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1/2017

培育人才的路向 (雷鼎鳴)


今年施政報告有「培育人才」一節,提到會成立專責小組去探討「自資專上院校的角色和定位和副學位的未來路向」。此種探討是對的,但其實未來香港的人力資源需求可能會有重要的轉變,所以整個大專教育的路向也應檢討一下。

香港政府在教育上的投資所佔GDP的比例,依然遠低於發達經濟體的平均值,但因為教育向來都是政府最大的開支項目,所以不少市民都會質疑教育投資是否物有所值。據我自己的觀察,絕大部分學生都用功讀書肯思考,但大學生的形象也確有被一小部分激進分子的極端行徑所拖累,納稅人質疑,也屬合理。但按定量分析而言,香港過去大專教育的成績算是不錯。我曾用政府的人口普查原始數據多次估算過不同的因素對港人入息有多大影響,經濟學所用的標準方法是利用多元回歸估算出所謂的「入息函數」(earnings function),我估算結果的其中一個版本是,多讀4年大學,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條件下,平均收入會高出約98%,這結果顯示出社會投資在學生身上,讓他們多讀幾年書,是值得的,會有不錯的回報。

副學士課程實用價值成疑

但這結果需要小心解讀。第一,我所用的數據來自2011年人口普查,2016年普查的數據我尚未付款購買,遑論花上一、兩晚用電腦去整理計算,而數據包含2011年時不同年齡人士的資訊,有些人入讀大學可能已經是很多年前的往事了。第二,在不同年齡,有讀大專跟沒讀大專,差距可能都不同,例如剛畢業的大學生收入不一定高,但後來卻很可能會拋離沒讀過大專的。第三,近日所見,不少店舖貼出的招聘售貨員廣告,薪酬都有13,000元左右,比剛畢業的大學生已不遑多讓,大專教育所帶來的收入差距或許影響力已有變化。人口普查數據不一定能為我們找出最新的情況。

上述是指大專界的情況,十多年前才開始的副學士學位效果是否與整個大專差不多?我從前也曾通過「入息函數」的方法去估算副學士學位對就讀學生畢業後有無幫助,結果卻發現它對收入的影響似有若無,不算是好的投資。但這也許是副學士課程成立的年期太短,它的成績還未夠時間從數據中顯示出來。它的畢業生收入有限,也可提醒我們,副學士課程是否缺乏實用價值,以致僱主信心不夠?這倒是需要繼續留意的。

人工智能將取代大量工種

我們可再進一步分析人口普查的數據。在2016年,63.1%的21歲年輕人,都正在修讀課程,這個年齡絕大多數應是大專生了,香港年輕人能讀大專的,比例已頗高,跟30、40年前多了很多。但他們所讀的課程,會否並不完全配合到香港的需要?

這是有可能的,有些畢業生一畢業便7、8萬元月薪,有些則只稍過萬元,差別這麼大,當中部分原因與能力有關,但學非所用的情況應該存在。2016年,49.9%的學生選讀商科、文科或社會科學,但所有理科、工科、醫科、電腦等等加起來才是35.7%。我懷疑商科文科都訓練了太多學生,而讀理工科的人數偏低,不一定支持到香港成為科技中心的進程。

是否如此,目前還不能確定,但更重要的問題是,現在不同科目的比重及內容,是否能滿足到未來很可能會發生劇變的人才需求?為何會有劇變?我從前已提過,人工智能的進展及大數據的利用,會令大量今天的工種消失掉。科技的進步可使我們生產力更提高,但在過渡期,很多僱員都會被替代掉。甚麼樣的教育最能使年輕人適應新的人工智能環境?這是我們需要探究的。我相信人與人之間的服務業,例如護老業,不易被人工智能取代。此外,一帶一路計劃的展開,也需要新一批熟悉相關國家的人才,這也是今天大專院校所應預先培養的。

(Sky Post 2017-10-21)

 

 

 

 

10/20/2017

中史應成為高中必修科 (雷鼎鳴)


  上周林鄭發表的《施政報告》,指出由明年開始,中國歷史會落實為初中的必修科。這是十分重要及正確的決定,但尚未足夠。

 

  中學文憑試的高中課程已展開多年,我們不難見到它有三大誤失,學生難以修讀足夠數量的理科科目,對培養未來的科技人員十分不利;必修的通識科課程設計差勁,浪費學生時間,我當年負責科大商學院收生工作時,已發現此科成績並無多少參考價值;中國歷史不是高中的必修課,因不少學生只有兩個選修科,中史被擠壓,只得十分一左右的考生能考此科,嚴重影響學生的完整教育。這裏沒足夠篇幅,所以只說中史問題,其他的將來有機會才談。

 

  不同的年齡各有最適合學生學習的學科,例如語文愈早學習效率愈好,數學須要循序漸進,高中學生可以學懂牛頓力學等等。我從不認為中學有需要讀經濟或商科,歷史卻可視為社會科學之母,亦包含著學生應參詳的人文精神。歷史可深可淺,不同學習階段的人都可以從中學到一些有用的內容。

 

  從社會科學的角度看,歷史學包含了跨時空的大量資訊與教訓,對指引我們作出對世事的判斷極有幫助。中國人是幸運的,因為我們的祖宗很有歷史感,記下來的東西很多,不似有些國家般無記錄史實的習慣。況且中國歷史悠長,人口眾多,數千年的故事內容遠比其他國家豐富。先師歷史學大師何炳棣教授曾告訴我們,深入了解國史固然重要,但就算只是多讀多聽歷史故事,對我們掌握先人的智慧也極有幫助。當然,假如我們讀過正規的歷史課程,知道中國歷史的框架,讀故事時便更易知道時代背景,以及懂得將故事放在適當位置。

 

