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0/2017

中國的投資過多還是過少? (雷鼎鳴)


半個月前,人民銀行的副行長易綱教授來港發表演說,解讀十九大的精神與當前形勢任務,但他這次來的身份,卻不是用人行副行長,而是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這小組的組長是習近平。

我認識易綱37年,當年我是明尼蘇達大學的研究生,他是北京大學派往聖保羅市漢姆林大學(Hamline University)的本科交換生,在那裏讀了兩年。在頗長的一段時間內,我與內子每周五晚上都會駕着一輛30美元買回來但水箱漏水的老爺車到他的宿舍飯堂吃晚飯,接着便到他宿舍中與他及其室友吹水數小時,大多都是談論經濟學與家國大事。1980年底還與他及其他友人驅車至紐約附近參加香港年輕社會科學知識分子連續幾年搞的研討營,主要是討論中國的各種問題。易綱不懂粵語,但他也清楚感受到我們這一代香港知識分子對中國社會的關懷之情,後來這批人亦有不少成為香港的知名人士。此情今天或許只成追憶了。

過去經濟增長倚重投資

團結香港基金的總幹事鄭李錦芬女士(Eva)是講座的籌辦者,她並不知道我認識易綱,所以她找我當講座後研討會的主持時,我也稍感錯愕。易綱為人老實謹慎,是北京大學影響深遠的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創辦人之一,有崇高學術地位,不會無根無據講話,他的演說我也就小心聆聽,其內容恢宏豐富,對我們了解中國未來發展及對港澳政策很有幫助,但當中自然也有些地方我不一定完全贊同,舉個例子。

易綱講話中提到中國式的大規模建設投資,已成過去,將來推動經濟不靠這種模式。我明白這個判斷背後的道理,也相信這是中央政府的看法,但我認為提法不對。

在過去幾十年來,GDP中極高的投資比例的確是推動經濟增長的最大動力。我曾經估算過,在2010至2015年之間,中國經濟增長動力的72%來自投資,26%來自生產效率(全要素生產率)的進步,2%來自勞動人口的變化。換言之,中國每年差不多一半的GDP不用來消費,而是用來投資,這對中國十分重要,但投資多少才最合適?

經濟學中有個叫「消費黃金規則」(Golden Rule of Consumption)的概念。假如我們把收入全部立刻消費掉,不作任何儲蓄(也就等於沒有資金去投資),那麼我們的短綫消費是會最大化,但將來的收入卻會因缺乏資金積累而逐年減少,消費能力也會愈來愈低。反之,若今天的收入全部儲蓄起來用作投資,完全沒有消費,我們現在便死掉,哪有將來?

由此觀止,投資率或儲蓄率的最佳點,亦即將我們一生的消費水平最大化的,不可能是零,也不是百分之百,而是中間某一點。我根據中國經濟的一些參數,估算出這應該是GDP的40%左右,換言之,高投資目前仍然合理,否則對未來經濟不利。

環保醫療科研教育投資遠未足夠

不過,高投資意味着資金愈來愈多,建設也會愈來愈飽和,經濟學中的報酬遞減律會起作用,投資的回報有可能降低。要抵銷此種影響不是沒有方法,需要投資推進科技發展及管理水平,而不是靠搞粗放形的投資項目。要經濟可持續增長,不是要銳意降低投資比重,而是要尋找更好的尚待發展的有潛力的新投資項目。有幾個項目中國的投資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第一是環境保護。改善環境所帶來的益處目前尚未能在GDP中充分反映到,但這並不是它沒有效益,而是GDP的計算方法目前有缺陷。

第二是醫療與健康的投資。人健康好了,壽命長了,可使生命的質和量都有增加,原則上其效益也可量化為GDP的一部分,但如上環境保護般,GDP的計算方法仍未做到此點,將來是應計算在內的,這有助於把醫療人員的經濟貢獻也清楚列出,為他們的工作提供誘因。

第三,科研及教育的投資近年有進步,但遠未足夠。中央政府既然明白「科教興國」的重要性,大規模的科教投資是應該落實的。

在上述的領域,中國絕非投資過剩,而是嚴重不足。

(Sky Post 2017-12-8)

 

 

 

 

 

 

 

 

醫療制度不改 醫鬧不止 (雷鼎鳴)


