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0/2018

廣西的經濟發展與南向通道 (雷鼎鳴)


筆者兩周前與一群香港的傳媒老總到廣西考察,順便多了解「一帶一路」未來發展的各種可能性。我因事,只能去兩天,是真正的走馬看花,但現代資訊發達,數據結合所見所聞,或也可形成一種不太離譜的觀察。

 

廣西並不算是一個經濟發達的地區,以人均GDP來計算,在31個省市自治區中它排名26,低於寧夏、青海、新疆等離港較偏遠的地方。究竟它的相對落後,是自然環境所造成(它多山,但有海岸線及深水港)還是發展策略有缺失?

 

增長速度不遜於全國平均

 

說它相對落後,絕非說過去它毫無成績,晚上在南寧市市中心,燈火通明,幾疑是置身上海。我們若看看數據,也可知它進步的速度,並不遜於全國的平均。1978年,廣西的GDP是全國GDP的2.06% , 38 年過去, 到了2016 年, 它的GDP 仍能守住全國GDP2.47%的位置,比重沒有減低,反映出它的增長速度還稍快於全國的平均。這已經是頗為不錯的成績了。

 

但我們若把它與鄰近的廣東比一比,它便立時比了下去。若以經濟的總產量相比,1978年廣東的GDP是廣西的2.45倍,到了2005年,這個比例竟上升到5.66倍,廣西是遠遠地被廣東拋離了。我們或可以替廣西辯解,廣東得開放政策支持,得天獨厚,廣西進步的速度不可能比廣東快。這不無道理,但到了2016年,廣東GDP卻變成只是廣西的4.41倍,兩地差距縮窄了,這反映在2005至2016年間,廣西的平均增長率高於廣東,由此可見,增長速度快於廣東這老大哥,並非可望而不可即之事。

 

廣東與廣西經濟實力差距這麼大,有相當部分的原因是廣東人口多於廣西。我們若以人均GDP作比較,即扣掉了人口的因素,當可發現在1978年,廣東是廣西的1.64倍,到了2016年,則已升至1.95倍,情況與上述基於總體GDP的比較相同。為什麼從1978至2005年,廣東與廣西差距越來越大,但自2005年開始,差距卻有下降趨勢?換言之,在改革開放的頭二十多年,廣西的發展比較平常,但近十多年來,有急起直追之勢,似乎要補回過去失掉的時間。

 

從數據分析上可看到,廣西的發展階段的確可能落後於全國。一個較落後的經濟體,在初階段發展時通常比較倚靠第一產業(農業、礦業等),但經濟若要增長,通常要先發展第二產業(製造業、建造業等),再下一步是擴充第三產業(服務業)。

 

我們可比較一下2016年中國與廣西的經濟結構。全國的第一產業產值只佔GDP8.56% , 但廣西的第一產業卻佔當地的GDP15.27%。至於第二產業,全國是39.88%,廣西是45.17%。第三產業全國是51.56%,廣西是39.56%。這些數字反映廣西的第三產業比重較低,廣西發展水平不及全國的平均。

 

在廣西發展的初期,第一產業比重非常大,甚至到了1997年,三種產業大約都各自佔據GDP的三分一左右。在此種階段,廣西在製造業應仍擁有不少優勢,但我們卻見不到廣西當時的製造業有像廣東般的巨大發展。從另一個側面看,那時的公路建設比較著重把省內各地用公路連接起來,但卻沒有花大氣力把廣西與南中國經濟與航運最發達的珠三角連起來,這顯示出當時廣西並無多少產品要運出省外,更遑論經珠三角運到世界各地。

 

我參觀所及,有見到廣西有一定的製造業基礎,但火紅的程度卻是遠不及我在內地見過的不少地方。我是希望廣西早期發展時,能更加重視工業。

 

現時廣西的新定位似乎有二,第一是面向東盟,第二是發展一條「南向通道」,把資源從中國的西南方,以重慶為起點,送到廣西的三個港口,即北海、欽州與防城港,再轉而出海。

 

廣西的確離東盟較近,越南更是與廣西只隔一邊界,不過,我對依靠東盟的策略成效十分懷疑。一個地區與別的地方貿易,最重要的是有無互補性。中國西南,包括廣西在內,發展階段與東盟諸國大致相同,這樣便形成一個問題,互補性較弱,大家生產的東西成本與性質都較接近,反而容易出現區域競爭。廣西要脫此困局,不但要發展自己有優勢的工業,尚要放眼世界,不是老盯著東盟這一畝三分田。不過,若東盟經濟發展得較快的話,廣西也會大得其利,但互補性不足,仍會限制廣西的發展。

 

廣西可發展成物流中心

 