  我自小便愛讀歷史。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中,充滿智慧的例子俯拾皆是。讀《左傳》我們見到愛國商人弦高如何靠犒賞秦師而嚇退他們,年紀尚輕的王孫滿驚人的判斷力,看到秦軍路過時的輕浮不守禮,便知其「輕則寡誅,無禮則脫」,必敗無疑。讀《史記》可感受到荊軻刺秦王的悲壯,項羽設鴻門宴而不殺劉邦的不智。讀《唐史》可知李世民的勇於納諫因而造就大唐盛世。宋朝多種文獻使我們得知宋代科技文明之發達,宋朝人民如何因為需要而發明了紙幣這一種劃時代金融工具。晚清時政府如何腐敗,列強如何侵略中國,種種例子或故事數以萬計,不勝枚舉,讀幾世也讀不完,三年初中怎會足夠?讀史可使我們增加對自己國家的了解,培育基於事實的愛國精神,這也是中史成為必修科的價值。

 

  中國歷史這麼長,內容這麼豐富,光是初中是不夠的,最好的政策選項是它代替了通識科成為高中的必修科,反正在港英年代的不少時段內也是這樣做。若暫時做不到,大學既有弘揚中國文化的責任,應在取錄新生時把中史科成績計算的比重加大,這樣各中學自然有強大誘因加強中史科的教學,選讀的學生人數也會大增。

 

(Headline Daily 2017-10-20)

10/19/2017

塞勒與理性非理性行為之爭 (雷鼎鳴)


今屆經濟學諾獎由芝加哥大學商學院的塞勒(Richard Thaler)獲得,這是該校教員或校友的第90位諾獎得主,亦是芝大經濟學的第29位諾獎得主。為此事欣喜若狂的除了芝大校友外,尚有近年已形成龐大群體的行為經濟學研究者,不少在股壇中上下其手的基金經理也因誤會而成為拍手觀眾。

 

「行為經濟學」頗有語病

 

塞勒被視為近二三十年興起的行為經濟學之父。 其實這名稱頗有語病,經濟學本身的核心、任務便是解釋人類行為,何須在經濟學之前加上「行為」二字?有此名稱,可能是此道中人要顯示自己的創新性,突出此領域與傳統經濟學的不同之處。

 

在一些人眼中,經濟學的起點是假設人十分理性,亦即他們會找出在不同的制約下什麼決定才對他們最有利。行為經濟學者認為,並非人人都如此理性、如此聰敏,七情六慾會影響他們的行為和抉擇。怎樣把人性元素也引入經濟理論,使其洞察力更加精準,便是行為經濟學家希望做到的貢獻。換言之,他們要把「經濟人」還原為普通人。

 

塞勒的著作通俗易懂,本報同文亦早有介紹他的文章,因此我毋須逐一介紹塞勒眼中似乎是非理性行為的例子。簡而言之,他認為影響人類行為的因素,除了理性外,尚有感情用事,情緒往往蓋過理性,人的自控力有時不足,也頗受自己心中的公平尺度所影響,這些因素都應納入人類的行為模式當中。

 

把影響人類行為的各種因素都找出來並檢視其影響力,是十分合理的事,但這是否等於經濟學界過去都在否定心理因素?又或只要一加入這些因素,經濟學中「理性人」的行為基礎便要動搖嗎?我自中學開始便喜歡心理學,它的方法與經濟學不同,但其科學性有實驗作實證的基礎,不應低估。

 

我中學畢業後的那個暑假,因要賺錢買機票赴芝加哥留學,當上一名計算機推銷員。那時一台只懂加減乘除的計算機售價2450元,我在個半月中幾乎踏遍香港的工廠大廈。正式工作前,公司安排兩星期的特訓,早上要叫些打氣的口號,推銷時只談機器的優點,對缺點則輕輕略過等等。這些我現時認為只屬花巧的方法,倒也能捉到不少人的心理,我雖然生性懶散,每天外勤時都盡可能躲到戲院中嘆冷氣,但我第二個月仍成為公司的最佳推銷員,獲一枝金筆作獎勵。因此我不會低估心理學的實際功能。但心理因素足以改變以理性為本的經濟學嗎?

 

這裏有一個方法學的問題。首先,世界上任何理論,包括自然科學的,若要有用,便必須是虛假,不能完全真實。理論的目的是要突出重點,解釋世界,若不作簡化性的假設,理論必定複雜至完全無解釋力,亦即是完全沒有用處。所以優秀的理論的假設都應該簡單,但同時又能解釋到大量複雜的現象。

 

經濟學的理性人假設是刻意而求的簡單,它的成功之處亦在於它的解釋力特別成功。此點在貝卡爾(Gary Becker)示範下,早已深入經濟學家的腦袋,他有辦法把大量貌似非理性行為還原為理性。第二,經濟學的優點之一是它可證偽。一個典型的經濟理論是,假如我們觀察到一種制約發生變化(例如收入上升了),當事人的行為會有什麼可觀察到的改變?這些人心裏面在想什麼?有無受到情緒影響等等?因難以觀察和量度,在理論層面上便沒有那麼重要。

 

其實,要確立某些行為是非理性的,並不簡單。政府若要進一步插手改變這些所謂的非理性,更可能會把事情弄得更糟。以下舉幾個例子說明這個論斷。

 

數十年前的經濟發展理論中,常有指文化傳統等非經濟理性因素對傳統社會有很大影響。例如,印度人雖然貧窮,但他們往往會把一生積蓄盡用於婚嫁和葬禮中,因而沒有資金投資以改善生活,也因此跌入貧困陷阱中,無法自拔。

 

「理論」須突出重點

 

在表面觀察上,他們似乎十分不理性,「浪費」了資源,但同屬諾獎得主的舒爾茨(Theodore Schultz)在大半個世紀前已指出,這些農民不去投資並非他們不理性,而是他們沒有高回報的投資機會而已。舒爾茨並非無的放矢,當年稱為的「綠色革命」出現後,農業科技不時研發出新的種子,可有效吸收化肥和灌溉用水而使產量大增;農民知道後,立時改變行為,節衣縮食也要投資在這些新品種之上。由此觀之,他們初時不投資並非不理性,而是另有隱藏著但可驗證的其他原因。