  兩周前,團結香港基金找來人民銀行副行長兼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習近平是組長)辦公室副主任易綱教授,來港宣講中共十九大的精神及新形勢,演講後有一座談會,由我當主持。我與易綱是相識於學生時代的老朋友,當年我曾找他參加過好些香港留美學生的學術活動,我相信他對我那年代的香港海外知識份子頗有好感。演講會次天我與他再次有早餐約會,他把在港兩次演講的講稿都交了份給我,我於是可以翻查確認他演講中的一些觀點,而這些觀點或許相當大程度反映了中央的看法。

 

  在演講中他花了一些時間論述香港的優勢,也許他是要鼓勵港人不要妄自菲薄。他舉了三個例子(講稿中只有兩個例子)以突出香港的優點:一是香港的物業管理很優秀;二是香港的港鐵,替北京營運地鐵的四號線及十三號線,水平很高;三是香港的醫療保障制度很值得內地參考。

 

  我同意香港的物業管理不錯,內地近年進步神速,但與香港仍稍有差距,也許要待習近平提出的「廁所革命」也有大成時,內地的物業管理才會更升一個台階。至於地鐵,我一向認為港人身在福中不知福,只要在世界各城市領教過其他地方地鐵的低劣服務,便會知道港鐵的優秀。但若論香港對人民的重要性,我相信醫療制度更值得我們注意。

 

  易綱讚賞香港的醫療制度並非沒有根據,港人壽命之長與日本是叮噹馬頭,且公共醫療費用廉宜,算是有些成績了。但香港醫療界保護主義嚴重,醫生數量根本不足以應付人口老化帶來的壓力,易綱在北京不會容易看到當中的問題,內地要學習香港是好事,希望不要把香港的缺點也搬了過去。話說回來,內地的醫療制度確有嚴重缺失,而它們又全都源於市場干預。

 

  為甚麼在內地醫生的社會地位遠不如香港或歐美等地?要知道,在內地高考中,要考入醫科的,分數遠比其他科目為低。為甚麼內地時有「醫鬧」事件?病人若出了問題,其家人往往會率領親友痛打醫生一頓。為甚麼醫院中送紅包普遍?病人若見醫生不肯收紅包,有時寧願要轉到別的醫院去,也不肯被廉潔的醫生治療。為甚麼內地醫院打點滴吊鹽水這麼普遍,以致內地人均打點滴的比例居於世界之冠?這些現象都有同一的解釋,便是政府認為醫療界應搞社會主義,不是市場經濟,人人都可付得起醫療費,所以把收費壓得低於成本。

 

  收費過低,政府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醫生及醫護人員那有好日子?收費低會引致典型的市場失衡,醫療的需求大於服務供應商,病人床位難求,手術無人做,給紅包是爭取早日有醫生提供治療的必要手段,否則便要排隊。若醫生怕人檢舉,不敢收紅包,那麼要求病人打不必要的點滴,便可合法地多收費用。不收紅包不替病人打點滴的醫生是虧本經營,病人那裏信得過他們?但紅包畢竟是犯法的,不能張揚,那麼醫生若收了紅包卻醫不好病人,後者也不能按正途投訴。帶隊打醫生作懲罰,便是唯一的制衡方法了,醫鬧自然頻繁。干預市場價格帶不來好處。

 

(Headline Daily 2017-12-8)

12/06/2017

再談香港融入大灣區 (雷鼎鳴)


全國港澳研究會最近成立了一個專門研究粵港澳大灣區的小組,我因為自覺對研究會的工作一直無甚貢獻,且摸索內地與香港應如何發展, 向來都是我的核心興趣,所以被徵入伍,也就沒有理由拒絕了。這項無酬任務不免要迫著我沉澱一下初步階段的思路。

 

大灣區的發展與「一帶一路」必定有緊密關係。「一帶一路」若成功,會有更多較低度發展的經濟體能融入國際市場中,它們的發展很可能比非「一帶一路」的國家更快。但這也意味著中國將面對的世界市場,會變得更大。出口的商品與服務,需求大了,自然也會要求生產的規模能夠擴張。從大灣區的地理位置看來,它的主要著力點應是海上絲路,歷史上的陸上絲路可能不是大灣區這一生產基地的重點,當然我們也不排除大灣區對陸上絲路國家可能做出貢獻。正如東京灣區、紐約新澤西灣區、三藩市灣區等幾個大灣區,粵港澳灣區應是面向海洋、擁抱世界,努力打造規模效應的。

 

