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2018

為何明朝大賺「外匯」卻滅亡? (雷鼎鳴)


  「一帶一路」由來已久,歷史上中國曾是全球貿易中極為重要的參與者,今天我們可以用現代經濟學的角度重新檢視過去「一帶一路」發展的成敗得失,這有助我們了解朝代興衰的因由及避免犯錯。

 

  兩個多月前我到過廣東陽江參觀「南海一號」博物館,館中唯一所藏是完整打撈到的一艘南宋沉沒的商船,但見船上滿載數以萬計中國各地生產的陶瓷用品及東南亞及印度洋諸國的貨幣,足證當年海上貿易甚具規模。

 

  明朝雖曾有鄭和下西洋,但因沿海倭寇為患及其他原因,朝廷大部份時間都實施海禁鎖國政策,人民不能出海貿易,違者斬首示眾。隆慶元年(1567年),朝廷批准福建漳州的月港開港,漳州及泉州的商人可對外貿易。此禁一開,中國人立顯出其出色生意人的功架,貿易大盛。

 

  中國輸出的商品主要是絲綢、生絲、陶瓷、茶葉、蔗糖,輸入來自印度的香料,輸出地不但到了印度洋諸國,而且利用了西班牙的新殖民地菲律賓作為中轉站,經西班牙人的大帆船把貨物跨過太平洋運至墨西哥,有部份貨品還被運到歐洲。明朝雖禁止中國商人與日本貿易,但葡萄牙人及荷蘭人都有把大量中國貨品運到日本,澳門亦已發展成重要的貿易港口。中國的商品已名副其實在全球無遠弗屆。

 

  中國的貿易結果是龐大順差。以前中國經濟慣於自給自足,對外國商品需求不大,外國也因而解決不了它們與華貿易所出現的赤字問題。但隨著北美洲及日本相繼開發到新的銀礦,它們的貿赤得以解決。白銀是那年代世界上通用的貨幣,情況頗似今天的美元。明朝時的貿易順差便有如今天中國的順差,順差在明朝帶來白銀的淨流入,今天則是中國的美元儲備愈積愈多。那個年代沒有多少跨境投資,所以我們大可把白銀的流入量看作是貿易的順差值。

 

  白銀流入了多少?已故經濟史學家全漢昇估計,美洲白銀一半流入了中國,日本的白銀不少亦以中國為最後目的地。歷史學家李隆生則估計,明季一百年間,從日本和從北美洲輾轉經菲律賓或歐洲流入的白銀可能共達3億兩,平均每年300萬兩。

 

  這300萬或3億是甚麼概念?1593年明朝的國家稅收共2295.3萬兩,軍餉用度則為836萬兩。這意味著甚麼?明朝經濟並不算好,時有災疫,打仗輸給滿洲人部份原因亦是無足夠軍餉。這裏有一個複離的經濟學問題,明朝的長期順差等同每年淨流出價值300萬兩的消費品,換回300萬兩只能作通貨,但並無多少使用價值,不能充饑的白銀。若這些白銀可被用來購回外國商品,那麼問題便不大,否則情況有如經濟持續大出血,每年出血量大於軍餉的三分一。

 

  我們不能說留在中國的白銀沒有用,但其用處卻是可用更簡單的方法代替的,即使用紙幣作貨幣,而不用人民辛勤勞動製造的產品換回來的白銀。當然政府也可動用部份白銀作儲備支持數倍面額的鈔票,有如南宋時宋孝宗所用的政策一樣,但可惜太祖時政府沒遠見,濫印了鈔票,貶值至不足千分之一,人民對紙幣失去了信心。

 

  明一代失去了運用較先進貨幣制度的機會,買賣都是倚靠代價昂貴的白銀作通貨。若他們聰明一點,明朝未必會缺乏軍餉,以至饑民譁變,也許亡國之期可推後。從此觀之,今天中國3萬多億美元儲備是否過多,也應不時檢討。又悉1895年甲午戰爭後中國要賠償日本2.3億兩白銀,真的是淘空了中國,後人能不低徊短歎耶?