 

第二個例子是退休儲蓄行為。塞勒發現,假如僱主於出糧時扣起僱員的部分薪金,將其注入僱主替僱員開設的一個儲蓄戶口,那麼僱員就算可自由把錢提走,他們也多半不會那樣做;反之,若沒有這個戶口,僱員卻不會自己開一個新的戶口增加儲蓄。本來在兩種情況下,僱員的儲蓄都應是一樣,但情況卻是,他們似乎要人推一把才肯儲蓄,這是否非理性的行為?有可能是,但我們也可說這是理性的,因為要僱員自己主動搞一個新的儲蓄戶口,多多少少都涉及一些時間成本,他們懶得這樣做。

 

第三個例子是「一拍兩散博弈」(Ultimatum Game)。假設博弈的遊戲規則如下:有100元供甲乙二人瓜分,甲有權先決定這100元自己佔多少,餘下的給乙;但如果乙不接受甲的建議,這100元便會被人收回,兩人分文也取不到。如果甲決定自己取99元,只給乙1元,乙應否接受?按理性分析,乙應接受,否則他連1元也沒有。但在實驗中,多數的乙都不會接受此不公平的分配,寧願一拍兩散。有人認為實驗結果顯示出人的不理性。不過,是否如此也可爭議,例如,乙可事先張揚,若甲不給他50元或以上,乙便一定否決這分配,一拍兩散。這倒可能是有效策略,不能算不理性。

 

第四個例子與理性預期有關。我們的決定往往會涉及我們對將來前景的評估,例如,假如我們預期將來有高通脹,物價升得快,那麼我們現在便應減持現金,早點買入實質資產以作保值。但前景如何評估?理性預期學派認為,這會基於現在人們掌握到的資訊而作的預測;但理性絕不等於不會犯錯,他們有時會高估、有時會低估,而且誤差可能很大。不過,他們若理性的話,便不應持續地高估或持續地低估,他們若發覺自己有系統性地高估(或低估)的話,自會調整預期。

 

EMH的核心觀點

 

我多年前第一篇在《政治經濟學報》(JPE)發表的論文是關於宋朝紙幣通脹的,通脹愈高,人民對紙幣的實質需求量便愈低。但我按照宋朝的數據發現,當時人民對通脹的預期並非是理性的,而是符合所謂的「適應性預期」(adaptive expectation),此種預期可以理解為沒有充分利用到資訊,有系統性偏差,所以是非理性的。不過,我們也同樣可以有符合理性的解讀,當時紙幣才剛發明,政府可隨意印鈔票,通脹是人民不大熟悉的新生事物,要經過一段長時間學習才會懂得如何決定持有多少鈔票。這並非他們行為缺乏理性,而是缺乏知識。

 

話說回來,有些人渴望經濟中理性人的假設不管用,原因可能是他們誤以為只要承認人有不理性的部分,家長式政府的有形之手便可介入,以政策糾正人的不理性行為。此種猜想,恐怕是對政府的期望過高了。除非政府是獨裁的,否則她的決策會很大程度受制於人民的意願和行為。如果人民是非理性的,我們又如何可肯定受人民影響的政府的決定是理性的?舉個例子,若以理性分析,英國脫歐或加泰羅尼亞搞獨立,後果對人民都十分不利,但投票結果卻由有損人民利益的選項勝出。

 

究竟塞勒相信市場還是更相信政府?答案是市場!去年他與其主要對手和同事、也是諾獎得主的法馬(Eugene Fama)有一錄影對話,當中他明確表示,人類尚未設計出一個比市場更好的配置資源機制。法馬是「效率市場假說」(EMH)的領軍人物,也是一個實證主義者,生平多次設計過嚴謹的驗證EMH的方法,並取得大量系統性證據支持EMH。

 

看法馬與塞勒兩位高手過招,是既使人興奮也使人沉悶的過程。興奮是因為兩人時有閃亮的觀點,沉悶是因為過招時兩人都不會把招式全部演示出來。兩人的觀點不盡相同,卻是老友,也是打高爾夫球的夥伴,大家互知對方的能耐,自己出招前大可預知對方有何方法可還招,若想不出可一劍封喉、置對方於死地的招數,還不如不出招好;就算出招時,也只是稍說一兩句,或動一動指頭、弄一種表情,對方便自然知道你的套路,不用再說下去。對內行人而言,看兩人「對決」可以十分有趣,但對外行人而言,卻或不知他們要說什麼。

 

塞勒說了什麼?他雖然提出那麼多人類非理性的異例,但他卻相信「效率市場假說」仍是分析股市的正規標準工具。至於行為經濟學可否推翻經濟學而另創一套不同範式的大理論?這個領域部分的研究者可能都有此願望,但身為此領域的最重要人物,塞勒卻是不作此想。

 

他相信行為經濟學只是為經濟學多引入一些行為模式,可以幫助豐富化或改良經濟理論,卻不會像哥白尼般推翻太陽繞著地球轉,從而帶來一個新的革命性大理論。

 

行為經濟學與傳統經濟學的關係,據塞勒所言,有如工程學與物理學的關係;只懂物理而不懂工程,便建不了橋,但工程師不懂物理也是不行的。

 

法馬提到一個有趣的典故,2002年取得經濟諾獎的康納曼(Daniel Kahneman)是一位心理學家,也相信有別於理性經濟人的行為模式。當他獲諾獎時有記者問他應如何投資,他的建議還是勸人買被動型的指數基金,因他也不相信基金經理可以持續地跑贏大市,所以選擇手續費較低、反映大市表現的指數基金最為上算。此種觀點正正是EMH的核心觀點。

 

(HKEJ 2017-10-18)

10/14/2017

論施政報告的理財部分 (雷鼎鳴)