「南向通道」據說引起了新加坡,甚至是吉爾吉斯斯坦等中亞國家的興趣。若公路與鐵路網絡再進一步發展的話, 「南向通道」的起點不會只在重慶,它會連通中亞國家,對這些國家而言,有了這通道,可把自己封鎖在內陸的貨物運至廣西的港口再而到世界各地,它們自然感興趣。憑著「南向通道」的建設及位處北部灣港口的地理位置,廣西確有可能發展出一個物流中心,有利廣西經濟,但我們要注意兩點:第一,光是港口業或物流業,對GDP的貢獻一般不會太大,不足夠大幅拉動經濟,換言之,有港口是好事,但不能太倚靠它。第二,廣西尚需發展適合自己的產業鏈,它的相對優勢在哪裏,在世界市場中誰是競爭者,都須仔細推敲。港口、鐵路及公路建設能降低運輸成本,但貨物有無競爭力,主要還是看生產的商品是否符合當地的相當優勢,中國過去三十多年的發展經驗恰好證明此點。我在欽州、北海等城市打探過當地的房價,若非豪宅,大約是6千元人民幣一平方米,香港可是要貴上數十倍。這一方面反映到這些美麗的城市有低房價的優勢,亦說明了其經濟基礎尚未牢固,需要發展。

 

上文提過,在廣西建設初期,並無花大氣力修建運輸網絡,把廣西與廣東連接起來,道路容量不足,使到往廣東的道路常塞車,限制了廣西與珠三角及香港的來往。港珠澳大橋快將通車,但廣西人似是未將此事納入思考範圍,這或與過去廣西廣東兩地互動不足有關。但此種失誤,近年已逐步改正,2016年底,廣西已建有超過5200公里的高速公路,五倍於2003年,而且在未來十多年,尚有多項公路建設的鴻圖大計,高鐵往返廣州更是每天數十班,廣西局處一隅的局面,應可大幅改善。

 

順便一提,廣西搞發展時,無可避免地要從農民手中收地,但其方法較為人性化,值得我們學習。在欽州港附近可見,有些美輪美奐的公寓,竟是用作補償農民的住房。規劃的負責人介紹,為了化解農民失去原來家園的鄉愁,在這些公寓大廈的入口附近,會擺設不少農家用具。祠堂也電子化,在電腦上按鍵,可出現不同家庭祖先的神主牌。這倒是很節省土地,就算我有聽錯,這意念或許也適合土地極為昂貴的香港。

 

(TKP 2018-2-10)

2/09/2018

諾獎提名門檻參差 (雷鼎鳴)


  美國十二位議員提名香港三位學生諾貝爾和平獎,顯然是反華政客希望干預香港內政的政治把戲,我們表示不滿可以,但不用太認真吧!

  諾貝爾獎提名與真正取得諾獎,兩者之間有多遠的距離?對於一些有真才實學有偉大貢獻的人而言,提名與獲獎只是一步之遙,例如羅素,第一次被提名便獲獎了;又如愛因斯坦,若沒有人提名他,反倒會變成諾獎的
點了。至於一些毫無建樹之人,被提了名也是白提,提名與得獎之間的鴻溝,更寬於整個宇宙。

  若論公平性或專業性,諾獎倒可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學術或創作,物理、化學、醫學、經濟學、文學便是;第二類是政治性的,和平獎是唯一的一項。前者的得獎者絕大多數都實至名歸,我們一般都會對得獎的理由點頭稱是。但和平獎不同,有時連戰犯也可得此獎,使人不知人間何世,上述的宇宙般大的鴻溝可能不適用。為何會出現此差距?

  我對第一類的提名過程算是較為熟悉。近年我在九月十月左右,都會收到經濟學諾獎委員會的信,邀我作提名人,一個重要的條件必須要保密,但沒有說提名人的身份也要保密。提名人一般也知道諾獎委員會對保密十分重視,若非如此,委員會怎會定下五十年的保密期?

  委員會怎樣選擇提名人?諾貝爾的網站中詳細列出了誰有資格可被邀為提名人,在學術獎項中,大多是相關學科的資深教授或院士之類的。經濟學家大約會有三千人被選中當提名人,能被選中,是否很大的榮譽?我看不能如此說,世上經濟教授也許有十萬八萬,真正有重大貢獻的也就最多幾百人,但提名人多達三千,門檻並不算高。這些收到邀請信的人,不一定都會去提名,因為若提名的話,要頗費時間寫一篇報告解釋為何被你提名的有資格取得諾獎。提名人不能提名自己,介紹別人時要十分專業,因都是寫給專家讀的,亂寫會影響自己的學術聲譽,一定要小心做。

  每屆被提名的經濟學家大約有三百人左右。有時聽到有些局外人在散佈不知他們如何取來本應是絕密的消息,說某某人與諾獎擦身而過,這倒是奇哉怪也。誰人有被提名,媒體無從知曉,就算知道,也只是三百人中之一人,如何是擦身而過?