 

(Headline Daily 2018-1-19)

1/12/2018

政府理財與開支乘數效應 (雷鼎鳴)


財政預算案下月便宣讀,財爺事先張揚,稍顯其理財哲學,表示應用則用、應慳則慳。這兩句說話不會有錯,但有點滑溜,因為我們仍不知用與慳的標準是甚麼,也許財爺仍未有定見。

若政府開支是用作對香港的長遠投資,例如在教育,或在修橋起路、建高鐵、填海造地等基建項目上,標準倒是簡單,只要投資的社會回報率不錯,成本的折現值低於效益的折現值,那麼自應去馬,反之,則應唱停。此類成本效益的分析方法已頗成熟,大公司在投資前都會做。

不過,政府開支的另一常見目的,是要進行逆周期的刺激經濟。在經濟暢旺時,政府加大開支常會得不償失,因為這會造成「擠走」(Crowding Out)效應,有損經濟,例如樓市火紅時,若政府自己也配置大量土地建政府辦公室,自會使樓市火上加油。

更有意義的探討應聚焦在經濟衰退時,政府應否增加開支以挽救經濟。這裏我們需要明白經濟學上的所謂「乘數效應」。

政府與私人開支或有替代性

凱恩斯學派的經濟學家認為,政府增加1塊錢開支,GDP會受到刺激,上升幾塊錢。舉個例子,若GDP因而增加了5元,那麼政府開支的乘數效應便是5。若真有如此神奇的乘數,政府當然用錢愈多愈好。凱恩斯認為,政府開支會提高GDP,而GDP的提高又會使人民感到比前富裕,於是更願意消費,消費一增加又會刺激GDP再升高一些,如此效應綿綿不絕,最終乘數會頗高於1。

但在實際世界中,乘數真的大於1嗎?我們也可設想另一種情況,政府的開支與私人開支有替代性,政府開支增加後,私人開支便會減少,例如政府若在街上免費派飯,市民得到這些飯後便會減少自己的食物開支,私人消費會因此減少,何況政府開支的效率一般比不上私人,當中有不少浪費。

理論歸理論,實證結果中,究竟政府開支的乘數效應是大於1還是低於1?若是低於1,這便意味着納稅人交了稅給政府開支後,社會得回的利益並不足夠補回其成本。損敵八百,自己卻死了千人,笨得很。

去年8月8日《信報》刊出一篇我評論任志剛的公共理財觀後,我收到城大關蔭強教授的電郵,提醒我他在2007年有篇論文,當中研究了亞洲9個地區與美國,發現除新加坡及印尼外,政府開支與私人開支有替代性,換言之,增加政府開支會遏抑私人開支,乘數很可能低於1。他的研究包括了香港,用的數據是1960年至2002年,會否今天時移世易,乘數會變為大於1?

近代研究顯示乘數遠低於1

這可能性很低。近閱一篇快將在頂尖經濟學學報《政治經濟學》(JPE)出版的論文,作者是Valarie Ramey及Sarah Zubairy,他們用了從1889年到2015年每一季的數據,而且用先進的計量經濟工具去檢視前人的估算,他們的發現大大豐富了我們對於乘數的了解。他們的結果顯示,就算在失業率高企、經濟低迷時,乘數也是遠低於1,這意味着不少前人的猜測都是錯誤的,這些人以為經濟不景時政府增加開支是及時雨,人民受惠不少,但實情是政府錢是用了,卻只能在經濟中引起一點點漣漪。若是在經濟興旺時,乘數便更低了。除了失業率高企時出現乘數低於1,在利率低至接近零時,也有近似情況。

要注意,乘數效應是累積性的。今天若政府增加開支,會引起一種「脈衝」,不但對今天的GDP有影響,一個季度、兩個季度……N個季度後,其影響都會殘留,乘數效應需要把這些影響都加了起來,技術上的工具叫「脈衝響應函數」(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根據兩位學者的看法,在近代,乘數比在數十年前更低。由此觀之,政府用錢前確要三思。

(Sky Post 2018-1-12)

 

政府投資科研忌錯配 (雷鼎鳴)


  我們正身處一個高科技井噴式發展的年代,過去我們沒有想像過的高新科技產品不斷滲入我們生活中,而一些未來的發展,如機械人、人工智能等,已向人類拋下戰書,我們若不懂得調整社會的政經結構以適應這些變化,將來會出問題。

 