林鄭發表第一份施政報告,共39,000字、275段,涉及的範圍頗多,一篇文章不能對所有細節都評論,這裏先只集中在理財問題上。

《基本法》107條規定政府用錢要量入為出,而且開支要與經濟增長相適應。因為香港一直實行小政府主義,《基本法》的條文便意味着政府開支佔GDP的比重不能太高。究竟這次施政報告有無違反107條,暫時仍不能斷定,某些開支將會增加,但大多數用度仍有節制,不算胡來,只是公務員編制要增加3%,是否值得,需要監察,將來有機會再談。

施政報告不同財政預算案,沒有足夠的數據可以分析,財爺說政府仍有能力支持其衍生的開支,是否如此,我不敢肯定。特首認為過去十多年政府都有盈餘,現在財政儲備過萬億,所以增加開支沒有問題。這不是足夠的論據,過去20年,政府開支增長的平均速度遠勝收入增加的速度,一個重要原因是香港人口日漸老化,需要支付的資助長者醫療、福利等開支節節上升,未來趨勢會更為明顯。根據年前我有參與的「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所推斷出的開支境況,未來幾年政府仍會有盈餘,但若不切實控制開支,不久便會出現龐大赤字。

減稅後應注意限制開支

在千禧初年,政府出現了好幾年的赤字,不少悲觀的評論認為香港已進入結構性赤字階段。我當時便不相信此等論述,我們不應把短綫的表現看作永恒,果其然,盈餘很快便出現。但同一原理,近年的盈餘一樣不能視之為結構性,將來情況如何要用更仔細的方法推敲,人口老化必然帶來的沉重壓力,不可輕忽。

施政報告宣布要減利得稅,企業頭200萬元的利潤稅率從16.5%減至8.25%,但一個財團所擁有的多個企業,只能有一個可得此優惠,原因應是防止大公司故意把自己分拆為多所小公司,以享用這稅務優惠,我相信這只能減少、但不能杜絕企業的策略性行為。

我一向支持低稅低開支,所以不會反對減稅建議,只是減稅後政府更應注意限制開支。

政府理財除了要注意收支平衡外,當然也要看看開支是否用得其所。政府開支可分兩大類︰政府的消費(如僱用公務員)與政府的投資,兩者性質頗不相同。我不相信政府的消費有甚麼乘數效應,用一元後可取回一元的效益便已算是萬幸。以2016年的數據為例,政府的消費佔GDP的比重是9.96%,以國際標準而言,不算高。問題是政府投資的部分是否恰當?

我不反對政府投資,而投資是否有利,唯一標準是投資的社會回報率是否豐厚。假如回報率低,便不要作此投資,高則可以去馬。現時一個需要考慮的問題,是究竟應投資在本地還是投資在外地?兩者皆有優缺點,不能一概而論。

投資本地基建回報遞減

現時政府開支中的投資部分以本地基建為主,但財政儲備中的資產,則多用作購買外國的證券,尤其是美元債券。在本地投資的好處是有助香港自身的發展,製造新職業;缺點是風險不低,需小心防範大白象。近年的主要風險也許來自政治,過去有人無理司法覆核,致港珠澳大橋工程延誤,損失數十億,我們記憶猶新。立法會中也時有惡性拉布,很可能削弱政府的投資回報。有一點我們要注意,當香港積累的建設日漸增多後(基建已十分成熟),便會遇上報酬遞減律的影響,投資回報率會下降,除非科技或生產力不斷進步,抵銷這效應。新加坡的經驗值得注意,此邦儲蓄率高達GDP的52%,比中國還高,這便容易使報酬遞減出現,回報低企。但新加坡解決之道,是每年將接近GDP 25%的儲蓄投資到境外,不在本地。我沒有見過哪一個國家在海外的投資可以有這麼高的GDP比重。至於香港,整個社會的境外投資只是稍高於2%而已。

港府目前的境外投資主要是買外國政府證券,優點是風險低,回報率穩定,但它形成不了香港的GDP,收益是GNP的一部分,也可增加港人的財富。未來政府的一個重要考慮,是怎樣界定政府的投資組合應有多少是境外證券、境外直接投資及香港本地的投資。

(Sky Post 2017-10-13)

 

 

10/13/2017

大塞車解「大白象」疑惑 (雷鼎鳴)


  黃金周期間,內地多處公路塞車嚴重,原本兩三個小時車程的,等閒要在車上等十來個小時,行不得也哥哥。高鐵不會塞車,但人流洶湧,一票難求。

 

  塞車使人煩悶,就算是在平時,內地大城市人民也深受塞車之苦,而這也加重了空氣污染。塞車原因當然很多,道路設計及管理不好,我相信是原因之一,但所有原因也比不上道路上汽車密度驚人這麼重要,看看黃金周公路上汽車密麻麻的境況,我們會以為公路都已變作了停車場。

 

  為甚麼汽車密度這麼高?這只可能是兩個原因:第一是車多,第二是道路面積尚未足夠。中國早已是世界上汽車的最大市場,例如在北京,汽車數量已幾近香港的十倍。我們就算不看統計數字,只要在各處路上看看,也可知中國汽車之多。在長假日駕車到別的城市旅遊,這是典型的中產階級活動。三數十年前,內地汽車玻璃窗上都掛上白紗布,以防外人窺到車中人面孔,能坐小汽車的人,都帶有點神秘性,也許都位高權重,在今天,這局面已被徹底打破,中產愛自駕帶來的自由,塞車在所不惜。用世界銀行的標準,大約五年內中國的人均收入便要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中產人口現在已開始以數億計的規模湧現,有如萬馬奔騰,勢不可擋。這對我們這些親眼見證過中國一窮二白年代的人來說,真的難以相信歷史的巨輪滾動得這麼快。

 

  中國不但中產人數劇升,交通運輸基建發展同樣是異乎尋常地快速。二○一五年中國道路共四百五十七萬七千三百公里,世界排名第三,鐵路總長十二萬四千公里,世界第二。至於代表未來,把天涯變作比鄰的高鐵,總長度已從二○○八年的六百七十二公里,變成二○一七年八縱八橫的二萬二千公里,遠遠拋離世界所有其他國家!這還未足夠,二○二五年高鐵長度還要增至三萬八千公里。據麥肯錫公司的一份研究報告,從九二至二○一三年,中國的基建投資平均等於GDP的百分之八點六,現時每年中國的基建投資額,已超過北美洲與西歐的總和!

