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1/2017

深圳港大醫院可助「港灣」融合 (雷鼎鳴)


 發展大灣區已是中國的國策,香港應如何回應?

 

  大灣區這概念與全球經濟一體化有密切關係。全球化後世界市場擴大,生產分工會更細緻,但如何分工,卻要看各地有何相對優勢,及不同地區可以怎樣合作,發揮協同效應。

 

  香港大學在深圳管理著一個醫院,它的經驗正好可幫助我們了解深港兩地如何能共同發揮優勢。

 

  這醫院在七月一日剛慶祝它的五周年,換肝專家盧寵茂教授是這醫院的院長,承他熱情安排,我在月初坐他的車從港島經深圳灣到該醫院所在地的福田紅樹林區,一小時內可達。那裏環境很好,鄰近深圳消閒勝地歡樂海岸,幾乎疑似到了一個度假村。盧院長與幾位大國手詳細介紹了醫院及帶領我和內子參觀各種設施,倒是讓我們開了眼界。

 

  深圳為這醫院提供了甚麼資源?最顯眼的自然是土地。醫院面積很大,現在有一千四百張病床,擴建後會增至二千張,是瑪麗醫院的兩倍了。深圳現在也有土地壓力,但情況總比香港好。香港若要發展甚麼,大灣區遠為充裕的土地儲備會對香港有很大助益。

 

  深圳已是世界上重要的創新科技中心之一,醫院中所用的科技,好些便比香港的先進。以藥房為例,醫生開了藥單後,一經掃描,便有機械人快捷地把藥物找齊送到。就算是中藥,也是按藥物比例弄成一劑劑包裝整潔的藥包。十五分鐘便可等到藥,遠勝於香港醫院等閒要一個小時以上。

 

  香港方面當然也有貢獻。醫學是香港的核心技能之一,每天都有醫生到深圳的港大醫院去。管理也是香港的強項,但在這方面倒是容易與內地的體制碰撞,也許長遠而言,可改善內地的管理方法。較為突出的問題是內地視醫療為社會主義的保障,看病的價格訂得太低。在網上可容易找到這醫院各項收費的詳細訂價,全科包括七天藥物、診療、檢查、排號、非嚴重傷口等的打包收費不過是二百元,住院是每天一百八十元。

 

  價格管制用意雖好,但成本高於收費,便會導致醫療服務供應不足,醫院中病床難求。內地醫院中送紅包雖被禁止,但風氣仍盛,因為若不送紅包,治療可能得不到保障。到最後,紅包加上收費,所需的醫療費用往往大於自由市場下的收費。深圳醫院也深受此困擾,醫生不肯收紅包,病人反而懷疑其會否用心醫治,在手術前病人因而走掉的大有人在。也許將來香港的做法能改變這風氣。

 

  對港人來說,這醫院提供價廉優質的醫療及體檢,要較豪華的又可到其國際部求診,深圳港大醫院應有一定吸引力。事實上,內地有優惠港人政策,有回鄉證的,醫院收費與內地人無異。香港人口老化,部份長者回內地養老是合理做法,但醫療服務要跟上。港府已容許香港的醫療券可在此醫院使用。這是有利港人生活能融入大灣區的有用一步。

 

(Headline Daily 2017-7-21)

被DQ的「議員」何去何從? (雷鼎鳴)


再有四名政客被法庭判決撤銷其立法會議員的資格,理由是他們在宣誓就職時,沒有表達出真誠和莊重,這等同拒絕了宣誓。既然沒有完成當立法會議員的程序,當然是當不成議員了。是次判決,泛民議員反應甚大,按照判詞所引伸的準則,另有九位在宣誓時不同程度地都似有違規之嫌,現在再有四人被DQ,其他九位能不感到唇亡齒寒,要猛烈抵抗以求自救嗎?

泛民的惡人先告狀策略很使人失望。立法會財委會主席陳健波在法庭頒下禁制令,不准那四人行使議員職權後,竟被泛民質疑他為何要求這四人離開會議廳。其實不單是陳健波說對此質疑感到驚奇,任何尊重法治的港人也應奇怪為甚麼有些人敢公開藐視法庭。也許他們是清楚自己如何無理的,但總要聲大夾惡、渾水摸魚吧。

強詞奪理無助解決錯誤

他們使人不安的另一言論是不斷說明自己是十多萬人選出來,DQ他們等同向選民開戰。民主制度的一個重要補充條件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七百多萬人中得到十多萬選票當然並不意味他們可凌駕法律之上,尼克遜當年也是由數以千萬計的人選出,但一樣要下台。這些泛民議員的特權觀真使人嘆為觀止。

去年宣誓時,有一大批人毫不莊重,亦不真誠接受宣誓的內容,已是港人有目共睹之事。正如湯家驊一針見血地所指出,他們被DQ與人大釋法根本沒有關係,因為香港法例中的宣誓及聲明條例第21條已寫得清楚,當被邀請宣誓時拒絕或疏忽宣誓便會喪失資格。說這四名被DQ的政客疏忽宣誓已是客氣的了,嚴格來說,他們有發假誓的嫌疑,劉小麗曾在網上的留言不是可引證此點嗎?