但生產規模擴大並非粵港澳大灣區的唯一目標。現時「一帶一路」國家中,雖然有富有窮,但平均而言, 這裏人民的人均GDP只等於非「一帶一路」國家人民的三成左右,其勞動力也是相對便宜的。這些國家當中,有部分未來的發展方向可能會採用中國過去的發展模式,亦即先利用自己相對廉價的勞工,生產符合自己相對優勢的勞動密集產品,並出口到其他國家去。這對中國的生產並非是壞事,因為中國的生產因勞工工資上升及科技水平提升而早已走上產業升級的經濟轉型之路。世界及中國都繼續需要價廉的勞動密集商品,以應付人民所需,由「一帶一路」國家接過棒生產這些商品,是合理之事,但這同時也會對原本是世界工廠的粵港澳大灣區構成壓力,促使它加快轉型。轉型後幹什麼?目前看來,主要應是金融、創新科技及商貿這幾種大灣區已呈優勢的高增值領域。

 

轉型及產業升級需要條件,大規模的生產同樣也要面對一系列的挑戰。資金倒不是主要的問題,中國人民每年的儲蓄量,早已是世界第一,新增的資金需要不斷找尋有好回報的投資機會。那麼,大灣區需要哪些條件才能更有效地升級轉型?

 

變身「一小時生活圈」都市群

 

首先是它的空間與土地。生產及服務的規模比之前上升,對土地自會有更大的需求。不可忽視一點,世上著名的金融中心、創新科技中心、商貿中心,樓價都貴得要命,倫敦、紐約、香港、三藩市等盡皆如此。高昂的地價反過來又制約著這些地方的發展。我們也知道,香港人口不可能全部都從事金融業或進行商貿活動,三藩市灣區的人民也不會全部都搞創新科技。從事高增值行業的人,就算能賺到外界的錢,他們也需要有商戶能滿足他們在本地生活上的需求,一個興旺的大灣區,必然也是一個生活方便的城市群,否則人才為什麼要來工作生活?但如上所說,這些地方的樓價都會很貴,等閒人士或只能提供較低檔服務的,如何能支付昂貴的樓價與物價?

 

不同的灣區有不同解決問題的方法。例如在三藩市大灣區,灣區西面樓價極貴,於是不少人口便移居到較便宜的東面,整個灣區的發展面積逐年增大,這有利於壓抑樓價高企帶來的影響。要做到此點,需要有完善的公路網以縮短交通時間(三藩市灣區地鐵遠不及香港、深圳與廣州的先進,不說也罷),不過他們仍未能妥善解決這一問題,上下班堵車一直都造成困擾。

 

樓價在香港、深圳與廣州都已成尖銳問題,將來大灣區的經濟若有更進一步的發展,這問題只會更嚴重。如何解決?長遠而言,大灣區的11個城市應各有分工,不一定全都要變成經濟生產基地。有些城市應集中資源搞好環境保護,建設住宅而不是工廠,這有利於壓抑樓價,但前提是基礎建設要真正能大幅縮短交通時間,整個大灣區的城市都應逐漸變身為「一小時生活圈」的超級都市群。科大創校校長吳家瑋在90年代初已提出大灣區概念,但當時大灣區的基建比不上今天,也沒有高鐵,離「一小時生活圈」的條件太遠。到今天,我們已可預見這並不只是夢想而已。

 

發展區域文化提升大學質素

 

除了土地空間外,發展大灣區的另一重要條件是人才匯集,這又需要在幾方面做工夫。第一是本地區有無質量頂尖的高校群?紐約及附近有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大學與普林斯頓大學等名校,但若論對地區的影響,卻是以三藩市灣區的史丹福大學及加州大學更為鮮明。究其原因,後者的教授與學生往往能在實驗室未出成果前,便已思考將來如何把科研成果產業化。而且因加州氣候宜人,附近有泰浩湖(Lake Tahoe)、優山美地(Yosemite)、海岸紅樹林等風景優美之地,所以學生畢業後都不想離開,硅谷也就能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粵港澳大灣區並不具備加州所擁有的某些條件,但正如吳家瑋所言,真正有能力的人,喜歡居住地、工作地有點文化韻味、歷史氛圍,生活有高雅的品質。粵港澳的文化有獨特的魅力,而且是美食天堂,若能加以培育,大灣區也能有相當的文化實力。我們不可把教育視之為耗錢行業,它是一種投資,是推動大灣區發展的根本保障,大灣區的發展必須準備不斷提高大學質素的方案。

 