 

  這麼大的投資額,而且長期進行,新的公路、碼頭、鐵路、機場一一出現,難免使人疑惑會否有不少大白象項目。大白象肯定存在,我在一些小機場內便見到人蹤罕至,尤其是有些地區太倚賴計劃經濟不理市場規律,但我相信情況並不嚴重。這麼多人逼爆高鐵車站,機場內大排長龍,公路大塞車,意味基建尚未足夠,怎會是大白象?在基建策略上,中國與西方頗有不同,搞基建時短線可刺激到GDP的增長,基建初成後,往往使用率也不足,但中國快速的城鎮化及經濟增長,卻往往使到少人使用的大白象短時間內變得丁財兩旺,這是經濟發展緩慢的國家所做不到的。反過來說,高質素的基建也能把城鎮連結起來,使到它們發展更快,這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策略,將來還可能在一帶一路國家複製。

 

(Headline Daily 2017-10-13)

10/12/2017

重啟政改前要想通的問題 (雷鼎鳴)


林鄭曾表示,本屆政府無意重啟政改,我相信這是實話;港人於頗長的一段時間內,能普選特首的機會很低。非建制派中有些人真心希望普選能早日出現,但他們過去太受錯誤的民粹主義思潮影響,恐怕已斷送機會;有些非建制派人物倒不一定樂於見到特首能夠普選出來,因一旦如此,他們依賴多年跟政府對著幹的策略便會大失功效,民選特首所得的票一定遠多於任何一位立法會議員,後者的民意牌便會很難打。

 

中央習慣 必須了解

 

幾年前,有多位學界朋友曾組成一個鬆散的論政團體,並推出一個叫「13學者方案」的特首選舉建議,該方案經過縝密的推敲,走中間路線,當中雖無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陷,但是可以把香港的民主進程推進一大步。

 

據我聽聞,中央政府研究並明白此方案後,曾有級別很高的國家領導人寫了封信,打算問問非建制派對此是否接受;可惜當時「佔中」出現,社會更撕裂,此等中間方案便只能擱置。後來政府推出的方案,也一如所料,不夠票通過,香港惟有原地踏步。

 

政改若要成功,必須解決3個問題,否則繼續討論也只會是浪費時間,一事無成。

 

第一個問題是,中央對港的主權如何可體現在特首的人選身上;第二是實施普選方案所帶來的後果,是否真正有利香港、有利中國;第三是改變能否依靠摸著石頭過河的思路,循序漸進,以便減低不測風險。

 

中央絕不可能放棄對香港的主權,這必然意味對特首的任免權是實質性的,中央不會接受當橡皮圖章。不過,正如曾蔭權在一個私人飯局指出,中央有一習慣,假如她認為你是可以信任的,她幾乎可以有求必應;但假如她認為某些人心存不軌,那麼便會對他們事事掣肘,不會寬鬆對待。

 

中央把港獨視為敵我矛盾,非建制派有些人不但不願跟港獨切割,言行中有時還頗有支持之態。這是最愚蠢的取向,中央政府不會信任這些人,對他們提出的方案也只會存有戒心。

 

若特首是通過普選而得到權力,這對香港的政治經濟有何長遠的具體影響,我倒是未見過有系統、有證據的論述。西方世界,或更準確一點,美國所支持的模式可歸納為所謂的「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威廉遜(John Williamson)是此模式的代表人物;我1995年在華盛頓一個學術會議中,見他極受當地國際機構人士的尊崇。

 

該「共識」又可更簡化為兩點:政治上搞民主制度,經濟上搞自由市場。不過,近年西方社會出了不少問題,民主政制阻不住民粹主義,美國選了個有惡意自戀傾向的特朗普、英國公投脫歐的嚴重經濟自殘後果已開始出現,好幾個歐洲國家差點選出有法西斯思想的人當領導人。

 

摸石過河 治國方針

 

民主作為一種意識形態,近年已失去不少光彩,爭取民主的人不能迴避兩個問題,從「此岸」到所謂「真普選」的「彼岸」是否值得?有什麼潛在的民主制度的缺陷需要化解?此等問題絕非一句「我要真普選」的口號所能回應。事實上,什麼才是「真普選」也是言人人殊,隨時可被人策略性地搬龍門。

 

摸著石頭過河是近30多年來中國形成治國方針所採用的主要方法學。社會中或學術界盡可對各種政策的後果預先作出沙盤推演,但中國走的改革道路沒人走過,理論的指引性並不可靠。要避免犯大錯,可依據兩個方法:一是用一個村落或一個特區搞試點,成功的便推廣,失敗的也可減低受損範圍;二是循序漸進,把一件改革分解為多個步驟,逐一實施,而不是搞震盪治療,一步到位。

 

這兩種互為呼應的改革方法取得巨大成功,九十年代前蘇聯經濟體瓦解後,受到美國「華盛頓共識」派的影響,大搞震盪治療,結果經濟一團糟,大量企業失去生產能力。林毅夫教授對此早有多種著作詳細分析之,不贅。

 

其實,中國搞試點或循序漸進,並不意味她推動改革慢吞吞,我們只要回顧一下,過去30多年中國的多項改革,先是把私有產權與自由市場交還到農村,糧產因而大幅上升而令人民免去饑荒之災;隨搞雙軌制,容許部分國企繼續存在,又同時鼓勵民營企業出現,以吸納失業人口;大量派遣留學生以提高科研水平;急速城鎮化使其成為經濟增長的火車頭等等,漸進中的每一步都是大動作。

