴我有另一航空公司快將有機到紐約,我另購機票還可來得及,若跟他繼續理論,損失更大。我惟有飛奔至另一航空公司購票,到了紐約後又從LGA機場「飛的」到JFK,最後一分鐘才上得機。

 

回港後一肚氣連忙寫信到航空公司投訴並索償,但當然是石沉大海,無人理會。我一生坐飛機頂多是三四百次,依然中招,不能不使我懷疑上述低概率的可靠性。

 

先搞清一個問題,聯合航空或甚至美國的其他航空公司,服務水平是否低劣無比,物非所值?我是聯航的資深乘客,感同身受,可輕易列出其三大「罪狀」:超額賣位,自然是第一大罪。這等同顧客付了錢購物後,商店竟可有權要你把物品退還,而且不一定把錢退回給你,這不是商業違約是什麼?更可恨的是在機票用細字所寫少有人會讀的條文中,竟把此種違逆天理的做法合法化。

 

第二大罪是食物質素每況愈下,低處未算低。多年前飛機餐或許尚有吸引力,現在的則多半難以下咽。在美國境內坐6個小時飛機可以只有一片餅乾之類的物體充飢。若從香港的機場坐聯航或其他美國的航空公司出發,強烈建議在機場買些乾炒牛河或叉燒飯等,包保在飛機上進食時大家對你投下羨慕的眼光。

 

減價競爭削成本

 

第三大罪是飛機中的服務員面孔冷冷冰冰,噓寒問暖絕對是奢求。我有位朋友,是柏克萊加州大學的名教授Andy Rose,他對聯航空姐的形容十分傳神,說她們都是一幫angry old women,年紀大小不是問題之所在,雖然她們也許不夠體力幫助乘客置放行李,但其神色中透露出不願或不忿服務乘客的態度,卻是很多人都感受到,她/他才是大媽大爺,乘客只應做聽教聽話的小孩,此點定位乘客不可搞錯。

 

但若說聯航一無是處卻也不公。乘客可自帶電子設備在機上看多種自選電影便是一進步。從前我不懼他們超額,因為常因此而免費升級至商務艙。例如在紐約JFK回港,若買經東京的票,升級的機會頗大,原因是這班經濟艙座位不多,反而大半座位是商務艙,前者很快便坐滿,只要晚點才到機場搞手續,他們便安排不了經濟艙,只有替乘客免費升級。此種補償,豈不比動用芝加哥機場保安人員把乘客拖下機好得多?

 

聯航留著乘客的主要手段應該是靠其飛行積分計劃,我1997年開始密集地飛聯航,從前常乘坐的西北航空已關門大吉。只要一開始積累里數,便欲罷不能,因這等於機票有折讓優惠。在杜成德事件後,我連忙上網查一查老妻的戶口尚有多少積分剩餘,竟發現其近年的積分無端端消失無蹤,與聯航交涉,才知是他們的錯誤,但也只能取回部分積分。

 

又因近年其積分計劃所分發的優惠大幅縮水,我已下定決心從此擺脫聯航,永不再做它的乘客,不料在自己戶口中突然發現,我在聯航剛飛過了超過100萬英里,從此可得終身金卡,並可替家人多拿一張。如此優惠把我殺個措手不及,惟有暫緩停飛大計。我竟不離不棄的飛了聯航100萬英里,不能不佩服自己忍耐力驚人。建議年輕求職者,不妨履歷上寫上自己在聯航飛過的里數,里數愈多的愈顯示其人能夠吃苦,情商高企,能夠忍受任何磨練,乃僱主求之不可得的人選也。

 

我們若是只把責難集中在聯航身上,也不公允。據skytrax對世界各航空公司服務質素的排名,2016年的結果是國泰第四(2014年曾得第一);至於聯航,是第六十八,比2014年的五十三退步了不少。美國的航空公司排名最高的是Delta,但也只得三十五,世界最大的航空公司美國航空,排名更只得七十七。由此可知,美國的航空公司服務水平普遍地不入流,非只有聯航斯人獨憔悴。港人對國泰熟悉,有人喜歡有人不滿,但只要用它作準則,便可感受到排名低了幾十名,甚至上百名的美國航空公司如何差勁。

 