認真檢討不應干預司法

至於人大去年應不應釋法?雖然香港的法例已夠清楚,但在實際執行時,過去幾年都有人視宣誓的莊嚴性及真誠性為無物,人大以解釋基本法原意的形式去重新確立港人對宣誓早已存在的常識,對遏止歪風,甚有幫助。四人被DQ後,網上叫好之聲排山倒海而來,反映港人大多數還是有常識的。

泛民議員最害怕的便是按照法庭的判決,可能還有些人會被DQ,因此他們竟然要求林鄭承諾不會再DQ其他人,至於已被DQ的四人,有人竟希望在上訴時,政府放棄答辯。這些都明顯是以政治凌駕法律了。在法庭判了四人的DQ後,若有其他人等的行為符合法庭所界定的DQ條件,政府不要求法庭司法覆核他們是否也要DQ,便是沒有盡責,而且是不尊重法治了。想不到常常把法治精神掛在咀邊的人竟會要求政府做出不尊重法治的行動,由此可見,戀棧權力會如何腐蝕人的心靈!

支持他們的選民也應負責

張五常最近問我,為甚麼被DQ的「議員」這麼蠢?我很難回答他這問題,但想一想,初嘗權力的權力暴發戶是容易得意忘形的。被DQ的六位政客,再加上九位可能被拖累的議員,最聰明及正直的做法便是集體請辭或是放棄上訴,向選民承認自己的愚蠢錯誤,再積極參與補選,看看選民有無原諒他們。選舉經費、欠下的法庭訟費及應該要退回給立法會的薪津總共涉及的款項數以千萬計,他們應向支持他們的當議員的人積極籌款以償還欠薪。

事實上,投票給他們的選民也應為他們的錯誤負起一部分責任,若無選票,他們那會落得如此下場?計算一下,便知只要每名投過他們票的選票捐出三百元左右,已被DQ或將來可能被DQ的人的財政壓力便會消失。三百元左右不算多,若這些選民不肯付這筆錢,便顯示出他們的支持,其實價值低於三百元。果真如此的話,這些DQ「議員」倒應考慮自己應否退出政壇了。至於與DQ無關的泛民議員,也應該檢視一下,對着這些豬一般的隊友,是應切割還是被他們綁架。

(Sky Post 2017-7-21)

7/19/2017

資本主義到盡頭了嗎? (雷鼎鳴)


著名文化教育家霍韜晦教授主持的「法住機構」創會35周年紀念,搞了個講座系列,邀請我以「資本主義到盡頭了嗎?」為題作一演講。這題目不易回答,但卻十分重要,在今天劇變中的社會尤其如是,我也就本著「弄斧必須在班門」的求學問之道與各方高明交流。

 

此問題首要討論的便是如何界定資本主義。這概念雖非源自馬克思,但他在《資本論》中卻提過「資本主義的(也可解作資本家的)生產方式」兩三千次,可算是把此詞發揚光大了。資本主義有好些特徵,常被人提到的是「資本」這一生產資料掌握在資本家手上,屬他們的私產。這是特徵沒錯,但我相信要把私有產權的範圍擴充一下才符合現代人的理解,即不但生產要素為私人擁有,產品的產權亦應屬私人。除了私有產權外,資本主義另一主要特徵是自由市場,各參與者可在此中按自由意志買賣。此外,我們尚可加上一套法制,其用途是保障私有產權與自由市場的運作。

 

細緻分工提高效率

 

實際世界中並非每一個資本主義社會都完全地擁有這些條件,例如在中國,市場交易的自由度已很高,消費品已幾乎全部私有,但既有民企控制著生產資料,也有國企,究竟中國是資本主義社會還是社會主義社會,這已是一個不易有共識的議題。

 

要推斷資本主義有無生命力,有三個主要問題需要解答。第一,它對提高人類的整體財富有無重大貢獻?第二,它所衍生出的收入或財富配置是否公平?是否為世人所接受?第三,它若面對重大的衝擊,抗震力是否足夠支持它屹立不倒?每一個問題都有它的複雜性。