 

1995年我在東京參加一個學術會議,當時國際貨幣基金副總裁費沙(Stanley Fischer,也是我初讀宏觀經濟課的老師)對我這觀點大表贊同。中國既然按此思想套路取得成功,中央政府對不按循序漸進(儘管每一步可以很大)的改變必會存有戒心,她不會接受香港政改中出現的「要一步到位」的口號。

 

其實,在中國歷史上也有不少案例可供參考,它們有助我們判斷香港政改之路應如何避免錯誤。近日偶看內地電視劇集孫儷的《那年花開月正圓》,便頗有驚喜。此劇據說是真人真事改編而成,最初我感興趣的是,劇中主角的商業決策充滿民間機智,與經濟學原理若合符節;但後來卻感到它有關清末「戊戌變法」、「百日維新」的時代背景很有啟發性,連忙翻書重溫這段歷史。

 

維新失敗 可予借鑑

 

1898年是戊戌年,明年是它的兩個甲子紀念。那年的6月11日至9月21日,頗有憂鬱小生型格、但了無見識才幹的光緒得到慈禧默許,推行過一系列的急劇改革,但100天後,慈禧改變主意,把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斬了頭,變法全面瓦解,康有為、梁啟超事先得到風聲,流亡海外。當中的失敗原因很多,每一樣均足以致命,值得港人注意。

 

一、它是典型的震盪治療。1895年的甲午戰爭中國的北洋水師敗給日本,全軍覆沒,要賠款2億3千萬兩白銀,並割讓台灣澎湖;國人群情洶湧,致有1895年的「公車上書」(舉人乘公車赴京受考,公車泛指舉人),康有為等1000多人聯署要求變法。在此情緒下,想出來的改革容易激進急躁。

 

康有為等人後來獲光緒破格接見,光緒亦對他們言聽計從。他們建議的變法以君主立憲為目的,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官僚架構等等多個層面,有些建議極為激進,光緒可以一天內連下幾十個詔書,不少變法項目都是限令沒幾天便要完成,整個官僚系統根本無法承受。做不到的官員有一大批,給維新派革掉的官員也是一大批。

 

康有為、譚嗣同甚至認為流點血,「殺幾個一品大員,法即變矣」,這些官員怎會不跑去慈禧處哭訴?凡事欲速則不達,維新運動如此,香港非建制派要求的「真普選」也可作如是觀。

 

二、主權是一個敏感問題。維新派建議穿西服,剪掉辮子,這被視作等同否定滿清的統治。更嚴重的是,康有為等人竟毫無政治敏感度,極力推薦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當光緒的顧問;又上書光緒,支持伊藤與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Richard Timothy)所建議的「中美英日合邦」,即容許列強管治中國;譚嗣同又建議把西藏賣給英吉利、新疆賣給俄羅斯,蒙古、青海也可賣,所得金錢可作變法之用,康有為也有相同想法。

 

此等言論隨即坐實對他們私通敵國、巧奪政權的批評。香港也有些人對國家主權觀念淡薄,有些人甚至是港獨支持者,正如上文所述非建制中有人同情港獨,不肯與他們切割,他們的「國際主義」自然使人懷疑「變法欺人語也」,在帝國主義橫行、列強爭相欺凌中國的年代去勾結敵國,哪會有好下場?香港的非建制派中,也有很多人不懂避忌,挾洋以自重,這不但毫無用處,還會加深猜疑。

 

三、維新派實力單薄,卻不自量力,硬要與政敵對撼。康有為是主要領袖,但他的官階只是總理事務衙門章京行走,是六品芝麻官;光緒則一生命運完全受制於慈禧,無權無才。錢穆在《國史大綱》中早有指出,他權力不足,性格軟弱,根本便成不了事。香港的非建制派也是實力單薄,但叫價甚高,犯上維新派同一種毛病。

 

百日維新與今天香港的政改當然相異處也甚多,一個明顯的差別是,滿清那時已腐敗透頂,戰爭又失敗,正處於日薄西山的狀態,但今天的中國卻正處歷史上罕見的盛世,經濟、科技和軍力的進步一日千里,人民對經濟前景的樂觀程度,世界排名僅在越南之後。

 

百日維新面對如此差勁低效的社會尚且一敗塗地,香港有些非建制派卻在幻想,只要中國經濟一旦崩潰,所謂真普選或港獨便可出現。靠幻想去推斷香港前途,是在開港人的玩笑了。

 

(HKEJ 2017-10-11)

 

10/06/2017

香港是否受威權管治? (雷鼎鳴)


國慶日有幾千人遊行示威,他們以反威權管治為主題。此事緣起於有多名非建制派因違法而被法庭裁定有罪要坐牢,亦有議員因小學雞言行失去議席,所以有人不滿。但以反威權為藉口,橫看豎看,都有點不倫不類。不過,所謂威權主義的概念,本身亦頗為有趣,思考一下或許可加深我們對人性及社會的了解。

立法會屢與政府不合作

威權主義可拆分為心理學中的威權性格及政治學中的威權管治,二者相關但卻不是同一種概念。年輕時修過社會心理學,記得在上世紀30年代有人研究納粹黨信徒的人格特徵,漸漸衍生出威權性格此一名稱,1950年加州大學的團隊出了本集大成的著作,書名便是《威權性格》。本文無篇幅討論威權性格特徵的各種研究或指標,但可極為簡略地以幾點歸納︰性格較強硬、排外、犬儒、較易受心中的權威人物影響而決定自己立場。法西斯主義者有很高的權威性格指數,但沒有足夠證據說共產主義者也是這樣。很多課本都有討論他們的特徵,不贅。