  我們再看看和平獎,它的提名人資格奇怪得很,除了有學者外,各國議會中的政客及高級官員都可當提名人。這樣問題便來了,政客不是學者,他們找誰,容易是基於政治利益,而不是甚麼客觀的學術成就,每年被他們提名的也有二、三百人。既然目的往往是要玩手段,他們才不會尊重提名所需要的保密要求。但和平獎的委員會不會把關以保證質量嗎?看來他們辦事並不可靠,其他領域的委員會會找專家評估各被提名的人,再分別為他們撰寫報告,以判斷其人的學術成就,但和平獎卻欠缺了這些步驟,只是找人評論一下候選人而已,其程序的嚴謹性十分有限。

  既然提名與委員會的評論都不能保證嚴謹,那麼我們便不用奇怪為甚麼和平獎屢屢被人詬病了。在二○○九年奧巴馬剛當選便已被人提名並獲獎。基辛格與越共將領黎德壽在越戰仍戰火紛飛之時同時獲獎,黎倒是有骨氣,看穿和平獎委員會的偽善,拒絕接納。更使人訝異的是巴游的阿拉法特與以色列的拉賓在九四年雙雙獲獎,二人都有人視他們為恐怖份子或戰犯。當然,有些得獎者也的確對世界和平起過貢獻,但香港搞佔中的幾名學生與推動和平真是風馬牛不相及

 

(Headline Daily 2018-2-9)

2/02/2018

芝大校長硬抗校園亂局 (雷鼎鳴)


  浸大兩位學生被暫時停學,原因當然不只是他們粗口橫飛。我從不忌用草根階層的語言,但卻十分討厭粗口。大學校園中粗口頻繁出現,恐怕是十多年前已經開始。那時我住在科大校園,深夜時份常聽到學生宿舍下面有學生嘻笑,粗口聲傳千呎,但我絕不會建議校方開除他們。我認識一位在港大當保安的,他告訴我,兩年前港大學生包圍校委會會議時,說粗口說得最歡快的便是女生。他們維持秩序時,常遇到的襲擊竟是背後有人暗中「搣」他們。「搣」是一種頗為親密行為,容易使人有無窮的聯想。

 

  市民不能接受,原因是學生跑到語文中心的舉止,是一種帶有攻擊性、冒犯性、脅迫性的行為。世上名校,很少不會設特定的語文要求。以普通話為母語的人數,早已超過英語。精通多一種語言,是增強溝通能力及吸納知識的重要工具,是教育的重要組成部份,何況是這麼常用的語言!浸大設此要求,是擦亮品牌之舉,學生有權利與自由選擇不在浸大就讀,但卻無資格去侵蝕校方制訂課程的權力。

 

  學生意圖控制校園中可教甚麼,可聽甚麼,並不是新鮮之事。五四運動以後的北大是如此,但被蔡元培抗擊了。文革時教授一一被紅衛兵硬拉下馬,那有功夫保護課程?最近幾年,美國不少校園中也鬧出過學生佔領校長室、校園廣場,阻止某些不合學生心意的人演講,又或強逼校方更改課程。此種態勢,也可結穴為所謂的「安全空間」(Safe Space)運動,即學生以為在大學中他們有權利不碰觸到任何他們不喜歡的聲音或事物。面對此種局面,各校迥然不同的反應可以耶魯與芝大作典型。

 

  二○一五年的萬聖節,耶魯有些學生不滿另一些人所穿的奇裝異服,認為這些衣服會有種族歧視的隱喻,告到校方,校方不願干預學生的衣著自由,學生便鬧到校長室處,最後校長答應設立委員會檢討校園是否有歧視少數族裔的地方。本來種族歧視理應譴責,但一過份便很容易變為走火入魔。一個例子是哈佛的舍監本來叫Master,也要為著追求政治正確而改名,因為怕勾起聯想,以為學生是奴隸,但其實Master一字,有多種含義,例如十多歲的少年男孩,不適合叫 Mister 某某,但可呼之作 Master 某某,我中學時洋人老師便有這樣稱呼我們。

 

  名校校長作讓步帶來的後果,絕不局限於本校內。很多學校都要承受學生無理要求更改課程的壓力,有些內容或用字就算常人根本想不到有何敏感之處,也可能被列入清洗之列,情況有如文革時不少用字都是禁忌一般。有些名人應邀到校園演說,時會遇到學生到場喝倒采阻撓。這些人口稱要安全空間,要保護自己不用接觸不喜歡事物的自由,但實際上,正是他們不是別人,在不斷挑起鬥爭,阻礙別人學習的自由。美國校園中妨礙別人自由的活動,十居其九便由這些學生發動,耶魯等大學的縱容,其實對不少校園的亂象要負上部份責任。

 

  芝大校方處事不同,自由是她的核心價值,校方也相信大學生理應有自由接觸及表達各種不同意見,但當然冒犯性的言論不被鼓勵。一年多前,校方連發聲明與在報章撰文,表明堅決反對設立「安全空間」,頂住了學生要校方改變課程的壓力。我兩年多前回母校時曾見過一些學生的抗議活動,包括佔領行政大樓,校方的回應是通知警方把這些犯法學生都拘捕了。校園的騷亂使不少知識界憂心,芝大的做法引起了強烈共鳴,《紐約時報》幾個月前便有著名評論人撰文讚賞芝大的數學家校長為美國最佳校長。

 

(Headline Daily 2018-2-2)