 

對經濟學家而言,第一個問題有比較確切的答案。這要從亞當斯密的《原富論》說起。《原富論》一開始便直奔主題,認為分工是有效大力提高生產力的做法,但有分工便要有市場作平台供各人互相交易,否則若各人都一定要自給自足,那麼每家每戶都要生產出一切自己需要的消費品,效率一定很差。反之,市場愈大,分工便可愈細緻,效率也會更高,從而製造出更多的財富。

 

若按歷史時序,人類生產力的大幅提升與資本主義的出現亦有密切的相關。歐洲工業革命發生於資本主義時期,中國近年奇蹟般的高增長也在改革開放後才發生。據經濟歷史學家麥迪遜(Angus Maddison)的估計,從漢朝到1950年左右的2000年中,中國的人均實質GDP只共增加不到兩成,但中國一容許民企創業,並走進了全球的競爭市場,從1978到2016年,人均實質GDP便上升了21倍!我們很難否定資本主義是很適合創富的制度。

 

酬勞按生產貢獻計

 

現代經濟理論同樣也肯定了資本主義的創富能力。在世界著名學府的經濟課程中,每一個博士研究生都要讀懂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一系列數理經濟學家用嚴謹並且高深數學所證明的有關競爭市場的定理,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在相當一般的條件下,只要有競爭,各個不同的市場都達致供求均衡的一般均衡 (general equilibrium) 是存在的,而且這個均衡是巴列圖最優的。證明市場供求都可同時均衡並不容易,要用拓樸學中的定點定理 (fixed-point  theorems), 但若均衡點根本不存在,資本主義便是建築在虛幻的概念之上,並不真實。巴列圖最優是指無法可找到更好的資源配置方法。換言之,競爭市場的結果最無浪費、最有效率,這也意味著它創富的能力最強。

 

資本主義的收入或財富配置是否公平?這要看公平的標準是什麼?若是以人人的收入或財富都十分均勻作公平的準則,資本主義的確不會導致這結局。它公平的準則是建基於不同的勞動者、地主、資本家、人力資本或知識的擁有者各自能對生產起到什麼貢獻而決定他們可得多少酬勞或回報。在競爭市場中,工資會剛好等同於勞動力的邊際產值,土地的租值也是等於土地的邊際產值等等,餘此類推。

 

假如額外多僱用一個工人,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條件下,他可為公司多增產100元,那麼他(及其他能力相同的工人)的工資便會是100元,不多不少,讀過初級經濟學的學生都應知道這種訂定工資的方式在競爭市場中最符合公司的利益。同理,其他生產要素價格的制定若也是以邊際生產值為標準的話(在競爭市場中必然如此),多貢獻多得,各持份者面對相同標準,我們也很難說資本主義有對稱性的收入配置有何不公。

 

有些人工作勤奮,日做夜做,但收入菲薄;另一些人自命滿腹經綸,但懷才莫遇,窮途潦倒;又有些人在荒郊擁有大量土地,但無人問津;又或有些資本家把資金投在失敗的項目中,在這些人眼中,市場都無給予他們合理的回報,但對不起,是市場力量告訴他們,他們的投入並未對社會作出多大貢獻,所以他們收入也不高。

 

八成人民收入急升

 

話雖如此,在過去數十年,在世界各大發達經濟體中,都有出現兩種現象:第一,總體收入增長不快(歐美日);第二,貧富差距頗大。表面上,這兩種現象都在挑戰資本主義的生命力:若資本主義創富能力不高及收入不均,為何仍要資本主義?我們若將眼光放諸全球,而不單是發達國家,便可看到另一景象。

 

我們可發揮想像力,把全球各國的國界都取消,世界人民都同住在地球村中,那麼我們會發現,在過去30多年,全球近八成的人民收入迅速上升,例如在中國,從改革開放至十多年前的2004年,已有5億人脫貧,但世界最窮的半成人口(多是非洲等窮國人民)卻因無法納入資本主義世界的市場或因戰亂,收入幾乎仍完全停滯不前。在本來最富裕的一兩成人口中,有部分人收入與財富都節節上升,但相當大比例的人民卻無此福氣。

 