管治上的威權主義者也許在性格上也有這些特徵,但在管治上威權主義有另外的重點。威權政府會坐擁更多的中央權力,政治多元化程度較低,鎮壓政敵時較強硬,自身的領袖不一定有個人魅力,也不需要特定的意識形態。它與極權管治不同,後者一般有魅力領袖及很強的意識形態推動。

香港政府是否威權主義的政府?理論上,根據《基本法》,香港是行政主導,特首有很大的行政權力。但香港的司法獨立,在世界排名榜上依然高企,立法會與政府不合作等例子多不勝數,政府是否真的做到行政主導、權力集中,極為可疑。不少市民反會認為政府軟弱,權力應用不用,看看警察常在執勤中被人羞辱而罵不還口,我們很難把香港說成是威權管治下的社會。

港個人自由排名勝美國

威權管治與自由不一定必然排斥,但若說在一個政府喜歡鎮壓人民的社會中人民自由度仍能高企的話,便十分奇怪。根據Cato的「人類自由指數」(Human Freedom Index)排名,香港高踞世界第一,「個人自由」方面,香港的排名也高於美國,更遠勝新加坡。香港的「經濟自由指數」當然一直都是世界最高。如果有兩派人,一派說香港太過放任了,另一派卻說威權政府太壓制自由了,我雖崇尚自由,但在香港自由當世排名第一這個事實下,也不能不認為第一派比第二派更有根據。

說香港現在是威權管治,顯然牛頭不對馬嘴,但會否威權主義剛剛才浮現,將來情況會不同?《老子》十八章有言︰「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考慈;國家昏亂,有忠臣。」同一道理,若說香港需要更多的威權,有可能便是有些人太過不理社會秩序,把法治視為違法以達他們自己的義所致。有人犯罪後,視法庭威嚴為無物,並毫無悔意,這便難免使到港人思考是否更嚴厲的執法才可保護港人合法的自由。

放任容易使到人民的自由受到一些不負責任的人的胡搞所侵害,威權思想有可能成為放任的雙胞胎,一同出現。假如大家都守法,社會和諧,威權主義反會變得無足輕重。從此角度看,若將來香港變為威權社會的話,誘發者正是今天那些不懂得珍惜自由、不肯為自己行為負起責任的人。

(Sky Post 2017-10-6)

 

為郊野公園建屋計一計數 (雷鼎鳴)


  政府根據《香港2030+》估算,未來香港需要四千八百公頃土地以應付工商業、道路、房屋等等的需求,但政府暫時只找到約三千六百公頃可用土地,仍缺一千二百公頃。兩周前我在本欄指出,政府的初步推斷實屬低估,原因是香港的房屋又貴又細,港人要住得平宜一點及大一點,是合理訴求,假如在未來三十年計劃中興建的一百萬個單位面積都要大三成,並且要保證樓價有顯著下降,現時的短缺起碼有二千公頃。

 

  資深傳媒人周顯先生連續寫了幾篇很有見地的文章,與我討論土地問題,他認為政府的確低估土地需求,而且並不反對發展部份郊野公園。不過,他似乎並不同意,土地的短缺只是二千公頃,因為工商業等各種項目著著都需要更多的地。

 

  我對周顯這個論斷並無異議,但要稍作補充。我所說的二千公頃土地短缺,的確只是針對住宅房屋太小太貴的問題,並無解決工商業用地也是很貴的困境,原因是有事有輕重緩急,居住用地引發的問題太過尖銳,但如果政府能下到決心發展更多的地,當然是極值得支持的;不過,對於政府能否有足夠的意志力去排除萬般阻力,現在仍言之尚早。在此局限下,住宅用地應有優先。

 

  周顯在另一篇文章十分正確地指出,只有小部份人用郊野公園,是等於要捱貴屋的大多數香港人津貼郊野公園常客了。此種津貼是否物有所值,我們需要算一算帳。

 

  到郊野公園訪問的遊客,去年是一千三百萬人次,等於每名港人每年到訪一點七六次,郊野公園對港人的價值有多大,理論上可量度出來。假設郊野公園要收費,例如每次每人收一百元,那麼總會有人因此而不去了,對於這些人而言,去郊野公園所能帶給他們的效益,便必定低於一百元(加上時間及交通費用),否則他們便不會因一百元而不去了。郊野公園對不同人有不同的價值或效益,有人高一些有人低一些,我用自己作例子,若入場費是五百元或以上,我是不會再去的了,在此我可假設對一個訪客來說,平均的效益是五百元一次。這個假設不一定對,但就算有幾倍的誤差也絲毫影響不了以下的結論。

 

多了等於郊野公園約百分之二的土地(見兩周前拙文),不但可建更大的更多的房子,樓價也可下跌,跌一成是很保守的估計。香港的居屋及私人樓宇約有一百九十萬個單位,我們可用租金來量度住屋的機會成本,假設一個單位的平均月租是一萬五千元,那麼一成的減租等於港人每月共可省回約二十八點五億元。

  整個郊野公園為一千三百萬人次遊客提供多少價值?若每人是五百元,每年總值便是六十五億元,每月五點四億元,又因為不是抹走了整個郊野公園,只是取走百分之二的地,合理的按比例計算,效益損失是每月一千零八十萬元左右。每月付出了一千多萬元而每月省回二十八點五億元房屋成本,成本效益比例是二百六十三倍!如此大的差別,不發展部份郊野公園完全說不過去。當然,政府也應多植樹(成本很低)以補償生態的損失。

 

 (Headline Daily 2017-10-6)

10/03/2017

論「佔中」者的四大錯誤 (雷鼎鳴)


「佔中」鬧劇已過去三年。

 

這是一個非法的活動,它的失敗,可證之於在「佔中」(嚴格來說,應是「佔鐘」及「佔旺」)79天的後期,絕大部分港人已心生厭惡,多種民意調查都顯示,多數人都認為「佔中」者應退場,連主要參與者也承認失敗。「佔中」剛過去一年時,雖也有人要在金鐘搞搞「紀念」,但到場的支持「佔中」者加上反對「佔中」者總共才一千一百人。原因是當時將有區議會選舉, 「佔中」恐怕已成選舉時的負資產,政黨中人能避則避。

 

除了支持度下降外, 「佔中」也沒有為香港帶來實質性的正面變化。普選特首是「佔中者」的主要訴求,但普選在今天比沒有「佔中」前更遙遙無期。若說「佔中」毫無影響也非事實, 「佔中」形成社會大規模的撕裂,甚至是家庭內部的撕裂。支持「佔中」者雖不願承認2014年已有180多萬人簽名反對,但他們應不難印證這個數字的可信性,只要廣泛地問問家人及朋友有多少人反對「佔中」便可,若港人一面倒地支持「佔中」,香港社會怎會如此撕裂?

