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2018

政府投資科研忌錯配 (雷鼎鳴)


  我們正身處一個高科技井噴式發展的年代,過去我們沒有想像過的高新科技產品不斷滲入我們生活中,而一些未來的發展,如機械人、人工智能等,已向人類拋下戰書,我們若不懂得調整社會的政經結構以適應這些變化,將來會出問題。

 

  香港的科研投資佔GDP的比例一向偏低,在國際中屬於不入流之列。大學的科研雖頗有成績,但能夠轉化成生產力的項目,卻不多見。林鄭政府打算大幅增加對科研的投資,這是不甘於落後的正確思想,但投資在甚麼地方?怎樣投資?在基礎研究、應用研究,與發展三方面各自的比重有多大?都應仔細探討。

 

  政府應有自知之明,花錢搞科技並非她之所長。政府有兩大弱點,第一是她做事講究程序,有板有眼,但容易陷入官僚主義,對市場的變化及科技的發展反應遲鈍,判斷易出錯。第二,政府官員就算英明神武,但它是一個政治實體,其決策太受各種利益及政治集團影響,試想一下,若科研撥款受制於一個酷愛拉布的立法會,其前景已不易使人樂觀。但我們也應注意到,政府有公權力,控制著最多的資源,若其權力使用得當,可以起到正面的效果。

 

  在科技發展上,政府也曾有過不少成功的例子。上世紀四十年代的曼克頓計劃,直接摧生了一九四二年在芝加哥大學成功地釋放原子能,及隨後的原子彈。蘇聯一九五七年成功發射人造衛星,刺激到美國政府進行花費浩大的登月計劃。中國早年發展的原子彈及飛彈,也是政府的行為。

 

  但我們要注意,上述項目與軍事多多少少都拉上關係,當事者不用被政客牽著鼻子走,速度可以快些,資源及人才都能集中起來,這便可能抵銷到軍事運作的一些負面影響,例如軍事任務往往有強制性,決策由上而下,對創意所需的自由思想不利。

 

  政府作出科研投資的決策當然也有很多反面教材。四十多年前,諾貝爾經濟獎得主舒爾茨(Theodore Schultz)便曾慨歎,美國生產效率進步變慢,便是因為政府屢屢干預科研撥款所致。過去一年,美國的科研界與特朗普鬥爭得火熱,原因是特朗普不但要大削科研經費,而且削的方法粗糙,足以趕絕不少科研人士,嚇阻年輕人入行。

 

  觀乎此,政府在科研上撥款,應較集中在時間性要求較低的基礎研究或部份應用研究之上,至於發展產品的部份,政府容易做多錯多,應留給市場及企業家去掌握。喬布斯、馬雲那類掌握市場脈搏及有獨特個性和眼光的人才會成功,他們根本不需要等政府去扶助。當然,香港政府也可做些拆牆鬆綁的工夫,例如促進香港與深圳的人才流動與相互合作。

 

(Headline Daily 2018-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