由上述可見,在全球人口的範圍內,資本主義創富的能力絕非浪得虛名,中國從公有制及計劃經濟往私有制及市場經濟走了一大步後,立竿見影,人民收入應聲上升。就算是不少非洲窮國,近年也在努力複製中國模式,亦即把自己納入資本主義的世界市場中,她們不少便初步擺脫了多個世紀以來所跌入的貧窮陷阱。至於收入分布方面,由於窮國人民收入以倍數計的上升,尤其是中國與印度的表現更加耀目,所以全球人民的收入差距理應縮窄,而不是擴大。根據前世界銀行一位經濟學家米蘭奴域(Branko Milanovic)採用了覆蓋全球94%人口數據的研究,事實也正是如此。

 

在工業革命以後,資本主義國家人民收入上升較快,所以國與國之間的收入差距變得巨大,不利改善世界人民的收入分布,但近年多了些人口眾多的國家參與資本主義的運作,全球人民收入的基尼系數(即堅尼系數)已開始回落,反映貧富差距正初步減低。由此可見,資本主義似乎出現的一些問題,只是局限於較發達的地區,不是真正全球的問題。

 

適應全球化帶來機遇

 

不過,我們也不應忽視發達地區經濟體不符理想的表現。事實上,對資本主義的質疑,也多來自發達地區的知識分子。為何小量發達經濟體的精英能享有不錯的收入增長,大部分卻無此能耐?近年不少地方出現民粹思潮,當中包含排外及反精英的情緒,其造成的效果已深深地影響了歐洲多國與美國的政治局面。究其原因,從前發達地區人民才懂得做的工作,現在較落後國家的人民也懂得做,在強大的競爭下,有些人害怕自己的飯碗被搶走。

 

此種情況本來不是全球化的必然。若貿易互通有無並非對雙方有利,有些國家大可閉關鎖國,不肯進行任何貿易,因此貿易的存在本身已經意味著貿易的雙方都有得益。但某一國的得益卻並不等於該國所有人都得益,各人得益多少,是不對稱的。那麼誰更有機會在全球化大潮下的資本主義世界可獲得最多的利益?有人或許認為大資本家是最大的贏家,這倒不見得是。

 

馬雲、馬化騰、朱克伯格等人,一二十年前恐怕並無多少人認識他們,這些人為何成功,最主要的因素應是他們掌握到隨著全球一體化而來的市場擴張所帶來的機遇。香港的周星馳所拍的《美人魚》在內地竟有28億元的收入,百倍於香港一套也算賣座的電影。但我們也可見到,很多人都沒有意志或機會去捕捉此等新世界的機會。

 

十九世紀歐洲工業革命時,經濟增長率每年有一個百分點已經不錯,所以工業革命之被稱為「革命」,只是相對於更早的人類歷史而已,若以今天的準則,當時社會的變化實屬緩慢,經濟增長與市場擴大所帶來的影響也就可以被社會慢慢消化掉。但近數十年的全球化,或更準確一點,資本主義市場的互相連結與擴大,卻發生得十分急速,並非每個人都能適應到這些變化,並能對自己的未來工作方向作出合理的調校。例如,在香港,有些人懂得並成功地利用到內地的市場,賺得盤滿缽滿,有些人則連了解內地發展的興趣都沒有,更遑論可尋找出什麼機遇。我倒是相信假以時日,世界人民總會適應到全球化帶來的新環境,港人也可日漸懂得在內地的發展中找尋機會,但這些都需要時間。

 

未來科技衝擊社會

 

時間或調整的速度都是重要的。資本主義社會早已受到經濟急劇全球化所帶來的衝擊,市場擴大、分工更細緻帶來了生產力及財富的上升,但發達地區也因不少人適應不了新變化而出現波折,資本主義也因此受到質疑。未來會有什麼新的衝擊?我相信會來自科技。據一些人工智能的專家所言,人工智能及大數據的發展十分迅速,10年內可能有近半的職位可被取代。再加上正宗的人工智能有自學能力,會不斷地自我改進,幾十年後世界將變成什麼樣子難以預料。

 

本來科技進步是大大的好事,也許未來的人類每周工作時間可大減,行行企企便可靠人工智能及機器替他們生產,生活優游。但科技進步若來得夠快,大量行業可遭沒頂之災,例如自動駕駛技術成熟後,還需要的士或貨車司機嗎?機械人審核會計賬目比人更精準更不會疲勞,會計師還有無生存空間等等。若一切都發生得很快,大量的人會沒法調整,各行業的失業大軍湧現,讀了財務學以為可做基金經理的人卻發現這行業已然消失掉,社會的穩定性能否保持到?資本主義本來已是一個包容性很高的制度,但它最終能否受得了科技快速進步的巨大衝擊,現在仍言之尚早。