  香港的科研投資佔GDP的比例一向偏低,在國際中屬於不入流之列。大學的科研雖頗有成績,但能夠轉化成生產力的項目,卻不多見。林鄭政府打算大幅增加對科研的投資,這是不甘於落後的正確思想,但投資在甚麼地方?怎樣投資?在基礎研究、應用研究,與發展三方面各自的比重有多大?都應仔細探討。

 

  政府應有自知之明,花錢搞科技並非她之所長。政府有兩大弱點,第一是她做事講究程序,有板有眼,但容易陷入官僚主義,對市場的變化及科技的發展反應遲鈍,判斷易出錯。第二,政府官員就算英明神武,但它是一個政治實體,其決策太受各種利益及政治集團影響,試想一下,若科研撥款受制於一個酷愛拉布的立法會,其前景已不易使人樂觀。但我們也應注意到,政府有公權力,控制著最多的資源,若其權力使用得當,可以起到正面的效果。

 

  在科技發展上,政府也曾有過不少成功的例子。上世紀四十年代的曼克頓計劃,直接摧生了一九四二年在芝加哥大學成功地釋放原子能,及隨後的原子彈。蘇聯一九五七年成功發射人造衛星,刺激到美國政府進行花費浩大的登月計劃。中國早年發展的原子彈及飛彈,也是政府的行為。

 

  但我們要注意,上述項目與軍事多多少少都拉上關係,當事者不用被政客牽著鼻子走,速度可以快些,資源及人才都能集中起來,這便可能抵銷到軍事運作的一些負面影響,例如軍事任務往往有強制性,決策由上而下,對創意所需的自由思想不利。

 

  政府作出科研投資的決策當然也有很多反面教材。四十多年前,諾貝爾經濟獎得主舒爾茨(Theodore Schultz)便曾慨歎,美國生產效率進步變慢,便是因為政府屢屢干預科研撥款所致。過去一年,美國的科研界與特朗普鬥爭得火熱,原因是特朗普不但要大削科研經費,而且削的方法粗糙,足以趕絕不少科研人士,嚇阻年輕人入行。

 

  觀乎此,政府在科研上撥款,應較集中在時間性要求較低的基礎研究或部份應用研究之上,至於發展產品的部份,政府容易做多錯多,應留給市場及企業家去掌握。喬布斯、馬雲那類掌握市場脈搏及有獨特個性和眼光的人才會成功,他們根本不需要等政府去扶助。當然,香港政府也可做些拆牆鬆綁的工夫,例如促進香港與深圳的人才流動與相互合作。

 

(Headline Daily 2018-1-12)

1/09/2018

民粹主義危害民主發展 (雷鼎鳴)


近年香港出現了不少怪現象,常使崇尚理性的人瞠目結舌。一些自身行為不檢,滿嘴粗口,對破壞公眾安寧樂此不疲的人,卻喜歡在網上或傳統媒體上充當道德公審的判官,還以為自己站在道德高地。又有些人不知有何根據,視自己的聲音為民意代表,若是有另類呼聲表達不同的意見,他們則認定後者並不是人民的一部分,可以不理。

 

猶記得「佔中」前的夏天,在各大交通要津及地鐵站前隨處可見有大批群眾排隊簽名反對「佔中」,最後人數高達近兩百萬,但支持「佔中」的媒體卻視而不見,硬把這些群眾排在港人之外。科大曾有激進學生在校園內寫上口號,其中有句是「希望在於人民」。這口號本身並無不妥,但誰才是人民,誰能代表人民這些問題,卻不斷地拷問著寫這些口號的人。

 

月前有學生到我辦公室訴苦,我才得悉原來不少學生不滿我校現任學生會的激進行為,曾號召會員開了一個大會彈劾學生會內閣,要其下台。據該同學說,來參與的內閣成員抵擋不了洶湧的群情,只能像動物般「嚎叫」口號但拒絕落台。我從不過問校內學生活動,深信最好是學生自己去解決問題,所以只能寄望來訪的學生自我鍛煉。從這些事可見,世上有太多打著代表人民或代表學生旗號的人,這些旗號有時是作不了準的。

 

引致社會對立的元兇

 

去年立法會有新丁當選,其中衍生出的現象也有助我們了解一些政客的思想。當那兩位「小學雞」感受到港人對他們行徑的極度反感時,他們的表情是驚訝。這正好反映出他們及其小圈子一直都誤把自己的觀點當作人民的觀點,但現實卻大聲地告訴他們,他們的假設如何錯誤!這些人大都自稱支持民主,但一些人被DQ後,竟有不少人問出一個荒唐的問題:為什麼由某某票數選出來的議員可以被剝奪席位?答案是明擺著的。這些人忘記了或是從來都不懂民主制度的一個基石是對權力的制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些人宣誓時犯了規,被DQ是自找的,就算有某些支持者曾投票給他們,他們也不能有特權。在民主制度下,選票並不能凌駕於法律之上!