我素來相信,辦好一件事,人的因素是第一。據說大灣區建設現在是內地熱、香港冷。這不奇怪,內地年輕人中早已匯聚了一股創業熱潮,對經濟前景充滿樂觀。我在清華大學的一次論壇中,目睹大量學生都在躍躍欲試想創業,這在香港是見不到的。年輕人若沉醉於權力與政治鬥爭,怎會有時間及志向在經濟或創業路上打拚?二十多年前,香港是大灣區的龍頭,但不進則退,如今龍頭地位已失去,港人實應反思如何能把精力放回到自身發展及大灣區建設之上。

 

(TKP 2017-12-6)

12/03/2017

中國對金融科技的兩大貢獻 (雷鼎鳴)


今天財經界很多人都在說金融科技(Fintech),並相信這領域前途無限,但它也可能顛覆掉金融業的不少傳統工作模式。甚麼是金融科技?這要看我們把定義定得多寬,我認為只要能好好利用到相關年代的科技而對金融資源配置有重要幫助的,都可當作是金融科技。近千年來,中國對金融科技的重大貢獻我相信只有一次,但今天很可能有第二次機會了。

宋朝發明紙幣啟發後世

第一次的貢獻是宋朝所發明的紙幣。北宋時這稱為「交子」,但它的流通量有限,與鐵錢並存,亦非全國性的貨幣。所謂有需求才會刺激誘發出創新,北宋時一個重要的貿易市場是四川,此地多山,交通不便,而商人做生意用鐵錢,價值低而沉重,十分不便,有人便把鐵錢存在一些倉庫中,並用收據作為買賣的媒介,我們可視之為紙幣的源頭。到了1161年的南宋,一種新的具有現代特徵的紙幣才出現,它叫「會子」。於1163年登基的孝宗在金融問題上是個盡責任的好皇帝,他小心控制着會子的發行量,亦找來專人負責管理相關事宜,並確保會子有足夠的商品作其儲備。孝宗嘗言,會子使他10年中睡不好覺。後來會子漸漸成了全國性貨幣,在南宋末年與蒙古點起戰火之前,價值都相對穩定,對南宋的市場交易提供了極大的方便。造紙與印刷術都是當時世界先進的科技,又因紙幣可以由政府增印,易引起通脹,南宋後來靠了開動印鈔機來支付打仗,終也把經濟拖垮。

南宋會子是一偉大的金融科技,今天我們仍要使用此等發明,但隨後的幾百年,世界經濟有長足進展,金融工具方面,如股市、信用卡、支票等等新發明,卻非來自中國。這是很奇怪的,雖然在14世紀以後,中國的人均GDP可能已被意大利超越,後來又被英國超越,但中國人口眾多,經濟整體板塊大得很,交易量龐大,為何沒有新的金融科技創新出現以利市場交易,這是值得深思的。近日讀科大舊同事、現在北京大學任教的經濟史權威李伯重教授的著作,知道19世紀初廣州被特許與外通商的13行中有所叫怡和行,其老闆伍秉鍳所擁有的財富竟高達5,600萬美元(以當時價格計算),10倍於當時西方世界首富內森.羅斯柴爾德 (Nathan Rothschild),由此可見乾嘉年間中國經濟規模之大,其他經濟數據也與此判斷符合。

電子支付誘發更多創新

經濟規模是重要的,一點點的進步都可能因受惠人數眾多而使效果擴大千萬倍,這便有可能誘發出更多的創新出來。在今天,中國確有可能在金融科技上有另一次偉大貢獻,這便是電子支付系統。嚴格來說,電子支付這一概念並非中國人所發明,不少相關科技也不一定是中國人搞出來的,但中國式電子支付的發展迅速使人目瞪口呆,卻與它的市場規模有莫大關係。不少方便它使用的應用程式能不斷出現,正是規模效應能夠為懂得撰寫應用程式的人帶來豐厚回報所致。但更為重要的,是大量的電子支付或交易可帶來更多的數據,在大數據年代,數據積累得快,便又可刺激到更多的金融科技發明。這點連美國也怕了中國,美國知道中國的電子支付及商貿市場滲透率比美國更高、數據積累更快,美國資訊科技界便有不少有識之士害怕中國會全面超越美國。要注意,這裏的一個關鍵是規模的大小,大對於創新有利好作用,所以我一直注意中國電子支付的滲透率去到甚麼地步。前些時我聽朋友說在內地「叫雞」這一充滿私隱性違法性的活動也有人用電子支付,立時便判斷出電子支付的滲透性普及性如何厲害,但可惜香港某些人仍欠缺足夠的視野去看懂電子支付發展的前景,這是可惜的,我們也難以要求經濟行外的人都有足夠的修為與洞察力看到此點。