 

補充一點,資本主義的創富能力及公平性很大的原因來自市場的自由競爭,若市場機制因受到政策干預而扭曲,市場不再自由運作,上述的很多結果都不再有效。這正提醒我們,資本主義的生命力也取決於我們能否減少或排除政府的干預。

 

(HKEJ 2017-7-19)

 

7/14/2017

市場大小影響人生規劃 (雷鼎鳴)


  有次在清華參加論壇,台下有個學生突然問我,贊不贊成他們創業?我回應說對清華的畢業生創業甚有保留,不是創業不好,而是優秀的學生跑去創業,機會成本太高,未必很多人肯去。

 

  沒錯,我中學時代成績最好的同學讀A班,次之則讀B班、C班等,如此類推,A班的多數當上醫生、工程師等專業,沒有誰創業,也沒有誰發達。反觀其他班的則頗有白手興家之人,原因簡單,他們在考慮是否創業時,不用因放棄厚職而難捨難離,反而成就大業。

 

  但清華學生的反應卻頗出我的意料,他們創業的熱情甚熾,雖然明知創業有高風險,仍膽氣豪壯,自信能力超群,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過去幾年內地的創業風大盛,高新科技產品層出不窮,相信與此有關。

 

  月前讀到同文屈穎妍的一篇文章,談到「小確幸」現象。此詞出自日本作家村上春樹的隨筆《蘭格漢斯島的午後》,意指有些人在小事情上得到一點點甜頭或幸福便會十分快樂,例如吃到一頓好吃的,或排隊時前面突然有一批人離開,便會開心半天。

 

  喜歡小確幸是人之常情,沒有甚麼不對。但我們在社會中也可見到一些人胸無大志,一生一世都只追求那一丁點生活中的小幸福,對用功進修,改善人生規劃提不起興趣。此種取向本屬個人自由,但沒有人是孤島,待到他們中某些人年老無依又無積蓄時,恐怕要納稅人的福利扶持,到時小確幸已然消失。

 

  又有一種人志向遠大,以為自己是救世主,可以救愚民於火水,但可惜他們才疏學淺,判斷常常出錯,錯了又往往用陰暗的心境以己度人,疑神疑鬼,事事都以有人在迫害他們,所以要不斷「抗爭」。此類人近年在港屢有出現,脫離港情國情鼓吹港獨的便是這一類人。他們把精力都放在鬥爭之上,日子有功,鬥爭經驗可以十分豐富,但若要他們做些對社會有建設性能提高生產力之事,他們立刻會原形畢露。此種人生規劃會使到當事人走入死胡同。

 

  甚麼社會的經濟增長最快?人的因素最重要。第一類人居多的社會最有機會創新不絕,生產力不斷上升;第二類人佔多的社會容易停滯不前,一潭死水;第三類人卻會使到社會動盪不安,最是惡劣。社會中湧現出那一類人卻也有理可尋,一個充滿機會的社會才能提供足夠的誘因使人民敢於以身冒險去創業,他們知道若成功的話,回報可以很高。反之,缺少機會的社會卻會使人心死,不如追求小確幸了事,或是志大才疏走火入魔搞港獨搞破壞。

 

  甚麼社會才能提供大量機會?擁有巨大規模效應的社會是也。周星馳拍一套《美人魚》在內地可賣二十八億,超越香港市場的規模近百倍;「微信」的用戶有近十億,一個成功的軟件隨時可使人致富。由此看來,巨大的市場是否存在,可改變人生規劃,當然亦可推動經濟。香港有些人昧於政治偏見,不懂得融入及利用中國市場,必會拖累經濟。

 (Headline Daily)

 

認識中國 香港才可浴火重生 (雷鼎鳴)


林鄭正式上任,社會似稍見祥和,但蜜月期不一定長久,香港的深層次矛盾未解,也許現時只是風雨中的暫時寧靜。

20年來香港確是經歷了不少風雨,社會爭鬥不息,戾氣不缺。雖然如此,從1997至2016年,香港仍錄得有年均3.22%的GDP實質增長,這已是勝於歐美日等發達地區的表現了。在經濟自由方面,香港依然排名世界第一,在個人自由上,據美國智庫Cato的評分,香港以9.09分遠勝於只得8.71分自以為捍衞自由的美國。從這些數字可看到,一國兩制的實踐也交得出合格的成績。

不過,總體的合格卻掩藏不了存在着的問題。從1997至2015年,港人就業名義收入的中位數增加了60%,但20至24歲的年輕人名義收入中位數卻只上升了33%,若是扣掉同期22%的通脹後,年輕人的收入的確停滯了。為何總體人口的收入增長遠勝年輕人?我們不能不懷疑這是否教育系統出了事,以致他們生產力無法改進。我曾與不少僱主討論過此問題,他們很少會質疑大學畢業生的專業能力,但對不少年輕人的工作態度卻大有疑問。事實上,也並非所有年輕人都一無是處,有責任感有視野的一樣可找到很好的職位。那麼,教育系統出了甚麼事?