 

上述的種種現象,都可歸結於一種席捲全球但對民主及文明都破壞性巨大的思潮:民粹主義。最近讀Jan-Werner Muller出版不久的著作《什麼是民粹主義》(What is Populism),深覺書中對民粹主義的描述,儼然是為香港激進分子度身訂造。

 

民粹主義有好幾個特徵。第一是他們都反對多元社會,「人民」一詞雖不斷掛在嘴邊,但他們心目中的人民只有一種,便是與他們意見相同的人,其他的便不是人民的一部分。因此,當他們自稱代表民意,而這又無多少事實根據時,他們絕不會面紅耳赤。香港有六百萬夠資格當選民的人,但有登記當選民而又有投票的不過二百萬,立法會選舉中拿票最多的一派總數也不過百萬票,往往三、兩萬票便可當選,他們是否能代表民意?天曉得!

 

第二個特徵是他們凡事都要道德化,不管某事與道德是否有絲毫關係也會如此。不過,他們的道德觀往往十分可笑,合乎他們立場的便是道德,不認同他們的便是道德淪亡、邪惡腐敗之輩。

 

第三個特徵是反精英,這是從第二個特徵衍生出來的。正因為真正的精英喜歡尋根究柢,有獨立思考,不會輕信民粹主義者的主張,所以與後者必有衝突,民粹反精英是事物的規律,不這樣才奇怪。

 

從以上討論,我們可知民粹主義是一種理性倒退、反民主的表現,及引致社會對立的元兇。

 

對民主的最大破壞

 

為什麼民粹主義反理性?它事事以自己偏頗的立場作為道德標準,對不同意見者則棍棒亂飛,是非觀也不是建基於對客觀事實的尊重之上,這如何能夠帶來理性?以幾年前反對建高鐵為例,我曾經詳細檢視過反對者的「理據」,發現他們連基本的成本效益的定量分析也沒真正做過,便一哄而起搞盲反,這如何會理性?

 

民粹主義者雖口稱民主,但我相信他們是西方自由主義民主的最大破壞者。「泛民」近年喜歡與民粹主義搞在一起,這是自殘的路線,內部的破壞力量幾乎一定比外部力量來得大。為什麼民粹主義本質上是獨裁反民主的?這是由它不承認人民價值觀的多元性所決定。《什麼是民粹主義》一書便提到,不知道人民的多元性、不懂得以民主制度來協調不同民意,反而幻想只有一種民意、自己才是真正代表民意的人,他們若掌握權力,會傾向獨裁統治。

 

民粹主義也會破壞社會的和諧。當某些行事並不檢點的人事事都以自己立場為至高道德標準、辱罵不同見解的人時,怎會不引起反感與反抗?民主社會本就應建基於對不同意見的尊重之上,說民粹主義者破壞了民主、理性、和諧,使社會倒退,毫不過分。宣稱擁護自由主義民主的人,若不與民粹主義劃清界線,只會使自己進退失據,陷於困局。

 

《什麼是民粹主義》的作者Muller並不諱言民粹主義者是有可能奪得政權的。在今天,帶有多種民粹色彩的特朗普也已掌權,已證明Muller所言非虛。他們若奪了權,會有什麼事發生?按照Muller的分析,他們希望搞獨裁是免不了的,這是因為他們根本不把不支持他們的人看作是人民的一部分,但當然,既有的制度若是健全的話,他們也要面對一定的制衡。

 

民粹主義者因為不懂得包容別人的意見,所以會對奪取權力很感興趣。在選舉前努力宣傳己方信念,爭取選民支持,這本是正當平常的民主活動,但民粹主義者卻有可能做得更「盡」一點,他們會不惜大搞策略性投票以求操控選舉結果。上次立法會選舉已有此情況,對自稱相信人民相信民主的人來說,這是自相矛盾的。