無論用什麼標準,世界最大的3個航空公司幾乎都屬於美國,它們實力強橫,但為何服務品質卻如此差劣?追根溯源,我相信可歸咎於以下因素。

 

1998年3月16日,哈佛的經濟學大師巴羅(Robert Barro)在《商業周刊》寫了篇半遊戲文章,慨嘆美國的空中服務員外貌上的吸引力逐年下降,使到乘客若有所失,這等同服務業中的生產力下降,或是GDP的損失。巴羅進而指出,在某些行業(例如電影業),從業員的外貌是否端正是合理的行業要求,政府不應干預。巴羅有此言,是他認為此等狀況都因1971年泛美航空一宗訴訟而起。我查過此案件,事緣在1967年有位叫戴雅思(Celio Diaz)一生志願是想當空中服務員的美國男士向泛美求職被拒,於是根據美國的勞工民權法把泛美告之於法庭控其歧視,最初法庭判泛美勝訴,但後來美國第五巡迴上訴庭在1971年判了戴雅思贏,從此美國的航空公司不得以性別或外表作為準則僱用空中服務員。

 

其實在航空業剛起步時,美國的空中服務員男女皆有,但到了上世紀五十年代時,市場力量已促使美國的航空公司集中僱用年輕貌美的空姐,一直至1971年才又開始改變。

 

此案件若從民權的角度看,十分正義,但從市場角度看,卻有頗多後遺症。首先是俊男美女在美國的航空業中已無優勢可言,在以後的歲月中,他們會自然流向對他們外表有更高估值的地方去;在此自我挑選的流程中,美國航空界剩下的,便只有大媽大叔了。這本來也不一定如巴羅所慨嘆的使乘客若有所失,但更多的後果也可接著出現。既然有此案例作掩護,空中服務員就算因服務質量欠佳或黑口黑面而被解僱,工會也可幫助她們控告航空公司歧視,在訴訟盛行及賠償額驚人的美國,航空公司不敢造次,服務質量怎可提高?

 

在市場競爭中,企業通常採用兩種手段:一是提高產品形象及質量;二是減價求銷。但在美國的航空業中,服務質素已成缺乏誘因的老大難問題,競爭於是容易傾向削價(例如聯航從港到美的票價通常便比國泰便宜),但削價離不開先減成本,否則公司如何生存?超額訂位策略可減低航空公司的成本;若出了問題,又因有法律做後盾可趕走乘客,更加省錢,此模式自然成為業內生態的一部分。

 

國泰應引以為鑑

 

降低食物的質量同樣也可減低成本,但這些都等同把服務更劣質化,不啻飲鴆止渴。公司利潤不如理想,高管便又要打乘客的主意,聯航近年大幅降低可通過飛行積分所得到的優惠,拿到積分也無甚用處,正是等同靜悄悄地加價的做法。這回杜成德事件正是向美國航空業敲響了警號,這些策略其實代價不菲,將來聯航要大減票價才能贏回支持。

 

此點值得國泰留意。國泰是港人的航空公司,世界排名領前,值得我們引以為榮。但它2015及2016年都因公司決策出錯,炒燶了石油期貨,每年損失80多億港元,大大減少其利潤。但國泰的做法,卻似是要削減其馬可孛羅會員的利益,以求把錯誤決策帶來的成本轉嫁到乘客身上,使人有捨本逐末之感。我也是國泰及港龍的資深乘客,對其飛機餐後贈送一杯名牌雪糕的貼心服務尤其欣賞,希望它不會重蹈美國航空公司的覆轍,把品牌弄壞。

 

美國有些評論人擔心聯航事件象徵著美國衰落,此說可能言之尚早,但的確反映到一些問題。首先是美國人原本自以為站在道德高地,可到處指指點點,但這次暴力事件完全顛覆了資本主義倫理中顧客永遠是對的社會共識,以後如何使人對美國的法治、制度與倫理有足夠信心?已故經濟學家奧爾遜(Mancur Olson)在其名著《國家興亡》一書中早有指出,發達國家容易出現各等利益集團,他們在歷史長河中,懂得把符合其小圈子利益的制度變成法律,這便大大阻礙了社會總體利益的發展。美國航空業中,便包含了使到公司不易改善服務質量、乘客又被航空公司霸凌的制度,正是奧爾遜洞察力的體現。

 

(HKEJ 2017-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