經濟早已由內地帶動

我相信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缺乏對內地的認識,而無知又會衍生出對內地帶來的發展機遇的抗拒感。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在《原富論》早已指出,市場夠大才能容許分工及貿易,市場愈大,分工便愈細緻,生產力便愈能提高,收入才可增加。自1978年以來,中國的實質GDP增長了34.5倍,帶動了全球增長,香港的經濟也早已主要由內地帶動。在此態勢下,發揮自己的優勢再而利用內地高速增長的機遇,是香港經濟的生命綫,但若有些人不懂國情,他們在這方面恐怕難以有貢獻,其收入也不會有何進步。我們只要想一想,去年兩名小學雞候任議員及一小撮港獨分子對中國及港情的徹底無知,便可知要求他們或他們的同路人去掌握內地帶來的發展機遇,無異是緣木求魚。在愛國有罪,數典忘祖有獎的邏輯顛倒的氛圍下,真正有獨立思想能力的年輕人才可能看到及利用到內地創新科技飛躍發展所帶給他們的機會。

由此可知,拖累着香港經濟增長及隨之而來的一大串社會問題,元兇之一正是對中國國情的無知。此種結果,教育界及一些泛民政客是要負上一定責任的。五年前特區政府有意推動國民教育,但遭一些人反對而無疾而終。我不認同當時一份小冊子中有人寫下的過火國民教育內容,但卻深信國民教育實有助於港人的經濟發展,證諸於這五年來一些年輕人對國情的無知愈來愈明顯,便可知當年教育局擱置而不是去改善國民教育是如何的錯誤。

但香港的泛民政客及部分教育界人士認識到他們反對國民教育而對年輕人前途帶來的傷害嗎?恐怕未必。近日他們又集結起來,原因竟是要阻止教育學博士蔡若蓮校長當上教育局的副局長。我本與她素昧平生,但去年她參選立法會教育界功能組別選舉時,在電視卻看到她大顯功架,不但對教育有深入認識,而且辯才了得,其對手左支右拙,幾潰不成軍。她是政治素人,又無教協鐵票的支持,無論她能力多強,履歷多完整亮麗,也不可能在是次選舉中勝出,但她也取得1萬8千多票,十分不易。上周在一公開場合首次碰到她,知她十分贊同學生應多讀中史,與我的觀點相符,我撑她!

替年輕人開啟一扇窗

有些泛民議員公開反對林鄭委任她,這是以政治干預專業,並且是越權行為了。若政府公然反對立法會內某些委員會的人選,議員們應如何反應。有些政治上腦的人搞公開信,但信中內容空洞,拿不出甚麼像樣的反對理由,只能說蔡是教聯會副主席,而教聯會又曾支持國民教育云云,若教聯會的人不能擔當公職,那麼它的對手教協的人又為何可以?香港教育界很少人既有管理經驗,又有中、小學幼稚園的教育資歷,再加上教育學博士學歷,請不要再以自己的政治偏見去干預這個任命,替年輕人開啟一扇認識中國之窗,使他們不用在職場中失去競爭力,好嗎?

資深傳媒人邱立本為他與多位評論人所寫的新書《回歸20年——香港浴火重生》作了篇序,當中指出泛民已走進了一條死胡同。在7月20日下午3時書展期間,他們會舉行一個以書名為主題的論壇,討論香港前途,在會展舉行。這本書的作者多是有識之士,到現場聽聽他們的發言當是有益有建設性。我因事參加不了,先在此說上一句,港人若不認識中國,則香港絕難浴火重生。

(Sky Post 2017-7-14)

 

7/07/2017

蘇州過後無艇搭 (雷鼎鳴)


習近平主席訪港期間,勸勉了港人一句說話︰「蘇州過後無艇搭」。此言不但切中時弊,且有深層意義,值得我們思考。

從97回歸到2016年為止,香港經濟平均的年增長率,在扣掉通脹後,是3.22%,人均GDP年增長率則是2.54%。在發達經濟體中,這算是合格甚至是中上的成績了,香港的繁榮也因此可保持到。但香港位於全球增長動力最強的經濟板塊邊緣,位置得天獨厚,按理香港的表現應不止於此,是甚麼阻力拖着香港的後腿?