 

對社會形勢的錯誤認識

 

「佔中」背後所謂的理論,有幾種無可彌補的對社會的錯誤認識。

 

第一, 「佔中」發起人自稱是從「愛與和平」出發,但他們佔路多天,不少商戶無辜地遭受巨大損失,市民因交通延誤浪費了大量時間,的士司機怨聲載道,這些在在都顯出「愛與和平」口號的虛偽性。若真的是「愛與和平」,為什麼「佔中」者不去積極籌款,用以補償不認同「佔中」的人期間遭受的損失?又或者不搞「佔鐘」或「佔旺」,只「佔維園」以求減輕社會的損失?但主事者沒有這樣做也絕不會這樣做,因為其核心策略正是要以港人及社會利益為人質,以脅迫政府讓步。挾持者怎可能對人質有「愛與和平」?

 

第二,其理論推斷完全與事實不符。「佔中」發起人有一個理論,把「佔中」比為核彈,以為其威力足以使中央政府不敢不就範,會應允其要求云云。早在「佔中」前,中大便有民意調查,其結果顯示大部分港人都不相信「佔中」可迫使中央讓步。以後的事態發展亦使人清楚,中央政府不可能向威脅讓步。由此可見, 「佔中」發起人的政治判斷力還比不上大多數普通市民。

 

在方法學上,假如一套理論的主要推論與事實相矛盾,這套理論便無甚價值,可以推翻。不過,我有時也會懷疑, 「佔中」的策動者是否真的愚蠢至相信其目標可以達到。也許他們心裏也知道會失敗,但為求鼓動群眾,唯有說些違反常識的話去騙人。

 

第三,主事者似乎對「廣場定律」無知無識。發動參與者並非最困難,反而是如何「退場」,什麼時候「退場」才是考功夫的所在。參與者當中會出現權力,年輕人面對新得到的權力極容易陶醉其中,為求不用放棄手中權力,他們往往做出極端的事情。既然佔據著大台,意味著掌握話語權, 「佔中」者怎肯退場?他們就算知道不妙, 「佔中」拖得越久越會失去支持,但同時也知道有些蠢蠢欲動的人正巴不得他們早日離開大台,好讓後來者搶走權力。此種人性的醜惡,在經典小說《蒼蠅王》中已有描述。在2016年初的旺角暴動中,亦有人以更極端暴烈的手法去爭取及宣示自己的權力, 「愛與和平」在「廣場定律」面前,時間一久便必被衝擊得七零八落。

 

第四,錯在「佔中」者所宣揚的所謂「違法達義」。很多港人不見得認同他們爭取的是什麼「義」,但人各有自己的價值觀,我們也不用糾纏此點,反倒是「違法」一節便與港人的核心價值相悖。我並不認為人人都必須做循規蹈矩的乖孩子,在道德上,你犯的法若是無受害者的(victimless crime),社會也許會採取原宥的態度,但「佔中」運動導致港人損失嚴重,不屬此例。現在法律界的頭面人物紛紛表態指出「違法達義」的錯亂,但一些人被洗腦幾年,要他們重新學懂真正的批判精神,不是易事。

 

「有識之士」應負最大責任

 

「佔中」的策動者最不敢面對的,便是它為社會帶來的經濟損失。其實經濟損失絕不止於79天內商業活動受阻,及市民要多浪費寶貴的時間上班下班,更為嚴重的是受「佔中」影響的年輕人,會白白失去了他們事業上的一些重要機遇。

 

當今世界是科技出現重要革命的年代,而創新者及最具潛力的市場主要在內地,一定會衍生出大量財富與機會,大大增加人類的自由。但要利用此種歷史上罕見的機遇,不全心全力投身進去是不會成功的。大部分香港的年輕人都十分理性,也希望能建立自己的事業,但我很難想像,某些政治上腦、主張「港獨」、受極端思潮影響的年輕人,如何可以集中精神在這創新科技浪潮中?反觀內地,每年理工科的大專畢業生便有兩三百萬人,超過歐洲與美國的總和,而且他們的創業精神強大。「佔中」則在思想上、精神上拖了香港不少年輕人的後腿,長遠而言,香港經濟被人超過已將是不易否定的事實了。

 

是什麼原因使香港犯上「佔中」此等歷史性的錯誤?馬丁·路德·金曾有名言金句:「世上沒有比真誠的無知更危險的事了。」(Nothing in the world is more dangerous than sincere ignorance)年輕人滿腔熱血,我不懷疑他們大部分人的真誠,但觀乎其中部分人把上述的錯誤都犯透了,顯然他們對真實世界的政治、經濟與人類行為規律的認知嚴重缺乏,所以他們的行為也是危險的。

 

本來社會中的「有識之士」,尤其是教育界中人有責任去幫助他們看懂世界,但很可惜,某些所謂「有識之士」不但自己愚昧,犯上一大堆判斷錯誤,還大呼小叫鼓動年輕人往錯誤的、對香港有害的方向奔跑,直至他們受到重傷。這些站在道旁為年輕人的錯誤喝彩的人,應為香港受到的傷害負上最大責任。

 

(TKP 2017-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