 

特區政府目前似乎在使用一種多搞民生少觸動衝突的策略,以圖化解民粹主義者的影響。我相信在爭取市民支持上,這會有些成效,事實上不少港人早已對民粹主義者的言行產生厭惡。但我不相信民粹主義者會放棄他們的想法。當他們發現港人越來越不支持他們時,以他們的心理狀態,可能會相信這只是政府在搞鬼。政府對於自己政策成效的估計,不要太樂觀。

 

(TKP 2018-1-8)

 

1/05/2018

香港的人類發展指數 (雷鼎鳴)


新年伊始,我們都希望來年比去年進步。但這也是一個檢視我們成績與缺點、展望未來發展的適當時機。

先說成績。在眾多國際排名中,香港多年來一直都名列前茅的是自由。港人愛自由,只要不是違法濫用自由、損害他人的自由,我們都應支持,自由是港人的重要資產。自由雖重要,但這指標終究有些抽象,評價香港,我們也需要一些硬指標。較合適的指標是聯合國編的人類發展指數。

這個指數是3個客觀指標的綜合體,分別是人均壽命、人民的教育程度及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國民收入(GNI)。在教育程度方面,聯合國綜合了兩個因素︰新入學的孩子預期可讀多少年書,及25歲以上的成年人平均受過多少年學校教育。在這兩個因素上,香港表現大不一樣。

回歸後持續進步

上述的3個指標︰健康、教育與收入,與政治爭拗或意識形態都沒有直接關係,而且可客觀量度,堪稱是硬指標,香港的成績如何?最新公布的排名只是及於2015年,是年香港的人類發展指數得0.917分,在世界188個國家及地區中排名第12,比美國及加拿大都只稍低1名,卻高於新西蘭與瑞典等國。

我們可仔細比較及分析這個排名。有些眷戀「故國」的人認為,這主要應歸功於英國人過去的管治。這說法並無說服力,在殖民地時期,香港固然也有發展,但1990年香港排名20,英國卻只是21,比不上香港;在2015年,香港不但進到了12名,而且更拋離了排16的英國。若以分數論,1990年香港得分0.781、2000年0.825、2015年0.917,從此可見香港的不斷進步,在回歸後一樣如此。

與四小龍比又如何?在1990年,香港得分遠遠高於其他小龍,但在2015年,香港已被當年排名第5的新加坡超過。被老對手超越,本是使人神傷之事,這更應使我們了解自己的不足在哪裏。

香港經濟深受中國影響,了解中國的人類發展指數有其必要。中國2015年得分0.738,排名90,但已屬聯合國所歸類的「高度發展」(香港則屬「非常高度發展」),若看看1990年中國得分只是0.499,當可看到中國進步之快。為何中國只排在第90名?2015年中國出生時預期壽命已高達76歲,孩子入學時預期會在校13.5年,但25歲以上成年人口在學年數則只有7.6年,這是急速發展國家的典型,過去人民讀書機會不足,現在雖快速進步,但舊有的工作人口教育水平難以提升。至於經濟部分,中國人均收入的增長雖震驚世界,但因過去太窮,2015年只得13,345美元(以2011年購買力計算),仍是拖低排名的主要因素。

身在福中不知福

回到香港,我們的強項是甚麼?港人人均壽命84.2歲,冠絕世界,孩子預期可在學15.7年,成年人平均教育程度是11.6年,人均收入5萬4千多美元(以2011年物價計算),所有指標都不錯,唯一不足的是總體成年人口的教育水平不高。這情況與中國內地相似,近十多年來,教育已日漸普及,展望將來,這個拖低香港排名的教育因素,將會有所進步,香港的人類發展指數排名很可能會繼續上升。但若要如此,香港在醫療、教育及經濟上都不能倒退。

這裏有一個我們要注意的問題。港人的「快樂指數」在世界155個國家及地區中排名只得第71名,快樂是主觀感受,但卻明顯落後於港人的客觀成績。為何有此巨大落差?我估計原因有三︰一是樓價高企(樓價並無算入消費者物價中,容易使人誤以為香港的實質收入很高);二是社會撕裂嚴重;三是港人常處於身在福中不知福的狀態,也不知世界其他地方發展遠不及香港,所以容易心懷怨念。