答案是很清楚的。香港雖有一大批有識之士看到香港所觸摸到的機遇,並努力發奮向上,他們的收入會保持到不錯的增長,但毋庸諱言,香港也有一批人不但對有生產性的活動毫無興趣,還不斷想方設法阻礙社會的發展。不用說得太遠,無日無之的拉布及沒有題目也強要找些題目的「抗爭」,怎可能有利港人的經濟發展?

一切進步須靠腦袋

但若說一些無補於事的「抗爭」活動是拖慢港人經濟的元兇,卻並不完全準確。在現代知識型社會中,一切進步都要靠腦袋。假如世界上有一種人不停地在開動腦筋,金睛火眼的盯着市場有甚麼機會出現,另一種人則不斷挖空心思,全副精神都用在搞鬥爭之上,又或事事只懂hea做,追求細小的享樂,那麼誰會掌握到機遇,誰會入寶山而空手回,是不言而喻的。在經濟發展中,人的因素佔第一位,人的因素中,又以這些人肯把多少精力用在發展的思考上最有決定性。

可能每人都有自己的舒服區,希望留在舒服區中不離開也是人之常情。但世界已經愈變愈快,長久地不肯面對新變化,對世事變局產生恐懼甚至怨恨,那麼被世界拋棄是必然之事。在過去三幾十年,全球經濟一體化急步邁進,世界經濟深度調整,有些工作從前只能在發達國家內做,現在新興國家的人民一樣做得到。發達經濟體的人民對此新變化有人懂得迎難而上,並掌握到新的機會,但有些人卻適應不了,怨氣沖天。香港正處於這局面。

這裏有一個因素是重要的,便是速度。新的變化若只是慢慢發生,人民的適應性便會較高,但若變化快速,有些人便適應不了。若是社會中人根本沒有開動腦筋去適應,那麼必會有大麻煩,他們就算看到機會飛過,也因反應遲鈍而放過了它們。世界變化的速度愈快,便愈多人缺乏適應能力,經濟增長亦拖慢。在深層次急促的世界經濟格局調整中,滿腦子鬥爭思維的人能否順應到潮流?我看不行。

世界變化速度很快

未來的世界會否不再改變,停下來等我們?情況可能剛剛相反,以人工智能大數據為核心的新一代創新科技,很可能會以前所未有的強度與速度衝擊着我們的社會。倘若社會中的職位大量喪失,人民找不到工作,社會的穩定便會風雨飄搖了。美國有人認為十年內一半的職位會被人工智能取代,若是如此,變化便快得有人吃不消了。到時若大量職位消失了,港人會否埋怨今天沒有早作準備?後悔為甚麼把光陰虛耗在自殘的鬥爭中?

蘇州過後無艇搭,港人連現在內地帶來的機遇也沒好好掌握,將來在更急劇的因科技創新而出現的變化,又怎能應付得到?

(Sky Post 2017-7-7)

7/04/2017

習近平訪港帶來的啟示 (雷鼎鳴)


國家主席習近平視察香港,是一次讓港人增強了解國情與港情的重要舉措。

 

若以各項活動的亮麗程度來衡量,習主席在石崗機場檢閱解放軍的場面當然最具觀賞價值。看到駐軍中的一半人(三千一百六十六人)受閱,不少朋友都心情澎湃,想不到在區區彈丸之地的香港,也可看到幾乎可與國慶大閱兵相媲美的方陣。將士們步操組成的一個個移動方塊,動作整齊利落,氣勢恢宏,在在都顯示出這是一支訓練有素,經過苦練的雄師。

 

檢閱解放軍的信息明確,在港駐軍是國家對香港主權的象徵,是再提醒「港獨」是如何的愚昧。習主席及夫人彭麗媛也視察了西九文化區的建設,走訪警隊、學校、老人院等等,是要告訴港人中央對香港各項建設及社會各階層的支持。但若論重要性,當以習主席的幾次講話及對新上任官員和行會的訓勉為最。解讀這些權威性的講話,是了解中央對港政策的重要步驟。

 

七一講話具政策指引性

 