若論電子支付對GDP的直接貢獻,可能只是微信阿里巴巴每年多幾百億的利潤,不算驚天動地。它的重要性是在於大大的減低了消費者市場交易的成本及誘發出更多的創新,這些都是目前GDP計算中尚未能包括在內的。這是GDP算法有問題,不是電子支付用處有限。

(Sky Post 2017-12-1)

 

 

 

 

 

 

一孩政策帶旺娼業? (雷鼎鳴)


 

  中國有無娼妓?在文革年代出版的字典中,娼妓被定義為舊社會中被壓迫的婦女,有點使人摸不頭腦,但那時候娼妓可能真的並不存在,今天卻顯然並非如此,這是一九七九年推出的一孩政策後遺症。

 

  今天的娼妓與一孩政策關係何在?據中大幾位經濟同行的研究,在一九八三年以後,超聲波在內地日漸普及,懷孕婦女可以靠此預知胎兒是男是女,不少父母見是女的便將胎打掉,這便使初生嬰兒中男的比女的多了一成以上。男多女少有何後果?男的不容易找到配偶,沒有財力,在婚姻市場上缺乏競爭力的男人尤其如此,他們叫雞或召妓(經考證,前者的來源只是後者的普通話諧音)的概率便大增。

 

  這並非胡亂推論,二○○二有位韓國血統(記憶所及是在瑞典長大)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女經濟學教授Lena Edlund,與朋友在頂尖學術刊物《政治經濟學報》(JPE)中發表了一篇題為「娼妓理論」的論文,當中佈滿數學方程式與數據,她們其中一個結論便是男多女少會使娼妓數量增加。

 

  我以前說過,經濟學家對邊緣社會的人與事特別感興趣,原因是他們的行為若合乎經濟原理,那麼經濟學的範圍便可推得更廣,更符合普世理論(Theory of Everything)的要求。上述論文當然還有大量其他推斷與結論,其中之一便是男性與女性的收入若上升,娼妓數量便會減少。男的如此,是因為組織家庭較偶然召妓更為昂貴,太窮的沒法支付養妻活兒也。從此推論,中國人民收入不斷上升,日久必然有功,娼妓應會逐漸減少。

 

  Edlund的論文問到一個問題,也十分有趣,娼妓只是提供一種勞動密集的服務,為何她們的時薪這麼貴?據論文中搜集回來的各國數據,娼妓的時薪數倍於相同教育水平的其他女人,論文給的解釋是娼妓大多要失去將來結婚的機會,所以要有足夠的補償。此點有理,但我仍有懷疑,當一次娼妓與當十次同樣也會失去婚姻,第二、三、四次等等的邊際成本應該不高,為何她們叫價仍然這麼高?

 

  上周六在深圳張五常學術會議的晚宴中,我與徐家健教授及首次見面的資深傳媒人周顯先生同坐一席,周先生自稱是娛樂場所的半專業人士,但他與徐所提出的娼妓收費,都遠低於上述論文十多年前所搜集回來的,所以我懷疑周的「半專業」身份有點冒充,但他與徐爭論娼妓的市場結構時,卻又能迅速將徐殺下馬來,蓋因徐這方面的知識,與我都是出自同樣的論文,不夠料與人辯論也。

 

  本來想要周先生替我們補補課,但同席一美女經濟學人對這問題大感興趣,周轉移了目標,只與她討論,人聲喧嘩,我便再聽不到甚麼了。《信報》前老總陳景祥兄在報章上曾自告奮勇,說有朋友可替我們補課,這潛在成本太大,我負擔不起,只能敬謝不敏。

 

  回到一個我一直想驗證的問題,電子支付的市場滲透率,或可用叫雞者有多大比例用支付寶付錢來量度。此種數據不易找到,但我終於想出一個方法。到過北京的人很多都知道,傍晚時在王府井行行企企,便可能會有人走近問你要否去娛樂場所,你只要搖頭不答話,她們便自然跑開。讀者若肯為追尋事實而冒險,可說自己沒有錢,只有支付寶,看看她們是否接受便可。若接受,如何脫身以免以身犯險?在附近的新華書店預早買本國家領導人談話之類的書,適當時候把書祭出來,必有辟邪作用,她們大有機會懷疑你是便衣公安,望風而逃。對此調查我倒是無能為力,因我氣場盈厚,一臉正氣,她們根本不敢埋身也。

 

(Headline Daily 2017-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