(Sky Post 2018-1-5)

 

 

 

「建在空氣上」?胡說八道! (雷鼎鳴)


  中國最高權力機關人大常委全票通過「一地兩檢」沒有違反《基本法》,但仍有部份法律界人士要挑戰它的法律基礎。說只是部份人士,原因是連發表強硬聲明的大律師公會會長被傳媒訪問時,也不盡同意聲明的字眼,而且透露這份聲明是被一些可能另有目的的人洩漏出去,原本的聲明長很多。其實任何人都有權利不同意人大的決議,但人大常委是比終審庭更高級的機構,說它的決議是「建在空氣之上」的人,顯然是在胡說八道。

 

  在學術史上,經濟學對美國的法學研究有極深的影響(在其他國家不一定是這樣),美國法庭引用的專家研究中,經濟學文獻數量之多遠超其他學科。為甚麼這樣?嚴格來說,法律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法律是一種保護或達致公義的工具,公義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份是維護社會最大的總體利益,以及使到人民合法權益不被侵害。我們若不忘記法律的初心,便要懂得分析利益應如何分佈,這倒是經濟學的核心學問。假如有些法律阻礙著社會追求最大的總體利益,那麼這些法律應被修訂,而不是要社會利益去遷就一些過時或不妥的條文。

 

  近日讀到一位律師一個不妥的觀點,他認為「一地兩檢」只是帶來一點方便,若把此種「方便」在法庭中作為理據為「一地兩檢」辯護,只會是笑柄。

 

  也許他說的是事實,法律界中某些人不一定認為保障人民的利益有何重要性。但成為笑柄的應是把「一地兩檢」輕描淡寫視為多一點方便的人,他們犯了兩個錯誤:第一,雖然所有的運輸工具都可視為替人民帶來方便,但高鐵每日十餘萬乘客,持續數十年運作,替人民日積月累省去時間,又豈能用「方便」一語便概括到它的巨大效益?我去年八月四日在本欄曾撰文解釋,「一地兩檢」給高鐵可帶來高達四百七十億元的額外效益,這尚未包括因港人可直接進入中國高鐵網絡所帶來的商機。第二,《基本法》118及119條都指明,特區政府有責任製造環境發展經濟,高鐵及「一地兩檢」對港經濟有重大影響,反對「一地兩檢」已有妨礙政府執行其憲制責任的嫌疑了。

 

  多種民意調查都顯示大多數港人認同「一地兩檢」符合港人利益,若不同意「一地兩檢」對己有利的,不去坐高鐵便成了,不用阻礙別人享受高鐵。但高鐵是新科技,撰寫《基本法》的人不可能預知需要「一地兩檢」這一制度。既然如此,《基本法》不會有與「一地兩檢」直接有關的條文。

 

  情況正如在九一一以前,美國不會預知恐襲會影響她的整套海關制度。現在美國並派遣了六百多名海關邊防人員到六個國家執法,搞「一地兩檢」,在有些地方,例如在加拿大境內到美國的火車站、公路關卡、碼頭等,美國的人員還可荷槍實彈(加拿大機場的美方工作人員不能帶槍)。這些國家也沒有預料到要修改法例以容許這些美國警在自己境內執行美國的法律,促使她們願意作此讓步的,應是要對付恐怖份子。

 

  雖然預先不會知有「一地兩檢」此一新情況,我們若非思想閉塞,它的法律基礎其實也不難解決。修改《基本法》是一種方法,但動作未免太大。簡單一點的是目前人大常委作出決定(其實與釋法已相差無幾)去提供基礎。《基本法》第七條說明香港境內的土地及天然資源為國家擁有,但授權予特區政府代為管理。特區的範圍其實時有變化,例如回歸後特區管治範圍多了深圳灣及河套便是。那麼現時應港府要求,取回(或租借)高鐵站地底的幾層樓實施管治權,不但沒違反《基本法》,也不是難以接受的。

 

  這些被取回的部份,法理上已不再屬於特區的一部份,那麼《基本法》18條所提到的不能在港實施附件三以外的全國性法律,便不再是搞「一地兩檢」的障礙了。

 

(Headline Daily 201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