習主席最具政策指引性的講話,顯然是七月一日宣誓儀式後的發言。他開宗明義便談到中國自鴉片戰爭後百多年的屈辱。此種民族屈辱的開始既然是鴉片戰爭,它的正式完結便一定要包括香港的回歸。習主席也指出,二十年前的七月一日,民族百年恥辱才得以洗雪。悠悠大事,又有哪些比洗雪民族恥辱來得重要?既然如此,我們可以相信,國家在主權問題上絕不會讓步,不但對「港獨」分子如此,對過氣政客彭定康等人祭出《中英聯合聲明》以彰顯英國擁有對香港的監管權,自是嗤之以鼻。

 

三年前沈旭暉教授早已撰文指出,這不是「條約」,是「聲明」,中方根本從不認為殖民地是合法的,所以不會簽定新「條約」,以免被人誤會中國承認不平等的《南京條約》。《聲明》中「保持生活方式不變」等字眼,正反映著中英雙方都互相築起了防火牆。中方一開始便防範著九七後英國仍有人要插手香港事務,英國政府則害怕有些港人要申請居英權,需要及早與港脫離關係。從中國官方近日對《中英聯合聲明》所採取的一貫強硬態度,正可佐證中央政府對主權不容討論的立場,任何人也不可觸碰這一底線。

 

習主席在講話中提出了他對「一國兩制」的看法。他認為「一國」是根本,任何挑戰中央權力和基本法權威,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活動的都是對底線的觸碰,是絕不能允許的。在此他是要把話說清楚,有些人再抱僥幸心理便不切實際了。他也相信,搞好「一國」, 「兩制」的關係應該可以和諧。這等於宣布,不承認「一國」的「港獨」分子是敵人,尊重「一國」的政客,則仍可與其保持和諧關係。

 

近年來,一些極端分子在港搞過的自殘與製造內耗活動,無日無之,使港人心生厭棄。於是社會中也有人主張從嚴對待此等分子,甚至有人懷疑「一國兩制」是否值得保持,而習主席卻重提「始終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這顯示中央對港仍有耐性。為何有耐性?這與「一國兩制」已經取得的成功密不可分,否則,若只有挫折沒有成功,誰都會希望早日改變。

 

香港有什麼是成功的?從一九九七至二○一六年,香港實質GDP每年平均以3.22%的速度增長,人均實質GDP的增長率則是2.54%。在發達經濟體中,這已是中上的成績。在自由方面,幾個權威機構都把香港排在前列。例如,在Cato的排名中,香港總體自由世界第一,經濟自由也是世界第一,至於個人自由,香港得分9.09,勝於有總統選舉的美國所得的8.71分。在美國傳統基金的經濟自由指數排名中,香港一樣排第一,拋離第十六名的美國。瑞士洛桑的競爭力排名,香港又是名列第一。此外,港人的平均壽命幾乎冠絕全球,罪案率低,幾所大學排名位居世界前列,這些在在都說明香港在回歸後能保持繁榮自由。犬儒地否定香港於九七後的進步,既不符合事實,也是對殖民地時期歷史的無知。習主席勉勵港人要相信自己,相信香港,相信國家,並非無的放矢。

 

發展是解決問題的金鑰匙

 

習主席也提出,始終聚焦發展這個第一要務,(發展)也是解決香港各種問題的金鑰匙。我三十多年來研究工作的主旋律,便是經濟如何發展,自然贊同習主席的這個判斷。其實香港某些人的怨氣源頭之一正是與發展有關。上文提到,香港過去近二十年的人均實質經濟增長率是2.54%,在發達經濟體中這雖算是中上之成績,但不可忘記,香港的貧富差距素來高企,但據統計處近年的幾個大型調查所得的結果看來,香港貧富差距不但沒有惡化,還稍有改善,為何社會怨氣仍高?

 

原因應在社會流動不足。在香港經濟增長率仍處於6-8%時,強勁的經濟增長可製造很多往上流動的機會,所以人民就算覺得今天收入不如人,也同時相信他們將來會活得比今天好,貧富差距造成的怨氣便可紓緩。但現在經濟增長率有所減慢,上流的機會少了,怨氣便無從宣泄。要解決此問題,答案自然是要發展經濟。

 

習主席也明確指出,香港要維護和諧穩定的環境, 「全球經濟格局深度調整」,香港已「經不起折騰,經不起內耗」。香港有不少有識見的人懂得尋找發展機遇,這批人當中,很多都會做得很好,收入能不斷上升。但香港也的確有一些人,拒絕面對國家、面對世界,這些人的未來不會有多光明,他們的收入也會停滯甚至下降。這種跌入自己所掘陷阱的人,其經濟生活不會有多少進步,自尋的煩惱會使他們繼續充滿怨氣,他們若失去自省能力,誰也救不了他們。

 

(TKP 2017-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